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老儿真的独尊儒术吗

历代皇帝都是秦家店的大掌柜，那么怎样解释汉武帝“独尊儒术”呢？怎样解释皇帝都尊孔，都对孔府倍加呵护？他们真的相信儒家的一套理论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汉武帝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的。透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就可以发现历代皇帝“独尊儒术”的本质。

独尊儒术

汉武帝吸取了秦始皇独尊法术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因而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矫枉过正，开始放弃了法家的独尊地位。在汉文帝和汉景帝那个时候就不再像秦始皇那样了，他们对黄老之学、儒学有所注重。《汉书·儒林传》载：“孝惠、高后时，公卿皆物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指儒者)，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司问，未有进者……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候，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文、景并没有立即用儒家，儒家反对绝对君权的理论还是具有革命锋芒的。汉初的统治者对于儒家是若即若离，经过一段震荡，儒家地位逐渐上升，到汉武帝时终于来一个“独尊儒术”。

儒家可用之一

到了汉武帝时代，孔孟反对绝对君权的思想已经被董仲舒这些汉儒们淡化了。他们又给加进去了好多“天命”、“尊卑之制”、“贵贱之差”、“三纲五行”这些消极的东西，所以新的统治者用这些变了形的儒学来统治天下，也不会影响王权的专制了。历史上各个朝代主张尊孔读经，也是因为孔孟并不反对君主制。否则，连这块招牌皇帝老儿也不准备用。西汉以后在变了形的儒家那里，民本主义几乎没有多少了，各个朝代尊孔读经才更兴旺发达起来。孔孟思想反对极端的君主专制被后儒们给阉割掉了之后，皇帝老儿才接受过来，岂不顺理成蕈！

不过，尽管孔孟思想里面有一些维护皇权的东西，但它比法家那种露骨的专制暴孽、阴苛险毒、对人性疯狂绞杀的各种说教，要强得多。就是董仲舒的汉儒，依然保留着民本主义的一些东西。如董仲舒建议采取献田、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措施，“以宽民力”。后儒仍然强过法家的专制独裁。

儒家可用之二

后来的儒学还会保留一些民本主义，这也更得皇帝之欢，用它来约束一下各级官吏，也是再恰当不过的。当时历代统治者都需要一个好看的理论，给别人看，花花绿绿，自己不去实行，但也能欺骗人。后来的所有皇帝在言论中都讲一些儒家的民本主义的套话，有的甚至去孔府祭拜，其实自己是没有心思去实行的。

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丢掉法家的严刑酷法的政治，常常是为了掩饰而外表尊孔。汉朝统治者提倡“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内法外儒政策。汉宣帝表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本记》)路温舒上汉宣帝《尚德缓刑书》中揭露了统治者尚法严刑的残酷现实。他写道：“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日：‘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日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伤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贼残而亡极，愉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对于这种官吏只知用法，冤狱遍于国中的严重现实，路温杼得出结论：“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汉书。贾邹枚路传》)事情发生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各级官僚依然奉行着法家的残暴政策，其他朝代可想而知了。好在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招牌，否则，路温杼这次讲孔孟思想的仁政也不可得。

封建社会的官吏们要想贪赃枉法，非得用严刑酷法不可。杀得人们噤若寒、蝉，这样做多方便，讲仁义道德太麻烦了。你一讲仁义道德，老百姓就高兴，就要求他们的各种权利了。只要承认老百姓有权利，就得承认自己的官僚权力的局限性。这样，官僚们干吗？他们不会干的，他们运用的就是严刑酷法，让你老百姓服服帖帖。

还是愚民政策

还有人可能说，汉武帝没说学法家呀？是的，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没有让人们去学法家的。这些统治者害怕他人学会，在这点上，他们采取的是愚民政策。而他们自己是乐不可支地偷着学呢！韩非在《五蠹》篇里明确告诉人主，不让别人学法家，只能人主一人学。韩非说：“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书法者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比禁无用。”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法家这些书，不是老百姓学的，你们都学会了，都知谋善战，这不是对我的威胁吗？所以秦始皇焚书时把法家的书一起烧了。在国家图书馆留一本自己看就蛮可以了。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挂羊头，卖狗肉”，如果用在统治者对外鼓吹独尊儒术，其实内行法术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当然，有的皇帝或地方上“土皇帝”自己不懂什么是法家，这也无妨，他身边肯定有一个谋士，谋权、术、势的人物出现在他身边。如刘邦身边的萧何、张良、陈平，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近现代史上的幕僚也基本上是这类权谋之士。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类著作，如《反经》、《官经》、《商君书》、《鬼谷子》、《政训》等。这些著作都不是治国的，而是治人治官的。是一种统治术。这些权谋家，社会怎样发展，经济怎样发展，人民怎样安居乐业，人类怎样进步，甚至他们的子孙生活在什么环境里，他们基本上不考虑，他们只考虑皇帝怎样把自己的政权稳住，把位子坐稳，怎样摆平各种政治势力，怎样道貌岸然。

当然，有个别历史人物能把治国与治人结合起来，把法家的东西和儒家的东西结合起来，治人服从治国，某些有为的国君特别青睐这类人物。诸葛亮就是这种全面的人物。批儒评法时把诸葛亮当作法家，而历史上各代都把他当作儒家。从文化人格上说，诸葛亮是集儒、法、道于一体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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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类最大的“罗生门”，它的迷人之处，就在于真相的“不可知”。不要说两三千年之前的历史，就是昨天发生的事，要弄清真相，有时竟也会“难于上青天”。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寻真相的冲动却无法止息。保持客观性和追求真实，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和历史研究的最终悬鹄，也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对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真相的被遮蔽，原因相当复杂。或被政治所胁迫，或为名利所驱使，都可能成为歪曲历史、掩盖事实的成因。明人冯时可说：“今之操觚者，求惊人而不求服人，求媚世而不求维世，此海内所以无文宗也。”可谓一针见血的洞识之见。“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因为收受礼金，在为人做墓修铭时，违背良知，罔顾事实，阿谀奉承，为时人所轻薄，被后世所垢病。同代人刘禹锡指责说：“公鼎侯碑，志遂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宋人司马光则批评说：“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可见，连韩愈这等名满天下的大人物，也会因私心而同顾公正与事实。

我们过去接受的教科书教育，大都是将历史或人物简单化或脸谱化，要么好要么坏，要么伟大要么渺小，没有中间地带。如对农民起义的评价，言必称其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对其破坏生产力，践踏社会秩序，涂炭和危害黎民百姓，则讳莫如深，缄口不语。又如对李鸿章这类人物的评价，往往也是一棍子打死，将其钉在汉奸卖国贼的耻辱柱上，而对其兴洋务重实业等实绩却视若无睹。一些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无视这种复杂和丰富，必然会使历史的真相受到遮蔽。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真相被遮蔽，历史就可能“变脸”，会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谎言充斥、黑白颠倒、虚假横行。如果历史只是歪曲的宣讲，如果历史学家与之同流合污、助纣为虐，那么，如何向死者交待、如何对生者负责？历史的良心又何在？

追寻历史真相的工作是坎坷艰难的，但即使在这个肤浅而浮躁的时代里，也仍有史学家恪守基本的史德规范，从那种理性化的麻木状态、实用化的学术作秀中解放出来，冲破多重雾障，竭力探索挖掘，坚守历史作为“抵抗遗忘最有力的工具”基本的文化功能，重拾被遮蔽或被“变脸”的真实历史，使湮没在时间深处的人或事重获生命，显现出历史学家对斑斓多姿历史的痴迷和敬畏。这也就是我们编选此书的追求和旨归。

在遴选文本时，我们不着眼于那些象牙塔里的空洞讲章，拒绝那些老气横秋的呆板说教，在体裁和写法上葆有开放的姿态，致力于讨论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本书中的作者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冒险的欲望，带着灵性的智慧和求真的自信，不断打量历史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目光深邃独到，文思遥接八荒，将叙事的触角深入历史的各种可能性和情境之中，为历史的复杂和丰富提供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景象，使读者在儒雅温润的叙事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历史的活力。作者的观点读者也许不一定赞同，但至少会激发出深刻的思索和丰富的联想。本书所选文章大都角度新颖，行文严谨，论据扎实，在对历史不知疲倦的叩问洞察中，还原真相，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米兰·昆德拉说过，对真实记忆的丧失，将使“人变得比氢气还轻”，这大概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站在一个真实的起点上，我们会切实地感受到历史应有的深度和广度。

张秀枫

2009年7月23日于深圳

我们不着眼于那些象牙塔里的空洞讲章，拒绝那些老气横秋的呆板说教，在体裁和写法上葆有开放的姿态，致力于讨论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张秀枫主编的这本《历史为谁变脸》中的作者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冒险的欲望，带着灵性的智慧和求真的自信，不断打量历史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目光深邃独到，文思遥接八荒，将叙事的触角深入历史的各种可能性和情境之中，为历史的复杂和丰富提供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景象，使读者在儒雅温润的叙事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历史的活力。作者的观点读者也许不一定赞同，但至少会激发出深刻的思索和丰富的联想。《历史为谁变脸》所选文章大都角度新颖，行文严谨，论据扎实，在对历史不知疲倦的叩问洞察中，还原真相。

孔子为何对女人有偏见？朱元璋为何要把孟子清理出孔庙？私盐贩子如何成为吴越霸王？蒋介石为何要葬在慈湖？秦桧为何执掌权柄20年？最是无名真英雄，谁打响西安事变捉蒋第一枪？……张秀枫主编的这本《历史为谁变脸》，见微知著，以崭新的笔触披露惊心动魄的真相；去伪存真，用生动的细节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