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之徒(精)》是一本以藏书为主题的随笔集，旧书、旧人、旧时、旧事通过别致的文字展现于面前，鲜活动人。通过藏书，展现了陈梦家、贺天健、张伯驹、梁宗岱、李平心、沈祖棻等一批名人的风貌。

《好书之徒(精)》的作者是陈晓维。

《好书之徒(精)》是一本以藏书为主题的随笔集，收录《薄英，充和，桃花鱼》、《袁水拍的诗》、《高善必来中国《阿英书痕》、《梁宗岱著作两种》、《失去的微笑》、《旧京过客张屏之》、《可堪白头张公子》、《李平心之死》、《莫道他年事——关于胡云翼》、《祭祀天神者走向天神》、《周子美与泽存书库》等故事。

《好书之徒(精)》的作者是陈晓维。

序（谢其章）

聂崇岐与翦伯赞

南星和的晚年交往

贺天健与《学画山水过程自述》

于莲客

《琉璃厂史话》漫谈

陈梦家的书

查显琳诗集《上元月》

薄英，充和，桃花鱼

袁水拍的诗

高善必来中国

阿英书痕

梁宗岱著作两种

失去的微笑

旧京过客张屏之

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

——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

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二

——《郘亭书画经眼录》的第五种版本

可堪白头张公子

《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杂记

李平心之死

莫道他年事——关于胡云翼

祭祀天神者走向天神

周子美与泽存书库

朱维基译《道生小说集》

中秋涉江人

《刘荣恩诗集》

红旗广场

南星，甘雨，松堂，这样好听的字眼让人喜欢。此后我就比较留心收集南星的著作。寻寻觅觅，四五年下来，也只得到诗集《石像辞》和散文集《松堂集》。不过在此期间，也有值得一说的奇遇。一个周六清晨，在潘家园遇到好友白文俊，他说有一封南星的信。拿来一看，一个档案袋里面装着几十封信和几张贺年卡，信封基本上都不在了。一封一封翻过去，都是写给南星的，可知是从南星家里散出来的。写信人主要有王辛笛、唐宝心和赵丽雅(即扬之水)。南星亲笔的那封是圆珠笔写的，规规整整方头方脑的蓝色小字，给人谨小慎微之感。大致扫了一眼，是写给唐宝心的，大概是没寄出去，或者是自留的底稿。我也没仔细看内容，就跟老白商量转让给我了。

王圣思文章的最后一段，谈到了南星和王辛笛晚年因为翻译狄更斯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而生出的一场误会。我得到的这批信件，其内容恰好大多跟此事有关。也可以说，“翻译风波”成为了南星和王辛笛晚年交往中的主旋律。遂稍事整理了一下，做个好事之徒，一来可以梳理一下此事的脉络，二来也使我们得以远远地窥见南星晚年寂寞的身影。

南星、王辛笛和唐宝心三人订交于三十年代(南星和唐宝心相识大概还要更早，他们二人和张中行是通县师范的校友)。南星比王辛笛大两岁，王辛笛比唐宝心大三岁。南星是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王辛笛和唐宝心是清华外文系的。大家都学英文，又都喜欢诗歌，志趣相投，便经常聚在一起诗酒酬唱。

建国后，南星和王辛笛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风云变幻中大家自顾不暇，遂音问渐疏。一九七九年王辛笛通过唐宝心重新联系上了南星。暌隔三十年后得知其在国际关系学院教书，生活较为困窘。王辛笛既希望老友的文学才华能继续发光发热，也极想从经济上助老友一臂之力，这才有了“翻译风波”的发端。

由写书而生的纠纷，不外乎两件事。一署名，二稿费。他们两位也不例外。先说署名的问题。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王辛笛给南星的信中先提出译书一事：“我现有一打算，很不成熟，想和你交换一下意见。现在我手上接受了上海出版社的翻译任务，即把狄更斯的小说Nicholas Nickleby翻成中文，全部约在80—100万字(现在翻译稿费一般每千字五元左右)，原说在一年半内完成，不知你有无兴致，如健康许可，我可与你各译一半，我已开了头，如你同意，可将后半部由你承担。此事请你考虑一下，即回我一信。如认为可以接下来，我因在十月动身去北京开会，将设法约你晤面，并找一本该书原著给你先看起来。该小说揭露十九世纪英国公立学校教育的种种腐败和黑暗。”

南星接信后，爽快地答应了。十月份王辛笛到北京开文代会和民主党派代表大会时，两人见了面，进一步商谈了此事。王辛笛觉得自己杂事太多，建议改由南星翻译前半部分，他自己翻译后半部分。

这次见面后，南星立即开始着手工作，并很快译出第一章，寄给了王辛笛。

王辛笛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信中说：“你译的狄更斯小说第一章，很好，我看你就可订出计划照此译下去。”

之后南星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平均每周翻译四五千字，估计最迟在一九八一年底前就完成了自己的那一部分，并把全部译稿寄给了王辛笛。而此时，王辛笛因为事务繁忙，还没开始动手。

王圣思文中说：“母亲徐文绮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知道父亲向来有拖拉的脾气，不逼到迫不得已是不会着急的。……于是母亲提出自己来译，请父亲校对，这样进度可以快些。对父亲来说，这个提议正中下怀。……就这样，日积月累，终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完成。”  书是译完了，但出版仍然遥遥无期。南星这一等就是十几年。因为“不想最近两年出版界经济大滑坡，每况愈下，只要把经济效益看做第一任务，于是宁愿出《飘》、《斯嘉丽》、《基督山伯爵》，甚至不惜一版再版，而把狄更斯之类的古典名著束之高阁，可为浩叹。”P14-17

晓维出生的一九七三年，我人在青海。这是非常沮丧的一年，想干临时工四处碰壁，想落户口希望渺茫，想得到一块半钢手表最终还是离开青海之后一年才如愿。青海的记忆，心底的沉疴，我不记得那一年有笑容。那一年的日记我抄了许多伤感的句子，“没有可怜我的人／也没有爱惜我的人／没有人听见我的叹声／也没有人啊，可诉说我的伤心”(高尔基)。

三十年后，我认识了晓维，他那一年才跨进收集旧书的门槛，却仍旧赶上了好光景，人又非常聪明，不像我们总是有个买垃圾的初级阶段，他一起步买的货色，即出手不凡，吓人一跳(布衣书局帖子《高卧东山所藏新文学版本二十美》为证)。我和晓维算是半个同道，可是我的经济远不如他。好几年前，止庵先生光临寒舍；临了，甩了一句话“老谢是穷藏书家”，我说“藏书家”不配，穷倒是实情。淘买旧书，过去多少还有个眼高眼低、运气好坏的因素，现在则多是真刀真枪的拼财政。黄裳说过，买好书只有一途，出大价钱。现状是，晓维的财力在我辈之上，而于晓维之上，之上上者，如过江之鲫，亿元时代突至，总有收不起买不动的时候。

此时的晓维，不单只是一门心思收书，他也开始写书了，边藏边写，能够化解“收不起买不动”的苦恼。我跟帖祝贺晓维“藏书是软道理，写书是硬道理，只藏不写没道理”。才写了两年工夫，晓维就出书了，他又赶上了好光景。更叫人心理不平衡的是，第一本书就赶上老牌子名牌子的中华书局。书名“好书之徒”更是奇思妙想，与当下之阅读品味再投缘不过了。我说过，现在来看，“七○后”最是适宜，早几年太过穷困，晚几年又缺乏苦难经历；七○后，没耽搁正规教育，又没误了创业挣较多的钱。

晓维写的这种文字，不大好归类，有一点书话的元素，有一点随笔的风致，有一点考据的艰涩，有一点收藏的趣味。我当然能看出来，每篇文章的背后都戳着一件晓维得意的收藏品，藏品是文字的出发点，亦是支点，即如一向所说的“由此说开去”也。我很早就看破，董桥前台的身份是散文家，后台的底子是收藏家。内地的散文家写不过老董，差距就在于不事集藏，“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不是说着玩的。

当代人玩旧书，先得把网络玩转，化国界为乌有，缩万里至咫尺。且看晓维这两个例子——“回到家里，我上网找到了唐□写的一篇莎士比亚故乡访问记。文章里说那次旅行，给他做向导的是牛津大学的刘陶陶女士。刘陶陶，正是刘荣恩的女儿。我又登录牛津大学的网站查到刘陶陶的邮箱，她是牛津东方学院的教师，讲授中国古典诗歌、中国现代文学，现在已经退休。我立即给她发了电子邮件，邮件里附上了《刘荣恩诗集》的书影”。

更有甚者，足不出户，域外购书，——“○六、○七年旧书书价大涨，用信用卡在境外网站购书的风气也随之星火燎原。我托在美国谋职的锡象熏斋代为购得《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此书是陈梦家四十年代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所编，扉页上有陈梦家用钢笔题写的赠言。这部书的出版估计为陈梦家筹得不少稿费，否则他回国之后，收购明式家具难有那样的大气魄。书并不算稀见，但梦家手迹难得，又有朋友代购的辛苦蕴含其间，也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多次请出来向人献宝”。英美两大国伺候着他一人，这不老舍《茶馆》里的那句台词么。

我也在网络上买书，但只限于国内的几家网站，没有使过任何信用卡，用的是工行银联卡，一分钱也不能透支，每天往外划款不能超过五百元，最近买了本“大几千”的旧书，一连着划了六天。老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成想，日落西山的旧书业在这与时代接了轨。

我大略统计了晓维这几十件藏品的来源，有好几种渠道，拍卖会(“上周又去杭州的西泠拍卖凑了热闹”)、书贩送货上门或直接到书贩家(“我也忘不了买到《鸦片战争文学集》的那个下午。二○○五年的夏秋之交，阳光很足。我到东郊一个年轻的书友家里看书。他家是单元房，面积不大，却收拾得一尘不染，利利索索，就像他本人一样。他站上凳子从大衣柜顶上搬下来几只纸箱子。纸箱子在我面前一一打开，里面每一本都是整齐干净的旧平装，都是经过这个有心人精挑细选的。阿英签名的这部书就在其中”)、书友转让、网购(“促使我把这册书从书架里找出来读一遍的动因，是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的一份朱维基亲笔写的《自述》”)。惟独没有一件像我辈似的遛冷摊淘来的。所以我说过，买旧书也有贵贱之分，逛地摊撞大运盼拣漏是“穷法子”，虽然貌似优哉游哉一派逸致闲情，骨子里却透着寒酸相，买不起必被看不起，天经地义。

我找遍全书，没有一处提及藏品的具体价钱，这倒是与时尚不符，与阿英、唐□那一辈藏家风度；却不谋而合。书话文章，对于价钱，一向是说小不说大，这倒不全是怕被人讥笑炫富夸强的心理，总归有一丝俗念阻挡。其实把书价如实道来，为社会经济史留一点资料，很有用处的。常任侠搜求周作人旧版书，一笔一笔均记有价钱，今天读起来，平添了多少情趣。本书有一处提到的一本珍本书，其售价我问过卖家，他说“大几千”，我说这大几千到底是几千啊，他说“三四千”，原来我对旧书业的行话，这么无知。

晓维的爱买旧书，眼光却并不局限在旧版书上边，资料性很强的旧文档，他也狠下手；文人信札，他还是狠下手。如果成本核算的话，本书所得之稿酬必不抵本书所购之资料费。丁景唐曾说：“早在六十年代初，上海市出版局曾规定上海旧书店，应该首先供应上海鲁迅纪念馆各种鲁迅文物和著译版本”。如今这套行政规定早就被市场经济冲垮了，北京鲁迅博物馆也照样得在拍卖会上边，与个人买家竟投“鲁迅文物和著译版本”，没有一点儿优先权，优越感也随之消亡。同样的现象同样的道理，公家单位或改制或解体，大量文档资料被处理，泥沙俱下地流散到像潘家园、报国寺这样的旧货市场，最终演变为一个个拣漏与暴富的传奇故事。晓维对于这些文档所持的态度，没有一丝拣漏心理，也不指它发财，我认为他热衷的还是利用资料，查证引据，最终目的是完成一个伤感的故事。

俞平伯说：“序跋之类既异峻刻之批评，又非浮滥之赞誉，必语无溢美，方推合作。”我从未给谁的书写过序，几年前倒是给一家民间刊物写过一个“发刊辞”，幸好刊物胎死腹中，丑未献成。今晓维命我写，我不得不写。正好借好书之徒，浇自家胸中之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