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船上的帆布躺椅上躺了许久，这把椅子陪伴着我几乎游遍了地球上一半的广袤水域。我试图让自己的思绪再次回到那幽暗寂静的夜上海。记得那晚，我是从上海剧院乘车来到运河边的。就是这条运河，将载着我们前往真正的中国——中国人自己的中国，而绝非已半欧化的上海。万籁俱寂的深夜，耳边只听得到马车碾轧地面时吱吱嘎嘎的车轮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醉人的中国花香。皎洁的月光将路面涂成了银白色，与紫藤青黑色的身影交织相映，织就了一幅绝美的锦缎。
几周的艰辛之旅终于结束了。整个炎炎夏季，我们都在咬牙坚持演出，现在我们可要稍微放松和休整一下了。这是一次非常值得期待的休假，其实忙里偷闲的日子向来都是那么甜蜜惬意。我现在回想起来，心情就如同即将要踏入异乡的瑞士人回头张望故乡那高高耸立的雪山一样。我们无法忘记这段辛苦劳作的岁月，当然我们也能回忆起忙碌的生活中那些自由自在的可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的闲暇时光，尽管有时它们想从我们身边偷偷溜走，可还是会被我们紧紧地捉住不放。
中国的版图上纵横交错着许多条运河，就像橡树叶子上布满了的脉络。每一个古老原始的民族都有自己偏好的旅行方式，中国的旅行家则喜欢乘坐船屋、帆船或者舢板。欧洲人要想深入中国腹地，照理就应采用中国人自己的旅行方式为好——实际上走水路也是唯一可行的深入中国内地的交通方式。
有一天，我们同一个活泼的小伙子一起用晚餐，他就居住在上海。席间我丈夫提起了我有喜欢游历古怪地方的癖好，还跟他说起我是怎样只身一人去了香港(在我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女性曾到过那里)，如何在午夜潜入印度加尔各达以及其他诸多荒唐事。当年我曾由于这样的冒失妄为而受过狠狠的指责，但也留下了甜美的回忆和无穷的乐趣。
布朗先生问我：“你是否愿意乘坐船屋经运河进入到欧洲人几乎从未深入过的真正的中国呢？”
听到这个建议，我兴奋地跳了起来。然而，有两大困难摆在我们的旅途前面。第一个困难是，一周之内我们要连续演出六晚。第二个是船屋太小了，只有一个船舱。我身为女性自然可以撒手不管，他们几个男子汉则克服了这些困难。我的丈夫也答应给我们放个短假。布朗先生建议他们俩睡在甲板上，如果天气实在太冷的话，可以把一张幕布铺在小小的船舱里。马上就要动身了，我也越来越期待。
大约凌晨一点，我们到达了小船停靠的地方。这是一条很有趣的小船，就像是用一个巨大的板栗雕刻而成的。月光皎洁，那些躺在甲板上衣衫褴褛的苦力水手们的面容清晰可见。他们就是我们的船夫。船上只有两个佣人——厨师和布朗先生的“男仆”。布朗先生的“男仆”一人身兼杂役和总管二职。他们都候在一旁，等着我们差遣。他们赤裸的双脚隐没在河岸边凌乱的杂草丛中，漂亮的长辫子用红线绳系着，穿着刚刚洗过的蓝色长袍(全世界的人都觉得那像长围裙一样)。
再一次有人问我会不会害怕，是不是真的想去。接着我们的马车就原路返回了，我们也都上了船。
船夫收起了锚，撑起长长的竹竿，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月色中的黑暗旅程。晚饭之前我们在甲板上站了一会儿，独自沉浸在黑夜之中，与中国相伴。我倚着栏杆，想到自己是在中国唯一的欧洲女性，那些在香港和上海的都不算，不，在厦门的那些也不算。而我正一步步走进这个神秘的国度。
布朗先生邀我到下面去。多热情的主人啊，可是船舱却小得可怜。舱内有一张比我现在的书桌稍小一点的桌子，四周放着几把椅子，一端有一张窄床。这就是全部的摆设。不，并非全部：窗边还悬挂着红色的窗帘，椅子上还铺着垫子，我那张床上还有绸缎面的鸭绒被。噢，还有一瓶鲜花！这时，阿龙端来了晚餐。
我们吃了一小块馅儿饼，味道一点儿也不比朗廷酒店做的差。还吃了一个煎蛋卷，这个好手艺的厨师居然在里面搅拌进了一些鹅肝酱。另外还吃了些鲲鱼三明治和沙拉。男士们喜欢小口地品尝兑了水的威士忌，我则喝了些香槟。我们聊了些轻松的话题，但只聊了一小会儿就觉得浑身疲倦。我到甲板上看了一眼那月色中的河岸和那些样子怪异的船夫，就向他们道了声“晚安”下去了。阿龙已经把剩下的晚餐端了出去，并且把那一小块红色的幕布放了下来。显然，他已经仔细地搜索过我的包了，从里面拿出了我的睡衣。我换上睡衣，把灯熄灭后，爬上了我宝座一样的小床。没错，那一刻我就像一个女王一样开心得意。
我发现当地人对那些面无惧色地走到他们跟前的人都很热情。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到我们身上，那些船夫的举动就难以预测了。夜一片寂静，月光照亮了四周，听不到一丝树叶的摇曳声。然而有两种声音却在不时地打破这种寂静。这就是当我们路过一个寺庙时，传出来重复而单调的鼓声以及僧侣们粗糙洪亮却极不协调的祷告声。接着我们迎面遇上了另外一艘船，我们的船夫用汉语大声叫嚷着：“让路，让路，我们船上有尊贵的外国人。”我掖了掖身上鸭绒被的被角，让全身更舒适一些，又躺了下去，并陶醉在“尊贵的外国人”这一足以令人沾沾自喜的称呼中。这时，一丝甜甜柔柔的烟草味儿从甲板那边飘了过来，这种感觉就像听到了丈夫和布朗先生最后道的那声“晚安”。我安心地入梦，醒来后发觉那淡淡的香味儿已经渐渐漫过我的脸庞。我才知道这是野白玫的花香，是中国给远道而来的我的一份见．面礼。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阿龙早已把我睡的船舱弄得很亮了，东方人也许很难理解欧洲人心中私人卧室的不容侵犯性。
“睡得好吗？”他用非常蹩脚的英语问道。“您是愿意我把茶水端到甲板上来呢，还是更愿意坐在床上喝？他们都到甲板上洗漱去了。”
我坐在床上喝了茶，然后把他哄了出去。黄色的茉莉花把船舱点缀得格外温馨，这是一个船夫游到岸上采来的。我穿好衣服，却发现靴子不见了。最后我还是在船上的厨房里阿龙那儿找到了，可阿龙死活不让我拿走自己穿。我不得不回到船舱让他帮我穿上，扣好纽扣。他还想帮我梳头，但被我推辞了。
一整天，我们走马观花似的见识了中国人生活中的种种细节。有一个地方大叶的烟草几乎长到了河岸边。种植烟草的苦力好不容易有空喘口气坐下来歇歇，正抬头望着我们。看到烟草并不是由美国黑鬼照看着，我很是吃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把我们赶到了船舱里，那些苦力们也都急忙披上了古怪的雨衣。这种雨衣是由又长又粗的杂草编织而成的，但是却能确保衣服不被淋湿，而且这些雨衣穿着还很轻便。眼前这副情景使我不由得想起一首童谣来：“乞丐来到了我们镇上……”
……
P1-4
色俩目
(代后记)
是时候跟东方以及我所留在那儿的一切说再见了，但我却无法割舍，只能说句：“色俩目，珍重，平安。”
很多时候，期盼越迫切就越感到无力。但我仍然心怀期盼，盼望着有一天还能重返东方。同时我也希望自己对东方的描述能够更恰当、更充分——这是我最迫切的渴望。
还有那么多令我心驰神往的事，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在文中提及了。
该动身了，我们依依不舍地和朋友们道别。就在火车即将开动之时，暴雨倾盆而下。风在呜咽，车窗的玻璃也颤抖着、战栗着，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我在心里对着我们的营地默念：“色俩目，珍重，平安。”那里曾经是我们深爱的家，是我们将要告别朋友们的最后一站。
人之所望，天必与之。而如果真的没有期望，反而会得到更多。离开东方的这天终于到了。我心里的难过无比真切。无论我将要返回的家乡和未来将要给予我些什么，毫无疑问的是我的许多神圣而珍贵的东西已经留在了东方。东方，埋葬了我的进取心，却给了我更多的关切和抚慰。
我们对英格兰充满了渴望和思念，但是离开东方的步伐却无比沉重和艰难。
到达利物浦时，同样是大雨如注，但完全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到家了——终天到家了！我们欣喜而感慨地彼此注视。终于，我们手牵手走出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东方，又一起手牵手回到了演员们的圣地——伦敦。
我浏览着自己写下的这份文稿，怀疑自己是否写得过于感性和自我。但这是我唯一能够运用自如的写作方式。
我有一种天赋。也许这么说有些不谦虚，但我相信会得到原谅的，因为我得坦白地承认这确实是我唯一的天赋。这得益于我父亲的遗传，这一天赋在他身上体现得格外鲜明。它有时会给你带来悲伤，但同时我也敢肯定再没有哪一种天赋能够像它一样会给你带来无尽的快乐。这就是爱的天赋。我有一个近乎偏执的观点：如果一位女性只能有一种天赋，那毫无疑问就应该是爱。我曾那么深沉地热爱着东方。我发誓，如果自己不能如实地记录亲眼所见的东方，不能记录下在那里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么我一定会选择保持沉默。于是我决定一吐为快，写下了这本小书。还有一句话我希望自己已经成功地表达了出来，那就是：“到东方去——到东方去！”
这本小书中如果有任何瑕疵，那么将由我全权负责，与我所描述的主题没有任何关联。
虽然我已远离东方，但是我的心却依然和它靠得很近。我要给仰光和卡苏里送去问候——一个来自遥远的英伦大地的带有紫罗兰气息的问候。
初识东方(代前言)
第一章 船屋之旅——穿越野白玫之家
第二章 上海的一家大烟馆
第三章 香港记忆
第四章 广州一瞥
第五章 中国的监狱
第六章 中国的新年
第七章 东方的葬礼 中国的棺材
第八章 东方的婚礼 中国婚礼
第九章 中国的鞋子
第十章 日式格调
第十一章 我认识的四位东京女性秋藤夫人
第十二章 我认识的四位东京女性 小山伯爵夫人和瓜生夫人
第十三章 我认识的四位东京女性三宫女士
第十四章 汤姆·斯特里特
第十五章 东方的葬礼 日本的葬礼
第十六章 东方的婚礼 日本的婚礼
第十七章 竹
色俩目(代后记)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许多西方男性作家仍然或陶醉于自己的“盲目自大”或恐惧于所谓的“黄祸”而固执地投身于对中国人的人性和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之中，试图以一种外科医生的冷静“通过图表和一页一页的数据”寻找出“中国到底哪里出了错”时，一些“来自西方的聪慧的女儿们”则开始为人们提供另外一种不同的视角。她们表达了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深切同情，批判了她们同时代的男性对待这个国家的傲慢和屈尊的态度，对她们的政府“以进步的名义所进行的伟大事业”提出了质疑，针对白人对中国的干涉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并且描述了一个不同的中国。就像学者罗伯特·瑞格尔(Robert Riggle)所说的一样：“如果说西方男性把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投射到中国这个大屏幕上并让这一切突显出来，而我们的姐妹们则选择认同于中国，在中国这个背景下认识她们自己，并自觉去感悟它，努力从它那里学习，而不是擅自去揣测它。”
路易丝·乔丹·米恩(Louise Jordan Miln，1864～1933)正是这样的一位先行者。她1864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孩提时代曾拜访过居住在旧金山的亲戚，有机会接触到那里的唐人街。19世纪末，她以演员的身份和同为演员的丈夫乔治·克赖顿(George Crichton)一起来到中国。在中国，她曾出入过显赫之家的豪门大宅，也曾拜访过普通的农家小院，她把自己的这些经历都记录在《一个西方艺人的东方印象》一书中。后来，她转而学习东方文化，成了东方文化的崇拜者。
米恩一生至少有13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出版，1941年的《美国小说书目》推荐了她的九部以中国为主题的作品。据报道，一位著名的中国外交官曾经如此赞扬她的小说《灯会》(The Feast of Lanterns)：“她描写的是真实的中国。真是难以置信，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竟然有西方人能够如此理解和描述我的祖国。”她的写作生涯是在英国度过的。其主要作品出现在赛珍珠的名作之前，以一种唯美的笔调描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为西方读者认识中国打开了视野，在美国一度极为风行。
《一个西方艺人的东方印象》一书出版于1896年，主要描述了作者在东亚各国的见闻。本译著只节选了其中关于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她在中国游览了上海、香港、广东等地，对中国的监狱、新年、葬礼、婚礼、小脚女人、宗教等都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以及对西方人的不满。她曾严厉地谴责那些西方游客，由于他们对中国“愚蠢”的概括而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严重的误解。她也谴责了那些游记作家关于中国人无知、野蛮、残忍的说法，认为当时许多西方作家对中国的描述完全是出于无知的胡说，谴责他们根据自己肤浅的对个别中国人的了解就判定整个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是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她反问他们：“难道欧洲人中就没有坏人吗？”
她相信“中华民族是当今世界被误解最深的民族。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如同中国一样受到了我们如此错误地理解和判断。我也坚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值得我们同情和尊重”。她同时对比了西方人在中国所受的待遇和中国人在西方所受到的待遇，表达了对中国人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同情。米恩客观地评价说：“总体说来，我认为，我们在中国所受的待遇要比中国人在我们的家乡所受的待遇好得多。”并且，她认为西方人在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而一厢情愿地试图转变中国人，让他们接受西方文明，这是非常愚蠢的，是对中华文明的摧残。而她关于中国人对待自己的土地的态度也令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汗颜，值得我们思考：
几千年来，中国人开发了这个神奇国度的很多资源。他们培养起伟大的耐心和智慧。马来半岛的南部和新加坡岛几乎被疯长的肉豆蔻树所摧毁。北美目前成千上万亩土地也已经贫瘠或者濒临贫瘠，因为几年以前，土地的所有者过于频繁和无节制地从大自然中攫取食物，而这已经超出了自然界的供给能力。中国人没有犯这种错误。他们没有从其“演进着的欢乐谷”中索取超出他们生产率的过多东西。因此，中国目前还像是这个奇特的黄色人种的第一批祖先在此狩猎时的处女地，拥有同样丰富的矿产以及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这些黄种人现在就居住在中国并且十分珍惜自己的土地。膘肥体壮、长着大眼睛的斑点鹿在危机四伏的森林里惬意地散步，数量多得如同当年古老的拉丁作家描述中国居民时称他们为“弓箭手”的那个年代。很多皮毛光滑的野兔在各类蕨类植物中间奔跑。金黄色的野鸡将窝搭建在野白玫花丛中。鹬和鹌鹑在米地里偷食吃。野鸭和鸽子把脚伸进潮湿凉爽的稻田。个头很小的食米鸟儿抓住开着紫色花儿的紫藤枝干，摇来摆去地荡秋千。
米恩在接下来的几章里记录了她在我们的邻国——日本的游历。她对她所认识的四位东京女性的描述资料翔实、可信度高，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期中日女性的区别。而有关日本的葬礼和婚礼两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日两国习俗的差异以及他们对待死亡、生命以及婚姻的不同态度。米恩在描述日本的时候也有意识地对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比如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孔子的尊崇、中日两国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他们艺术品位的不同，等等。这都给我们认识自己、认识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横向的坐标。
尽管米恩的作品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尽管她的描述比较零散、琐碎、感性，尽管她和她所批判的同时代的西方人一样，对中国也做了简单化的概括，对中国和中国人也有一些误解，甚至是错解，但是总体来说，她对中国悠久文化和历史的尊重和欣赏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她对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或者说试图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同情还是令我们感激。她试着去为中国人辩护，试图找出中国人各种行为背后的原因。通常她会把它们归结为过剩的人口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这些都使得她的作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人心目中的提升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西方人所描述的中国为我们竖起一面认识自己的镜子。虽然有些镜子或许只是哈哈镜，夸大了我们身上的某些部位，但是也会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透过这些镜子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作者提到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目前有些已经改变了，有些仍未改变。那么，哪些改变了？哪些又被我们保留下来了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文化遗产，应该如何向西方介绍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路易丝·乔丹·米恩(Louise Jordan Miln，1864～1933)，1864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孩提时代曾拜访过居住在旧金山的亲戚，有机会接触到那里的唐人街。19世纪末，她以演员的身份和同为演员的丈夫乔治·克赖顿(George Crichton)一起来到中国，她把自己的这些经历都记录在《一个西方艺人的东方印象》一书中。
本书主要描述了作者在东亚各国的见闻。
本译著只节选了其中关于中国和日本的部分。作者在中国游览了上海、香港、广东等地，对中国的监狱、新年、葬礼、婚礼、小脚女人、宗教等都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以及对西方人的不满。在日本的游历部分中，她对她所认识的四位东京女性的描述资料翔实、可信度高，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期中日女性的区别。而有关日本的葬礼和婚礼两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日两国习俗的差异以及他们对待死亡、生命以及婚姻的不同态度。米恩在描述日本的时候也有意识地对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