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捋其实捋不了，因为张凤站起来时，两腿一软，支撑不住，坐地上去了。张凤哭了，哭得声音越大，李水荣就越得意。对他来说，世界就是他的，土地是他的，粮食是他的，女人也是他的。
但俗话说，盈满则亏，李水荣也有做落水狗的一天。却说这治了李水荣的人，又是张凤。张凤的叔叔科举未中，流落异地，换了朝代却荣归故里，在县里做了督学。督学大人说男女早就平等了，你应该接受教育，这样就把张凤拖到县里女子学堂去了。张凤那天就像被绑架走的，嘴被捂住，手被捆住，两只小脚像扑水一样扑打着土地。但是在县里待了六七日，她的记忆就出问题了，她想不起李水荣的生辰八字和他的属相，她被眼前的景象冲击坏了，眼前是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字，是一句句礼貌谦恭的话，是一个个头发中分的人，就像瞎子猛然看到漫山遍野开满五颜六色的鲜花，她眩晕了。
此时的李水荣则待在下沅村村头，捧着空空的双手，好像那里原来有一个大海，现在却生生蒸发了。他一直以为张凤会像往常一样穿越河流，走到他跟前，但是他再也没有看到。暮色开始变得越来越漫长，越来越迟缓，最后竟似是不走了，凝滞在天空中。李水荣灰心丧气地倒在枯草上，负气地让阴气慢慢渗入背部，他想这样病了就好，死了更好，但最后他还是腰酸背痛地起身回家。那回家的身躯像是被放了血，已不复当年之勇。在遇见一个邻居后，他强行拉住人家，气急败坏地说：“再怎么，别人也要喝我剩下的洗脚水啊。”
话说得如此酸楚，竟使我相信这个操蛋的男人也是有爱情的。
如是绵延一月后，虚弱不堪的李水荣终于放下等待张凤投诚悔过的架子，背上干粮进了县城。这一路他看到茂盛的鸦片地散发着床铺的温暖味道，看到尖尖的石头痛快地割着自己脚下的老茧，有时候他觉得不解痒，还要停下，把老茧故意放在石尖上摩擦。但是在这对鸭子式的大脚踏进县城后，它们就老实了，收缩了。县城石阶渗出的凉气，从脚心钻入血管，传递到心脏、手臂和大脑，竟使李水荣连连打战。
李水荣试图吸口气平复自己，但是这惶恐却似落下了根。越来越多着新式服装、剃新式头的人，给李水荣投下了越来越多的阴影，李水荣分明在他们冷若冰霜的脸上看到了刀兵气。李水荣想，或许这里到处都潜藏着兵爷，他这么想，果然就有一拨裤腿扎绑腿的丘八喊着口号走了过来。狗屁不是的李水荣感到小腿抽筋。
后来，李水荣像老鼠一样，忍受着一间间黑色店铺对自己构成的压力，沿着墙根往前走，走到了女子学堂。他不敢问看门的能不能进去，也不敢找看门的打听张凤，就偷偷坐在围墙外边，等那个变做凤凰的人出来。
这一月来，张凤读书本来无事，却不料因自己的胸脯比周边人鼓得大，被戴金丝眼镜的国文老师盯上了。张凤起先有些摇摆，后来又禁不下国文老师簧舌轻摇。国文老师说：“这世上人只分作两种，一种是粗鄙，一种是不粗鄙。你如此佳人，好似那笛子，丢给农人，岂不是白白糟蹋，位置还不如门边耙锄呢。”张凤宽衣之前，面色红润，心儿狂跳，说：“我已不是处女了。”国文老师恼恨地说：“你脑袋怎么还有那么多旧思想呢?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不破除这旧思想定然是没有出路的。”话虽说得动听，但当张凤完全打开身躯并闪出一道白光后，为人师表者还是控制不住先行射了。
张凤大约是连这事情也忘记得差不多了，以为这样就代表已经发生了，穿上衣服陷入惶恐中。她惶恐的正是李水荣，她没有在国文老师面前脱衣服，便不惶恐，一脱，惶恐滚滚而来。她觉得自己伤害了李水荣，而幼狮的可怕就在它受了伤，受伤使它气急败坏，使它铤而走险。这天杀的不正是亡命之徒吗?
张凤想解决李水荣的问题，文的武的想一通，脑门抓破，始终进不了门。
这样，她就走到校门外李水荣的视野了，就果然碰到李水荣了，她走不是，不走也不是，感觉周围人的目光火辣辣地钉在身上，她本是县城人，现在却有个乡下的亲戚过来揭露她的身份，她真想找个缝隙遁了，真想一头撞死在地，真想对着恼恨的李水荣一顿尖叫，但是李水荣却意外地没有恼恨，而是鼓着一双哀楚可怜的眼睛，像是要挨宰的水牯。这让她心里晃当当地碎了。
张凤暗示了下，羞急急地走在前头，李水荣仿佛懂得这意思，拉开一段距离跟着。这样到了一家昏暗的茶馆，张凤像主人、像主宰，很不耐烦地示意李水荣坐下。过了一会儿，她觉得不能这样刻薄，又过了一会儿，她又觉得就应该这样刻薄。她想让李水荣暴怒起来，想让李水荣把锅碗瓢盆都扔掉，想让他把她提起来抽几个耳光。
5-7
一些令人惊吓，完美无缺地叙述人类道德的黑暗的故事，来自于现代中国当今最有成绩以及有潜力的年轻小说家。
——伦敦大学汉学家Julia Lovell
福克纳曾在一封致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中说道：“即使是个短篇小说的集子，其形式、整合就跟长篇小说一样重要——要自成一体，单一的，围绕一个音调，整合中有对位，向着一个结局，一个终曲。”这也是本选本的意旨：它试图呈现阿乙这十年来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的写作成就，那个在小镇与城市经验的裂隙间，在志异的虚构、经验的熏构以及观念的图像化之间，在技法的在场与声音的消隐之间，愈来愈坚定的小说家形象。
——徐兆正
受阿乙先生委托，兹从他的四部小说集里选出十二篇，组成这本选集。我将阿乙已出版的小说集（共六十篇小说）粗略地划分为六个大类：一、经验；二、志异；三、痴人；四、概念；五、技法；六、元小说。
在第一类中，编者较为侧重那些偏离作者生活的文本。有一种关于经验的看法是，作家只擅长于复制他曾经历的生活，而在他其余的作品中则有些不真实之感。此类看法毋宁说是沿袭了腐朽的现实主义美学，反观那些看起来极为不同的智性作家，大抵也未能逃脱同一逻辑：因为他们都将物质与精神粗暴地分开，不是在这一边，就是在那一边；不是左拉，就是博尔赫斯。但经验在阿乙这里，却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绽开的元经验：经验不再作为一种素材，而仅仅是需要被普遍精神接管的内在差异．是想象流溢与发生的最终场域。基于以上原因，我将《巴赫》与《阁楼》纳入这一辑中。
在第二类中，编者选择了《信使》（原题《春天》）与《五百万汉字》。志异在阿乙笔下又分为纯粹的志异与志异化的乡村生活经验，前者以《狐仙》始，近来又有《虫蛀的外乡人》；后者则以《黑夜》始，至最近的作品《对人世的怀念》。在《对人世的怀念》里，尤其是其结尾部分的怅然，令人想起《重现的时光》中的一个镜头：马塞尔忽然发觉身边熟识的人都已老得不成样子。而在此前一刻，他们还那么光鲜。这种时间的跳跃准确地发生在平稳的叙述里。此次选入的两篇虽非新作，但均代表了阿乙始终坚持的一个写作方向。
第三类是痴人，与志异的作品相似，阿乙对此同样有着两种写法——仅在《灰故事》中即可看到——其一以《小卖部大侠》《八千里路云和月》为代表，其二以《明朝和二十一世纪》为代表。但是这种分流很快就被《明朝和二十一世纪》所预示的《先知》所垄断。此后亦有《北范》问世，但无不逾越“以自嘲的方式去组织某些智性叙述”的倾向。质而言之，前一脉的写法被中断，也许是作者察觉到幽默之中存在着油滑成分；仅就阿乙最近的作品来看，对待后一脉写法，他同样有所警惕。
在第四类中，关于遗忘的《忘川》与关于占有的《虫蛀的外乡人》这样的作品代表的是作者对《先知》或《北范》式写法反思之后的实践，也可以说是一次断裂。阿乙开始将意图表达的想法（诉诸思这一持久行为）消隐于故事之中（为思寻求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以《虫蛀的外乡人》为例，在写作之初，作者也许就看到了水中密集的鱼与世间密集的人这类景象。此外，世人祈愿化作石头也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理性的冥顽。象征与图像都不是随意选择的，但叙述终究围绕着他所构想的那个画面展开。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中记载了维特根斯坦对小说的一种看法：“当托尔斯泰只是在讲故事时，他对我的感染远远大于当他对着读者说话的时候。当他背对着读者，那么在我看来就是最有感染力的……在我看来，当他的哲学隐含在故事里面时，他的哲学就最为真实。”我觉得恰也这么看待《先知》与《忘川》这两类作品的断裂与联系。
在第五类中，编者选择了最能代表阿乙写作技法的三个短篇小说：《意外杀人事件》《小人》与《鸟看见我了》。技术意义上的技法是不重要的，对现代主义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只是去重新刺激、把握以至再造一种现实，而这就需要一种从属于想象力的目光。这三篇小说正是如此回应了这个问题：写作的本质不是技术，而是想象力。纯粹的故事本身并没有让读者切近主旨，也并无能力推翻先入的认识，而技法的目的便在于令真理之外的偶然观念遽然现身（《意外杀人事件》），让潜伏于地面叙事之下的罪孽在文本最后姗姗来迟（《小人》）。
在第六类中，编者选择了《作家的敌人》这一篇。此类元小说作者较少涉及，另一篇是收录于《灰故事》的《蝴蝶效应巨著》。阿乙在随笔《写作的秘密》第六则中有如下说法：“写作的耻辱在于，总有一个无形的长者，他是你的共谋，告诉你怎样才能骗到读者。演讲的耻辱也如此。效果的奴隶。”然而这一篇显然要比“作家刻意讨好的邀赏本性”更开阔。谁是作家的敌人？也许写到的任何一点任何一人都是。但隐藏最深的不如说是小说最后陈白驹所朗读的作品片段，恰恰是阿乙处女作中《在流放地》的开篇——从多角度刻画自己，这一手法在《鸟看见我了》等篇目已有采用，即出场的几个人物都带有作家的一部分性格，但毕竟不如这一篇——《作家的敌人》深藏的则是阿乙从正反两方面对自己形象的反省：他既将自己看做陈白驹，也将自己比作那个年轻人。
除了以上十篇以外，编者还选人了作者的两个中篇小说：《极端年月》与《春天》。二者都是阿乙在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以前力道最足的一次书写，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因此将它们分别安排在本集的中部与尾部，以为呼应。
《极端年月》是三易其稿，初稿为《情人节爆炸案》，二稿为《世间》，都写于二〇〇八年前。《灰故事》收三稿《极端年月》，《鸟，看见我了》则复收一稿《情人节爆炸案》。有关二者的详细比较，编者将另撰他文，于此不赘。《极端年月》叙事的两条主线重叠在世事的无常与有常这一点：无论如何有头无尾的案件总会被侦破，总会水落石出，而我们也“注定”要接受他人的背叛，然后在离奇的等待以至最终放弃很久之后，被重来的讨好割伤。事情总是这样，但有常并不能抵消无常，“黑暗却正是经验的一部分”（《百分之五十》）。
但问题似乎又不仅仅是背叛，因为那个“注定”实在匪夷所思。的确，阿乙写过很多这类经验，如收录在《寡人》中的小说《您好》（2010年12月25曰），而作者在此篇的另一个版本《一击即溃》中则写道：“我受不了你这现代怪兽的折磨了，你让恋爱变成每三分钟一次的狐疑、求证、拷打，你杀死孟姜女范杞良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P296）就在这一点，阿乙把握住了现代爱情的核心，他不仅探讨了背叛的来由（泛滥的信息与过度的知情），也勾连了一个古老的写作命题（两性的分离以及对无法结合的恐惧）。
背叛的来由应该被如此复述：从前，分离的恋人在互不知情的时空里保持着对彼此的忠诚，那时没有信息，没有“音讯”。因此虽天各一方，总还有团圆的梦可做。现在，人们随时知晓对方在做什么（短信——电话——纳粹一般的社交平台对于公开的强迫——监听）。由于知情，信息摧毁了忠诚的一切可能。这甚至不是说总有不忠的事实，而是人们不再忠诚于自己。至于阿乙揭示的那个古老的写作命题，则是在两希神话中都有的“两性同一”的题中之义。
因此，《极端年月》实际写到的要比所谓的“黑暗经验”更进一步：这篇小说事关主体的承担——主体既非个体，亦非自我。个体平庸乏味，自我性质不变。主体是一次遭遇。作者试图绘制的便是一幅恋爱主体在无常世间以经受背叛的方式，自觉锻造出了一种爱的真理，并且开始忠诚于此的浓烈油画。与《极端年月》不同的是，另一个中篇《春天》涉及到客体，它落实在城市经验的书写，亦即个体的他者化。个体在城市中是陌生的，不仅是个人认知，也在于彼此间联系的疏离。质而言之，任何一个城市之于任何一个个体，都是“世界之都”。她哪里都能去，但哪里都去不了。她是永远的异乡人，并且以自身的消失来达成与世界的最后关联。
限于篇幅，关于本集的选编情况和理由，大致交代如此。福克纳曾在一封致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中说道：“即使是个短篇小说的集子，其形式、整合就跟长篇小说一样重要——要自成一体，单一的，围绕一个音调，整合中有对位，向着一个结局，一个终曲。”不揣冒昧地说，这也是本集的意旨：它试图呈现阿乙这十年来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的写作成就，但却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阿乙，那个在小镇与城市经验的裂隙间，在志异的虚构、经验的重构以及观念的图像化之间，在技法的在场与声音的消隐之间——愈来愈坚定的小说家形象。
最后，谨向阿乙先生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诸位编辑老师的信任，致以谢意。
2016年6月2日写好
《五百万汉字（精）》是阿乙年届四十之际，委托特殊读者徐兆正精进出的一部小说集，选入阿乙自写作以来最好的十二部作品，可粗略分为六大类：一、经验，选《巴赫》《阁楼》；二、志异，进《信使》《五百万汉字》；三、痴人，选《极端年月》《春天》；四、概念，选《忘川》《虫蛀的外乡人》；五、技法，选《意外杀人事件》《小人》《鸟看见我了》；六、元小说，选《作家的敌人》。
《五百万汉字（精）》试图呈现阿乙这十年来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的写作成就，但却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阿乙，那个在小镇与城市经验的裂隙间，在志异的虚构、经验的重构以及观念的图像化之间，在技法的在场与声音的消隐之间——愈来愈坚定的小说家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