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设年，妇女们在这建设年中所应当做到的任务有二：一，是扫除文盲，教育的工作，二，是普遍的发展手工业——经济的工作。
扫除文盲，这教育的工作，应当由女子勇敢地出来担负这久悬而始终未办成的一件艰苦的工作。中国之所以愚，一切落后，社会不能迅速地有进步，皆由于大多数的人民，仍旧是文盲，目不识丁，再让我门环顾世界各国，英美等先进国家不用说，他们是百分之百的人民，都受过教育，就是次一等的所谓小国，也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民，没有机会受教育的熏陶，而我国呢？自己比配于五强之中，洋洋得意，以为我们从这次抗战侥幸得胜，从此可以荣登五强之宝座了！这实在是一种夸大狂。
历年来的破坏，国内破坏，内战频连，抗战军兴，又受日本的破坏，种种破坏，积压至今，使我国成一个更弱更穷的国家，像一座大房子，祗落得一个空架子了！若今后再不努力从事建设，眼看连这空架子都要倾倒了哩！
建设是一种最艰难的工作，建设应当先以人民为起点，有健全聪明的人民，才能建设起一个健全强盛的国家，若是大多数的人民是文盲，那么什么宪法，什么普选，连最低限度的政治常识都没有，一切由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哪里包办，而在这种情形之下，谈民主，岂不是等于对牛弹琴？其他的什么经济建设啊，等等，一般人民都莫名其妙，社会是要多数人民，大家齐心合力地去推进的，我们要首先把基础打稳固了，才能在上面盖屋，没有基础，就想盖起房子来，那房子不是终有倾倒的一天吗？我们的基础，就是人民，扫除文盲就是目前我们最基本的工作。
教育的工作，应当由女子来担任，因为那需要耐心，对于所教授的人有真挚的情感，这于女子的性情比较相合，所以在教育的园地中，女子在那里耕耘的也比较多，扫除文盲。既然是一种教育的工作，所以也应当让女子来负担。
对于扫除文盲的实际工作，已有庄泽萱先生和晏阳初先生等给我们开始了一个起端，我们可以循着他们研究的工作来再继续下去，在工作进行中，政府经济方面的援助，和社会人士的鼓励是必须的。
其次再讲到经济的工作，普遍的发展手工业，这工作在抗战期间，已有很多妇女勇敢地站起来领导，贵州吴鼎昌夫人举办的四二工厂是一个例，其他还有很多有才能的妇女举办的各种事业是不胜枚举，我们需要的是继续奋斗下去，使他更普遍化，妇女的手工业，尤其是刺绣一门是在我国有名的，欧美人士莫不以得一片精美的刺绣品。来装饰客厅，或女子衣服上的装饰为荣，所以美军足迹所至，常把当地的绣花作品，搜罗一空，寄回国去，他们所得到的都是以前妇女的作品，让我们来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工厂，聘请优良技师，训练许多职业的刺绣人才，从事大规模的生产，作品要求精，花样要迎合欧美人士的喜爱，并做一些实际有用的东西，成绩的美满，一定是意中事，所需要的是领导妇女，发起这事业的勇敢的妇女。
这事的举办，不但在经济上可以生利，(我们可以利用这利息来办别的妇女福利事业，或一地方妇女会的长期经费等)，同时也可以解决了许多妇女的生活问题，刺绣可以是家庭的一种副业，在管理家务的余闲时候，来做一些刺绣的工作，祗要能得厚利，想必是一般妇女，尤其是困在家庭中的妇女所乐为的。记得抗战前，燕京大学教职员眷属就曾经有过一个小规模的类似性质的组织，不知现在是否还继续在那里工作着。
已故罗斯福总统夫人在参加联合国会议时说过：“男子在破坏，女子来建设。”希望我国的女子能勇敢地来担负起建设的工作。
天津大公报最近刊登着这样一段小新闻：“广州市庆祝妇女节，于六日举行母亲健康比赛，参加者八十余人，人选之健康母亲仅三十八名，未入选者据检查之医生称：大多患胃病，心脏病或子宫炎症等。即人选之三十八人，除冠军曾炜芳以下至第五名止，尚能完全符合健康标准外，亦皆略有毛病，如沙眼，蛀齿，或骨骼发育不全等。”
这段小新闻供给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做母亲的健康已陷入一个危险的境域，其实就是未经医师检查，我们眼看普通一般做母亲的，被高度的生活摧残到脸黄肌瘦的孩子，事务的繁重，精神上的痛苦，重重的压迫，已使她们消失去了少妇应有的活力，抗战近十年，在前线浴血苦战，用肌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可歌可泣的事迹，政府已专令收集，作为抗战史料，报纸上亦竞相登载，以表彰英烈。可是大多数的妇女，在抗战这十年期间，与物价，与苦难的生活，苦战，用她们的精力和时间来保护这小小家庭里各一份子的安全，健康，用她们的智慧来支撑住这苦难的家庭，里面也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里面有热血也有眼泪，她们用妇女特有的品性“忍”来抵抗任何艰难，这一切却都被普通任何人所忽略了，没有人注意到，也很少有人称赞过，她们默默无声地永久在哪里工作着，终于让过度的劳苦来损坏了她们的健康。
她们的健康，也就是我们下一代的健康。因为一个健康的母亲，才能产生一个健康的婴孩，现在我们一般母亲们的健康如此，真不能不使我们为我们下一代担忧。P10-11
终于把母亲的文集编辑完毕，真是如释重负！
母亲在51岁时就离我们而去，她是六个姐妹兄弟之中最先去世的。母亲大姐郑葆终年83岁，弟弟郑重终年82岁，大妹郑芹终年96岁，最长寿，二妹郑蘅终年73岁，小妹郑蓉还在世，已经94岁了。外婆施毓珊1962年去世时71岁，她是在我母亲去世之后第二年去世的。2011年我曾当面问过唯一在世的蓉阿姨：外婆是否知道我母亲去世？她说应该知道。我想，当她知道二女儿去世的消息时该有多难过呀。母亲12岁时，36岁的父亲突然去世，全靠公公资助继续读书。盛泽富商汪家看重郑家书香门第，希望娶郑家女为媳妇。本来大姐郑葆已经赴京，下面就应该是18岁的母亲出嫁，但母亲希望继续读书，坚决不肯出嫁。外婆只好让16岁的妹妹郑芹出嫁。郑芹认为自己“做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母亲如愿读了大学，又出嫁清华教授，但几十年后，她51岁就去世了。而妹妹郑芹却高寿96岁，比母亲多活了几乎一倍时间。福兮祸兮谁人知晓？
母亲一生坎坷，先后生育了七个孩子，两个孩子在昆明天折。存活的五个子女中，大姐立业已经78岁，广业74岁，明业69岁，我67岁，最小的治业现在也已经64岁了，而母亲却年仅51岁就弃我们而去，怎不让我们难过！
在昆明最困难的时候，她既要照顾家，还动笔撰写了各种文章数百篇。新中国成立后她不甘心在家中相夫教子，而是利用自己的外语特长，先后去清华附中、北京体育学院任教。北京体育学院离我家很远，她骑自行车要一小时，无论刮风下雨，风雨无阻，今日想来真是不容易。三年困难时期，为支撑这个家庭，她付出的艰辛，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体会，只是后来听保姆讲过当年生活的困难。她的美貌、干练、才华，所有认识她的人，无不赞叹有加。我们当时由于年幼，对母亲在清华、北大的影响一无所知。
可能是过于劳累，她48岁时就得了癌症，又没有及时发现。经过极其痛苦的化疗，受病魔折磨三年后，终于不治。父亲终生觉得愧对母亲，没有照顾好母亲，因此终生未再婚。
我从小是家中孩子中最不听话、最惹母亲生气的孩子，我曾多次动气跑出家，使得母亲不得不亲自出去找我，把我劝回家。对母亲生前的艰辛、坎坷，我从前毫无体会。直到我退休，编写此书，看到母亲生前写的几百篇文章和父亲的回忆，才真正体会到母亲短暂的一生实在是不易，心中实在愧对逝去的母亲。
母亲生前的几百篇文章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涉猎广泛，父亲把母亲的文章分为十三类，内容从社会问题、心理学，直到家庭、婚姆，以致营养烹调，几乎无所不包，没有深厚的生活阅历，无法写出内容如此丰富的文章。第二是形式多样，散文、回忆、评论、小说都有，每种形式都能运用自如，散文文笔生动，小说情节曲折，评论令人反思，真正体现了母亲的文采。第三感情丰富，父亲在母亲去世后整理母亲的文章后，感慨良多，认为母亲很多文章是有所指，是生活的真实反映。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长篇，是和父亲合写的《谈天才》，其中介绍了古今中外非常多的各种实例，分析了天才的培养、发现和行程。读后我的感觉是，母亲本人也真是一个才女，如不是社会环境改变，无法施展她的才华，如不是英年早逝，她将会做出什么成绩，我们真的难以想象！
本书的编辑主要由在京的广业和文业负责。大姐立业在山西太原，身体不好，我们有不清楚的问题不时还要问她。二姐明业平时多在深圳，书中很多老照片是她保存的，由她扫描提供。小弟治业在湖南长沙，为编辑此书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从北大燕东园搬出后，父亲生前遗留的大量资料都是由广业所保存的。父亲生前有个习惯，一纸一字都要保留。特别是母亲生前所写的几百篇文章，父亲都精心粘贴成册，详细说明，这为编辑母亲的文集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这本文集是我们五个子女共同努力的结晶。今日《郑芳文集》终于能得以成书，终于可告慰我们双亲在天之灵！也了却了我们的心愿，不会再留下遗憾！
周文业
2012年6月27日
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的生活十分艰苦，我们一家七口靠丈夫周先庚一人薪金生活无法维持。
我曾经做过中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因孩子多而小，最小的六个月，离家做事很困难，最后有一天，有一位联大教授太太名叫徐远晖的和我随便在寒暄中提到生活之不易，她劝我写稿卖文，她当时正替《中央日报》编儿童副刊，写些关于儿童的文章，我照她所说的答应了，连写了三篇。
有一天有位中年男子来我家中，自己介绍是《中央日报》总编辑胡惠生，说特来请我为《中央日报》副刊“新天地”(名称已记不清)写稿，我也答应了，写了连续登载的几篇“乡居杂记”，这样就在《中央日报》上开了端，开始卖文生活。
大约有半年功夫，日本投降，我们也复员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心理系教授敦福堂约我替《北平时报》“妇女与家庭”副刊写文章，开始在北京写稿，每周邮寄六千字到报馆去，报馆按月寄稿费来，和《北平时报》的关系，连《北平时报》的社址都没有去过，编辑更没有，一切都通过敦福堂办理。后来因为《北平时报》登载了一篇稿子，未经过我的同意，我去信责问总编辑，就此与《北平时报》断绝了联系。大约过了二星期光景，昆明《中央日报》总编辑胡惠生来信，请我主编昆明《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我答，每星期凑足六千字航快信寄到昆明，昆明《中央日报》月底寄编辑费和稿费总和，在这期间我对于写作的技巧大大提高了一步，我还经常替天津《大公报》、《民国日报》，代笔《平明日报》写稿，在这期间我曾为《清华迥刊》写过一系列共八篇稿子连续登载在《清华迥刊》上。当时《清华迥刊》的总编辑是一位共产党员，文章写得非常好，他亲自拿了稿纸到我家中，请我给《清华周刊》写稿，总而言之，那时只要要我的稿子我都写，我明白笔像一把刀愈磨愈快，我梦想着将来通过这支笔，能成为名人。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五个孩子的母亲，整日为家事忙碌，对于政治不闻不问，为报社写稿，我认为是文艺性质的，与政治无关，不管报社是什么性质的，我搞的是文艺性质。这种错误思想在“三反”时，在家庭妇女学习会上(那时我自己是新林院学习小组组长)沉痛地批判过我的纯技术观点，但并没有根除。到了这次申请加入工会时，我仍以为我是搞文艺写作的，不需要向组织有所解释，直到组织上提到这问题，我才如梦初醒，好在十周后我有机会更加忠诚老实学习，那时我再详细的批判我这种错误的纯技术观点思想。
周先庚注：此文似一九五七年反右交代
郑芳是心理学家周先庚的夫人，《郑芳文集》(作者周先庚)收录了郑芳的绝大部分文稿，文章内容广泛，涉及妇女、恋爱、婚姻、家庭、儿童、心理学、医药卫生、营养烹调、社会问题、小说、人物、散文、随感录及遗稿等，文集中绝大部分是公开发表的，少量是未发表过的手稿。出版《郑芳文集》是周先庚生前最大的遗愿，2013年10月心理学会等相关单位将举办周先庚纪念会，为配合《周先庚文集》的出版，特出版《郑芳文集》。
《清华大学素描》；《清华大学开学典礼记》；《清华近事》；《宏钟重响清华园》；《清华第二学期已开课》；《清华大学三十六年》；《北平学潮插曲》；《北洋大学的校长问题》……《郑芳文集》(作者周先庚)收录了郑芳的绝大部分文稿，文章内容广泛，涉及妇女、恋爱、婚姻、家庭、儿童、心理学、医药卫生、营养烹调、社会问题、小说、人物、散文、随感录及遗稿等，文集中绝大部分是公开发表的，少量是未发表过的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