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数十位代表性企业家上榜前后的幕后的故事，还原十年间中国财富和政商关系的变迁。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财富史。

养鹌鹑，收废纸，开杂货店，卖紧身裤……起家方式形形色色；

目不识丁，下乡知青，海外归来，刑满释放……出身境遇不尽相同；

自杀他杀，上马落马，阴谋阳谋，东山再起……终局命运波诡天壤。

一卷卷财富“列传”，一幕幕中国富豪悲喜剧，一课课政商关系学，一册册“发财”圣经，专业面生动地呈现在眼前！

1999年，英国青年胡润在上海滩左冲右突，闯不出名堂。胡爸爸的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胡润开始了自己头号“榜主”的生涯。

百富榜是他的东风。荣毅仁、黄光裕、张茵、牟其中、张朝阳、丁磊、马云、王石、黄宏生、李宁、唐万新……一个个富豪“你方唱罢我登场”，喧嚣无比。胡润也因此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人物。

不过，富豪们对其又爱又恨。“问题富豪”，生怕自己不小心“成为一棵招风的大树”；“阳光富豪”，对首富头衔坦然受之；不喜欢露富的，连连辟谣，说胡润是瞎编，不懂国情……

找出谁是首富并不是胡润的终极目的。他更想解开自己的，也是无数人的困惑：当代中国商人的财富到底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是怎样“演化”的？

一年一度的“胡润百富榜”成了解疑的一种途径，胡润借此对上榜人物进行系统性梳理。本书，正是这种纪录和梳理的十年结晶，不仅讲述了数十位代表性企业家上榜前后的一些幕后故事，也试图通过对富豪们财富历程的浓缩性回顾，来还原十年间中国经济和政商环境的变迁，以及社会财富观的演进过程。

在本书中，作者将代表性企业家当成一个个线条和球面，连接上百富榜中更多的企业家，最终形成—个立体画卷，展现出十年来中国富豪澍阑诡谲、五彩斑斓的财富历程。

序一 那个时代，那群叫“富豪”的人

序二 从“李约瑟难题”到“胡润问题”

自序 为中国富豪加油！

前言 “因富而豪”与“因豪而富”

1999年 财富度量衡

 荣氏家族的承上启下

 唯一博士富豪张朝阳

 李经纬与何伯权进退之间

 牟其中差点令榜单难产

2000年 改制花脸谱

 徐文荣为我们讲国情

 杨澜革了自己的命

 不在现场的田溯宁

 任正非发来了律师函

2001年 黑马进行时

 刘永好兄弟的“傻气”

 足球大佬徐明和宋卫平

 唐万新的双截棍

 重庆摩帮尹明善和左宗申

2002年 悲壮向前行

 张荣坤与刘根山的公路梦

 楼忠福眼红老弟郭广昌

 孙广信与米恩华的新疆舞台

 悲情富豪李海仓和乔金岭

2003年 榜样孵化器

 首富丁磊的娃娃脸

 为王石“单独”开榜单

 宗庆后将强势进行到底

 功夫之王段永平

2004年 资本红舞鞋

 潮汕大腕黄光裕

 陈天桥差点被漏掉

 李金元狮子大开口

 李宁和陈义红的中国符号

2005年 资源争夺术

 严介和的单口相声

 马云的资源库

 蔡天真并不天真

 到处掘金的陈发树

2006年 后现代图景

 张茵：纸里包不住富

 施正荣与彭小峰的能源魔方

 乐不思蜀的沈南鹏

 黄宏生入狱否极泰来

2007年 幸运直通车

 杨国强的尴尬与精明

 史上唯一史玉柱

 李如成“不务正业”

 杜厦与张大中转身

2008年 踏上荆棘路

 许家印艳羡老乡胡葆森

 邱继宝之痛与魏东之死

 余彭年和张祥青的慈善鞭策

 寻找吴炳新与怀汉新

后记

附录1 “胡润百富榜”历年榜单

附录2 “胡润慈善榜”历年榜单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1999年我们突然发起这一疑问时，向中国商界的朋友询问，向政府官员询问，向国外的华人朋友询问，他们纷纷摇头。

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当中。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框架。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1999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催生了我们制作一份中国富豪榜的兴奋感。中国人对数字非常敏感，于是我们决定做一份50人的榜单，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革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7月，我们开始着手准备。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我们初步分为三大步骤：投入30%的精力去“取经”，寻找有没有人曾经做过榜单以及他们是怎么做的；花50%的时间去找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上榜者架构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并为他们排列财富等级。

从哪里找到12亿中国人当中的隐身富豪呢？起初的做法是从公开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传媒报道、企业家传记、互联网，以及《财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不久后，思路更加清晰，上市公司信息、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商业杂志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红色资本家”、娱乐明星、纳税金额等，都成为我们搜寻中国富豪的具体渠道，我们马不停蹄，逐一尝试。

这些办法很奏效。我们很快找到了张朝阳，他创立爱特信公司(搜狐前身)不久，在当时看来，这个喜欢冒险、旅游的西安小伙子，有可能带领搜狐成为雅虎第二；我们找到了“红色资本家”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还有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由于当时确定上榜富豪们的具体财富数字非常难，于是我们选择了按A到D分4个等级来排列：A级，身家10亿元人民币以上；8级，5亿-10亿元人民币；C级，1亿-5亿元人民币；D级，0.5亿-1亿元人民币。

1999年8月中旬，“中国50富豪榜”制作完毕。我们开始考虑这一榜单的发布形式，最开始是想通过到大学演讲的方式，可是感觉演讲的传播效率不高，于是最后我们决定尝试与一些国际知名媒体合作。

9月初，《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近十份专业财经媒体都收到了我们发出去的传真。除了附上榜单外，我们还写道：马上到来的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的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福布斯》第二天就联系了我们。《福布斯》的积极性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当时的《福布斯》主编劳里?米纳德(Laury Minard)打电话给我们，说11月的《福布斯》将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发布这一榜单。我们同意了。

必须承认，《福布斯》杂志当时的构思非常棒，在封面上设计了一个人物，脸的两边风格迥异，一边是中国旧时的“毛式穿戴”，一边是拿着大哥大、戴着金表的新形象，以此对比来展示中国的变化。

1999年11月，“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英文形式)，国际媒体反应非常强烈。“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英国《金融时报》在报道中如此形容。《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媒体也纷纷刊登榜单发布情况，他们的评论非常幽默风趣，比如称“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只是说说而已”。

这一切我们都未曾料到，更未料到的是，我们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制榜成了我们的事业，从起初4年在《福布斯》发布，到2003年开始我们在《胡润百富》独立发布；从开始的每年上榜50人，到后来的100人、400人、500人、800人，一直到2008年的1000人，我们非常幸运地见证了中国财富阶层的崛起和财富社会的变迁。

“1999中国50富豪榜”前十位分别为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黄宏生、张宏伟、张思民、吴志剑、罗忠福、吴一坚。荣毅仁可谓是中国“红色资本家”的领军人物，他在1979年出山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氏家族与国家实现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家族的财富引擎。从2001年开始，出现在榜单上的是荣毅仁之子荣智健。

排在第40位的张朝阳是上榜的唯一一位互联网富豪、博士富豪。张扬、叛逆的性格，使得他在1999年如一位娱乐明星般受热捧。这一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在一篇题为《张朝阳印象》的报道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张朝阳的穿着和个人魅力：“Chades(张朝阳英文名字)穿了一件质地厚重的休闲西装，说话平和，语速偏快……”

在文中，记者问：“搜狐现在赚钱吗？”张朝阳答道：“应该说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收入很多，但是支出也很大。”3个月后，他成为《亚洲周刊》的封面人物，又过了一年，搜狐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与张朝阳的顺风顺水相比，曾创造过皮革换飞机、发射卫星、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家”的牟其中的境况就要差很多。我们发布这一年(1999年)的富豪榜时，他正站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其执掌的天津南德经济集团涉嫌信用证诈骗案。而此前一个月，与牟其中同在天津、曾红极一时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在保外就医中黯然去世。这些案件受到了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联社、法新社等媒体也做了报道。

这一年，广东美的集团管理层正逐步从北滘镇政府手中收购美的电器股权，开创了国内上市公司实施MB0的先河；美的掌门人何享健春风得意，在这一年的富豪榜上，他名列第45位。

同在广东的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也提出在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政府持有的股份，却遭到当地政府的断然拒绝。李经纬的宿命由此开始，越主动反而越被动，最后被扫地出门，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一位悲情企业家。李经纬在“1999中国50富豪榜”上居第32位，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上榜。

1999年3-4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发表了一篇《管理自己》的论文，强调充分发挥自身长处的重要性，指出这是成为杰出人士的必由之路。当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可能鲜有人听说过德鲁克的名字，但他们正无一例外地抓住中国改革开放20年后再提速的契机，发挥自身长处，准备大干一场。然而政商关系总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很头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拓荒者。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两极分化，一厢是如鱼得水，一厢是捶胸顿足。

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1999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远比将他们的财富数字化更有意义。

1999年是千年之交。11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激昂地宣称：“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在迈向新世纪的进军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P2-4

胡润这本关于富豪命运变迁的书，非常令人期待。为这本书写序，我深感荣幸。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各方人士都在从各个角度纪念这30年，但真正值得纪念的，还是这30年的商业史。有人说过，这30年和上个30年，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凭空出现了一个企业家阶层，其他的变化都由此而来。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这30年来最大的分化和裂缝，也来自这个阶层。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个新生的社会阶层？这是进入下一个30年时全体中国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几千年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在创造财富和毁灭财富的循环中徘徊。中国人的基因里，好像在这个幸福关键链条上缺失了一环。我们无法正视财富，也无法正视财富的创造和分享，总是在暴烈中摧毁一切，再在废墟上从头开始。

一个缺乏商业记忆的民族，注定无法真正复兴，哪怕多么辉煌、多么崛起，也很容易转瞬成烟云。为了保住过去30年的财富成果，为了延续这30年建立起来的新基因，为了我们的后代，必须纪念。

“胡润富豪榜”，是30年商业史的重要而有趣的一个观象仪。

自从来了胡润，汉语词典里“富豪”这个词汇的含义，突然变得无比丰富逼真，并且极具戏剧性。一年一度，普通中国人都要等着看这个给他们日常生活增添了谈资和乐趣的榜单。一群叫“富豪”的人，从此被推上了当代中国的世相话剧舞台：眼看他出名了，眼看他出事了，眼看他消失了。

在胡润以前，这群人曾经有过很多称呼，个体户、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者、厂长、经理、乡镇企业家、下海者、资本家、老板、创业家、企业家、实业家，等等。但是，在富豪榜出现后，其他的称呼顿时黯然失色，“富豪”二字，传达了大众对这个人群最复杂最直接的感受和情感。

胡润架设起了中国人对一个群体认知的一座独特桥梁，甚至是世界对中国这个年轻群体的认知桥梁。一个普通的外国年轻人能够对一个古老的国度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从斯诺之后还很少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史，必然应该有“胡润”的一页。

很荣幸，由于工作的便利，我本人大概是最早认识胡润的大陆媒体人之一。还是在2000年秋天，胡润到《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向我们介绍他的富豪榜。那个时候，他的中文还不怎么好，我们的谈话还需要人翻译。第一次听到他的想法，我的反应和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首先，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社会进步恐怕也没什么好处；其次，中国企业家的财富主要体现为生产资料，企业财富和个人财富很难分清，资料获得也非常困难，怕不准确(我记得他曾把杨澜排得很靠前，大家都觉得好笑)；最后的态度是，作为一家本土企业杂志，我们不愿意也没办法参与或合作一个富豪榜的打造，，

2000年12月出版的一期《中国企业家》是首家发布该榜的杂志媒体，足足用了14页未刊登并解读这份50人名单。那期杂志上，我还写了篇卷首文章《乡亲们的眼神不对了》，在推荐“胡润富豪榜”的同时，分析中国富人与其他转型国家“攫财大亨”的不同，担忧如果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不能尽快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财富观，现有中国的这些财富形态可能“异化”。在文中，我真诚期待在乡亲们的眼神里，中国富人的面孔能慢慢地“好”起未。

几年后，我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第二次写到胡润和他的富豪榜——《一段眼花缭乱的财路》，感慨杨斌、仰融等新富豪的戏剧性命运。那几年，企业界正处于剧烈变革时期。那几年上榜的新星，几乎都成了舆论和法律的焦点、当然，更多的上榜者保持住了自己和财富的尊严。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2008年，我本人离开服务了10年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开始创办一本新的杂志《创业家》。学习胡润，我也编出了一套观察中国经济体系的“三创指数”，这其实也是我创办《创业家》杂志的动因：

一、中国人每年成为创业者的数量。中国人在过去30里已逐次成为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但只有一定数量的中国人有机会有勇气成为创业者，这个经济体才是有活力、可持续的。创业者人口比例的下降，是一个社会走向停滞的最明显标志。这是“创业指数”。

二、每台电视机(或PC、手机)的中国附加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这个工厂自己创造的附加值小得可怜。中国产量越大的产品，附加值往往越低。提高附加值的唯一出路，是创新。过去30年创业的企业，今天都面临这个考验。这是“创新指数”。

三、“胡润富豪”的落马比例。假如地产、垄断行业等权力致富高含量行业依然是创富最多的领域，中国的企业家就无法摆脱原罪噩梦，企业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就无法根本缓解。期望看到更多白手起家、清白创业的人，能够登上富豪榜，富豪榜由此变成创新榜、阳光榜。这是“创富指数”。

这三个指标，相互关联：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创业大潮中来，由以前的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变成创业者，大众才能理解和尊重那些成功的创富者，创富者才不再生活在莫名的不安全感之中，社会才会真正和谐；只有当开始创业的人，更多地是用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创造财富，而不再是靠关系靠地产靠模仿登上富豪榜，财富才不再那么引起争议和仇恨。

“胡润富豪榜”还会一直持续下去，进入下一个30年，希望他的中国富豪榜能像在其他正常的商业国家一样，平常、阳光甚至有点单调乏味，只是给幸福而平庸的中产阶级生活增添一些趣味。如果我们的后代需要寻找一些祖父时代的刺激，那他们只好在家里的书架上翻检胡润的这本发黄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了。

当书稿完成的时候，美国小将菲尔普斯正好拿下他在北京奥运会上的第八块金牌，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这绝对是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这个时代不缺乏奇迹，缺乏的是对奇迹基因的解析。

我们坚持发布一年一届的百富榜，透视中国的财富阶层，记录社会财富观变迁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在第十个年头，我们同时出版本书，所谓以史鉴今，是总结更是一个新的开始。

创作是辛苦的。这本书中，涉及到的代表人物有50多位，行业有20多个，时间跨度是10年。在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一项工作，强度之高可想而知，庆幸的是，我们很享受这一过程。

首先要感谢百富榜上的企业家们，他们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形象五彩斑斓，为我们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蓝本；他们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发表的一些观点和提供的一些信息，使得本书显得更为翔实。

同时要感谢《中国企业家》、《南方周末》、《财经》等媒体机构，他们在商业事件之后第一时间的追踪和报道，为读者提供了丰盛的精神大餐，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企业事件的不同视角。

感谢吴晓波先生和牛文文先生为本书作序；吴晓波对本书大纲和内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最终的作品能够简约而又不失厚度地呈现到读者面前。

感谢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编辑王留全和《胡润百富》的传讯总监刘秀丽，他们在本书的策划、创作、出版等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当中，为求尽善尽美，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工。

感谢《南方周末》经济部总监马克和编辑吴传震，《证券市场红周刊》副主编江涛等朋友，他们为本书的框架与文本细节提出的建议，使得我们远离了粗糙，从而使得读者多了阅读快感。

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刘思坤，他在资料检索等环节的帮助使得书中的人物更显丰满。

感谢我们的家人，他们是第一读者，在第一时间为书稿提出意见，每每端上一杯浓浓的热茶，使得深夜的写作不再孤单和劳顿。

东方愚

2008年8月20日凌晨

于厦门鼓浪屿

30年前，邓小平先生说，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了不起的政策；20年来，贫穷的中国芸芸众生中有了无数的有钱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10年来，一个叫胡润的外国年轻人只身去民间发现中国的富人并制作百富榜，这是了不起的探险之旅。

——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在中国，胡润第一个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力求精确地概括中国富人的财富状况，并将之作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缩影；他第一个用排行榜的结构和方式描述富人，在中国掀动起迄今为止对富人最大最广泛的关注。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 秦朔

胡润“富豪榜”，是30年商业史重要而有趣的一个观像仪。胡润架设起了中国人对一个群体(富豪)认知的一座独特桥梁，甚至是世界对中国这个年轻群体的认知桥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必然应该有“胡润”的一页。

——《创业家》创始人 牛文文

十年创富中国，“胡润百富榜”是体温计，更是显微镜。下一个首富永远值得期待，但更值得期待的是头号“榜爷”胡润怎么看富豪们的沉浮。

——《新周刊》执行总编 封新城

在今天的中国商业界，“胡润百富榜”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娱乐的气息开始消散，人们日益察觉出了严肃的学术意义和时代价值。胡润所积累的榜单变动及每年数以千人计的抽样调查，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可以量化分析的数据库。这样的排行榜，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

——财经作家 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