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学会编辑的《2006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收录了莫言的《生死疲劳》、铁凝的《笨花》、艾伟的《爱人有罪》及张悦然的《誓鸟》、王松的《双驴记》、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乔叶的《锈锄头》、罗伟章的《我们能够拯救谁》、王祥夫的《尖叫》、李浩的《失败之书》等几十篇小说，集中体现2006年度小说创作的大体成就。

《2006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由中国小说学会编著，《2006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评选共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及小小说四类。上榜的长篇小说有4部，分别为莫言的《生死疲劳》、铁凝的《笨花》、艾伟的《爱人有罪》及张悦然的《誓鸟》。上榜的10部中篇小说分别为王松的《双驴记》、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乔叶的《锈锄头》、罗伟章的《我们能够拯救谁))、王祥夫的《尖叫》、李浩的《失败之书》、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叶弥的《小男人》、葛水平的《连翘》以及黄咏梅的《单双》。此外，《姊妹》等10部短篇小说及《光头》等12篇小小说也榜上有名。

序：时代与人民心灵的感应和共鸣

——2006年中国小说创作印象

短篇小说

姊妹

平静中的仇恨与厮杀——评《姊妹》

吉祥如意

世界是人心的镜像——评《吉祥如意》

软肋

触摸最柔软的部位——评《软肋》

淡黄柳

欲望、世俗与真情的诗意纠缠——评《淡黄柳》

黑眼睛

对生命遭受轻侮的复仇——评《黑眼睛》

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想象中的生活镜像——评《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拾婴记

人世温度的一次测试——评《拾婴记》

成人礼

一幅洋溢着淳朴人情的风俗画——评《成人礼》

李丽妮，快跑！

徒劳的“奔跑”——评《李丽妮，快跑！》

洛城戏瘾

苦中作乐妙趣横生——评《洛城戏瘾》

中篇小说

双驴记

岂止是人与驴的“斗争”——评《双驴记》

命案高悬

命案为何高悬？——评《命案高悬》

锈锄头

知青生活的非亲历叙述——评《锈锄头》

我们能够拯救谁

对存在设问——评《我们能够拯救谁》

尖叫

一个残酷的作家——评《尖叫》

失败之书

“心疼”的感觉——评《失败之书》

跑步穿过中关村

另类生活的书写与社会和谐的忧思

——评《跑步穿过中关村》

小男人

千种风情谁与共——评《小男人》

连翘

心若在，梦就在——评《连翘》

单双

人生的数——评《单双》

长篇小说

生死疲劳

“自由”的小说——评《生死疲劳》

笨花

温润地铺叙日子和灵魂——评《笨花》

爱人有罪

救赎的艰难与尴尬——评《爱人有罪》

誓鸟

历史与幻境之间——评《誓鸟》

我们那地方，向来把父亲的兄弟称做爷，把父亲兄弟的配偶称做娘。比方说，我有一个爷，是我父亲的远房堂兄，行三，所以我们小孩子就叫他三爷了。

 我的这个三爷，说起来也是个正派人。他一生勤勤恳恳，为人老实厚道，十八岁就进厂当了检修工，三十年如一日，到头来还是个检修工，只是带了几个徒弟，荣升为9币傅而已。他是1988年得肺癌死的，才四十八岁，身后留下五个孩子，系两个女人所生。

这两个女人，一个姓黄，一个姓温，现在都还活着，带着她们各自的儿女分住两处。我们做小辈的一视同仁，都唤她们三娘。私下里，则是依着大人的叫法，把她们称做大房二房，以示区别。

我的三爷并不风流只是长得好看而已，他性格又温和，写得一手好字，又爱拉个二胡，在我们小城，这样的^就被视作是多才多艺了，所以招蜂引蝶是难免了。

我的黄姓三娘，也就是大房，长三爷两岁。他们原是技工学校的同学，早个几十年，三娘也该是个落落大方的姑娘。她性格开朗，又是班里的文体委员、团支部书记，说话做事都果断利索，那实在是在三爷之上的。我们家族的人都很纳闷，不知道她怎么会看上三爷这么一号人物，蔫儿巴叽的，我奶奶说，可能是三爷的肉香。

 三爷这人有点说不太好，他好像一直在犯迷糊，说他不懂事吧，他又特别省心，从不惹是生非。在厂里，他工作认真，技术娴熟，常常被评为先进个人；在家里，他听话温顺，除了拉拉二胡，吹吹笛子以外，几乎不太出门。他脾气虽好，人却有点闷，长辈们都说，他没什么上进心；仿佛他做一切事，都是出于尽义务，而不是因为喜好。就连他拉二胡的时候，他也是埋首晃了几下身子，突然抬起头来，那脸上竞看不见一点寂寞沉醉的神情，平静得有如老僧入定。

或许三爷早把一切都看透了，虽然他未经风雨，才二十来岁；或许这本是他的个性。反正他的性格不太像我们这一族的男人，我的祖上曾出过几个著名的败家子，狂嫖滥赌，也出过两二三个革命投机分子，到后来居然也都混了一官半职……反正不管争气不争气，他们个个都野心勃勃，富有幻想朝气。相比之下，三爷的性格则平庸多了，他让我们安心，也使我们叹气。他生得又确实标致：他是细高挑儿，容长脸，淡黄肤色。小时候因为读书姿势不好，早早落了个近视，所以戴着眼镜，很像个知识分子了。

我们合家老小，但凡说到三爷这人，不知为什么总是要发笑的。就比如说，他很讨姑娘喜欢，十二三四岁的时候，就有女同学给他递纸条约会，他又是那样好心肠的一个人，所以每次都去了。我的二姑奶奶有一次欢天喜地地说，真没看出来，她这侄儿竟长得一身骚肉。

三爷“噢”了一声，茫然地转过头来，全家人都笑了，他一脸的懵懵懂懂，样子很是无辜。三爷对男女之事不怎么上心，懂总归也懂一点的。他又是那样孩子气的一个人，没什么表情，喜欢斜着眼睛看人，对谁他都要搭上一眼，若是看一个姑娘，他先本是无意，再搭一眼，对方或许就有心了，三爷虽然没什么表示，心里则难免有些高兴了。

三爷十九岁就结了婚，是三娘把他从一个姑娘那儿抢过来的。三爷想了想，觉得有两个女人为他争风吃醋，心里也蛮受用的。照实说呢，他对三娘也是不讨厌的。

婚姻这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总之，三爷过得不错，他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妻子的照顾，她爱他，又长他两岁，她待他就像待一个小孩似的，凡事都哄着他，让着他。大概三爷自己也觉得，除了床第之事，妻子和姊妹也没什么不同。

他们新婚那阵子最是引入发笑。怎么说呢，两人好像都不太知廉耻，有人没人就往屋里跑，做长辈的难免会觉着害臊，又担心三爷的身体，又嫌新娘子太浪。我们小城有一种偏见，就觉得男人浪一浪不妨的，女人浪就不行了。待要提醒他们吧，只见三爷成天跟在老婆身后，涎皮赖脸的，一副馋相。

不得不说，那是三爷一生中最平静幸福的时光，他们夫妻恩爱，情投意合。三爷破例变成了一个小碎嘴，他是什么话都要跟妻子说的。比方说，又有哪个女人喜欢他啦，这些事他一概不瞒的，说起来总是要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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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常常以某一年的某一部或某几部作品为标志，但我们却更应该看到，思潮和流派的形成是渐进的、缓慢的，并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例如从2006年的中国小说看，从流派和思潮中我们不仅没有看出它与2005年、2004年的差别与改变，甚至也没有发现它与2000年以来，直至上世纪90年代质的变化。所有的题材、思路、写法、格局，90年代以后已存在过，并且也没有超出当时的一些标志性作品。所以我不仅对一些批评界朋友所说的2006年中国小说，发生了“内在的精神变化”(谢有顺：《当下文学已经低于生活》，见《齐鲁晚报》2007年3月25日B01一04)不大以为然，而且仍然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即“大作品的产生往往并不代表新方法的产生，大作品往往产生在前辈作家探索拓荒的基础之上，产生在新方法的成熟阶段；它吸收和继承了前代和当代文学创新的积极成果，又赋予他们(创作方法)以新的生命。”(见李星《书海漫笔》，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因为文学思潮和新的创作方法的形成，不仅受历史、时代、哲学及社会思潮的制约，还受到读者阅读习惯和文学传统的制约，所以才有文学发展的相对稳定性，也才有创新之不易。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以十年多的时间一起走过了世界文学一百多年的流变历程，各种流派方法都被中国作家实验过了。在外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基本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文学也需要对当初囫囵吞枣式地引进的各种方法、主义消化、吸收、选择、成熟，而各种外来方法对中国文学的意义，也需要在作家的实践中检验，需要一个逐渐中国化的过程。2006年度的中国小说，仍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的总格局下前行。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依然继承了自己<檀香刑>的思路，在小说叙述民族化、中国化的道路上努力：铁凝的《笨花》从叙事学的意义上，不仅离开了《玫瑰门》的意象主义，而且离开了《大浴女>的心理现实主义，表现出个人创作之路上的现实主义回归；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则离开《人寰》等小说中西文化精神比较的现代主义展现，进入对现代中国制度文化缺陷的思考。特别有趣的是，与铁凝一样，莫言、严歌苓，甚至包括其他许多重要作家，其叙事方式及精神价值走向，都有从以前的先锋立场后撤，从现代道德伦理回归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倾向。

既然如此，我这篇文章就只能在2006年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名单中，捡拾部分作品，给以可以说毫无新见的归类分析，以供读者阅读思考。

首先，关注现实，对现实社会矛盾进行批判性揭露，并思考其体制性、道德性、人欲化根源，在2006年中国小说中仍然占有突出的位置。其中以反思现行教育制度弊端的几部小说最为令人惊心动魄，也显示出作家们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奸细》和《我们能够拯救谁》以巨大的勇气揭露了现行高教体制，应试教育造成的荒谬现实与对坚守传统师德的知识分子心灵和人格的扭曲。忠于职守的教师沦落为挖自己墙脚的奸细，一丝不苟，坚持原则的老知识分子成为学校“大众”的敌人，这是何等的悲哀和无奈！当社会大众在为媒体所披露的官商勾结所制造的一次又一次矿难而激愤的时候，为罗伟章等人在小说中披露的足以毁灭中国文化血脉的教育界的“矿难”，却仍然没有引起大众媒体和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这从另一面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某些教育者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缺失。

关注城乡差别的体制性弊病及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小说在2006年中国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中仍有突出的地位，不过文学批评界注目的已不只是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泪巴巴，甚至是血淋淋的展示，而是更关注对造成那些不幸命运背后社会现实根源的进一步思考。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中让人痛心的不仅是一个青年女子在乡政府不明不白的死去，而是乡级各部门几乎是团结一致的对于追查者的监视和迫害，是包括死者丈夫、公公在内的亲人们在得到8万元赔偿后的亲情的麻木，受害者与侵害者在掩盖事实真相方面竟然站在了同一战线，这是多么可怕的乡村精神与思想现实。苏童的《拾婴记》揭示的依然是人们对于一个女婴生命的麻木与忽视，这与他们在得到一个能换来现实利益的小猪时的惊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锈锄头》讲的是一个小偷被回家的主人怎样打死的故事，从法律来说似乎无可厚非，尤其是当事件过程可以被作为“主人”的男人单方面叙述的时候，但是作者乔叶却通过对事件真相全知全能的复原，让人看到了“主人”——一个插过队，自诩对农村、农民怀有深切关怀的成功人士的虚伪与残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这篇小说似乎是对多年来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知青文学的反叙事。一把农民用过多年的锄头，被“主人”精心收藏在家里，是一种他与农村、农民情感关联的符号，但这个被他多次在客人面前炫耀的工具，却成为杀害已经诚恳悔过的农民后代的凶器。应该谴责的不仅是李忠民这个当年的知青，而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的群体，包括所有的“农裔城籍”的“成功人士”。是的，你们没有手刃过农民及他们后代的行为，但你们在精神上、良心上是否问心无愧？

如果说在现实批判类小说中，对现实中人性，人的贪婪与自私，背叛与冷漠、麻木的揭示是它们深度的标志的话，那么，在另一类人生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和特定现实生存状态下，人性的复杂与广阔，它的恒常与变异。清代戏剧家李渔说过，“六合之下无奇不有，七情之下无境不生”，揭示的正是被西人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描述的比天空还高，比海洋还广阔的人的情感心灵世界的无边和无限。从而对人、人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的揭示和思考，成为古今中外一切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王松的《双驴记》是对人分几等的“阶级斗争”年代，两头驴的命运的记忆，身份和来历决定待遇的事，已经对它们够不公平了，但更为不幸的是一个叫高杰的知青在他们身上勇敢而怯懦，残忍而自私的宣泄与报复。人残忍如此，堕落如此，与禽兽何异！可贵的倒是驴在逆境中抗争的高贵。《双驴记》与许多此前此后出现的人与动物小说一样，是寓言性质的人性反思，人性谴责。相对于《双驴记》，魏微短篇小说《姊妹》中的人性要温暖得多，两个先后爱上同一个男人的女人，曾经恨过，吵过，打过，骂过，但随着岁月消逝，她们及她们的后代却在血亲伦理的无形力量下，日渐相安无事，甚至相互扶持帮助。然而在这种温情脉脉之下，却是女性生存的无奈，是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几千年家族文化巨大的压迫。在盛可以的《淡黄柳》中，女主人公桑桑的人生历程追寻的也是同样的逻辑，在母亲的强制下，她背叛了她爱的男友，以嫁人做了让母亲荣耀的“城里人”，重要的是她心灵的变异，竟然以与母亲当年强迫她一样的理由，去干涉弟弟的婚姻。她的失落与痛悔包含了更多的现实和历史的内容。春风拂动下的淡黄柳既是女性柔软美丽的情感的象征，也是他们难以左右的命运的生存状态的象征。艾伟的长篇小说《爱人有罪》写一个已婚女人为被她错误指认的“强奸犯”的赎罪历程。如果说在开始她是甘愿以背叛丈夫、女儿的行为来补偿自己的错误的话，那么后来，她委身于因为狱中生活而改变了心灵和人生轨迹的释放青年，就包含了更多同情与爱的因素，并宁愿以自己的沉沦和牺牲来保护他、拯救他。这是一个以往在西方小说和影视中才能看到的圣女拯救罪犯的故事，难得的是艾伟将这个故事演义得如此血肉饱满，不可思议却又合乎情理，尤其是女主人公堕落中的纯洁，沉沦中的高贵，与社会司法人员对人的冷漠残忍构成鲜明的对比。

四

读2006年的中国长篇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绕过莫言的《生死疲劳》和铁凝的《笨花》。不只是因为作者的社会知名度，也不只是他们几十万册的发行量，而是他们各自在长篇小说创作中鲜明的个人思想烙印和艺术成就。比起《檀香刑》的叙述花样迭出，使得读者应对不暇，《生死疲劳》仍然有灵魂转世的魔幻，但对于深受佛教灵魂不死、生死轮回熏陶的中国大众，却不仅不构成阅读的障碍，反倒增加了阅读和叙事的情趣。让被错误枪决的西门闹的灵魂作为近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和农民命运的代言人，更多了一些伦理之情的温馨和对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农民大众的悲悯。“莫言”这个人物的被揭秘、被嘲讽，他的庄严性的被拆解，更使小说的叙述姿态彻底平民化、底层化，与充斥于文坛的以清高、以高人一等自命的精英式叙事彻底区别开来。蓝脸这个宽容的执着于自己土地的“父亲”形象，是无数个勤劳、善良的中国老一代农民的精神象征。而他的后代蓝解放与西门金龙先后对“父亲”的背叛和同归，不仅凸显了专制时代对人性的戕害而且凸显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乡土中国变化之大，父亲、母亲葬礼的隆重及独特方式，让人们感觉到了中国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的巨大吸附力，中国文化的内在血脉的不绝如缕。

前面曾经说过，《笨花》是铁凝在长篇艺术上对现实主义叙事的一次回归，然而也多亏了这种叙述姿态的后撤，使她的创作从女性命运的关注，放大到更广阔的对民族生存和精神的关注。不仅表现出燕赵大地的深厚宽广及人格化的坚韧和温柔，而且表现出中国家族文化传统的巨大凝聚力和它的温暖与包容。向喜及其一家几代男女对日本侵略者的抗争，彰显的是宁静和平的平民精神在面对无端而来的外来侵犯时深厚的爆发和巨大的力量。难得的是，铁凝既没有回避平原大地历史的和现实的苦难，又没有如许多相近题材的小说那样，将苦难无限扩大，让人们完全失去自己的日常生活，失去他们内心的宁静与追求。这种大地的宁静与太阳的温暖，与其说来自铁凝自己的心灵和胸怀，一种至大历史时空中对苦难的理解和观照，倒不如说，它来自平原中孕育的内在精神，一种宗教般的注视、关爱与悲悯。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从《笨花》和《生死疲劳》中，看到了铁凝、莫言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以诗的笔墨，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史、心灵史的努力。这种建构自觉，早从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开始了。他们的本意都不是企图以家族史、地域史来代替庄严的然而却啧有分歧的正史，而是在祖父、父亲一代人艰难而执着的生存努力中，透视民族精神和心灵存在的本相。“翻鏊子”和“生死疲劳”是年龄正好差一代的男性作家对百余年百姓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形象感受，极尽其生存和选择的艰难与尴尬，而他们的终极追问，却也各有千秋：在陈忠实是朱先生的“学为好人”；在莫言是“忘记仇恨”——他借似乎昏庸却又清醒的阎王的口说：“在这个世界上，怀有仇恨的人太多太多了。”陈忠实则借乡间大儒朱先生的口说出了对所有人的期望，当这四字箴言和“折腾到何时”的警告由“破四旧”破得发疯了的红卫兵在朱先生墓中被挖出后，包括掘墓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而铁凝则故意用对“笨花”这个具体而又抽象的词语的纠缠，展示了对人们生命的一种期待，像笨花一样生长，像笨花一样贡献：我们的先人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是否也应该这样走下去。这是一种诚实朴素的个人生命感悟，也是对民族现在和未来的深情寄托。它从另外一方面对应着陈忠实的感慨，莫言的叹息。当老、庄、孔、孟等先贤哲人“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社会伦理观念，正在以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主流意识，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的时候，回望2006年的中国小说，我们当感到些许的欣慰，因为它正一如既往地在深层次上与它的时代和它的人民在心灵上产生着深切的呼应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