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编著的《望月(江南三部曲)》是一本关于选择，关于困惑，关于挣扎的书。书里的男男女女，如孙望月，如宋世昌，如刘晰，如南星子，在选择了要走的路之后，并非义无反顾，而是犹犹豫豫地揣摩着那条没有被选择的路。如同流出了源头的水再也回不到源头，故乡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午夜梦回的情怀，而他乡才是日日相对的现实。可他们却又始终与那个现实若即若离，不能完全溶入其间。于是，就成了他乡和故乡中间的边缘人。

张翎编著的长篇小说《望月(江南三部曲)》是一本关于选择的书，关于困惑，关于挣扎的书。书里的男男女女在选择了要走的路之后，并非义无反顾，而是犹犹豫豫地揣摩着那条没有被选择的路。

正文

黄胖子一见望月，也是一愣。踏青他是见过的，都说踏青长得出挑，没想到还有比踏青出挑的。人说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竟没料到卷帘望月原是这般不同。这点小九九在心里打着，又如何敢在嘴上流露出来?只挑了些别的话来说：“望月，你如今是真发了，出国门也就跟出个家门似的啦。都说国内现在是有活头了，我们也只是听说。卷帘是十好几年，我是快二十年没回去过，在外头待得越久越是回不去了。这邻居亲戚，一条街全欠着人情。如今人眼界都高了，送什么他能稀罕呀，都以为你在国外发了大财呢，谁知道我们在这里的苦处?也只好听你说说那边的新鲜事，就当是自己回了趟家啦。”

卷帘就乜了黄胖子一眼：“哭什么穷呀?你再哭望月也不会给你钱。彼得你过来，见过你望月阿姨。”

彼得是卷帘的儿子，七八岁了。正在后头玩电子游戏，被他妈逮着来见客，便满心不情愿。这孩子是生在加拿大长在加拿大的，学的全是小洋人的做派。只抬头跟望月“哈罗”一声，也没什么可说的，扭身就回去玩他的了。

黄胖子又问望月这回出来有什么打算。望月就照给卷帘说的又说了一遍。那头只是不信：“都说你在那边嫁了个亿万富翁。阔太太都做不过来，跑这儿来吃这份苦做什么?”望月最听不得这话，免不了又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番：“别人不知道，卷帘还不知道?我图他什么呀?要说，我也足够养活我自己。你知道我的画在海南一张是什么价?”望月说了，黄胖子就啧啧地咂舌，说这年头怪不得阔佬全找不着了，原来都到中国去了。

话没说上几句，菜就上来了。红红绿绿的，竟摆了一桌。卷帘便招呼大家出来，趁热吃了。一会儿里头便出来了五六个油渍渍的人，围了一桌。听老板娘张三李四地介绍过了，相互点个头，客气几声，也就下了筷子，不多言语了。倒是那个羊羊，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望月说着话。

“我们老板常常说起你，说厅里那张画，就是你画的。我看着，也真是，风格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要不，怎么叫名画家呢?”

黄胖子便拿筷子，去敲羊羊的头：“一屋人里头，就你鬼灵精。你那些招子，也就在我这乡巴佬身上，还管点用。望月是什么人，什么世面没见过，也吃你那套?收起来吧，你。”一桌子人便全笑了，望月也只好跟着笑。

卷帘又问望月想怎么住，是立时就买屋呢，还是先租屋?望月这次投资移民，从头到尾是托了卷帘黄胖子通过律师行办的。信里电话里，卷帘都说“出来一切不用担心”，望月想当然以为会住在卷帘家里。听了姐姐这话，竟不像是这回事。就愣了～愣，半晌才说：“那就先租吧。”

卷帘便侧过身去，和身边一个瘦瘦的女人叽叽喳喳了一阵。就对望月说：“这个南星子家里，倒还有一间大空房，是个主人房，里头带厕所冲凉房的。她有俩孩子，白天一天上学，晚上十点一准上床睡觉，是极乖极听话的。你要是不嫌有孩子，那地方倒是宽敞清爽的，就在圣乔治街上，要去大学，去图书馆都方便，走着就到了。羊羊也是我介绍过去住的。她住地下室。你们几个在一处，也好做个伴。”

黄胖子就插进来说：“要不就住我们家吧。只是这阵子家里装修地下室，到处是电线木屑，一屋的东西，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就怕你嫌乱。”望月见卷帘也没表示，忙说“不麻烦了”，心里却着实有些失望。就问了问房租，暗暗换成人民币算了算，觉得着实不便宜，又不知道多伦多的行情，越想越觉得卷帘兴许早和星子商量好了，就等她来了点个头，把她当个冤大头送给人家做人情呢。可自己人地两生，英文也不通，出门寸步难行。暂时和星子住一阵子，把头绪先摸清了，也总比自己一个人找个陌生地方住要好。如此一想，就答应下来了。卷帘就吩咐星子早一会儿下班，好开车带望月回去：“那屋倒是现成可住的，一应家具用具都齐全，也用不着马上添置什么。明天早上我和你姐夫再过去看看还需要什么。”  当下众人无话，便散了。

P10-11

“温州三部曲”是我海外写作生涯中的早期作品，其中的《望月》，更是我的长篇处女作。书写《望月》时，我刚刚度过了在北美最初十年的艰辛求学谋生生涯，定居在多伦多，成为一名注册临床听力康复师(clinical audiologist)，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有了“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和“一个自己的房间”。积攒了几十年的阅历正渴望着一场疯狂的爆发。我从此开始了渴望已久的创作生涯。八小时工作之余的时间，被家务、阅读和必要的社交活动瓜分完之后，留给写作的，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边角料。那些年里我计算时间的单位，不是天，不是小时，而常常是分。可是我硬是用分堆积起来的时间，写出了《望月》(1998)、《交错的彼岸》(2001)和《邮购新娘》(2004)三部长篇小说。至今回想起来，我还会忍不住被当时的耐心和持衡所感动。

当然，那个时候我的写作所面临的敌人还不仅仅是时间。虽然出国前我就在一些地方性报刊上零散地发表过若干篇文章，彼时我在汉语文坛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无名小卒。与三部小说写作过程中灵感进发的状态相比，这些作品的发表路途却艰难曲折得多，其中《交错的彼岸》的遭遇尤为坎坷。小说完稿时，适逢莫言先生接受一个加拿大文化节的邀请，来多伦多朗读他的作品。怀着一个文学新手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冒昧地请求他为这部小说作序。尽管当时距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一年，他已经凭借着一系列力作在汉语文坛享有盛誉。他怀着扶持新人的善意，为我写了一篇至今读来依旧有趣的序言。可是即使携带着如此沉甸甸的一篇序言，《交错的彼岸》也依旧没能在出版的路途上走得更为畅顺些。经历了从南到北一系列出版社的直接拒绝和委婉拖延，甚至一位资深文学编辑的冗长电话“指正”，我几乎对自己的文学功力彻底丧失了信心。几近绝望的时候，才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以极小的印数起印此书的出版社。

由于种种因缘际遇，这三本书在浩瀚的书海中打了一个滚就消逝了，甚至没留下一朵浪花。时隔十多年，在我获得了无数文学奖项，并凭借根据我的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而开始被一些读者知晓之后。我依旧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三本书，总觉得像一个拥有众多健康活泼的孩子的母亲，始终还对那个丢失在人海里的初生儿心怀愧疚。

这份愧疚散发出来的气味和波长，终于在多年之后被一家出版社所截获——它就是来自故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我今年春天来杭州的几所高校做文学讲座时，这家出版社与我签署了以“温州三部曲”为名重版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合同。虽然在我的笔下出现过无数个江南场景和故乡人物，这却是我和故乡出版社的第一次合作。我期待“温州三部曲”能在书海中开始一趟重生之旅，希望它最终能游到彼岸，并在沿途留下一些水花。

“温州三部曲”是十多年前的作品了，记录的也是当时对世界的观察和反思。三部小说都描述了一些共同的母题，如故土家园(尽管不完全拘泥于温州城)，还有追寻理想家园的人，如《望月》中的孙望月和宋世昌，《交错的彼岸》中的黄萱宁和彼得·汉弗雷，《邮购新娘》中的江涓涓。他们有的从东方走到西方，有的从西方走到东方，出发时都是怀着鲜明的目的的。然而由于过程过于迂回漫长，他们丢失了目的，过程就成了目的，于是他们也就成了永远行走在路上的人。他们被生活的各种境遇碰擦出各样的伤痕。他们是有故事的人，他们行走在世界上的姿势是茫然甚至是跌跌撞撞的。他们与我后期小说中试图在大灾难的废墟里站立起来的人物，比如《阵痛》中的勤奋嫂，《余震》中的王小灯，《金山》中的阿法和六指，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两对人马面对面站立着的时候，就构成了我小说创作的一个整体。希望那些已经习惯了我疼痛书写的读者，能从“温州三部曲”里找到一种另类的惊讶和欣喜。

以上的文字，是《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以“温州三部曲”的形式再版之时的一些心语。我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对初版序言的一些回望和补充。当你，我亲爱的读者，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兴许会窥见一个作家在行走和成长的路途上的一些足踪。

久居海外写作，隔着一汪大洋积蓄起来的情愫，通过缓慢的出版周期流到洋那头时，已经有了物是人非的恍然。继《望月》和皎错的彼岸》之后，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邮购新娘》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是今年夏天完成的。写完之后，它便如一个长大了的孩子，决然离我远去。当它经历过两个季节的沉默漂流，终于浮现在隔洋的书市上时，我尚无法预知我和它将是怎样的一种重逢。

《邮购新娘》的部分内容，已经在一部名为《羊》的中篇小说里出现过。写《羊》的最初冲动，源自一次非常偶然的阅读经历。那是一个懒散的春日下天，在超市等待付款的无聊间隙里，我顺手抓过一份当天的报纸，于极其不经意之间看见了一则书讯。书是一位身居北欧的女教师写的，记载着她曾祖父一百多年前到中国传教办学的经历。节选的篇幅里提到了一个被她曾祖父放过脚并收为学生的女孩子。那个没有名字的女孩子躺在几行字构成的简陋空间里，面目含糊，毫无个性地失落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里。灵感的到来事先并无预兆。就是在那一刻里，我突然萌生出一种要把她从厚重的历史积尘里清洗出来的强烈欲望。

我给这个女孩起名叫路得——路得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个贤德女子。其实在最初的设想里，路得是我写作舞台里的唯一前景，所有其他人物和故事都只是为路得做陪衬的中景和背景。然而，近年来在国内投稿的经历告诉我，这种与现代人生活脱节的历史题材是很难得到青睐的。渴望青睐是所有写作人的私心，尤其像我这样尚在无名和成名之间的尴尬地带徘徊的人。我的一线私心一旦膨胀起来，就毫无原则地遮掩了最初的冲动和意图。于是，就出现了羊阳以及从羊阳身上延伸出去的黎湘平、保罗等人物。就这样，历史从前景被推入背景，一个现代的隔洋男女故事渐渐长成了枝干，而可怜的路得却成了枝干上的一片叶子。

然而我的私心却得逞了。

《羊》在《收获》上发表之后，被多方报刊转载。八九月间，我受国务院侨办之邀，参加海外华文作家团，到广州青岛青海北京等地观光采风。抵达青岛那天，朋友递给我一份《青岛早报》，上面刚刚开始了第一期的转载。到达北京时，又见到了((f乍家文摘》上的((羊》的转载。刚刚结束行程回到多伦多，就接到了《中篇小说选刊》的转载电话。当然，这中间不包括那些不打电话也不照会的私自转载。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人物被一次又一次地洗涤一新，穿戴齐整地呈现在油墨的清香中，我心里浮上的是一种半是惶惑半是得意的感动——文人的轻贱可见一斑。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有了一丝一缕的负罪感。我辜负了那个名叫路得的女子。她依旧躺在历史的积尘之下，年轻着也幽怨着，等待着我的关注。这是那种一心一意的关注，而不是犹犹疑疑心猿意马，如同我把她放在《羊》里的姿势。路得的眼光很软也很韧，终于将我看得无地自容。

于是，我急急地寻求补救的方法。当时我正在写作《邮购新娘》的过程中，我决定把路得和她的故事拓展成为《邮购新娘》中一个独立而重要的章节。如果把整部小说比作一条时急时缓的河流的话，路得的故事就是河流上的一座桥梁。桥本身并不构成河流，然而，桥是独属于河流的一道景致。没有桥的河流至多只能叫作水。

《邮购新娘》是一本关于历史和女人的书。在女人的故事里，历史只是时隐时现的背景。历史是陪衬女人的，女人却拒绝陪衬历史。女人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与历史无言的抗争。女人的争战有时赢，有时输。路得输了。路得也赢了。路得输在无知妄为上，路得也赢在无知妄为上。路得输给了全世界。路得却赢得了一个男人——当然是指作为男人最精髓的那一部分。

我的另一个更为彻底的补救方法，就是用一个英文长篇小说的硕大空间，来舒舒坦坦地承载独独属于路得的篇章。从路得狗一样地躺在威尔逊牧师门前的童年写起，一直写到她作为大理石雕像孤独地站立在校园里的晚年。连书名都想好了，就叫《成为路得》(Becoming Ruth)。这本书在目前这个阶段还仅仅属于计划，希望路得可以接受我肤浅的安慰。

近年来，我的小说里连续出现了一些牧师或者与牧师相近的人物，如《望月》里的李方舟，《交错的彼岸》里的安德鲁，《邮购新娘》里的约翰、保罗祖孙。朋友们开始取笑我的“牧师情结”。其实，我更愿意把牧师看作普通男人，一些有着不寻常的职业的普通男人，一些离天略微近一点、离地略微远一点的男人。我的本意是写遭遇——男人遭遇女人，信念遭遇欲望，感情遭遇时空的那种遭遇。在这样的遭遇网里，牧师是最合宜的载体。在牧师这个位置上，各样的遭遇不能不被推入极致。极致的残酷里就出现了人性的拷打，拷打中催生了小说的凄婉。在经历了这样的极致之后，很少有人可以面不改色地对上帝说：“主啊，我爱你胜过爱世界。”

我喜欢这样的极致。极致是两端的极限延伸，一端是飞翔的翅膀，另一端是落地的双足。我的主人公和我一起不断地在飞翔和落地中经历着撕扯和磨难。飞翔的时候思念着欲望丛生的大地，落地的时候又思念着明净高阔的天空。飞是一种伤痛。落地也是一种伤痛。

伤痛给了我们活着的感觉。

希望这样的感觉能自始至终地贯穿在《邮购新娘》这部小说里。

张翎的语言细腻而准确，尤其是写到女人内心感觉的地方，大有张爱玲之风。当然，张翎不是张爱玲，张翎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相信，在海外这些坚持着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张翎终究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

——莫言

天生具有好的语感，可张翎还嫌不够，还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锤炼她的小说语言。

——严歌苓

张翎笔下的爱情，已经走过小家碧玉的儿女情长，成为穿越历史、跨越大洋、超越生命的大爱，读者一定可以从中领悟到爱情的真谛。

——袁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