本书是2010年中国杂文年选集，书中收录了阿敏《无“笑话”可看》、长平《李普曼和梁启超的差异》等作品。

通过本书，能够让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激发理性思考，进而提升个人的文学素养、写作水平、审美水准和人生品位，为自己的人生开辟一片广阔的天地。

鲁迅曾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和投枪。”丁玲则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呼吁：“我们的这个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杂文是文学殿堂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它的形式灵活，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具有应用性强的鲜明特点。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思想性强、艺术性佳的杂文，不仅可以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增加知识储备，提高思辨能力，获得艺术熏陶，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和完美，而且还可以掌握和使用这一文体，使之成为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好助手。

本书编者精选了数百篇优秀杂文，包括：《无“笑话”可看》、《我们只是“偶然”的无罪？》等等。

前言

无“笑话”可看

武松维权的“非理性”

想一想我们默认什么

代表委员都应自问是否对得起交通管制

李普曼和梁启超的差异

塞翁失马是祸不是福

一蛋可察世道变

2010年1月进京记事

“德赛二先生”性别考

烈士小词典

不读《贞观政要》

山寨中国

杰斐逊如何面对农民起义？

崇高与滑稽

任委员的提案咋着了？

不胜任的鸡毛掸子

韩寒“改学历”

有所畏惧

我们只是“偶然”的无罪？

“官不聊生”？

孩子，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四百年前的“政务公开”

我想写一部新《地雷战》

嫑说民主逼死雷梦佳

乳房的全盘西化

造假的《苏报》何以成为“进步”的标志？

如何破解“王木匠定律”？

沈从文与老舍的不了情

“诺奖预言”与“才子出家”

有些词是不能说的

吃花酒的闵行长背景是什么？

郭德纲的嚣张不是罪

两种年代用人之别

关上女学生那道门

骗子的被逼无奈

胶水糊桥缝，万事可黏合

忠奸谁人定

什么公务一定妨碍不得

以后还有没有出身贫寒的高官

玉杖上的不噎之鸟

于局长比斯大林勇敢

包办婚姻的优越性

美国穷人到底有多穷

贪官何以得便宜卖乖

今天您施密特了吗

我的拒泡经历

破“身奴”与除“心奴”

余秋雨钟山风景区碑文点评

贪官的“反腐檄文”

推荐几个中国“危险分子”候选人

城市名片与“名人”名片

加拿大的冰壶运动和中国的冰壶秀

钓鱼何须“考”

德国人的“绊脚石心态”

陈玉莲的“杯具”几人能懂？

小吏作恶还是为善的选择

法官冤案被发言人越描越冤

二奶、三奶……无穷奶

也是一场战争

中国人的“遗嘱忌讳”

城管执法局长的冷血与愚顽

知“根”方能治“本”

毕姥爷的儿子找工作

希特勒读书

民间语言

手机在中国的特殊文化意义

西班牙的血染风采

说一丈不如行一尺

十劝你马上把房拆

黑白陈久霖

武则天陵前：“还我头来！”

唐骏与官场的“学历门”

凶悍的水

解事豺

抗日的战壕是谁挖的？

“移民潮”下的中国背景

马诺的啼笑因缘．

且看中石油如何“正确引导舆论”

掏粪女大学生的自白

缺钱的政府才民主

到巴东请裸女拉纤去

一味苦药

“抚哭叛徒的吊客”

圆明园火劫余话

还有多少人该像普京一样下跪

“讲真话”的境界

若非坏习俗，何来新世界

评注南勇打假扫赌豪言

赵本山是一座怎样的山？

代郭德纲拟关于打人事件致社会各界的道歉书

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民谣：有这样的一些干部

人为什么会失去温良？

美国教材中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堵塞的，不止是下水道

我们为什么那么焦虑？

读《告别饥饿》

日本官员的不幸福生活

牛顿生在中国会变成郑民生吗？

中国人能不能住小房？

“徙木立信”立的哪门子“信”？

农夫山泉鸣“冤”

咱们这地方挺安全

跪着的暴动与自焚的暴力

我与杂文：在权利与权力之间

赫鲁晓夫的不幸与戈尔巴乔夫的有幸

别不把农民周正龙当人看

我的高考零分作文：猫鼠杂交的后果

今天为何要重提切·格瓦拉？

2010年2～3月网络经典段子集锦

小不见了

张永福董事长让教育局原形毕露。

敢问自焚者抗的是哪门子法？(外一篇)

我拿什么劝你不去当“海藻”？

她用脚走出了“穷人经济学”

五光十色说民国

“百年不遇”的背后缺的是“百年大计”

奥巴马为什么不大义灭亲？

官场升迁的信任危机

陈光甫不幸言中

关于“靠山”

谎言下的鸦片战争

部分作家确是封闭的

唐僧同志在庆功会上的讲话

特权阶层是怎样搞垮汉朝的

餐桌上的“霸权主义”

不要让中国成为一个相互投毒的国度

起名有感

开除议员生与不聘基辛格

就这样一点点逼你违心

续总理，说尊严

断想数则

超级崇拜政协委员崔永元，来自央视的他，不但勇于自批家丑“春晚植入广告太失败”，痛斥取消代课教师的教育主管领导，要他“也能每天早上4点起来，走走那15公里的山路”，毫不隐讳表达了对其他委员“取消网吧论”的强烈反对，更是一针见血指出：会议给北京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提交与回复提案的态度要对得起这几天的交通管制。

对得起这几天的交通管制，说得多好！希望每个代表都有这份如履薄冰如临大考的歉疚感，每个委员在享受着优先通行的特权时有如芒在背的针砭和焦虑。

“两会”的交通管制给市民出行带来了不便，虽有作家以“低碳两会”的名义建议代表委员乘坐地铁开“两会”，减少排放和扰民，不过多数民众还是能理解这种管制并忍受不便的——代表委员代表公众参政议政，为了国事公益殚精竭虑，享受点特权无可厚非，这是代议制应支付的社会成本。人民慷慨让渡权利和承受不便，可代表委员需要扪心自问，一些马虎、敷衍、雷人、草率、拼凑的提案议案是否对得起这几天的交通管制。

我觉得，起码像“给黄色正名，改扫黄为扫色”、“制定《好心施救者保护法》”、“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取消所有社会网吧”之类幼稚雷人的提案建议是对不起的；像某些代表委员开口闭口“我是来向各位领导学习”、“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指教”、“这个话题很敏感，我不好说”也是对不起的；前天政协委员贾康在小组讨论会上痛批的个别委员把小组讨论当成了聊天会，不专心讨论问题而是喝茶聊天，也是对不起的；还有不把进京议政当正事，而当成政绩宣传、跑部钱进、接近上级、媒体露面、忙点私活的机会，更是对不起。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代表委员的待遇越来越好了，无论是政治待遇还是物质待遇都是如此，政治待遇是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力，有形的物质待遇就更丰富了：有固定的履职补贴，会期安排高档的酒店好吃好住，发放笔记本电脑等等。记者探访代表委员驻地时，发现代表委员的伙食也非常丰盛，营养合理荤素搭配美味可口。此外，会务安排也非常体贴，政协委员张晓梅就在微博中透露，每个委员房间每天都会有包括小黄瓜在内的新鲜水果。

加上代表委员的交通费用和其他会务费用，纳税人每年花在“两会”上的钱财绝不会少。代表委员不能心安理得享受这些福利，而要扪心自问一下，自己交的履职答卷对不对得起这几天的交通管制，对不对得起“笔记本”，对不对得起服务员送到你房间里的“小黄瓜”？

不过，雷人代表委员到底只是少数，多数代表委员还是当得起这份厚待的。比如重庆人大代表韩德云，他五年来坚持在提案中敦促政府实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人大代表王全杰，每年都会提出许多高质量、针砭时弊的议案和建议；政协委员崔永元，他的一句“我厌恶所有的不公”就对得起那些待遇……当然，还有钟南山、葛剑雄、胡小燕等等更多的代表委员。

报业的文人传统根深蒂固。英国早期报纸，如18世纪阿狄生和斯梯尔所办的两份报纸《旁观者报》和《闲话报》，内容基本上都是文人的杂文和随笔。中国报业的文人传统则一直延续至今。

有学者就同为20世纪初中美报业巨擘的梁唐超和李普曼作过比较研究，认为一个是热情的殉道者，一个是冷静的旁观者。李普曼强调，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梁启超则认为，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的章程中，“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梁启超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文人，以道德文章经世济用。而李普曼的形象，过去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和梁启超并没有什么区别。通过这样的比较，人们反倒觉得有些陌生。因为，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近现代历史，中国都没有诞生李普曼所代表的思想——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滥觞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随着美国民主政治构架的成熟，政党报纸宣告破产，一批以为市民阶层提供新闻信息的便士报问世。这些报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黄色新闻”冲击后，很快走上了专业主义的道路。从《纽约先驱报》提出“提供一幅世界正确的图画”、《纽约时报》提出“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到1947年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发表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正式确立了媒体专业化：“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 

新闻专业主义是指新闻媒体超越党派而独立存在，在报道上客观中立，在评论上理性持平，在经营上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新闻专业主义以“公共服务”为信念，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其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

中国现代史上最接近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报刊当数储安平于1946年创办的《观察》。他在发刊词中说：“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并为刊物拟定了四个基本信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这样的立场和信条都很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评论规则。然而，《观察》的作者中，大多数人脑子里并没有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概念，遵守的仍然是“文以载道”的文人传统。而且因为这是一本评论刊物，并没有专业新闻报道的内容，所以并没有带来新闻观念上的变化。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才传入中国。一些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媒体从业人员开始了自觉的职业化追求。但是中国是否有了真正意义上符合专业化规范的职业新闻人，仍然是一个疑问。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看，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信息披露，一是舆论监督。一位美国学者说过，定义新闻比发现新闻还难，因为它不需要定义。谁都知道，新闻就是新消息，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过去发生而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个朴实的定义就决定了新闻的基本功能，那就是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这个需求被越来越重视，直到把它当做言论自由，从而又和获得真理联系起来。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就认为，禁止新闻自由的不幸，“就在于它堵塞了获得真理的道路”。

谁也不能否认新闻人也是文人，新闻文体也是文章，因此新闻人仍然兼具传统文人的“文以载道”精神，新闻媒体仍然兼具道德教化的功能。但是如果认可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那么就必须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正如李普曼一生的主要焦虑是，报刊信息是否造成了一种“模拟环境”，从而影响了公众对其客观真实性的判断，而同为报人的梁启超则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当我们将“文以载道”思想表述为一种文人传统的时候，人们容易认为那只是一种积习。事实上，并不是传统积习导致了李普曼和梁启超的不同，而是政治文化环境。梁启超自己也看得十分明白，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当这三大自由还遥不可及的时候，梁启超如何能够奢谈新闻的零度介入呢？

当下的中国媒体，面临的是一个畸形发达的问题，是前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匮乏与泛滥所造成的混乱。媒体从业人员既要担当传统文人的道义，又要追求现代新闻专业主义，还要适应后现代的信息消费主义。P6-8

这是我编的花城版杂文年选第8本。感觉是质量最高的一本。不知道该喜还是该悲。

应该是既喜且悲吧。可喜是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更强了，心态也更独立更自由了。执笔写这篇导读时，先上网浏览今天的新闻。你看，网易的“话题：国家烟草局：香烟重金属超标报告有失客观[查看原文]热门跟帖(跟帖889条有27533人参与)”，第一个跟帖是，“网易湖北武汉网友ip：59．174*．*2010—10—10 08：10：33发表：桥垮了，专家说和质量没有关系！房价高了，专家说和地价没有关系！泥石流了，专家说和植被没有关系！发育早了，专家说和奶粉没有关系！不良反应，专家说和疫苗没有关系！吃龙虾得病了，专家说和‘洗虾粉’没有关系！专家太太怀孕了，大家都说和专家没有关系……”多么低俗呀多么损哪，但的确幽默，杂文味很浓，最可贵的是不信官话也对专家的忽悠强烈质疑。转念一想，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公信力这么低，并非国家之幸、人民之福，而是现实的可悲呀。之前，重读了网友发来的王小波的小说《2010》，显然是仿奥威尔的《1984》写的预言小说。-看了开头就不寒而栗：去世已13年的他，那时怎么会想到2010年官僚的特权仍然那么特、越来越特，竞致公款消费到得了“数盲症”，对花了多少人民的币没有感觉，反正都是“工作需要”呢？

尽管好文章很多，为了安全生产，定稿时还是抽掉了平常阅读留下来的一些篇什。主要的计有：关于今年的重大事件，上海世博会的两篇。一是杨恒均博士的《世博亲历记：中国人的低素质让世博蒙羞？2010—09—05》(腾讯等网站作者博客专栏上应该还可找到)，太长，主动拿下了；一是贺卫方教授的《新闻自由让上海更美好》，发表在2010年8月16日香港《明报》世纪副刊，很温和很有建设性，作者博客上可找到，自阉了。还有秦晖教授的《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原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9日)，茅于轼前辈的演说整理版《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作者博客)，“坏小子”韩寒对互联网整治“腹诽”的博文《我只是在猜想》，北京邮电大学自杀的博士生吴某的遗书《永别了妈妈》。那遗书太忧郁太激愤，怕可能影响读者的情绪——虽然我相信杂文读者通常神经特别坚强，而且明白杂文是一种针砭时弊的文体，挑的都是一些典型的案例，世界其实并非那么不堪。另有一篇，典型的网络杂文，原载《重庆晚报》2010年3月27日“悦读室”的《网络神兽古鸽迁移记》，“偶”也忍痛割爱了。

还有些篇章，我很欣赏，但是，为了多上一些作者，我还是照往年搞一人选一篇的“一刀切”切掉了。有些作者选数十篇，仍是篇篇精彩，比如刘瑜、吴澧、徐贲，只好请读者去买他们的个人文集。张鸣教授、名博杨恒均、五岳散人、十年砍柴、黎明这些人，不能多选，请多光顾他们的博客，天天会有收获。

这里特别要提到三个杂文作者，一个是汪强，一个是乔志峰，一个是陈仓，今年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都很高。你看看本集中他们三人的作品，汪的《十劝你马上把房拆》刻画的强拆者的强盗嘴脸，乔用反讽笔法写的《推荐几个中国“危险分子”候选人》，陈的《塞翁失马是祸不是福》指千百年相传格言之谬，是不是杂文经典？你不服我服。

本来，我还预选了汪强的另两篇，也由于篇幅原因未能纳入：一篇是《面对灾难，中国人特别坚强吗？》(《中国青年报》2010年4月1日，“起兴”于郑民生杀童案发生后新华社的通稿：“3月24日，福建南平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在上课。目前，学校师生情绪稳定，教学秩序如常。”)，是新闻评论而写得有杂文的思想和文化含量。另一篇是《关于给焦大塞马粪一事的问答》，请与本书中刘擎的《论包办婚姻的优越性》(这是一次实验，看看“理论创新”可以多么离谱，而又可以显得多么振振有词)、刘瑜的《今天您施密特了吗》(如今房地产商卖房子，策略之一是给楼盘起洋名。而现在的学者们也深谙其道。比如，明明是推销专制思想，你绝不能上来就“董仲舒说过”或“张春桥指出”，你得说什么呢？你得说“施密特说过”……其实，在北京从朝阳区到海淀区，是可以不绕道阿尔卑斯山的，坐地铁10号线就行)，三篇结合起来读。所谓“一针见血”所谓“谑而不虐”的好文章，就是这样的吧？

吴兴人的《评注南勇打假扫赌豪言》，言行对比，很能表现贪官们的“中国特色”，他们比激浊扬清为己任的杂文家更义正词严呢。毕星星的《默认》由电脑使用说起，由浅入深说到公权力的公信力，发人深省，就怕人家装睡不肯醒。

雷颐的《有些词是不能说的》，记我国IT业前辈、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之子王辑志，发表博文“不能理解的禁止”。他写道：“我常用北京移动网站来发手机短信．这样比在手机上输入短信内容方便些。现在我在南宁，住在我姐夫家，在民主路。明天我要去老家博白参加他们举办的客家文化节，他们来车接我。刚才我用上述网站发短信，告诉他来南宁民主路来接我。但是短信发送失败，理由是：您的短信内容里含有不许发送的内容。我把‘民主路’三个字去掉之后，短信就发送成功了。”“民主”现在也许不是“敏感词”了，不过别的莫名其妙的“敏感词”不少也是事实。不是词敏感，而是有权让它们敏感的人敏感。这无论如何不是盛世气象。

怎么办？笑蜀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写杂文当然是一种关注方式，虽然不如新闻跟帖和发微博来得快；“围观”即便一时改变不了中国的体制，也许可以改变某个具体人的命运，比如因写报道被警察逮去的仇子明、谢朝平，终于因众人“围观”而获释，让我们也相信“笔杆子”的力量吧。黎明在《吃花酒的闵行长背景是什么？》一文写道：“找什么背景？不择手段追求升官发财的你以及你的各类‘花酒’，也是贪官和坏制度的背景。”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的一部分，也不能推卸自己改造社会的责任。

最后推荐杨恒均《我与杂文：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一段话，让我们杂文作者共勉：

把杂文与博文当成刺向黑暗的标枪的同时，竭尽可能避免伤害任何无辜与弱小。时刻提醒自己：“无权者的权力”毕竟也是权力，只要是权力就应该受到限制，除了法律的限制，还有价值观、社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约束，都是我时刻记在心中的。即便在我被激怒，在我“出离愤怒”的时候，也常常先找到爱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盯住仇恨的对象。爱与恨当然是交织在一起的，然而，你的心在哪一边，却能够决定你文字的重量。

2010年10月10日 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