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借古喻今的小说，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其中有格拉斯、伯尔、拉尼茨基、恩岑斯贝格尔等当代德国作家的影子。作者在封面上设计了一只从砾石堆里伸出来的、握着一管羽毛笔的手，立意深刻，发人深思。

本书是作者最成功的小说之一，1979年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德国的畅销书。

十七世纪上半叶，德国各宗教派别、德意志皇帝和各诸侯之间的矛盾深重，冲突连绵不断，在经历了30年战争后，一批文人志士相聚在小城特尔格特，他们谈古论今，畅所欲言，在探讨诗歌、戏剧等严肃的学术问题的同时，还痛心疾首哀叹自身和祖国的命运；他们借助诗文，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可在高谈阔论的同时，又插科打诨，粗话连篇，荤话迭出，还“不拘小节”同女仆利女店主苟合；最后他们甚至还共同草拟了一份“和平呼吁”，但一场意外的大火将聚会场所和“呼吁书”化为灰烬，文人志士们所有的美好愿望也随之烟消云散。

小说中描述的那些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等，德国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在作者的笔下，他们的背后分别隐藏德国当今文坛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小说中的主人公西蒙·达赫和格仁豪森分别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文学团体“四七”社的负责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利作者格拉斯本人的化身。作者以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生动地描写了 “四七”社在上世纪60年代的活动，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

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我们当今的许多故事绝非现在发生。本书所讲的故事，即肇始于三百多年前。其他故事也大体若是：举凡在德国发生的故事，无一不是源远流长。我现在写下发端于特尔格特的一切，是因为一位朋友要庆祝他的七十大寿。这位朋友曾于本世纪第四十七年将一批志同道合者团结在其周围。现在他更衰迈，可谓老态龙钟；而我们——他的当代之友，也个个与之俱老，已是两鬓染霜。

遥想当年，劳雷姆贝格和格雷弗林从日德兰半岛来到南部高地，再从雷根斯堡徒步下行；另一些人或骑马，或坐马车来；如同有些人乘舟顺流而下，年老的韦克黑尔林也走水路，取道伦敦至不来梅航线前来相聚。大家不论远近，纷纷赶赴目的地。一位视日程安排如同赢亏一样平常的商人也许会惊诧于他们守时的诚信。要知道这些先生仅仅是口头应允赴会而已，况且城乡迭遭破坏，蔓草盈野，满目荒凉，鼠疫肆虐，民众流离失所，更兼条条道路极不安全。

从斯特拉斯堡来的莫舍罗施和施诺伊贝二人抵达约定的目的地时已身无分文(只剩下手稿，这东西对拦路抢劫的盗匪毫无价值)。莫舍罗施开怀大笑，笑声愈增几分讥讽；施诺伊贝则悲叹不迭，旅尘甫卸，回程的恐怖就已浮现在眼前了(他的臀部被盗匪的刀剑拍烂了)。

切普科、洛高、霍夫曼斯瓦尔道和其他的西里西亚人身边携带着一封弗兰格尔的信，一直交替跟随那些到威斯特法伦征集粮草的瑞典军分队前行，得以毫发无损，安抵奥斯纳布吕克附近。然而。征集粮草时频频发生的恐怖事件——一律不问穷人的宗教派别，他们全都目击身经。责难和抗议无法阻止弗兰格尔的骑兵。一个名叫舍弗勒尔的大学生(切普科发现的)在劳西茨差一点被抓获，原因是他挺身而出，保护了一位农妇。这农妇本该像她丈夫一样，也要用尖木刺死的，而且要当着她孩子们的面。

约翰·里斯特是从易北河畔的威德尔附近赶来的，途经汉堡。一辆旅行马车把斯特拉斯堡的出版商米尔本从吕纳堡送来。西蒙·达赫来自柯尼斯堡地区的克奈普霍夫，路虽最远，却最安全，因为他混迹在其国君的随从队伍里——达赫广邀同道的信函导致这一豪华排场。去年，勃兰登堡的弗里特利希·威廉与奥拉宁的露易丝订婚，达赫躬逢其盛，在阿姆斯特丹朗诵道贺的韵诗；也就在那时，他写好了许多邀请函，点明诗人聚会的地点，而且，因为有那位选帝侯的帮助，故信函的投递就不愁没人关心。(常常是在各地活动的间谍接收信件，他们喜好搬弄是非。)于是，格吕菲乌斯应他之邀莅会，尽管他同什切青商人威廉·施雷格尔一年来先在意大利后在法国各地奔波。他是在返乡途中(在施派尔)接到达赫信件的。他这次准时到达，而且把施雷格尔也一起带来了。

语文教师奥古斯塔·布赫纳(从维滕堡来，也很守时。保罗·格哈德虽曾多次表示谢绝，但最终还是践约来到。一辆邮政马车在汉堡追上菲利普·策森，他偕同其出版商从阿姆斯特丹前来相聚。无人置身度外，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纵然他们中间多数人在学校、国家机关和宫廷任职，公务缠身，但这都未能成为阻力。川资匮缺的人事先寻找赞助者，倘若找不到资助者，像格雷弗林这样的人就凭顽强意志的引领赴会。摇摆不定者一听到别人已在途中，便顿生远游之念。即便相互敌视的人，比如泽森和里斯特，也愿意彼此聚首。洛高实在无法抑制自己对此次诗翁雅集的好奇心，这比抑制自己对聚会诗人的讥诮更难。这些人在家乡的活动范围过于狭窄，既无长久之事、又无短时之爱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再者，当和约在暗中商谈之际，总起来看，他们骚动的心绪和探求的愿望与日俱增，谁也不愿孤守一隅了。

先生们虽渴盼进行文学交流，也接受了达赫的邀请，然而，当聚会地奥斯纳布吕克附近的小镇奥塞德找不到寄宿处时，他们便顿时沮丧起来。达赫看中的“拉彭霍夫”旅馆虽及时预订妥当，却被瑞典军事参谋埃尔斯凯因的参谋部所占据——埃尔斯凯因最近向和会明确表示弗兰格尔军队要求赔罪，让和约承担新的费用。旅馆各客房纵然没有被团部秘书们和科尼希马克的上校们所占用，但也被各种文牍卷宗塞得满满的，那一问宽敞的大厅变成军队的口粮仓库了，本来，诗人们是打算在这个厅内举行会议，进行渴望已久的交流，朗读各自手稿的。骑兵和用毛瑟枪装备的步兵四处闲逛，传令兵东游四荡。埃尔斯凯因拒不见客，达赫就拿出旅馆客房的订单给一位检察官兼执法官看，岂料此人向四周爆出一阵轰笑，那笑声极富感染力，好像达赫在请求他从瑞典银行报销旅馆订金似的。达赫遭此峻拒，愤然而退。壮实的蠢汉，不可理喻的空虚，穷极无聊的狞笑！诗人的荣名，这些瑞典老爷一概不知。最后，经过长途跋涉的诗人们只能在旅馆小房里歇歇脚。店主建议他们去奥尔敦堡地区，那里什么都有，包括住房。

P1-5

《相聚在特尔格特》是当今德国文坛健将格拉斯的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德国诗人于1647年夏在小城特尔格特的聚会活动。

虚与实

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德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战争由德国各宗教派别、德意志皇帝与德意志各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引发，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各自与欧洲外国势力结盟争斗，遂致德国战祸连绵，田园荒芜，生灵涂炭。活跃在本书中的一群诗人克服重重困难奔赴特尔格特聚会，时为1647年夏，即三十年战争行将以签订《威斯特法伦和约》而告终的前夕。

这是一次学术交流，也是对和平的急切期盼和对国家命运的热切关注。情节虽属虚构，但却是以300年后的1947年成立的西德文学社团“四七社”为“克隆”原型。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汉斯·维尔纳·里希特”，里希特即“四七社”的领袖人物。很明显，这是一部以现代人的体验去沟通历史的“咏史”之作。这种写作方式使格拉斯那“思接千代、目通万里”的艺术想象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更重要的，也许是阐发作者的这一理念：“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

这“事”即指德国历史上的分裂、战乱、被外族占领、民不聊生的悲剧一再重演，又指历代文人对祖国命运、文化生态和尊严的一以贯之的关怀。

雅与俗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聚会诗人深知自己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和影响，然而他们却拥有引以为傲的武器——语言。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在政治云谲波诡、社会荒腔走板、国家支离破碎的暴虐无道时代，语言是联系所有德国人心灵的唯一仅存的纽带，因此，他们决心用好这一武器，写出不朽作品。聚会上有关诗韵、方言等的争论和探讨就具体表现了他们对“缪斯圣林”——语言的细心维护，而聚会上诵读的某些作品也的确是反映国难民瘼的语言结构。遗憾的是他们有时过于追求风雅，故有堆砌华丽词藻的弊病，更有甚者，说些超时应景的空话、谎话。这，遭到作曲家舒茨——他本想在聚会上发现歌词和歌剧蓝本的——委婉的批评，连“粗人”格仁豪森也颇有微词，说他倘若日后写作就断不会写诘屈聱牙的华彩辞章、忸怩作态的心灵悲歌，浪费时间的牧羊体诗，流行的丧礼曲，他务使语言朝生活本源靠拢，要讲真话。

庄与谐

聚会的一切活动全由达赫安排；聚会者不论出身贵贱，年龄长幼，声望大小，全都听命于他；聚会上出现矛盾全由他化解。达赫并非一代文宗，他有何德何能，具有如此巨大的亲合力和感召力？

这自然得益于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为人严谨，宽厚，蔼然有长者风范，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态度，他是老资格的和平主义者，可以说代表了诗人(及民众)那有如久旱之望云霓的对和平的渴望。

与达赫的形象相对应，其余大多数诗人虽然个个都是(至少外表看来)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但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文人陋习，诸如恃才傲物，刚愎自用，门户之见甚深。在争论严肃的学术问题时，在痛心疾首哀叹自身及祖国命运时，往往又插科打诨，“荤话”、“粗话”迭出，不拘小节，甚至做出“文人无行”之事，同女仆苟合，同女店主一夜风流等等。对于这一切，格拉斯用调侃、幽默的笔锋一一勾勒，读来令人捧腹。

宽容与狭隘

如上述，达赫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文人情怀，即希望消弭教派矛盾，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他善待“粗人”格仁豪森则是这一情怀的集中体现。

格氏本是猎人，又干过一些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强奸妇女的勾当，不久前才到军中任团部文书。就在聚会面临夭折的紧急关头，格氏为他们提供“桥旅社”作为诗人的聚会场地和居所，并以劫掠方式为聚会提供了一顿宴饮美食。当诗人得知美食来路不正，再联系到“粗人”曾参与过学术讨论并发誓日后要当诗人，这些在与会的诗人看来实在有辱斯文，于是怒不可遏，纷纷责怪达赫为何要让“粗人”在会上发言，并要求对他进行声讨和审判。  

但达赫不为所动，容忍了“粗人”对其恶行做的类似于奉行犬儒主义的辩解，又说他的抢与骗同王公诸侯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反而责怪诗人为何如此迂腐。达赫更多考虑的是“粗人”意欲提高诗人地位的善意。

对于“桥旅社”女店主丽布什卡曾当过随军女贩和娼妓的这段堕落历史，达赫认为这是时代使然，是战争环境使人野蛮化了。

对人宽容，从更大范围看，各教派应相互尊重，各国应和平共处。否则仍然存在潜伏的战争危机。小说结尾处，诗人拟定并具名通过的呼吁和平书在无妄之灾里化为灰烬，这是否象征人们企盼和平的善良愿望落空，更令人深思的还有这一情节：一些农民并不希望实现和平，因为和平之后的赋税反比战时重。300年前德国一片废墟，300年后德国废墟一片，面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作者不由得发出一丝令人伤感的无奈和悲凉。德国，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其悲观主义思潮的历史积淀是何等深厚。

格拉斯的文风艰涩，用词冷僻，表述怪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饱尝“一名之立，十旬踌躇”的况味。不妥和谬误之处，尚希专家和读者指教。

黄明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