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1909—198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和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兼资文武”、“严于律己”有浓厚书卷气的学者型高级领导干部。在其诞辰百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其口述、由王俊义教授整理的《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该书全面而具体地记述了郭影秋生平经历、参与的事件、接触的人和事、内心活动。这些内容对政治界、学术文化界乃至当前正在进行的清史纂修均有借鉴和启迪作用。

本书翔实记述了郭影秋带有传奇色彩的独特人生经历。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难得的、有独特价值的宝贵史料。如书中对“湖西肃托”事件的起因、发展、危害及彻底平反全过程中，郭影秋与潘复生的矛盾，他与黄敬的长谈、亲聆刘少奇的教诲，都可补党史的阙失。

本书还对郭影秋从事清史研究、推动清史编纂事业的贡献作了恰如其分的回顾和记述。《回忆录》不溢美，不掩过，真正起到了信史的作用。

第一章 我的青少年时代

 (一)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

 (二)在私塾里

 (三)读法文补校与大彭一小

 (四)铜山师范发生的风潮

第二章 在无锡国专和江苏教育学院

 (一)孤注一掷浪迹江南

 (二)读无锡国专与再次辍学

 (三)乞食吴门寄居肖寺

 (四)教育学院的同学

 (五)南京请愿敦蒋抗日

第三章 走向社会秘密入党

 (一)在徐州民众教育馆

 (二)寻找党，渴望加入党

 (三)坝子街上反对天主教堂的斗争

 (四)任教沛县中学

 (五)夙愿以偿秘密入党

第四章 狱中斗争

 (一)讲“国耻史”引起的风波

 (二)打死特务姜友吉后的大搜捕

 (三)狱中斗争

 (四)我准备把牢底坐穿

第五章 抗战初期在徐州

 (一)出狱之后

 (二)恢复和重建党组织

 (三)在总动委会做上层统战工作

 (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团体

 (五)慰师台儿庄与徐州沦陷

第六章 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一)拿起枪打游击

 (二)最初组织的游击队

 (三)湖西特委的建立

 (四)讨伐汉奸王歪鼻子

 (五)天上掉下来的八路军

第七章 身入虎穴改造土匪武装

 (一)籍星科其人和他的土匪武装

 (二)身入虎穴开展谈判斗争

 (三)艰难的改造过程

第八章 湖西“肃托事件”的始末

 (一)“肃托事件”的由来和发展

 (二)受诬被捕及山东分局的“电报”

 (三)罗荣桓急奔湖西扭转危局

 (四)为“肃托事件”的彻底平反不懈地努力

第九章 湖西三年困难时期

 (一)“肃托”后的湖西

 (二)我与潘复生之间

 (三)反击日寇“万人大扫荡”

 (四)同甘共苦渡过难关

第十章 湖西根据地的恢复与整风学习

 (一)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二)城市地下工作的开展

 (三)主动出击讨伐伪顽

 (四)-年的整风学习

第十一章 参加军调谈判转入解放战争

 (一)徐州的军调谈判

 (二)保卫济宁之战

 (三)八千子弟重返湖西

 (四)开展地道战支援野战部队

第十二章 调冀鲁豫区与渡江南下

 (一)冶陶整风

 (二)在冀鲁豫区的工作

 (三)渡江南下

 (四)进军川南

第十三章 在川南和云南的日子里

 (一)剿匪征粮工作与邓政委的批评

 (二)头绪纷繁的任务

 (三)深入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

 (四)万隆会议前后与周总理在昆明

 (五)到中央党校学习

第十四章 在南京大学的六年

 (一)上书中央去办高等学校

 (二)扭转困局整顿领导

 (三)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

 (四)关于“教学质量”与“无为而治”的争论

 (五)广州会议和知识分子问题

 (六)访问民主德国和培育工农子弟

 (七)发扬“欀木精神”，克服三年困难

第十五章 周总理调我来中国人民大学

 (一)吴玉章老校长对我的支持、信任和关爱

 (二)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学校情况

 (三)团结一致向前看

 (四)建设发展人民大学的三年设想

第十六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遭遇

 (一)山雨欲来时，突调新市委

 (二)一次极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三)康生、陈伯达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两面派伎俩

 (四)康生对我的拉拢、打击和陷害

 (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第十七章 中国人民大学的撤销、恢复与重建

 (一)人民大学是怎么被撤销的？

 (二)经多方努力，人民大学终于恢复

 (三)在困难重重中重建人民大学

第十八章 十八年面对疾病的折磨与抗争

 (一)疾病的发生与误诊误治

 (二)百味人生

 (三)在病床上做的几件事

附录：郭影秋同志生平

后记

第一章 我的青少年时代

(一)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

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10日，我出生在江苏省铜山县马兰村。

铜山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越四千余岁”，其最古的名字叫大彭国，周朝叫彭城，秦朝实行郡县制以后，又称彭城县。秦以后两千多年，虽多次变更名称，如叫吕县、梧县、徐州等，但其地域建制却基本无多大变化。

铜山县这个名称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正式定名的，至今也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雍正十一年，徐州升州为府，另设铜山县，以代替过去的彭城县，而当时的徐州知府仍驻在铜山县。清代的徐州府辖七县一州，即铜山、肖县、丰县、沛县、宿迁、睢宁、砀山和邳州。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废徐州府，仍留铜山县，县署仍置于徐州城。所以铜山县和徐州市的关系，自古密切，有“徐州铜山本一家”之说。

铜山县地处微山湖南端，县名所以叫铜山是因当年微山湖边有个铜山岛，因岛而得名。其位于江苏省北部，与山东、安徽两省交界，环绕在徐州市周围。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又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交叉点。由于地理位置关系，铜山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据史书记载，自周秦以来，在这里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就有两百次以上，因此有些诗中说“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九里山前摆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在旧社会，频繁的战争给铜山带来的灾难可想而知。

马兰村这个村不大，村里的住户不多，起初只有六七户人家，后来才慢慢繁衍增多。村中的郭姓就我们家这一户，还是从外乡逃荒来的。我父亲对我讲过，他的高祖乃一筐一担从外地落难到此。实际上也就是背筐挑担，沿街乞讨，来到这个村里。

我的祖辈从外乡到马兰村以后，举目无亲，家无片宅尺土，四处求告，才被允许住在一户地主的草房里，被人称做“住房户”；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租种地主家的土地，所以又被称做“种地户”。因住地主家的房，种地主家的地，除缴纳苛重的租税外，还要无偿为地主家服各种劳役。那时候，兵荒马乱，常年闹灾，铜山又多丘陵，这一带农村没有多少可耕的土地。居住在这里的贫苦农民经常是靠打零工、做杂活维持生计。我的祖辈无房无地，又住在人家家里，当然得听凭东家使唤，实际上可以说是主家的奴隶。我小的时候，还常看到祖父和父亲为地主家干各种杂役的情景。因此，我曾在一首小诗中说：“我家本是田舍郎，祖孙三代住人房。”

我父亲这个人是个好庄稼手，他不仅很有力气，而且会干各种活计。论种地，耕耩犁耙，样样内行；论手艺，也可谓能工巧匠，能做木匠活，还会弹棉花，磨粉条。我还有个哥哥，比我大七岁，由于家里穷，他没读过一天书；人很老实，只知埋头干活，自然成了我父亲的好帮手。由于父兄勤劳能干，又很俭省，这样我家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在我十三四岁时，父亲把原来住地主的那些房子买了下来。不过是数间草房，但这可说是家庭的一大转折，毕竟算是有了自家的房子，父亲和母亲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从有记忆起，我很少看到过母亲有真正的欢笑，买下草屋前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才绽露过发自内心的笑容。

我父亲因为能干活，又有我哥哥做他的帮手，家里又多租种了些土地。村里的地主，一家姓朱，一家姓孙，我们家租种的是朱姓的土地。这家地主除有大量土地外，还在徐州城开着笔墨文具店。他们家仅在我们村就有三顷多地，全部租给农民种，他们家的人，除看家护院的以外，多住在城里。只是到了收获季节，才回到乡下收租子，这家三石、五石，那家两石、八斗，主要靠我父兄挑运。为了能租种他们的地，不得不干这些苦差。因为这家地主很厉害，贫苦农民对之稍有怠慢，他们就要收回土地，不让再为租种。我父亲唯恐得罪他，每逢其下乡收租时，总是跑前跑后，张罗不停。那时租子很重，按年或论季交纳，定下租额，不管年成好坏，都要按量交足。当时的土地收成很差，种小麦也只是百十斤的收成，能收到一百五十斤左右就算是最好的了，种高粱也只能收百把斤。但不管收成多寡，欠租还不行。由于我父亲有力气，又会干活，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收成都还可以。再加农闲时，他又做点木工，磨些粉条，或赶个脚，家里逐渐活便了些。不久，又给我哥哥收了个童养媳，又多了个干活的人手，家里的日子才好过了点。

但是旧社会的农村，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习惯势力，贫苦农民除受地主压迫外，还受族姓压迫。我们那个村基本上是孙、朱两大姓，我们家周围的都是孙姓，他们依仗人多势大，常靠族姓力量压迫人。地主阶级也利用宗族习惯，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譬如村里有各种可以勒索人的公差，有便宜的事，都派本族姓的人做，如村中的看青的、打更的，等等。而后他们又以各种名目收你的打更费、看青费，愈是外姓的愈多要，如若不给，他们就借看青之机，或偷、或毁你的庄稼。我父亲呢，他一方面勤劳俭省，另一方面又是犟脾气，生性不服人，不愿受欺侮和敲诈，遇上不合理的事，常和那些人吵嘴，急了甚至打架。而对方人多势力大，每次他都是处于挨打地位，一年总要挨几次打，有时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淌血。他有时不服气，到村公所告状，但村公所又都是大姓的把持，也按宗族习惯，袒护同宗同族，刁难欺侮外姓人，常使你有理难申。我父亲长年累月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受气生活。每逢遇到我父亲挨打受气，我母亲便十分担惊害怕。

我母亲是旧社会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吃大苦耐大劳，又心地善良，再苦再累都能忍受，又关心丈夫，疼爱孩子。为避免我父亲更多地挨打受气，一旦发生事端，她便到处磕头、赔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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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值郭影秋同志百年诞辰之际，由其口述的《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整理者，我想有必要就书之来由和整理的情况略作说明于卷端。

郭影秋(1909．9—1985．10)，早年投身革命，经历过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地方政府做领导工作，1957年后，主动请求到高等学校工作，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名誉校长。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诗人，又是1965年10月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拟定的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此事虽因“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他却矢志不渝，而后亲任清史研究小组组长，并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共同倡议在影秋同志诞辰百年之际，举办“郭影秋百年诞辰纪念会”暨“明清之际的历史与人物学术研讨会”，缅怀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卓越贡献，及其对清史研究事业与清史编纂工作积极组织推动、功不可没的作用和影响，表达学校对郭影秋同志的纪念和敬仰。

影秋同志生前口述其一生的经历是向我直接讲述的，并留下全部录音资料。此后，我已根据口述录音资料，整理成《往事漫忆》一书，于1986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该书反映内容的时间下限仅至1957年影秋同志辞去云南省省长之职为止。正如我在原书后记所说：“《往事漫忆》是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校长郭影秋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及其在政府工作期间的回忆录。”这就是说《往事漫忆》并未包括影秋同志口述的全部内容。而事实上在他辞去云南省省长之职后，主动请缨到教育部门，先是到了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又被周恩来总理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大革命”的风雨欲来时，他又被突然调到北京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并列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旋又被撤职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致终生致残。粉碎“四人帮”后，他又抱病投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恢复与重建的工作之中，晚年则长期面对病痛的折磨和抗争。这些内容他都有翔实的口述。他在对后半生的回忆中，以其富有传奇色彩的独特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为研究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尤其是为研究“文化大革命”爆发及其内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若不予整理而长期淹没是很可惜的。现在将这些未曾公布的口述内容，连同此前已经出版的部分，汇成一部郭影秋一生完整的回忆录，显然是十分必要且很有意义的。

进而想要说明影秋同志当初向我口述其生平经历的具体情况。1984年前后，党中央号召老干部、老同志撰写回忆录，以保存和抢救革命斗争史料。当时影秋同志虽在病中，仍毅然决定对自己的一生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并希望人民大学党委能派人协助其整理。那时我正在人大清史研究所工作，此前影秋校长对我也多有教诲，常有过从。因受组织委派，专程到他当时治病的上海瑞金医院去协助其整理回忆录。我与郭校长见面后，在整理工作正式启动前，他先与我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详细询问了我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还了解我对人民大学有关的人和事的看法，乃至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评论。我当时就暗自寻思，郭校长这是在“考”我，是在考查我能否承担其回忆录的整理工作。由此亦见，影秋同志对其做回忆录这件事是很严肃、很认真的。

经过相互长谈后，影秋同志才向我倾吐了其内心的想法，他说：“我这个人参加革命工作已五十多年了，但可以说是文不成、武不就。论武远不如那些老帅老将，论文也不如郭沫若、茅盾、巴金，但磕磕碰碰，毕竟已走了几十年的路，先后搞过秘密斗争，打过抗日游击，参加过解放战争，从事过地方政府工作，也办过教育，业余又对历史有浓厚兴趣，还喜欢写诗填词。本来还有许多想做的事，因晚年长期受病痛折磨，也都无法完成，所以，在各个方面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但毕竟已走过几十年的路，也经历了党所领导的各种斗争和运动，接触过不少人和事。既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很想把自己的一生清理和反思一下。但现在躺在病床上，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因此只好由我来讲，请你帮忙整理整理。我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也无所顾忌，我自知已不久于人世，是耶？非耶？任人评说吧！”回忆录的口述和整理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清楚地记得，从1984年5月初到7月中旬，我在影秋同志的病榻旁，与其朝夕相处两月多之久。那时他的病情已很严重，几经病危，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向我口述了他从苦难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投身革命，坚持狱中斗争……一直到人民大学的撤销、恢复与重建及其病中的思想与生活。讲述有时甚至是在发着高烧、打着点滴的情况下进行的。有时，我看到他咬着牙，握着拳强忍着苦痛的样子，就不安地劝说：“校长，今天咱们休息吧！”他则严肃地说：“我自觉已不久于人世，要争取时间，还是接着讲吧！”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头有尾，条理清晰地讲了整个一生的经历，仅口述录音带就留下近四十盘。我依据这些材料，进行了回忆录的整理。

1984年末，影秋同志从上海转回北京继续住院治疗。此间，我也不时到医院向他汇报整理的情况，已经整理出的部分章节也请他审定，其中有些问题经他首肯，曾在报刊上发表。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在影秋同志生前我却未能将其回忆录整理完毕。

1985年10月，影秋同志再度病危，在其弥留之际，我急忙赶往医院探望，面对当时的状况，我不得不含泪询问：“校长，万一您不在人世，回忆录整理完之后，请谁帮您审定？”他略加思索说：“回忆录的整理一定要实事求是，既不要溢美，也不要掩过，你就自己整理自己定稿吧，有些搞不清的问题，可以请教我的老战友。”继而，他又以微弱的声音问我：“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清史课题？”敬爱的郭校长呀，已经到弥留之时，还是那样清醒，那样实事求是，那样关爱晚生后辈。如此高风亮节和谆谆教诲，怎能不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而这次聆晤，既是他对我的最后遗教，也是我们间的永诀。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一书的内容既然系影秋同志本人所口述，我在整理过程中，遵循和坚持的根本原则是忠实于口述者。书中涉及的人和事，乃至对一些人的褒贬臧否，即使是人们认为的尊者和贤者，均按影秋同志的口述，不改不删。忠于史实，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贤者讳，这也是我国历代修史的优良传统，惟其如此，才能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影秋同志之所以在临终之前，犹谆谆教诲我：“回忆录的整理一定要实事求是，既不要溢美，也不要掩过”，盖本于此。我在整理过程中，曾向戴逸先生汇报书中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就如何整理向他请教，他作为当代著名史学家也是我的师长，曾诚恳地赐教说：“影秋同志再三强调要实事求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理应坚持优良修史传统，秉笔直书，实事求是”。

在坚持和遵循“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原则下，我在整理过程中，以影秋同志的口述为基本依据，还查阅了由影秋同志后人提供的其本人的大量工作笔记本、日记本和书信，以充实口述的内容和细节。同时，也查阅了人民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的相关档案与文献资料，以核实和印证口述内容，总之，这本回忆录的内容涉及的事件和人物，均以史实为依据，有循有据。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在整理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南京大学许多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同志以及影秋同志后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的关心、指导和帮助，这本回忆录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是我要衷心感谢的，当在本书后记一一道谢，此处不赘。

中国人民大学是我的母校，郭校长既是我衷心敬仰的革命前辈，也是对我循循善诱的良师。几十年来他以其高尚的品德和情操、渊博的学识，言传身教，熏陶哺育了一代代青年与后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就是受其教育影响至深的一个。特别是在协助其整理回忆录的过程中，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更是受益终生。

当《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整理定稿时，我感到总算是完成了郭校长生前对我的嘱托，心情才略感轻松。

谨以此书，告慰影秋同志的在天之灵。

王俊义

2009年7月1日 深夜

关于《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的由来及有关整理的情况，在本书前言中已有所说明，但仍感意犹未尽，还需在后记中再做补充。

虽然影秋同志在1984年5—7月间，就对自己一生的经历作过系统的回忆与口述，并且反映其前半生经历的《往事漫忆》自1986年8月出版以来，距今都已二十多年了，然而要整理出版包括其后半生经历在内的《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却是在2009年3月召开的“郭影秋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筹备会”上才最后确定的，而且议定此书需在2009年9月百年诞辰纪念会前予以出版，因而必须在7月份交稿，应该说时间是很紧迫的。我当时接受这项整理任务时有不小压力，能否如期完成并无足够把握。但令人欣慰的是，整理稿于7月初就完成了。而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按期交稿，则与不少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关心、支持和积极配合密不可分，这是我深深铭感于怀的。

首先应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主任作出举办郭影秋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倡议和决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王利明教授，校长助理、学校办公室主任刘向兵负责主持了纪念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戴逸先生还就如何进行整理回忆录给予了精心指导。校史研究室工作人员梁敬芝、付春梅、万静等为我们查阅校史资料、文书档案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对其中有关校史人物姓名等细节进行了指正。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国家清史编委会领导的支持，编委会秘书组及清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们都积极配合，为整理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工作经费，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相应的保证。谨表由衷谢意。

这里，还要衷心感谢南京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洪银兴、党委副书记任利剑、原任党委书记陆渝蓉，以及郭校长在南大工作期间的秘书潘忠哲等同志，还有茅家琦、徐慧征教授等。在我和郭少陵同志为整理回忆录去南京大学查阅资料和调查访问时，受到他们亲如家人的接待，既热情招待食宿，提供有价值的史料，还帮助审改了“在南京大学的六年”一章的书稿。

在整理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办公室主任田毅及郭校长在人大工作期间先后担任过秘书工作的李江、李春景、张银茂，还有原校史办的张增连等同志，都围绕郭校长的口述，参加过调查座谈，介绍了与口述内容相关的资料，提供了进一步核实查证的资料和线索，均有助于回忆录的整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在盛夏酷暑中为本书进行编辑加工，_丝不苟，认真负责，加班加点，在极短的时间内尽心尽力地按时完成出版工作。在此，对这些同志均表敬意和感谢！

最后，我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影秋同志的长子少陵、长媳孔群及次子又陵等同志，他们作为影秋同志的后人，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影秋同志的大量工作笔记、日记和一些书信，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印证和充实了口述内容的许多细节。每一轮回忆录的整理初稿完成后，他们都认真审读纠正了一些讹误，修改了一些字句，使得事实和提法更符合历史实际和影秋同志的真实思想。少陵同志自始至终和我一起进行调查访问，查阅核对各种史料。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合作，这本回忆录很难完成，对此，我心中是有数的，也是不能仅用感谢二字可以表述的。

我想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如此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都是出自对影秋同志的爱戴和敬仰。谨以此书作为对影秋同志百年诞辰的纪念。

王俊义

2009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