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编著的这本《导师、缪斯和恶魔：30位作家谈影响他们一生的人》是难得的珍宝，其整体价值远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我们还能在哪读到这些对于缪斯的冥想？就在这本书内，我们这个时代的三十位顶级大师以其深邃的眼光剖析自己的写作生涯，读来回味无穷。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迈克尔·坎宁安、朱莉娅·格拉斯、简·斯迈利、玛丽·戈登、丹尼斯·约翰逊、丽莉·塔克、埃德蒙·怀特、约翰·凯西、阿妮塔-施里夫……三十位当代美国文坛名家，在《导师、缪斯和恶魔：30位作家谈影响他们一生的人》一书中，讲述引领自己走上创作之路的人和事。

《导师、缪斯和恶魔：30位作家谈影响他们一生的人》由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编著。

引言

第一部分：我们遇到的人

 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为什么不说说发生了什么？”：追忆哈德威克小姐

 罗伯持·博耶斯：想象影响

 杰伊·坎托：父亲和导师

 约翰·凯西：总论导师，特别是彼得·泰勒

 莫德·凯西：书中的生活

 亚历山大·奇：安妮·迪拉德和写作生涯

 乔纳森·萨福兰·福尔：雪景球

 朱莉娅·格拉斯：朱莉遇见德比的时候……

 玛丽·戈登：老虎和鹈鹕，两个导师：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贾尼斯·撒迪厄斯

　阿农·格伦伯格：时刻

　马戈特·利夫西：只要填满了枕头

　西格里德·努涅斯：桑塔格的规则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导师／恶魔不在场的时候：作家影响散记

　卡罗琳·西伊：学者和色情小说家

　吉姆·谢泼德：“可在这点上我真正喜欢的就是你发明的这个令人惊奇的游戏”：约翰·霍克斯赏析

　谢里尔·斯特雷耶德：芒罗国

　伊夫琳·托因顿：母亲国

　丽莉·塔克：诱惑者

　埃德蒙·不特：哈罗德·布洛基

第二部分：我们读的书籍

 迈克尔·坎宁安：同伴

 萨曼莎·亨特：五百万头牛

 丹尼斯·约翰逊：关于瞎有的城市》

 ZZ·帕克：马德霍普和马弗里克一家

 阿妮塔·施里夫：得到它。沉浸其中。敬畏。学习。读麦克德莫特女士的书。欣赏书的开头。还在欣赏书的开头。抓住它。

 马莎·索斯盖特：纸质导师

第三部分：我们生活的时代

 克里斯托弗·卡斯特拉尼：在布雷德洛夫成长

 尼尔·戈登：请别写作

 迪诺·门杰斯图：编故事

 卡里尔·菲力普斯：成长的痛苦

 简·斯迈利：爱荷华城，1974

致谢

作者简介

对名著怀有一种夸张的崇敬之情，这可能吗？有好多年之久，我都认为，想写的作品如果比不上《魂断威尼斯》或《到灯塔去》，这样的作家，就不是我想当的作家。结果，从纽约的王后大学毕业后，我什么小说也没写。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尝试着写了诗歌、戏剧和短篇小说，发现我那时的天赋主要在易如反掌的对称方面，还可以把通常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进行老套乏味的转换。1963年秋天，我读了研究生。我给《国家》杂志投了几首诗，然后接到了丹尼斯·莱弗托夫的来信，信中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我已经触及的“创作”。“显然，你很有希望，”她这么写道，“但我建议你试试写点别的东西。”当然，一个年仅二十一岁但希望更大的男孩感动之下很可能会给莱弗托夫女士寄去一张字条，告诉她见鬼去吧，然后回头继续干活。然而，接下来，我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能很快写出可以和《星期天早上》媲美的作品来，或是把我正在写的近作写成索尔·贝娄的《只争朝夕》那样的作品，我倒是满心希望自己是这部作品的作者。

和写作有关的事，哪怕只是沾点边，都从来没有让我受过罪。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在《异议》和《党人评论》这些杂志上发表书评和文章。1965年，我成了《大杂烩》新季刊的编辑。在这份杂志中，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刊发我喜欢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一直不情愿去写我已成竹在胸的故事。很快，我便装作可以把所有想说的话都通过写文学评论和评论性著作说出来。毫无疑问，这个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而我对这原因也不甚了了。我的这种不情愿与所谓“靠岸航行”没有任何关系。我发现自己经常因为发表的文章而卷入争论当中。对那些我大多数朋友和学界同事都完全赞同的文化的方方面面，我却特别乐于牢骚满腹。当然，如果我在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继续写小说的话，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可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怀疑，我对辩论和论战的喜爱会影响到作品，使作品在教育方面郑重其事，过分武断，这是很致命的。

无论如何，好几年之久，我不再写小说，甚至想都没想过。1990年，年近五十的我携妻子佩格和小儿子一起到佛罗伦萨去度学术假。佩格一直在读意大利作家纳塔利亚·金兹伯格的作品，给她写信，不断赞美她的长处。到10月份，金兹伯格邀请佩格去罗马做客。把你的家人带来，金兹伯格建议。可我的意大利语很差，而曾在伦敦住过一段时间的金兹伯格也认为，她的英语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别碍手碍脚，于是整个漫长的下午都陪着儿子在纳沃纳广场附近闷热的罗马街道上玩，冲进旁边有空调的麦当劳餐厅吃点心和冷饮，和年幼的加布里埃尔一起猜测，他妈妈在街角会受到她的偶像怎样的接待。我的背包里放了本金兹伯格的书：《家庭言论》。九岁的加布里埃尔想听时，我就大声读给他听。我们都认为，“妈妈”和那位七十四岁的作家在一起一定过得很愉快。

到11月，我已经读了四本金兹伯格的书，包括她写二战的小说《我们所有的昨天》和一本更近期出版的书信体小说《城市和房子》。很快，我们又回到罗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下午。金兹伯格为佩格做了午餐，还坐下来接受了两个小时的录音采访，计划刊登在《大杂烩》专门给金兹伯格出的一期专刊上。我再次陪我们的儿子在室外玩耍，尽量不去妒忌佩格和我从未谋面的人待在一起的那几个小时。佩格并不特别神魂颠倒，可这位作家这么显赫，且有感染力，我自己倒是感到相当满意。

我从未见过金兹伯格——我们造访罗马后，又过了几个月，她便去世了——她的作品有被翻译过来的，我则成了她的作品的粉丝，然后在文学课上教授她的作品。终于，很多年以后，我给《哈泼斯》杂志写了篇关于她的文章。但佩格陷得更深。20世纪90年代末，她开始用想象的金兹伯格的声音创作诗歌，讲述了她在纳粹时期在意大利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常常虚构金兹伯格晚年的经历。从她的嗜好看来，还挺像那么回事。诗歌结集出版，名字叫《硬面包》，200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佩格之所以被金兹伯格吸引，是因为她的作品既有痛苦的成分，又有甜蜜的成分，而那是不大可能做到的。金兹伯格还有完全不顾时尚和礼仪的写作能力，这也是原因之一。虽然金兹伯格有很多忠诚的朋友，但当她认为这些朋友违背了他们的天赋或者没有尽到责任时，她就会不假思索地发表文章，说出令人震惊的话来。尽管她认为女性应该有权决定要不要流产，有权决定其他事情，但她还是强烈反对那些表面有见识的女性把她们的生育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认为流产本身并不是坟墓，甚至算不上是可怕的选择。她觉得，很多知识分子对那些本来似乎就是麻烦事的事不太严肃。她虽然对女权运动的目标表示赞同，但也经常批评女权运动在精神和知识层面的不足。

金兹伯格精神独立，说话没有一点装模作样的口吻，这当然也把我给吸引住了。过了好几年，我才发现金兹伯格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耽搁已久的小说创作。她的句子铿锵有力、直截了当，且坚决果断，令人羡慕。即使是在承认自己困惑不解，或是力不从心的时候，她也态度明确。她不必刻意去找她写的那些缺陷，因为她已经了然于心，不会漏掉任何欠缺、邪恶和愚蠢的部分。读她的作品，你不会觉得她是蓄意挑刺，或是揭露这些东西是不受欢迎的。她既慷慨大方，又尖酸刻薄，程度是对等的。写作显然不是为了贬低别人，或者证明自己比她不喜欢的那些观点更高明。如果看到有明显的矛盾，她欣然接受这些矛盾，她也愿意让一个喜爱的人物沉思冥想：“这是白痴的想法，但他自己也可能碰巧有那种白痴的想法。”

我寻思着是不是有可能把自己变成纳塔利亚·金兹伯格可能崇拜的那种作家？也许，那正是我自己有的白痴想法之一，而且不是偶然才有，而是经常有，根本就没想过这些想法其实一点也不白痴。事实上，金兹伯格喜欢的很多东西都是会让我完全目瞪口呆的，其他的东西则令她厌烦不已——像音乐和绘画——而这些却是我的所爱；显然，我也不能理性地改变我的喜好或是热情以满足她或是取悦她——即使她在身边鼓励我，或是取笑我初出茅庐的尝试，我也不能那么做。

P14-18

也谈导师

何谓导师？导师就是学业、事业上的指导者。用本书编者伊丽莎白·本尼迪克特的话说，导师是“我们的典范，我们自己心底的名流，我们要努力赶上的人，会让我们爱上他们的人，有时候，还是我们悄悄追随的人”。导师对一个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女作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去世后，因为要为《田楼》杂志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本书编者本尼迪克特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在巴纳德学院上哈德威克的高年级指导课时哈德威克对她的影响。影响是巨大的，回忆也是甜蜜的。受此启发，她觉得应该有一本作家们写他们的导师，也就是对他们走上创作道路有影响的人的书。她马上到亚马逊网站去搜索，结果没有找到此类书籍。这就是作者发起征稿并编辑本书的缘起。

作家们对此倡议反响空前，可见他们对导师所起作用的重视。从本书的三十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作家写的导师都是具体的人，而且几乎都是作家。还有部分作家写到的是书或是场所。这些“导师”，不论是具体的人，还是书籍或者场所，都在作家们走上创作道路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家们谈起自己的导师，无不带着感激和尊重之情。即使是负面的影响，也是一种促进。多年以后，这种影响也就更加珍贵了。

有的作家，如果没有这些导师的指点或是影响，他们就不会成为作家。本尼迪克特本人就是这样。当有人鼓励她当作家时，她自己也无法确定，于是，便去征求哈德威克的意见。哈德威克明确跟她说：“我认为你可以当作家。”但从她的经验，她也提醒本尼迪克特，当作家并不轻松。“但你得做出决定，你是否想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本尼迪克特由此坚定了当作家的决心。而在本尼迪克特后来的创作中，哈德威克的话同样激励着她继续写下去。看了本尼迪克特的故事以后，哈德威克给她写信说：“另一方面，这些故事读起来不让人感到别扭，不像业余作者写的。我觉得你很快就能写得更好，突然间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祝你好运。你有理由继续努力写小说。我敢肯定，我说过的，你已经上路了。”

有的作家，因为导师的指点或影响，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计划，转而当了作家。约翰·凯西原来学的是法律。上过作家彼得·泰勒的写作课以后，泰勒明白无误地对他说：“别当律师了，你是个作家。”杰伊·坎托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与凯西类似。坎托的父亲是个医生，家里有意把坎托也培养成医生。到了哈佛大学，他学的还是医学课程。但是，听了马拉默德的课，坎托改弦易辙，当了作家。卡里尔 ·菲力普斯在大学时学的是心理学。当导师知道他学心理学是因为想了解人时，他说：“威廉·詹姆斯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心理学教授，但真正了解人的却是他的弟弟亨利。”导师于是帮他的学生做出决定：“如果你想了解人，那就学英国文学，不要学心理学。”这个决定使菲力普斯成了作家。坚定谢里尔·斯特雷耶德当作家的信念的，是作家艾丽斯·芒罗的一封回信。信里不但对她寄给她的短篇小说给予肯定，而且鼓励她：“你一定要坚持写作……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写的还不如你好呢。”

家人或者亲友的影响，也是一些作家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这些家人或者亲友，也就成了他们的导师。莫德·凯西的父母都是作家，她从小便受到文学的熏陶。小时候父母给她读的故事，父母亲读过后传给她的书，还有父母亲写作的方式，全都对她产生了影响。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从小受到的影响来自她的奶奶。她说：“如果有个‘导师’引导我走向创作生活——或者至少鼓励过我——他不会是我的老师，虽然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也不是我后来的大学同僚，而是我的奶奶布兰其·伍德赛德。”圣诞节和生日的时候，她奶奶会送书给她当礼物。每年都送。而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奶奶竟然送给她一台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当生日礼物。这在当时是件昂贵且稀罕的东西。可以说，欧茨能够成为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和她奶奶的这些礼物是分不开的。

伊夫琳·托因顿的影响来自她的母亲。在作家中，她的生活可谓不幸。父亲和母亲离了婚，继母对她和姐姐很不好。但每月两次去母亲那待的两天，是她接受母亲文学启蒙教育的日子。母亲喜欢的关于英国皇室浪漫生活的书籍和故事，是她最早的文学启蒙。母亲还对她提起过，如果她不喜欢不自由的上班生活，她可以当个作家。母亲自己也想过当作家，这一抱负终于在女儿身上得到了实现。马戈特·利夫西则从小受到他父母亲的好朋友罗杰的影响。罗杰虽然不是作家，但是对文学有着非凡的鉴赏力。他能很准确地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必须知道某个作家。在罗杰的影响下，利夫西十几岁时就读了约翰·邓恩和艾略特的作品。邓恩那机智又别出心裁的比喻以及艾略特用以描述他那片废墟的碎片，给利夫西的创作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很多作家的导师本人就是作家。这些导师，有的在精神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有的则在创作方法上给了他们很大的启迪。谢里尔· 斯特雷耶德的偶像是艾丽斯·芒罗。她觉得，芒罗笔下的世界就是她所熟悉的世界。芒罗所描述的生活就是她所过的生活。连年轻时的丧母之痛，都跟芒罗有共同之处。于是，芒罗成了她的偶像，成了她学习的榜样。她尝试着模仿芒罗去写作，在心里默默地喜欢她，崇拜她，甚至不惜长途跋涉去参加芒罗的作品朗诵活动。但最终站在芒罗面前时，她却决定不告诉芒罗任何事情，而是选择了默默地离开。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谢里尔成长的过程。从此，她从芒罗国里走了出来，走进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国度。

安妮·迪拉德鼓励自己的学生必须要树立自信心。“你们的书将会在书店上柜。到那个地方去……直接走过去，找到你在书架上的位置。把手指放在那，每次都去。”她教给学生的写作理念和写作方法也非常独特。她告诉学生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要担心自己别出心裁,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去写作，不要模仿别人。即使是别人写过的东西，也是可以写的，因为写的人是你，你写的就有你自己的独到之处。她认为，人光有天分是不够的。天分只是天分，更关键的是要不停地写。只要坚持下去，就有成功的希望。她还教给学生很具体的写作方法，从遣词造句到篇章结构的安排。这些方法，给学生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后现代派作家约翰·霍克斯教导学生要充分展示自我，要凭直觉去感知事物，要珍视离奇古怪之事。戈登·利什也告诉学生，要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声音。写作时，不要写琐碎的或是不重要的句子。要学会怎么开句，把自己当作制造语言的机器，写出迷人的句子来。他还告诉学生，写作就是一种避难所。这些理念既督促了学生，也启发了学生。著名作家马拉默德也是个很会督促和鼓励人的导师。他曾经对作家杰伊说过：“你知道吧，不出第二本小说，你就算不上真正的作家。”杰伊觉得，等到他出了第二本小说，也许马拉默德又会说：“你知道吧……第三本书……真正的作家。”

编辑是作家的合作者，有的编辑成了作家的良师益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作家的导师。朱莉娅·格拉斯写的就是她的编辑德比。朱莉娅讲的是自己锲而不舍而终获成功的故事。多年来，她坚持不懈地写短篇小说，投稿给《纽约客》，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可这种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成失望。虽然《纽约客》的编辑一直写信鼓励她，但事实就是作品没有被接受。然而，朱莉娅没有放弃，终于让自己的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上。从写短篇到写中篇，再到写长篇，朱莉娅经历了一个作家从无到有的成长过程。在编辑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的过程中，朱莉娅正好怀孕待产，接着便是生孩子。书的出版进程受到影响，但德比一点都没有责怪朱莉娅，反而让她尽情享受当母亲的快乐，并和她交流当母亲的经验。更令人敬佩的是，第一部小说还没发表，朱莉娅的癌症复发，这让她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同时也担心她的病会影响到小说的出版。这时候，是德比给了她安慰，给了她鼓励，给了她希望。可以说，德比不但扮演了一个认真负责的编辑的角色，而且扮演了朱莉娅生活中的益友角色。朱莉娅和德比不但是工作上的合作者，而且是生活中的好朋友。可见，这样的编辑对作者是多么重要，而这个作者碰到这样的编辑又是多么的幸运。

苏珊·桑塔格是个很有个性的名作家。在西格里德·努涅斯的笔下，这个身为女性却不甘示弱、强悍得极其缺乏女人味的作家的独特个性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聚会老迟到，却从来不为此感到抱歉。轮到她不得不要等别人时，她却牢骚满腹。和很多作家不一样，她喜欢城市生活，对很多作家喜欢暂避乡间以获得宁静的写作和思考环境感到困惑不解。至于她，只要一个人待在旅馆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在美国，很多作家都到高校去教创作课。桑塔格特别不赞成作家这么做。她认为，当老师会毁了一个作家。因为教书和写作是相互冲突的。对那些一边抱怨没时间创作，一边却对大学终身教职特别在乎的作家，她表现得相当不屑。对她自己来说，这种活，能推就推。她把写作视为生命，为了写作，可以放弃很多东西。她说：“你写作不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很好。你写作不是为了自己快乐(不像读书)，或者为了宣泄情绪，或者表达自己，或者为了取悦某些读者。你是为文学而写作。”然而，这么一个貌似强悍的作家晚年时也同样表现出她脆弱的一面。她经常情绪低落，总是抱怨太孤单，感到自己被拒绝了，被抛弃了。有时她还会哭泣。强悍的桑塔格最终在人们面前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通过这些描写，一个个性独特、追求自身自由、致力写作的桑塔格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疑，这一切，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而这一切对西格里德·努涅斯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无独有偶，我碰巧也是个作者。当译林出版社的朋友问及我是否有兴趣翻译这本书时，我一了解了书的内容，马上就答应了。当我看过本书的前言，知道了编者编辑本书的缘起，我更是为自己能够成为这本书的译者感到高兴。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对于导师，我和这些作家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我想起了对我开始写作有影响的人和事。十年前，也就是2000年，我作为哈佛燕京项目的访问学者，到哈佛大学访学一年半。那年10月，著名美国作家汤亭亭到哈佛大学开讲座，讲座的题目是“做个诗人”。她在讲座中颇为有趣地讲了几个写诗的步骤。汤亭亭的讲座让痴迷文学的我跃跃欲试。从那时起，我尝试着写英文诗歌。也是在那一年，哈佛大学文学期刊《达德利评论》面向全校征稿，体裁不限。我写了首英文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稿。不久以后，我接到用稿通知。这首诗歌的发表让我的写作信心倍增。从英文诗到中文诗，从中文诗到散文，再从散文到小说。由此，我从一个读者变成一个作者。如果像本书所写的，导师不但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场所的话，我要说，引导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导师”就是汤亭亭和哈佛大学。这两个“导师”对我创作的影响，亦是我此生最大的财富。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我这个作者学习的过程。书中的导师对年轻作家们的激励，同时也激励着我。他们的创作理念和写作方法，也有值得我借鉴的地方。桑塔格视写作为生命的信念，同时也感染了我。而朱莉娅在逆境中坚持创作、终获成功的故事，对我无疑起到了励志作用。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也成了我的“导师”。

2010年8月22日于福州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活中，文学似乎是一种宗教信仰，而她自己是这种信仰的一个牧师。

——西格里德·努涅斯

是的，什么都被写过了，而且，你想写的东西，在你还没写以前，是不可能写的。否则，它就已经存在了。是你写了它，才使它成为可能。

——安妮·迪拉德

你必须把它(写作)视为生活方式。决不能把它视为职业。

——贾维尔·玛利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