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 幽 默
——在文艺研究会讲演
今天是我自已讨苦吃。这一题目，最好请林语堂先生来讲，他在上海开一家“论语公司”，专批这一类货色的。
不过大家不要上林老板的当，以为“幽默”老店，真的“只此一家，并无分出”，其实是谎话。“幽默”虽是来路货，却是道地国货，古已有之。太史公的《滑稽列传》，他说大道以外，还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小道。淳于髡、优孟、优旃这些人，都是“善为笑言，合于大道”；优孟尝为孙叔敖衣冠，以动作讽谏楚王，已是“幽默”的示现。魏晋间清谈风行，文人高士极能领略“幽默”的韵味；保留在《世说新语》里的片羽吉光，后人称诵不衰。当时何晏、王衍、乐广那么样谈笑风生，倾倒四座，大概牛津、剑桥那些名教授的雪茄座上也不过如此。清谈之风，至隋唐而绝；谐谈妙语，保留到后世的如邯郸淳《笑林》(后汉)，侯白《启颜录》(隋)，《艾子杂说》(托名苏东坡)以及现存的《解人颐》、《笑林广记》，其中有滑稽，有俏皮，有讽刺，有幽默，常有十分隽永的。唐宋以后滑稽戏盛行，所谓参军戏，以丑角为主体，随时随地，托为故事，寓讽刺的意味。吕本中《童蒙训》谓。：“作杂剧者，打猛诨人，却打猛诨出。”吴自牧《梦梁录》谓：“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如“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后进多窃义山语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捋搪至此。’闻者欢笑。”(刘敛中《中山诗话》)如“崇宁二年，大农告乏，有献廪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束带衣裙被身之物，辄除其半。众怪而问之，则日：‘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裤，踅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日：‘减半。’乃长叹日：‘但知减半，岂料难行！”’(曾敏行《独醒杂志》)都是极幽默的表演。南北曲以后，丑角依然是戏剧上的重要角色，李笠翁所谓“一夫不笑是我愁”。在捧旦潮未狂起以前，京朝派以丑角名家的代有其人。
明末公安、竞陵二派文人，极能写幽默的文字。如袁中郎的《瓶花斋集》，张宗子的《陶庵梦忆》，钟伯敬的《钟伯敬集》，每有恰到好处，令人回味的上乘妙品。如袁中郎的《碧晖上人修净室引》写净寺两个和尚，一个酗酒无厌，一个一意行脚，都使我们可爱。那个饮酒欢歌鳏居二十年的匠人，趁年饥直少，讨个老婆；不一二年，弄得焦头烂额，无糊口之策；看起来大是可笑，想起来极有意思。清代笔记文字极多。不仅金圣叹、李笠翁能写小品，许多考证学家也能写小品文字。自民国十二三年以后，小品文盛行，“幽默”文字一向有人写作。“论语公司”并不是幽默老店。在它以前，有过一家“骆驼草公司”，再以前还有一家“语丝公司”；“论语公司”的股东还很多是“语丝公司”的旧伙计。
原来“幽默”(Humour)并不是独养子，他有几个兄弟：“讽刺”(Satire)、“俏皮”(Grony)、“滑稽”(Konik)，性情稍有不同，面貌极其相似，人家说他们是孪生子。当“幽默”诞生的时候，林语堂先生替他取这个名号，鲁迅先生就嫌那两字容易被误解为“静默”、“幽静”等。李青崖先生改为“语妙”，“语妙”不能包括动作，倒是陈望道先生所改的“油滑”，易培基先生所说的老子“优骂”，能代表Humour的一相。以我所见，现在还没有比唐桐候先生更好的译语。他译Humour为谐穆，“谐”代表一面，“穆”代表一面，合起来恰是Humour。只是社会上流行“幽默”的译语，一时也无法改正了。
“幽默”这一群兄弟，他们的面貌，总之使你看了发笑就是了。你看了“幽默”微笑，看了“讽刺”苦笑，看了俏皮冷笑，看了“滑稽”狂笑，深浅有不同，其为笑则一也。上海人把一切喜戏都叫做滑稽戏，美国两个著名影戏角色：卓别麟和罗克，大家称之为滑稽家。其实卓别麟和罗克之间，程度上颇有差别，罗克引人发笑，卓别麟在引人发笑以上。卓别麟的《马戏》、《淘金记》和《城市之光》在狂笑中透过一股冷气，使你深深体味着人间世的苦辛。那个歪手杖的穷小子，永远是孤独地在飘泊；《马戏》的收场，几辆马车远了远了，只见一片灰尘滚滚而去，他苍然独立，莫知所之，你能不为之怆然泪落吗？他这种悲哀，发出的地方非常之深，但非出之以冷嘲，乃出之以诚恳的爱和热情，所以造成他的艺术的顶点。鹤见佑辅说：“使幽默不堕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纯真的同情罢。同情是一切事情的础石。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为儿戏，笑着过日子的，是冷嘲。深味着人生的尊贵，不失却深的人类爱的心情而笑着的是幽默罢。……靠着嫣然的笑的美德，在我们萧条的人生上，这才也有一点温情流露出来。”
这样，我们试将“幽默”这几位兄弟的性格稍稍加以剖析。大自然对于人类，自始加以嘲笑，侮辱，Sphinx拦在我们的面前，不能答复的，就得给他拿去当点心吃。被命运所嘲笑、侮辱的，就显得非常“愚蠢”；人与人之间，彼此发见了“愚蠢之点”，不觉失笑起来，这就是“滑稽”。受了命运的播弄，而不敢反抗，只好冷笑一下，这就是“俏皮”。心里不甘于屈服，而又无力反抗，只好苦笑一下，这就是“讽刺”。看穿了人生的悲剧，寄予无限的同情，莞尔微笑，乃成为“幽默”。(鹤见佑辅说：“泪和笑只隔一张纸；只有尝过了泪的深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
我所能谈的，只有这一点。
(《笔端》1935年)
P5-7
本卷是著名中国现代作家曹聚仁、章衣萍和梁实秋的合集。三位其实不仅是作家，还是著名学者、报人或出版家、翻译家。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昕涛，1900年7月出生于浙江浦江(今兰溪市)，聪颖早慧，9岁时已能作长文。1915年他考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1921年到上海，教书之余开始为报刊撰稿。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国学会讲演国学，曹聚仁以《民国日报》记者的身份前去听讲，并笔录讲稿在其副刊《觉悟》上发表，因其国学底子好，笔录准确，颇得好评。1923年至1935年，曹聚仁先后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路矿学院、暨南、复旦，光华、大夏、中国公学等大学任教，同时主编或协助编辑《涛声》、《太白》、《芒种》等多种刊物，并在《申报·自由谈》、《立报》等报刊上大量发表评论文章，编著有《国学概论》、《国故学大纲》和《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如其所说，来到上海后他“一脚踢到的是文坛，又一脚踏到的是报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笔从戎，曾以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的身份，奔走于大江南北报道战地实况。1941年，曹聚仁受蒋经国的委托在赣南创办《正气日报》。抗战胜利后他重回上海，继续其教学、写作生涯，期间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舒宗侨配画)。1950年移居香港，先后为《星岛日报》、《南洋商报》、《循环日报》和《正午报》的撰稿人、特约驻港记者或主笔。1956至1959年，他先后6次回访大陆，所见所闻收入《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
曹聚仁于上世纪20年代初即在上海开始了他的教书、著述、编辑和记者的生涯，前后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个年头，50年代后又几度往来，对上海城市的历史和变革了如指掌。他曾以“土佬儿”的笔名在香港的报刊上开写专栏，向海外读者介绍上海的历史沿革。这些文章不仅显出他对上海的特殊感情，且投入了一般写者所难有的外乡人和上海原居民的双重视角，使他对上海的探究别具眼光和意味。曹聚仁散文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史实和文笔的互为映衬，他素以史人自雇，立志为现代中国作史，却因其出色的文笔或文史结合的特色而在新文学的创作中占有了不可忽视的位置。曹聚仁一生著作结集出版的不下六十种，所涉内容广泛，限于篇幅和本书的宗旨，本卷主要收入了他在上海期间所写的文化杂谈，以及他一些有关上海的“记”和“识”。前者(辑一)以《文思》、《笔端》等为底本，后者(辑二)主要选自《上海春秋》和《我与我的世界》。
本卷的第二位作者章衣萍(1900—1947)，原名鸿熙，19,00年出生，安徽绩溪北村人。幼年人蒙堂馆，1919年去北京大学听课，兼做胡适的私人秘书，1924年经孙伏园介绍与鲁迅结识，参与筹办《语丝》月刊，系刊物的重要撰稿人。1927年往上海，任暨南大学校长秘书兼文学系教授，也曾在陶行知创办的教育改进社主编教育杂志和在上海大东书局任总编辑。抗战爆发后他转去成都开书店，并任成都大学教授。章衣萍同样著作甚丰，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学术著作、少儿读物、译作和古籍整理等多种作品，其中尤以1925年6月北新书局出版的《情书一束》和1933年结集的《随笔三种》——《枕上随笔》、《窗下随笔》、《风中随笔》为世注目。有论者指出：这是“一个各样货色齐备的作家，本是‘京派’中人，又是‘京海合流’的先锋派，他穿着由乔其纱做成的马褂长衫，终隐不住那副‘海’得可以的体魄。作为《语丝》中人，他练就了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身手，但同时摆出风流名士的派头写着名噪一时的《情书一束》”。《随笔三种》则揉《世说新语》一类的中国文学传统和语体及蒙田、培根等的西方散文、小品风格为一体。
本卷辑一收入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情书一束》，辑二是随笔，在版本上主要参考了许道明、冯金牛选编的海派小品集丛《章衣萍集：随笔三种及其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11版)。 本卷的第三位作者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字实秋，号均默，曾用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1903年生于北京，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从中等科到高等科，梁实秋先后在清华校园度过了。8年时光。五四时期，他NINON、朱湘等一起组织了“清华文学社”，并开始发表散文诗和评论习作。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和哈佛大学，研习英美文学批评，曾师从白璧德，深受其新人文主义的影响。1926年回国，任教干南京东南大学。
1927年，为避北伐兵乱，梁实秋从南京来到上海，在《时事新报》任副刊编辑，在5至8月短短3个月时间里，他以“秋郎”的笔名在副刊《青光》上发表了近百篇小品，后择其要编为《骂人的艺术》交由新月书店出版。1927年，他因发表于《复旦旬报》上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而遭鲁迅驳诘，双方并由此展开了一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论战，涉及到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翻译等诸种问题。与此同时，梁实秋又因在《新月》上发文抨击时政而得罪当局，《新月》也因此遭查封。1930年，他应杨振声的邀请，转赴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梁实秋虽不堪“沪上的尘嚣”，在上海只生活了3年左右，却在文坛上留下了回声。本卷主要收入了他这一时期所作的文学批评的文章，辑一是关于文艺特性等问题的论述，为保持历史面貌，也包括了他与鲁迅的论战，辑二是专门的诗论，在版本上则主要参照了正中书局1934年出版的《偏见集》。七七事变后，梁实秋从北平只身离家人川，在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时重新写起了小品，其在《星期评论》等报刊上开设的“雅舍小品”专栏影响广大，受到读者喜爱，限于篇幅和编选宗旨，本卷未及收入。
陈惠芬
2009年5月23日于上海西郊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收录了著名中国现代作家曹聚仁、章衣萍和梁实秋的代表作品。
本书是《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中的其中一本，是著名中国现代作家曹聚仁、章衣萍和梁实秋的合集。其中，曹聚仁的主要收入了他在上海期间所写的文化杂谈，以及他一些有关上海的“记”和“识”。章衣萍的收入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情书一束》和随笔。梁实秋的则收入了他所作的文学批评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