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是我的故乡，巴黎是我的家。”格楚德·斯泰因不再违背这个选择。在德军占领时期，当犹太人纷纷逃避种族灭绝法的时候，这位后来给年轻的美国文学带来启示的泼辣女子却留在法国。
1903年，格楚德·斯泰因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来到巴黎。这个矮小女子身材敦实，体形粗壮，举止、神态、声调都像男人，并有同性恋倾向。与她同来的是兄弟利奥。利奥是位画家，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目光狡黠，蓄着摩西式的长髯，颀长的身材懒洋洋的，打不起精神。他后来尤其是以一个老谋深算的现代艺术收藏家而显露头角的。两姐弟没有分开，一起在弗勒吕斯街二十七号院一幢带画室的两层小楼安顿下来。街道一边是拉斯帕依大马路，一边是卢森堡公园。格楚德和利奥两姐弟经常参观巴黎的画展与画廊。此时他们虽未发迹，手头却还是有些银两，可以满足自己的艺术爱好。在艺术史家伯恩哈特·贝伦森的指导下，利奥研习了一段时间的佛罗伦萨画派，也是在这位同胞的建议指点下，他们一同前往拉斐特街六号的安布卢瓦兹·沃拉尔画廊，买了几幅雷诺阿、高更和塞尚的作品。
1905年，蒙帕纳斯这个各种风格、各个流派画家杂居的地方显现了一些新的绘画倾向，后来这些倾向在大宫的秋季沙龙上得到了表现。格楚德和利奥两姐弟在这届沙龙上发现了过激的色彩画家——纯色彩的狂热信徒，他们的作品集中陈列在第七展厅。这个展厅又名“猛兽笼”，得自《吉尔·布拉斯》杂志的艺术批评家路易·沃克赛勒。后者在这些颜色鲜艳的油画中发现了阿尔贝·马克的一尊新佛罗伦萨风格青铜雕塑，不禁大呼：“猛兽中间的多那太罗！”
马蒂斯、布拉克、凡·东根、杜飞、德兰、弗拉芒克、马尔凯、弗里茨、芒更、普伊、瓦尔塔的油画引起大哗。它们激起了保守的观众、多少听命于官方艺术的批评家和谄媚学院派艺术家的愤怒与轻蔑。
印象派点燃的大火刚刚扑灭，最后一个绘画消防队又再次动员，要筑起最后一道抵抗“原始主义与野蛮主义”的防火墙。
利奥先是被年轻的绘画革新者弄得不知所措，接着被他们征服了。他在沙龙闭展之前花五百法郎买了一幅马蒂斯的作品。过了几天，《戴帽的女人》就挂到了弗勒吕斯街画室的墙上。同在墙上的还有塞尚、高更、雷诺阿、图卢兹一劳特雷克、莫里斯·德尼的作品，还有一幅马奈的小画。
通过亨利一皮埃尔·罗舍引介，格楚德和利奥进入了整个巴黎的美术界，于1905年秋天结识了帕勃罗·毕加索。格楚德与毕加索交了朋友。他们一同尝试说明自己艺术基础的特点，对新画家有同样的偏爱，不过他们评价别人的作品也同样不留情面。在长时间的讨论中，格楚德努力说服毕加索，说他们做的是共同的尝试。“帕勃罗是用颜料来描绘抽象的画像，我则是用我的表现方法——词语。”
他们成了真正的同谋。他们操着不太地道的法语，在舌战中闹了不少笑话。毕加索对这位新女友的人格非常感兴趣，决定给她绘一幅肖像。
格楚德每天去拉维壤街十三号毕加索的洗衣船画室，摆出姿势让毕加索画像。她坐在一把摇摇晃晃的扶手椅上，周围摆着一幅幅大油画，这都是毕加索从街头卖艺末期开始创作的作品。费尔南德·奥利维埃在一边念拉封丹的故事给她消遣，至于毕加索，坐在一把餐椅边上，一手拿着盖满灰褐颜料的调色板，鼻子凑到画布上，开始打草稿。为了完成这幅肖像，他要求格楚德要摆八十次姿势。几乎每天下午，格楚德都来蒙马特尔摆姿势，然后再领着她的巴斯克狗，穿过巴黎一条条街道，步行回家。星期六毕加索送她回去。这天晚上，在弗勒吕斯街，大门对艺术家敞开。
1906年冬天，格楚德把毕加索介绍给马蒂斯。马蒂斯年长一些，戴着大眼镜，表情严肃冷漠，根本听不明白毕加索这个西班牙佬的想法，以致毕加索后来不断地取笑他。在谈论自己的时候，这两个人操着打趣逗乐的声调，互称对方为“南极”和“北极”。
不久，在格楚德家里，除了画家朋友，还来了一些年轻的美国作家与出版商。他们是被二十年代热闹的巴黎吸引而来的。在他们看来，巴黎是表现自由和艺术解放的首都。有利的汇率（55法郎兑1美元），乘坐法国船运公司的邮轮，以低廉价格所做的跨洋旅行，对于最好酒贪杯的人来说，没有禁酒令，可以开怀畅饮啤酒、威士忌、杜松子酒和别的波旁威士忌的环境，凡此种种，都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提供给美国佬的好处。
这些新来的家伙在蒙帕纳斯住下来，也就顾不上选择“最漂亮的巴黎”了。蒙帕纳斯街区既不具有典型的巴黎风格，也不是著名的风景胜地：一种毫无特色的建筑风格，一些低矮的乡里乡气的两层小屋；在满是泥泞的死胡同里，一间间马棚改成了画室，而一群群可怜的绵羊、肉牛、小牛、肉马，源源不断地从门前经过，被赶往沃吉拉尔的屠宰场。这里很少见到纪念性建筑，除了立在天文台广场的卡尔波的喷泉《世界的四个部分》和吕德（Rude）创作的雕像《内伊元帅》之外，街区周围还有巴尔托蒂（Bartholdi）创作的《贝尔福的狮子》，不过立在登费尔一罗什洛广场中央的这座塑像是个缩制品。至于罗丹的雕像《巴尔扎克》，是1939年才立在拉斯帕依大马路上头的，而且是在拖延很久之后才选定这个地方的。
在年轻的作家们看来，蒙帕纳斯构成了一个活的传说，他们在这个传说里与逝去的诗人、从寒冷中走过来的画家、利他主义的放荡鬼及形形色色的社会边缘人会合到一起。对他们来说，蒙帕纳斯远不是蒙帕纳斯，其魅力有一种精神的原因，其历史更是一个神话。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蒙马特尔就进入了黄金年代的最后年头。既然人们不再在黑猫夜总会周围寻找财富，影子戏院的灯笼也已熄灭，蒙马特尔的精灵就只能到别处去喘息了。阿里斯蒂德·布吕昂离开了高地，去耕种他在卢瓦雷省的库尔特尼花园；莫里斯·多奈心血来潮，将其热情投给了街头剧；克桑罗夫见到伊薇特·吉尔伯特抛弃出租马车，换乘出租汽车，就涌起一股怀旧之情；玩笑大师阿尔丰斯·阿莱（Alphonse Allais）与特里斯丹·贝纳尔（Tristan Bellaard）和夏尔·克罗（Charles Cros）会合，因为他知道要使荒诞诗歌流传下去，还得指望众多后人。卡兰达什（Caran D’Ache）、谢雷（Cheret）、斯泰因伦（Steinlen）、维莱特（Willette）发现了彩色石印术，从此许多画刊就用上了彩色插图，而巴黎的墙壁上也贴满了彩色招贴。
作为古希腊众缪斯的栖息地，这个“帕纳斯山”就成了诗人、作家、画家与他们反复无常的“爱捷丽”的国际约会地，成了他们的奥林匹斯山。在这里，他们将重新创立已经放弃的蒙马特尔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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