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里挑灯谈酒》是一部散文集，共收录作者崔济哲25篇散文随笔。本书以中国酒文化为主题，着眼于历史和现实中各个阶层人物与酒的关系，形象地阐述了中国酒文明、酒文化、酒风俗、酒传说，让读者在文字中享受酒的魅力，探听酒的故事、酒的趣闻、酒的历史，透视出酒在中国文明中的韵律。本书中既有对历史的考证，对酒文化的研究，对酒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探索，也有各阶层各人士之酒生活的趣闻逸事，能让酒者称快，让读者称奇。

《醉里挑灯谈酒》是一本散文集，共收录崔济哲先生二十余篇以“酒”为主题的散文随笔。

本书秉承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借一个“酒”字，实则聊的是历史和社会。全书是一部文人墨客、帝王百姓的饮酒话史，崔先生在书中大谈酒的源头、发展、趣闻、传说，实际上是在回味历史，剖析社会，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怀，也是对当下世象的感概，既展现出我国文化的深远流长，也道出了世界人民对美的追求的共性。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自一股磅礴气概，内容上深入挖掘中国酒文化，文字上将散文的美感展现得淋漓尽致。文章长短不一，随性而行，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几十年新闻行业从业经历，让崔先生的文字中独带一种细致和独到，一种敏锐和犀利，更有一种站高望远的眼界和胸怀，字里行间更透出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化根基。虽然崔先生并不创作小说，但他的散文通常带有小说质感，自由游弋在当下与过往之间，甚至给读者带来一种“穿越感”，能唤起读者对历史的崇敬和尊重。在当下鸡汤书、励志书、“新新散文”大行其道的局面下，崔先生的散文更显现出其视野宽广、内质深邃、文字优美。

酒的魅力

大家“酒范儿”

喝酒的名堂

喝酒不谈文化

酒后闲说下酒菜

醉里挑灯谈酒

别样喝酒别样情

细酌慢品说烈酒

戏说毒酒、药酒

划拳

闹酒

酒歌

酒话酒事酒疯子

美人醉酒

半醉半醒读庄子

张飞的真醉与假醉

千年醉兰亭

酒醉苏词

醉眼惺忪看李白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给五柳先生敬酒

钟馗醉酒

酒祭凡·高

在日本的一次偶遇斗酒

在德国喝啤酒

后记：人往远走，酒往外流

闻一多先生名成于西南联大，功垂于西南联大，不朽于云南昆明。

闻先生潇洒自由，桀骜不驯，有风度，也有派头。在西南联大给学生上课也叼着他的烟斗，冒着烟来，冒着烟讲，还要问他的学生“哪位吸”？极虔诚极平常。那时候不讲究“二手烟”，他一人吸烟，全教室“受惠”。但学生无一怨言，大家都盼闻先生上课前能喝上酒，酒气四溢和烟香飞腾并举。因为闻先生酒后上课文采飞扬，联想丰富，思维敏捷，信手拈来，全不拘一格，讲得龙飞凤舞，彩蝶满天。

闻先生酒量大，当初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曾和梁实秋等人组成“醉八仙”。据梁实秋讲，他们经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轮流坐庄，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先生路过青岛，看到他们如此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带上，请求免战。

闻一多先生不愧为诗人、狂客、酒侠，血气方刚，一腔热血，让人敬佩。他曾在课堂上朗声放言：“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和章太炎并称“疯子”的还有黄侃“黄疯子”。据我考证，黄侃是古今中外谱儿摆得最大，派端得最匀的教授，因为黄教授是闻名遐迩的“三不来教授”：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黄侃脾气大，恃才自傲，目空一切，疯劲上来，何惧之有？有一次他正和“章疯子”章太炎等几人谈话，因陈独秀突然来访，就回避在隔壁另间。陈与章谈到人才问题，陈说自明清以来，湖北无人才，倒是苏皖人才辈出。陈万万没有想到隔墙有耳，黄侃正是湖北人氏，一听此言，勃然大怒，不顾旁人劝阻，破门而入，直冲陈独秀，面对面质问：湖北无人才，但此地有我在；安徽多人才，未必是足下，如若有疑问，可当场一试。疯劲上来了。好在陈独秀知难而退，知黄侃不是好惹的。

黄侃喝酒有讲究，绝不喝闷酒，绝不喝无名酒，绝不去陪酒。要有名人请，请在名楼，有名厨，备有名酒。

据说当年黄侃在中央大学教书，中央大学校长为款待黄教授，留住人才，特地在教授室置一小沙发，供黄侃休息。黄教授也理所当然地端坐其上。其他教授都知道黄的为人，也知晓他确有学问，没人和他较劲。谁知有一日他上课回来，正逢词曲大家吴梅教授完课后回休息室，坐在小沙发上。黄侃进来时一看，小沙发上有人，便有火气，即兴师问罪：你凭什么坐在这里？没想到吴教授绵里裹针地朗声回答：我凭词曲坐在这里。

黄侃深知，在中国词曲方面吴为专家，他不能匹对，窝了一肚子火，扭头便走。回家破了一次例，喝了一顿闷酒。

被后人誉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张季鸾，眼里不容沙子，谁的账都不买，脾气大是出了名的，蒋介石都不怕，何俱他人？他曾把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的国民革命军上将刘峙指为：“中央军之有‘峙’者，犹人之有痔也。”骂得够狠的。张公喝酒脾气也大。凉酒不喝，热酒不喝，不凉不热的温酒方可。温到什么程度则完全取决于张公的心情和环境：顺了，凉点儿烫点儿也凑合；不高兴了，心气不顺了，温了也嫌烫，温了也嫌凉；借酒发脾气，会摔杯泼酒，会拍桌。

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两位大家，一位是美术界的张大千，一位是政界书法界的于右任。二位皆美髯公也。中国人的胡须分三类，像鲁迅留的叫髭，周恩来留的胡须称须，张大千、于大佑留的胡子称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髯公”就是关云长。

张、于二位堪称“中华民国”时期的“美髯公”。他们曾在敦煌共度一个中秋。两人都好饮，又赶上中秋月圆，摆酒豪饮，但当时有猜测，张大干和于右任该如何饮？是仰头抛髯而饮？还是分髯露嘴而喝？还是手端酒杯从下巴下，胡须下“兜底”入口？确实不知当时两位大家是如何对饮的，可是中国饮酒史上的遗憾。

袁世凯二十四岁带兵入朝，征战十二年，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奉召回国，显示了袁世凯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才能。他让李鸿章等眼前一亮，也让光绪皇帝看到了希望。朝鲜是袁世凯的发祥之地。

袁世凯不但在朝鲜连娶两房朝鲜皇室的公主，而且还养成了喝酒只喝自家泡制的药酒的习惯，从此以后，再也不喝其他酒。

袁世凯的秘制酒是陈年老酒中泡制上上等的拇指粗的高丽野参，还要加上天上飞的叫白头鸟，地上爬的叫五爪龙，海里游的叫公海马，泡制五年才启封。

据说，袁世凯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一天到晚绝无丝毫疲劳懈怠，晚上还有娇妻美妾，全靠他的袁氏秘酒。

据说，他调回国任北洋大臣在小站操练新兵时，只有过大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不喝他袁家秘酒，而喝高粱烧酒，为的是和北洋兵同庆同喜，同甘共苦，一个大锅吃肉，一个酒碗喝酒。初五一过，只喝他泡制的药酒。

据说，有一英国外交官看见袁大总统喝自家泡制的好酒，十分好奇，也十分渴望尝尝袁大总统天下独一的酒。那天宴请外国外交官，袁世凯也特别高兴，破例赏他三杯，没想到这位英国使臣半夜就折腾上了，鼻血不止，热汗如淋，浑身燥热，五脏翻腾，方知袁大总统的酒不是凡人能承受得了，那酒看得喝不得！

P40-43

刘扬忠先生号“四万斋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饮万斤酒，吟万首诗。有人较真儿，三万尚可，四万存疑。真饮万斤酒乎？扬忠先生洒笑，言之何止万斤？余自二十岁便饮酒为乐，酒龄已然五十载矣，以每年只饮三百天，每天只饮一斤白酒，至此已满饮一万五千斤矣，足已灌满一标准游泳池矣。方知商纣王酒池肉林亦非虚构。

我的另一位朋友堂上挂一副对联：大胆文章拼命酒，洒脱人生放达诗。朋友饮酒，从不避讳，从不作假，从不推诿，盛情之下，绝不扭捏作态。自喻年轻时，饮一斤高度的白酒正到兴处。他还年轻，问其已饮下多少高度白酒？答曰：以瓶装酒论，一指整个餐厅，此厅满装有余矣。

一千多年前的欧阳修有句醉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有资格自喻醉翁，他喝酒谈酒讲究酒场、气场、酒韵、酒友、酒席。以前说到文学都讲气脉、气势、气韵、气场。贾平凹曾经说过：“孙犁的荷花淀派之所以后继无人，就是后学者气小了。”平凹先生不讲究喝酒，其实酒亦然。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下里巴人其人昭昭。生死与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酒则是伴随着这一主题的进行曲。

李国文先生曾经讲他挨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改时，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他所在的一个极偏僻的供销社中有一瓶几乎被人遗忘的“商标残损的名酒”。他“倾囊倒箧，连硬币都凑上”，终于把那瓶酒揣在怀中，就那一瓶酒，竟然让隆冬仍住在帐篷中的工友们温暖起来，酒未开瓶，却如朝阳普照，人们仿佛见到光明，见到温暖，见到生命的复苏。用李国文先生的话讲：“尽管酒未沾唇，我们那些工友们先就醉成一片了。”那是心醉，精神醉酒，酒醉人心，酒的魅力。

喜怒可以不形于色，但不可以不形于酒。醉翁可以不在乎酒，但人之喜怒哀乐在乎酒。枯鱼思水，困兽思山，人到极处思酒，古今中外，岂有他哉？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始于祭祀，兴于国家，根植于民，传之数千年，不但不衰、不败、不没，反而兴旺、昌盛、繁荣，且有创新、发展，焕发着勃勃生机。

在中国不懂得酒文化，就可能不会懂得中国文明、中国文化、中国民俗，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中国历史，甚至中国家庭，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定位，中国人的喜怒哀乐。

掷杯为号，刀斧手尽出，立时将其剁成肉泥。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较量，政治搏斗，鸿门宴、杯酒释兵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句：临行喝妈一碗酒。李玉和一段高腔，喝得真好：“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这就是典型的中国酒文化中的政治斗争，政治较量，因为那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在中国有民俗民习，似乎也是规矩，人在“上路”之前要喝一壶“上路酒”，也称断魂酒。不知道、不了解这壶“上路酒”的人可能不太会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俗、中国的特色。

我在农村插队时，曾经听一位县里退休的老刑警讲过一个让人唏嘘良久的故事。

他说，那年县里准备对一名死刑犯执行死刑。临刑前问他还有什么话要留下。这是个杀人犯，凶恶残暴，他咬牙切齿，并不惧怕，只是讲，让我上路，需喝白酒，要喝纯粮食酒，喝完酒上路，绝不闹不叫，一路走好。老刑警讲那时候哪儿去找纯粮食白酒呢？但那是他一生一命的临终之愿。他就是罪该千刀万剐，人生这最后一程也得让他走好。中国监狱数千年留下一条潜规则，送人上路，非酒不可。这也是酒的魅力，语言乃至一切都是多余的。一壶酒送你上路，酒伴人走完最后一寸路。老刑警说好不容易搞来一瓶“高粱白”送到临上路的杀人犯手中，见他一口咬开瓶盖，仰天灌进一大口，冲得眼泪四溢，呛着嗓子大叫一声好酒，值了！三口就要出监，没想到他不再喝第二口了，酒瓶子都插到嘴里了，又拔出来满地找瓶盖，找到后把酒瓶盖好，交到老刑警手里对他说，一辈子为凶作恶，愧对老父老母，老人家一辈子无所嗜好，就是好喝口酒，没见过他老人家喝过纯粮食的好酒，请把这瓶酒转交给他，他可以不收不埋我这个臭皮囊，但一定要收下这纯粮食的好酒……

在这个世界上，能和酒匹对的唯一饮料当推咖啡，但酒比咖啡更具有魔力、魅力、摧毁力和忽悠力。

我喜欢杨慎的诗词歌赋，尤爱其那首传之亿万之口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那一句亘古不变的哲理，“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一生喜酒善饮，喜则饮，悲亦饮，歌则饮，吟亦饮，饮酒赋诗，寻古问柳，放达任性，纵酒为词。直到他七十二岁弥留之际，仍不忘老家的美酒、荔枝。“梦里江阳荔子丹，觉来枕上月光寒。含情懒对痴人说，强向杯中觅旧欢。”终生追逐，痴情不改。循着当年杨慎先生的足迹来到浔阳江头，来到长江之上，望着那滚滚长江水，也想起京剧《单刀会》关羽关云长的一句高腔：“这不是长江水，这是二十年流不尽英雄血。”借着酒劲对着滚滚长江东逝水，喝道一声，那不是长江水，那是千百年来流不尽的中国酒。

观写饮酒之书，须把酒临风，吟之，歌之。

是为序。

人往远走，酒往外流

崔华亭是我的曾祖父，老家称老爷爷。曾祖父远近有点儿名气，是因为他开了间酒坊，酒的名气大了，他的名气也就大了。全村一千多口入，百分之六十都姓崔，提起崔大爷那就是称呼曾祖父。老爷爷一脸菩萨像，树叶落下来都怕砸着头，瞧见蚂蚁搬家都绕着走，但远近都说曾祖父厉害，因为他身后有座酒坊，他酿的酒厉害。

名气大了，是福还是灾？民国初年，我爷爷去徐州念书，放暑假没回家，后来来了位小和尚，是徐州云龙山寺庙里的小沙弥。走出一头热汗给老爷爷送来“一道书”。原来我爷爷被云龙山上的土匪绑票了。“书”上写得明白，限十天之内交白洋一百，好酒五十坛，否则撕票。小和尚不走，等着写“回书”。说如果拿不回“回书”，就是没把“书”送到，“好汉们”就烧了他们的寺院，杀了他们的老和尚。

老爷爷也急了一身汗，手抖得都写不成字了。这“书”中说的五十坛好酒还好办，但那一百块现大洋到哪儿筹去？砸锅卖铁也凑不起啊！这可是人命关天。老爷爷没经过这种事，一时乱了方寸。据老爷爷说我们家全部家当也值不了五十块大洋，只有卖房子卖地。

土匪是闻着酒来的，知道老爷爷开的酒坊红火，挣大钱，公子还在徐州上洋学堂，不绑你绑谁？老爷爷说酒招来的祸。

后来酒坊就黄了，关了板，灭了火，搬了锅。

一直到1931年，穿灰军装的军队拿大枪逼着让老爷爷重操旧业。人家军队有枪有钱有粮有人，就这样，老爷爷的酒坊又开了。老爷爷的酒越酿越好，连徐州的大饭庄都派人来拉。

我们老家那地方沙地多，多地地贫，只能种些高粱，村里的老乡收的高粱除了吃喝用，想换钱用就把高梁送到崔家的酒坊。遇到灾年打不下粮食，老爷爷就把酒坊停了，把藏的高粱借给老乡们，灾年借一斗，来年还一斗，绝不多收一颗高粱，还不起的还可以再等。老爷爷有个称谓叫“老酒善人”。有一年家乡大旱大灾，老爷爷把酒坊停了，把做酒用的高粱、豌豆、小麦都借给过不了日子的老乡。军队不干了，派兵拿枪逼着收老百姓家里的粮食，逼着酒坊开张，军队的医院等着用酒，军队的伤兵等着喝酒，当兵当官的都张着嘴等着酒喝。老爷爷真汉子，指着自己的胸口让当兵的当众把他打死，打死也不能把借出去的粮食收回来。村里的老人们说，当时村里的人都哭了，都哭着给老爷爷跪下了。一斗粮食就是一条命啊！

父亲的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地主。“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中学里的阶级斗争就提得很高了，我当时极仇恨阶级敌人，地主首当其冲。父亲解释说，家乡的土地极贫瘠，皆山坡沙地，唯能种植的就是高粱。乡亲们说“回车的高粱卧牛的谷”，地贫物稀，广种薄收。我看过父亲的自传，先说的是家中有薄地两百亩，后又改成八十亩沙薄地。父亲说，当时的“土改”干部因老爷爷为开明绅士，为当地的革命政权建设做出过贡献，又是县政府的参议，想把成分降一降，经重新核对地契，有的地不是咱家的，咱家只是代耕，故改为八十亩，是想定个富农成分。我气愤得一跺脚，“黑五类”中地主、富农就是老大老二的关系，背着抱着一样沉。你就是一棵草不长的盐碱地，也是地主！父亲长叹一口气，要不是你老爷爷有手艺，开一座酒坊，说不定一家人早就饿死在逃荒的路上，怨不得你老爷爷啊……

老爷爷真正风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老家是新四军六分区的根据地，偶尔鬼子、皇协军、黑狗子也下乡来扫荡。我们家的酒坊成了新四军、武工队、民兵重点保护单位。紧张的时候，不但在村口修着工事，有部队守着，在我们家酒坊外都驻着部队。门口还有穿灰布军装持枪站岗的新四军战士。为什么？因为怕老乡去酒坊打酒、喝酒。抗日政府把酒坊的酒全包了，一滴都不能私卖，又为什么呢？原来六分区有两座新四军野战医院。那时候日本鬼子封锁得十分紧，莫说药品，连医用酒精都全禁，伤员们的伤口化脓甚至生蛆，有的伤员伤口得不到及时的消毒致残甚至牺牲。有的伤员伤口疼得实在受不了，又没有那么多麻药，最好的办法就是喝烧酒，伤员把它称为“神水”。有些伤员因为负伤剧痛情绪十分激烈，喝上“神水”一是止痛，二是情绪也安稳平静下来。老爷爷常常站在门口给来打酒的乡亲们解释，一碗酒能救新四军伤员一条命，为了救死扶伤，老爷爷带头破了几十年的老习惯，不再动酒。

……

酒喝多了，话就渐渐多了，有人抽泣地思念起战友来，怀念起那些长眠在朝鲜北部山区皑皑白雪中的战友来，怀念他们的月光排长。原来月光他们不是被美国鬼子的飞机大炮打死的，而是被活活冻僵冻死在阵地上的。他们当年是紧急调动，秘密出发，到了中朝边境才知道要出国抗美援朝。到了朝鲜才发现，朝鲜山区零下30多摄氏度，冰天雪地，滴水成冰，那天真叫能冻死人。但他们部队别说皮帽子，连棉帽子都没有，戴的是单帽子；别说穿皮毛鞋，连棉鞋都没有，穿的是胶皮鞋；穿的棉军装都是在中国华东地区能御寒过冬的棉衣棉裤，在朝鲜的寒冬中根本不顶事。他们趴在长津湖畔的阻击阵地上，渐渐地被冻僵了。

为了让大家活下去，月光就组织排里的战士们几个人几个人抱成团，紧紧抱在一块儿，靠体温取暖求生。他给大家讲，他老家崔家老酒，那酒是他爷爷亲手酿的，真是好酒啊，喝一口能暖全身，一点儿都不冷。他答应打完仗请弟兄们去家里喝他们家的崔家老酒。一定去，不管谁能活着，都要去，代没能去的兄弟们喝一口崔家老酒。

那天夜里，月亮先是白的，和雪一样白，又变成黄的，最后竟然变成蓝的，幽森森的蓝。后来他们就都冻昏冻僵了。等再醒过来已经到了后方野战医院。月光没能醒过来，他被活活冻死在阵地上了。全连上长津湖阻击阵地的九十四人，活活冻死在阵地上的有七十六人，我叔叔排里的战士，很多都是沉醉在崔家老酒的甜蜜中被冻僵的，冻昏的，冻死的。

老爷爷颤抖着端起一碗晃动着的酒喃喃地说，这老酒救过新四军，救过解放军，但没能救过志愿军，志愿军太远了，咱家的酒送不到啊……老爷爷真心地内疚，有这一碗老酒就能救活好几位志愿军战士的命啊！战士们至死都没能喝上一口暖暖身子的酒啊！九十多岁，实际上一百多岁的老人家掉下泪来。那年冬天，老爷爷几乎没挺过去，他尤其怕见雪地里的月光。他说天上的月光照在雪地上是蓝色的，幽蓝幽蓝的。家里人都以为老爷爷老了，有些糊涂了，明明月光亮敞敞的、明亮亮的、白耀耀的，怎么会是蓝色的呢？谁见过蓝色的月光？

老爷爷到底没扛过第二年冬天。第二年冬天，刚刚落下第一场薄雪，老爷爷咳嗽了三天三夜，终于走了。村里人、家里人都奇怪，下那场薄雪的晚上，月上北山以后，真的是蓝色，阴冷阴冷的，幽蓝幽蓝的……

让酒成为专注的意象，并探寻、挖掘其背后的精魂，是这本散文集的集中追求。作者的谋略在于，搜寻、整理历史上与酒相关的名人逸事，追述他们的酒故事，生发他们的真性情。餐桌上的酒也许是俗物，是“奢侈品”，纸面上的酒是雅趣，是激发性情的“润滑剂”。崔济哲就此带领读者进入到一个酒世界。但这里绝非花天酒地，绝非纸醉金迷，而是在“酒文化”背景下看取活的性情，打开一个个精彩的人。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阎晶明

济哲先生在文章中对中国造酒与饮酒的历史考证甚详，对历代名人饮酒的故事如数家珍，对民间饮酒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读过之后，让我这个准备退役的酒徒又生了无穷的酒兴。我真想与济哲先生隔空对饮，浮一大自了。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熊召政

生活中，有眼光和容量的人，让人尊重。在文学创作中，这两种素质同样重要。济哲先生的写作可以用这两个词去评判。“发现意识”贯穿于他所有的文章，平静着或调侃着数生活的沧桑是他的行文基调。散文写作，要内涵人生的重量，要往“厚”里写，仅发现生活的美是单薄的。济哲先生不仅写出了这种厚，且又从中跳出来，从容也达观。

——西安市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穆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