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和新文学的诞生，迄今不足一百年历史，而且，整个历史进程非常的不平坦，有过许许多多压力和干扰、诱惑和禁忌；就整体而言，传统是短暂的、荏弱的，精神是匮乏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学习和吸收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其实，这也就是要求我们的精神还乡，返回到人的存在上来，回到新文学的源头里来，重振五四时代的“人的文学”的精神。

散文是所有文字体裁中最自由活泼、无拘无束的体裁，它或轻便灵活，便于抒情写景；或嬉笑怒骂，便于进行思想交锋；或娓娓道来，便于漫谈人生——于是，它就成了读者最喜爱阅读的体裁。为了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学习的需要，精心编纂了这本散文作品集，供读者阅读。

鲁迅

灯下漫笔

范爱农

记念刘和珍君

为了忘却的记念

狗·猫·鼠

写于深夜里

女吊

过客

秋夜

影的告别

淡淡的血痕中

周作人

雨天的书·自序一

北京的茶食

苍蝇

乌篷船

娼女礼赞

太监

关于活埋

谈毒草

冰心

往事(七)

寄小读者

再寄小读者

给日本的女性

郁达夫

还乡记

故事

故都的秋

江南的冬景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灯蛾埋葬之夜

钓台的春昼

怀鲁迅

瞿秋白

那个城

“儿时”

多余的话

给郭沫若的信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背影

荷塘月色

给亡妇

论气节

叶圣陶

藕与莼菜

看月

牵牛花

罗黑芷

乡愁

甲子年终之夜

鲁彦

父亲的玳瑁

故乡的杨梅

旅人的心

萧红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祖父死了的时候

致萧军

“九一八”致弟弟书

回忆鲁迅先生

何其芳

雨前

黄昏

独语

哀歌

街

乡下

树荫下的默想

沈从文

街

鸭窠围的夜

桃源与沅州

箱子岩

吴伯箫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山屋一

王实味

野百合花

政治家·艺术家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即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做“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人”清道辟路的，所以说：“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现在人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二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P3-5

精神的决定性

要谈论文学，不能不谈论精神。

文学是精神的创造物。精神的存在，决定着文学的形态、结构和品质。精神哲学与精神分析

关于精神，不同民族、宗教的元典都有所讲述。系统的研究，当首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从精神的观念性出发，黑格尔把精神区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主观精神是个人的，它跨越灵魂的黑暗阶段，提升为自我意识，从自在到自为，最后发展为自由精神。对自觉意识和自由精神的强调，是黑格尔精神哲学最有光彩的地方。他指出，灵魂只是“精神的睡眠”，唯有意识从中觉醒，通过自己的活动向客观性解放自己。意识的真理是自我意识，精神的本质在于寻求自为存在，如果要实现自我的现实化这一本来命运，精神就必须突破诸种条件的限制，结束它与外部社会权力——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财富的权力——的同一状态，也即适应的、顺从的状态。在这里，黑格尔着重的是精神的实践性、自为性。他把艺术连同宗教、哲学一起纳入绝对精神，其中指出艺术以感性事物的具体形象的直观形式来显示自己，以及思想要素的终极性，对于理解文学精神是富于启示意义的。

随着现代历史进程的演变，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体系哲学，很快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新兴哲学的冲击。其问，最具有冲击力的是存在主义哲学。

在拘谨的哲学史家那里，存在主义大约只是盛行于二十世纪战后时期的一个哲学流派，事实上，它是作为人类思想的一项重要运动，直接存在于现代历史主流之中。与黑格尔哲学不同的是，存在主义是反体系的，它不是逻各斯的产物，而是现代经验的活生生的果实，同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密切相关。在黑格尔式的绝对的、无限的世界里，存在主义者划出有限的边界；从尼采、克尔凯郭尔，到海德格尔、萨特和加缪，他们关注的唯是人类个体的存在。在他们的哲学中，个人生存的险恶境遇，以及精神与生活相离异的黑暗图景得到充分的揭示；在唤起危机感的同时，他们指出反抗现实和自由选择的各种可能性。

相对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存在主义致力于使问题回到个人性、主体性、偶然性上来，使精神获得一种生命感。如果说存在主义在打破绝对的信仰，理性的僭妄与滥用，传统的主客观二分法而使哲学向个体性偏移，以此体现它的革命性的话，那么，精神分析学说则直接从精神生命内部引发革命。

弗洛伊德最早打开无意识之门。他从精神症候的个案分析下手，引入“猜疑的阐释学”，揭示人的内驱力，爱欲与攻击本能，以及压抑机制、记忆和创伤、创造的奥秘，等等。他和他的弟子先后描述了精神过程的转换性、易变性和可替代性，在人们的观察和思想实践中变得愈加丰富起来。

后现代哲学话语更为激进。但是，可以看到，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等人对传统哲学在总体性、主体性、连续性和本质主义方面的批判，对思想、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的批判，包括对精神分析的批判，都无非在进一步强调精神的自由。精神的意向性

人类的精神存在，有常态，也有非常态。无论黑格尔，黑格尔主义者或是反黑格尔主义者，都在不同层面上，以抽象或隐喻的方式描述过精神活动的常态。精神具有意向性，这是最基本的。意向性活动包括意向主体、意向行为、意向对象和意向方式。精神充盈鼓荡，但总是指向某一对象，是这一对象的精神，而对象也只能是意向性对象。正是意向性，构成为主客体之间的中介，使精神的本质和对象的本质同时呈现出来。波兰美学家英伽登就将艺术作品看作“纯意向性客体”，艺术活动也就是纯意向性行为。

时代精神是一个殊相。在这里，精神以某种非常态，显示出人类居于特定时代环境中的生存图景。所谓“现代精神”是什么呢？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对此作过各式各样的概括，而所有这些概括，都不可能脱离自十九世纪末以降，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持续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社会生产和大众生活的许多日常性现象。从近代到现代，作为长时段的变化，时代色彩的对比是较为鲜明的。在这期间，战争，极权主义的肆虐，大屠杀，商品经济的扩张，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工业和高科技的发展，恐怖主义，因特网和信息传播，民主化和大众文化……一方面是知识、技术、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类似韦伯说的实质性内容的丧失。到了现时代，近代的许多特征，如统一性、普适性等，明显地为多元牲、特异性、断裂性、不连续性、对抗性所代替。此外，由于西方知识分子以社会批判为职志，所以，在描绘现代人的精神图像的时候，大抵掩盖了可能的笑容，如实地甚或夸张地暴露其中的病态，畸形，种种带罪恶性、破坏性的特征。

无论是作为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补充，还是对人的精神所作的新的理解，现代(后现代)哲学和精神分析同样看重精神的意向性。“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对现代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难以拆解的历史之谜。“还乡”作为精神母题

意向性是同原点与终点连结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终点可以变为原点，可是在两者之间，既不能到达，也无法返回，由是构成为精神内部的某种张力。现代哲学家把原点称为“家”、“家乡”、“故乡”，于是有了“还乡”，以及由此引伸开去的诸如“流浪”、“游牧”、“在路上”等等形象的说法。海德格尔十分强调精神生命的原点，他称作“源泉”，说是“还乡就是返回对这源泉的接近中”。

显然，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故乡情结”。

法国思想家巴什拉说：“事实上，一部诗作只能从情结中获得自身的一致性。如果没有情结，作品就会枯竭，不再能与无意识相沟通，作品就显得冷漠、做作、虚伪。”对诗人来说，故乡情结有一种温暖的情感的凝聚，这是不同于其他人文学者唯是理念的集合的。打个比方，如果说历史学家看到火，哲学家看到光，那么，只有诗人才能感受到热。热是渗透的，深入的，为目力所不能见，却充盈于内心，是无尽的梦幻和永久的魅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