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元老”回忆录被禁30年首次面世。“军统暗杀之王”揭秘200余次暗杀行动全过程。用事实解密“被误读”的军统。

本书是目前为止内地唯一货真价实的军统元老回忆录。具有200次行动经验的“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用事实解密“被误读”的军统，是非功过重新评定。

抗战前后，多年动乱。

1931年9月18日，中国东北爆发“九·一八”事变，中日矛盾激化。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腹地硝烟顿起。

在这两大事件冲击下，戴笠领导的国民政府“特务处”开办了一个培植特务干部的训练班，即“洪公祠”特训班，正式招纳学员。经过几番明察暗访，时年24岁的陈恭澍第一批被吸收加入。经过一年的秘密训练，陈恭澍被派往华北地区任军统局北平站站长，不久后兼任天津站站长，正式开始了以刺杀日本人、汉奸、敌对势力为主要任务的“职业生涯”。

1933年5月，枪杀北洋皖系军阀、汉奸张敬尧；

1934年11月，刺杀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吉鸿昌；

同年冬，下毒谋杀臭名昭著的“倒戈将军” 石友三；

1935年至1938年，连续设计暗杀大汉奸殷汝耕；

1938年3月，袭击华北头号大汉奸王克敏。

自序

第一章 “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吸收入“军会”与征召受“特训”

 负有秘密任务的领班人

 “国际大间谍”范行

 情报活动中的政治运用

第二章 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

 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

 竭尽所能展开侦察部署

 果然应验了天网恢恢那句老话

 自诩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佳构

第三章 天津法租界枪击吉鸿昌

 “天津站”突生变故卷入“箱尸案”

 “天津站”新任站长又意外亡故

 搜寻吉鸿昌的踪迹总算有了着落

 事情有变不得不重新部署

 失之毫厘，刘绍勤做了替死羔羊

 吉鸿昌之死

第四章 毒杀石友三失利被迫流亡

 争取到对方的亲信作为内应

 枪击与毒杀两者之间的取舍

 操之过急所造成的惨痛后果

 处置失当、步调失常与进退失据

 不敢面对现实作了一次边塞流亡

 像石友三这种人自然不会有好下场

第五章 双管齐下制裁殷汝耕

 潜入通州一睹冀东伪政权真貌

 虎口脱险的奇女子

 秣马厉兵，准备再次行动

 可惜我们没有女性行动员

 活捉到手的殷汝耕又被他跑掉了

第六章 枪林弹雨狙击王克敏

 全凭一股不畏难险的冲劲

 摸索中接触到一条路线

 情势所迫决意拼个你死我活

 掩蔽在天罗地网的缝隙中

 功败垂成，怅然回津

国际大间谍”范行

通常，大家同班受训一场，到了毕业分发之际，总该留个通信处，或是集体照张相片留作纪念，我们不来这一套，谁也不告诉谁今将何往，连“后会有期”这句话都不说。莫非这就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吗？管理人员晓谕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特性。”

上级决定派杨英、戚南谱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为了置办服装，又多耽搁了几天。这时天气已凉，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份，可是服装费实在少得可怜，顾了头，顾不了脚，真所谓捉襟见肘，反而弄成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

旅费也只能搭三等客车，普通客货车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稳，弄得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

到天津后，杨英和戚南谱转车径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来联络一个人，接洽两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过一家开设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栈，别的地方又不熟，这一次仍旧找到这一家。如果到租界里住大旅馆，就是钱够用，恐怕还不敢进去呢。

我要联络的是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上级告诉我，他的名字是郑士松，想必是个化名。地址在英租界僻静的住宅区，离着河北大街有好远的一段路，换了两三次车才找到。

是他本人亲自出来应门，不待我开口，似乎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自报姓名，他也不多问，就很亲切地让我到里面坐。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联络上了，实际上并没有打暗语、比手势那一套。

客厅里布置得相当华丽，连那些装饰用的小摆设，也都是经过一番精选巧思的，不过，看上去多少带点东洋味。

这位郑士松先生，一表人才，体裁适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点特征都找不出来。一双大眼，很有神采，只是目光不定，可能颇是胸有成府的人。他穿的是最时新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好讲究的绅士派。我们俩一比，我这身打扮，虽不至于自惭形秽，但也透着寒酸。

我们一交谈，不待三言两语，就露出我是多么幼稚了。他比我年长十六岁，我不过才初出茅庐，他却已饱经世故的了。

郑士松先生，真姓王，原名仁锵，加入工作后，改名王天木。他的所学经历，有保定军官、日本士官，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也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一度自领为司令等等。论才识，真有一肚子学问，就是写几笔字，也足以上匾，实在了不起。

他是戴雨农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又几乎成为儿女亲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务处”之前，早已合作多时。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们去北平早半年。此际，天津的工作已经是颇具规模了。

我在天津停下来请他协助的，是到了北平之后，如何发电报这件事。那个时候，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无论是“特务处”或“第二处”，都没有专用的电讯设备，外勤单位和南京通电报，必须借重中央党部调查科代发。天津如此，北平也是一样。因为天津方面和他们有联络，所以请郑士松先生搭个桥。

在通常情况下，外勤单位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次，反而是上级要我们平津两单位密切联系的。这也是我要办的第二件事。

我表明来意后，这两件事很容易得到结论而顺利解决。郑士松先生很诚恳地请我到外面去吃饭，我不好推辞，终于去了。因为去的地方太堂皇，一顿饭吃下来，根本尝不出什么滋味，只担心千万不要出洋相就好了。饭后，郑士松先生用他的自用汽车送我回客栈。这是我们首次接触，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颇有好感。  北平，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属于北平的，什么都好，无一不好，好得甚至于近乎溺爱。

我和杨英、戚南谱二同志聚齐后，就照我们一路上商量定的，立即迈开我们的第一步——找个落脚的、安身的、办事的，也是创业的好地方。

不出一两天，寻遍四城也难得碰上的房子，居然被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莫过于能适合我们的条件：租金非常便宜，只要先付后住，连押金都不要；这所房子，位于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出入非常方便；可用的屋子虽只有两间半，好在独门独院，关上大门，谁也看不见我们在里面搞什么鬼。

出乎意外的，房东装好了电话，不打算迁走，只需把电话押金还给他，就可以供我们使用了。

天下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这所房子没有浴室，而且茅坑也嫌太脏。

杨英和我都不讲迷信，管他什么黄道黑道，先搬进去再说。戚南谱愿意担任外勤，他另在外面自行安顿。

我们都没有掩护职业，自作聪明地在大门口挂了一个“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的木头牌子，满以为可以充一充作个幌子，万一有人查问起来，也能应对得出，殊不料到后来竟惹上了大麻烦。

派出所的警察也来查过户口，你怎么说，他就在户口簿上怎么填，很容易对付。如果他走进屋子里看看的话，恐怕不露马脚也会引起猜疑。提到北平的警察派出所，很有意思，也实在值得多说几句。

多少年来，北平本地人都把警察派出所叫作“阁子”，为什么叫“阁子”，没有请教过高明，不敢胡说。不过，我看见过的“阁子”，多半都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面涂上猪肝色的油漆，里面摆上两张小桌子，户口簿拴上绳子一排一排地挂在墙上，警察先生们凳子上一坐，不分严冬酷暑，就这样办起公来。

要讲为民服务，北平的派出所称得上全国第一，找名问姓去“阁子”，打架斗殴上“阁子”，出生死亡报“阁子”，婆媳不和、妯娌们拌嘴也麻烦“阁子”，只要你自己解决不了的，无一不可找“阁子”。就是他管不着，也会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回答你，绝不会颐指气使拒人于千里之外。

正因为北平的警察接近居民，所以对管区内家家户户的情况，都能够了解个八九。如果一定找个弱点，那就是缺乏政治意识。

我们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之后，除报告上级备查外，同时也知会了天津的郑士松，以便取得相互间的联系。

我们开始学习着使用由南京带来的密电本，并发出第一通电报。杨英权充译电员，我自己兼任“交通”，把这份电稿送到东城苏州胡同，交给了“张旆”张先生。“张旆”想是代名，也就是中央党部调查科在北平的电台。拜托他们代发电报的时间，非常短暂，到了二十二年（1933）初，上级就派遣电讯专才程俊同志来到北平，建立了我们自己专用的电台。

在我们积极展开工作的初期，人手不足，经费短缺，再加上毫无工作经验，用“乏善可陈”四个字形容，非常恰当。

到了二十二年（1933）二月间，稍微加强了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地向前推进了一小步。

人事方面，加入内动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就地吸收的情报关系（我们对内称为“运用人员”）有侯子川、张伯武、范行三人。

张伯武是天津郑士松（即王天木。编者注）先生推介的，侯子川又是张伯武所援引的。他们二人原来都是青年党，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侯子川慢慢地坦白了，张伯武却始终不肯承认。张、侯所供给的都是地方性的情报，运用价值有限，间或也有些关于东北军的动态数据，亦无足取。

范行，字纪曼，四川人，他自称是中央军校六期，此刻，又在北平读“艺专”、学绘画。这位仁兄，可真称得上是传奇眭的人物了。

我们的相遇也非常偶然，有一天，我去看一个同连入伍的同学江田（立生），他刚从家乡冀东玉田县到北平来，暂时住在他叔伯大姐江韵清的家里。江韵清的父亲名江灏，是和李大钊、陈独秀等齐名的老牌共产党员，早年死在海参崴。江韵清还有两个妹妹，二妹宜清，三妹汰清，都有点思想“左”倾。范行就是三妹江汰清的男朋友。

江家房子不大，我们都挤在一块聊天。范行不仅能言善道，而且说来无不是头头是道，我们都被他的声容吸引住了。我想，这倒是一把好手，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拉进来。此念一生，来往了几次，就这样成了我们的情报员。

一开头不怎么样，往后，越来越有进境，他所提供的情报也越来越重要，类如：日本在华的军事部署以及日本军方的政治阴谋，国际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交换了解等高级情报。来源据范所报，是某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一名译员，可是我们始终没有见过这个人。当时我个人还不具备分析此类情报的能力，所以都是来件照转，而上级的反应，也认为是“颇具参考价值”。

这是我们搜集重要情报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情报活动中的一次奇遇，不过，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此单纯，其中还有许多不能突破的疑点。

此外，上级交联（只负责联系，无权指挥）的还有廖化平、郁某（名字遗忘）二人。

廖化平先生在军校时，当过我们的政治教官，还记得他教的是“社会进化史”，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竟会在这种情况下又遇见了。廖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很老。民国十六年（1927）清党，廖化平自广州逃亡，潜至北平活动，被北平宪兵司令部所逮捕。因悔悟前非，愿为我工作，所以才交给戴先生派驻北平的单位联络。廖先生后来担任过“保密局”督察室主任等职，1952年在台湾去世。

郁某的来历和廖化平先生差不多，资历也相当深。到了二十四年（1935）至二十五年（1936）间，这个姓郁的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任职时，因窃取机密文件被发觉，再度被捕而处决了。

二十二年（1933）三月，上级令我们编预算，其中有生活费、活动费、事务费以及特别费等项目。核准的数目，大约是三千余元。我个人的“生活活动费”合共三百余元，没有分开计算，另有“特别费”一百元，加起来有四百余元，实在不少了。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的上等洋白面，每袋只卖两块八毛，如以在台湾的行情折算，二十二年（1933）的四百多元，约等于1981年的五万余元，就是有出入，相差也不会太远。

P27-31

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纪实文学。

这本书是我的工作记录。我早就想写、早就该写了，但由于环境及个人的懒散，一直到1977年才开始动笔。前后拖拖拉拉地写了好几年，写了又改，改了再写，自己也不记得校勘了多少遍，而且，还多方请教斧正过。于今虽已完稿，仍然觉得不满意，自知笔拙，不善修辞，内容平铺直叙，更无写作技巧之可言，好在本书只求记事信实，至于文字的工拙，也就无须自我苛求了。

完稿前后，我曾就教于几位权威编者，有的认为内容不够紧凑，影响到情节发展，我承认有些部分的确如此，但并非全般皆然。有的认为写得太真实了，反而显得特工人员过于平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事。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歪曲事实，夸大其词，或是添枝加叶、无中生有，把我们的工作同志都描绘成“007”型的神奇人物，漫说我笔下不能生花，纵然勉力而为，也有违我写这部书的本意了。也有人提议：不如请教高明，将原文改写成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或许更能吸引读者。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谁肯这么做？我想还是等到出版之后再说吧。

此外，另有一种见解，是顾虑到在本书中的五件行动案，全都弥漫着杀伐之声，血腥气味太重，似有宣扬“暴力”之嫌。这可要说明白：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暴力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懂得崇尚法治了。代表政府执行法律，这与党同伐异，使用暴力，乃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泾渭分明，切不可混为一谈。

再说这本书的性质。近些年，在台湾出版了很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大著，珠玉之论，各有春秋。那都是属于高阶层的、全面性的评述。倒不是自谦，拙著只能触及“二级作为”，仅仅写出戴先生领导下的地区工作实况而已。所以在内容方面并不一样。

还有一层，也要交代明白：有关当局现存的档案，应列为“公文书”类，自有其法定的地位，数据之引证，当然以此为据。不过，据我了解，其中也间有遗漏与缺失之处。因为戴先生亲自处理过的很多工作，除了他本人和少数有关同志外，根本就没有记录。其次是在抗战之前，军统局尚未完全制度化，所以也有许多事件登记得不完整，再加年代久远，多次迁移，以及旧有档案按期销毁等，乃至造成此一事实。因此之故，其根据档案资料所编撰的文集，和我亲身经历所写的这本书，必然不尽相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本书共分六章，虽各成单元，但仍不失其脉络的连贯和个中的因果关系。各节中，除记述全部案情之外，还兼容了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运用等各种作业，如果再加以充实编整，或将成为一部“情报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毛坯。

为了调剂行文，也是我的一项喜爱，文中还穿插了一些民间习俗和地方掌故，别看都是些鸡零狗碎，但如今不是早已面目全非，即已绝迹绝响，自有价值。

友人曾经提醒我：出版这本书时，不要忘记向“案中人”的家族及其后裔打一声招呼。对！我就此敬请有关者予以谅解为祷。其实，这也是公事公办，实话实说，其中绝无私人恩怨之存在。我想当不致因此而结仇。

再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和涉及的人也不少，未能一一趋前征询，统此敬祈原恕是幸！

最后，我谨以万分的真诚，感谢刘原深先生。我们是多年的同志、同事，私底下更是莫逆。为了这部书，他所付出的精力、智力与劳力，绝不逊于我。原深先生所给予我的助力，不只是文字上的修删润色和意见上的沟通，最可贵的还在于无间地砥砺与不断地鼓励。

陈恭澍

198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