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教授谈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毕生尽力，无愧无悔——访农学家、翻译家叶笃庄教授》、《教学科研相辅相成，基础深厚触类旁通——唐敖庆教授谈教学与科研》、《科学研究需要开创精神——访著名桥梁结构力学家李国豪教授》、《师生一席谈——马大猷教授的治学育人观》、《为了祖国的明天——访人口学、老年学家邬沧萍教授》、《钟情科教育桃李——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大教授》、《把壮志写在蓝天上——记空气动力学家沈元教授》、《衰荣随遇，宠辱无惊——记启功先生》……群言杂志社编写的《学者访谈》将《群言》杂志创刊30年以来《专家学者访谈录》栏目的精粹文章汇集成册，收录了60余位当代各领域各学科的顶级专家学者的访谈实录，内容既有他们治学立业的经验之谈，亦有其人生智慧的精彩分享。

《群言》杂志是民盟中央主管主办的综合性月刊，以“讲真话、实话，反对讲空话、大话、假话”为办刊宗旨，立足知识界、服务知识分子，积极建言国是，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传播文化精华，播撒文明火种。多年来，形成了有担当、有见地的刊物风格，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群言杂志社编写的《学者访谈》将《群言》杂志创刊30年以来《专家学者访谈录》栏目的精粹文章汇集成册，收录了60余位当代各领域各学科的顶级专家学者的访谈实录，内容既有他们治学立业的经验之谈，亦有其人生智慧的精彩分享。

序言集众思，会群智，为文化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

北大校长丁石孙谈高等教育改革

“我是老记着，不是老者”——访徐铸成教授

“生命不息，挥笔不已”——访冰心

学问在人生问题上践行尽性——访梁漱溟

让人才脱颖而出——访千家驹教授

首要的是普及宪法知识——王铁崖教授谈法制建设

吴组缃教授谈小说创作和古代小说研究

师造化，夺天工，为人生——吴作人教授谈绘画艺术

苏步青教授谈治学

萧乾先生谈文学与人生

做人·治学——访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

给石头以生命——刘开渠教授谈雕塑

“预流”和“拿来”——季羡林教授谈治学和中外文化交流

对祖国对人类贡献美——谢晋谈电影创作和电影体制改革

人类学的新使命：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访费孝通教授

跨世纪老人的心愿——陈翰笙教授谈教育

叶君健谈翻译与创作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孙大雨教授谈莎剧翻译

周有光先生答客问

投身教育终不悔，乐为华夏育英才——记陈岱孙教授的一次谈话

总结历史，面向未来——访任继愈教授

林庚教授谈古典文学研究和新诗创作

真切翔实绘时事，朴实无华是本色——陆怡谈新闻工作生涯

世纪老人话沧桑——一代工矿业泰斗孙越崎先生一席谈

把心交给读者——记巴金

白寿彝教授谈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封建社会

一位历史学家的不倦追求——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

心向人民，笔下有神——九稚诗翁臧克家谈文学创作

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

肯把壮怀销了，做个闲人？——记夏衍老人

徒法不能以自行——林亨元谈法制建设

罗大冈教授谈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

徐中玉教授谈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

毕生尽力，无愧无悔——访农学家、翻译家叶笃庄教授

教学科研相辅相成，基础深厚触类旁通——唐敖庆教授谈教学与科研

科学研究需要开创精神——访著名桥梁结构力学家李国豪教授

师生一席谈——马大猷教授的治学育人观

为了祖国的明天——访人口学、老年学家邬沧萍教授

钟情科教育桃李——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大教授

把壮志写在蓝天上——记空气动力学家沈元教授

衰荣随遇，宠辱无惊——记启功先生

辛笛谈诗

迎接挑战，不辱使命——访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

抓住机遇，争创一流——访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

让教育托起中国的21世纪——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袁贵仁

如何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钱伟长教授谈教育创新

侯祥麟院士的科学追求

望七了，仍觉得无法做到不惑——在昆明与傅聪聊天

生命中必须承担之责——再访潘文石教授

从人治走向法治——访著名心理学家张厚粲教授

心理学应该大有作为——访史学家张芝联教授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访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

实现新的梦想的跨越——访卢强院士

舞者不倦，仁者不忧——访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

一个艺术家的哲学思考——访琵琶艺术家刘德海

踏遍青山人未老——访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

文学、文化、文明：横通与纵通——袁行霈教授访谈录

以新红利助推中国未来发展——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

附录民盟的光荣知识界的榜样

编后记

众所周知，梁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儒学研究者，那么他又是如何从笃信佛学转向研究儒学的呢?梁先生告诉我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蔡元培先生引荐他到北京大学教书，在北大一住7年，养成了他争强好胜的心理，这是他摆脱出家意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是时代所迫，当时军阀割据，内战频繁，生灵涂炭，许多人倾心于“净土”以躲避乱世。而他认为人不能逃避现实，对现实的逃避就是自私。于是梁先生开始思考中国问题；思考中国问题，就不能不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又不能不研究孔子。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写道：“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地；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先生一进北大就开始研究儒学，至今已有70多年了。说话间，梁先生示意坐在他身边的孙子拿来一本美国学者阿里托(Alitto)著的《梁漱溟传》，书中称梁先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位真正的儒家”，梁先生自己也觉得这样说并不过分。我想，一方面因为他是研究儒学的大师，另一方面则因为他吸收儒学积极人世思想并努力躬行之，才使那位学者对他下此断语的吧。

既然谈到了孔子、儒学，对于文化、宗教、哲学这类问题，我作为哲学系毕业的学生，更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讨教于梁先生。梁先生说，孔子的儒学几乎与各大宗教一样，对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梁先生称之为儒学“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为家庭，也为社会，去尽义务，尽责任。那么是否可以把孔子的儒学等同于宗教呢?梁先生明确认为孔子的儒学不是宗教，宗教的真谛是出世，宗教信徒自身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其精神却超出现实世界，信仰神明，祈求神明的庇桔；而孑L子不谈生死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他注重现实世界，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同上)，这里没有宗教迷信的成分。

可以这样说，梁先生一生都在不断思索、探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一是社会问题，或日中国问题。梁先生不仅尽其性，即尽天良之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践其行，即践革命之行。辛亥革命中他的身体力行，他的新闻记者生涯，以及他后来从事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等，无不说明这位使命感很强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独特而又复杂的道路。梁先生很早就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因而他提出的“乡治”及“村治”、“乡建”，都是自己身体力行、践行尽l生思想的发展，即讲学、做学问要与搞社会运动合而为一，融为一体。不是单纯地在课堂上讲哲学，书斋里做研究。

由此联想到梁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是践行尽性。梁先生治学强调的一是自学，二是实践。自学就要自主自动地学，不能被动地读死书、死读书，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主要靠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头，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梁先生对此很有感触，他历来认为自学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关键要有自觉性。他在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上探求不已，对人生问题的探求，使他出入于欧洲哲学、印度哲学和我国先秦宋明诸学派问，从而被人看做是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探求，使他参加了历次政治活动，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所以梁先生认为做学问光挂在口头上不行，而必须去实践。光靠哲学也不行。哲学的英文是“philoshy”，即“爱智”，而爱智不同于人生实践。由于每个人的生活不同，在人生实践上也会有所不同。梁先生注重的是中国社会问题，他所经历的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他认为最可取的途径之一。P16-17

《群言》杂志1985年创刊，今年迎来了创刊30周年。古话说： “三十而立。”回顾30年的历程，《群言》一直秉承和恪守发刊词中“知识分子群言堂”的宗旨和“要说真话、实话，不说假话、空话、大话，对新情况、新问题发表新见解”的承诺，聚焦国是、关注民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就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科技、生态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刊载了一系列具有政治性、学术性、针对性、可读性的文章，形成了时代性和经典性相交汇、党派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风格和特点。

新时代要求新风貌，《群言》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在广大盟员支持下，与时俱进、不断出新，努力讲好民盟故事，传递民盟声音，汇聚正能量。2014年，《群言》成功扩版，栏目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充实；201 5年，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推出创刊以来首份地方专刊，为宣传民盟地方组织和当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成果作出了有益尝试。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中华文化要复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历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地位有影响，不是穷兵黩武，不是对外扩张，而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感召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在全球一体化趋势强劲的今天，文化的力量和影响愈发突显出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深刻。在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如何在交流和碰撞中发展和传播自己的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群言》作为文化建设主体中的一分子，作为民盟思想宣传工作中的一分子，必须深刻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涵与意义，始终坚持“三个自信”，不断奋发进取，以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生动的笔触，为我们的文化凝魂聚气，为我们的时代凝心聚力，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宏伟事业中有所作为，为实现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希望《群言》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弘扬者。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我国是一个有着1 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才能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放眼世界，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阐释好中国梦，重塑世界对当代中国的正确且全面的认知，非常紧要。因此，我们必须从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对外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的战略高度，把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抓紧抓好。

《群言》务必要讲政治，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大局，展示昂扬向上的社会主流，反映光明进步的社会本质；讲正气，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要以高度的政治理论素养、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保持鲜明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头脑，“言能践行”，扎实深入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言近旨远”，生动具体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群言》要做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铸民族之魂，立爱国之根。“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讲到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将其视为国家和民族传承发展之根本，自信可为造福人类之智慧和力量。如他曾指出：“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传统文化?从国情看，实现民族复兴需要文化支撑。我们讲“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个“德”从哪儿来?需要我们“以文载道”、“以文载德”，然后“以文化人”，如此方能“立人”、“兴国”。譬如人之德，“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等，千百年来被国人奉为圭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譬如国之德，“与时俱进”、“天下为公”、“小康社会”、“和而不同”等，现今仍为我们所用，成为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当今中国，“立德”尤显重要。从世情看，文化软实力是强国的标志之一，世界和平也需要吸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和价值。当今世界，既有文明的冲突，也有文明的渗透，还有文明的融合，只有对内提炼文化精髓、丰厚文化底蕴、创新文化成果，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才有利于我们自身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有利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群言》应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自信地担负文化自强的任务。要关切中华文化的现状、问题和走向，秉持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阐中华传统文化的“妙言要道”，择国外优秀文化的“百家之言”，多发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启迪思想、引人向上、温润心灵的好文章，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群言》要做新时期民盟履行参政党职能的参与者和宣传者，聚盟内力量，树民盟形象。《群言》的一条工作主线就是要从民主党派角度出发参政议政、关注国是。自创刊起坚持至今的《专题座谈》(《笔谈》)，以及《盟员风采》、《参政议政》等栏目，就是民盟履职成果的集中展现。可以说，《群言》既是民盟组织及成员参政议政和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也是向社会展示民盟参政议政成果及自身建设现状的重要平台；既是盟外知识分子认识民盟的主要窗口，也是促进盟员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有力纽带；既构筑了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纵向沟通的阶梯，也搭建了民盟各级组织横向了解的桥梁。当前是我国多党合作的最好时期之一，时代的发展对参政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办好《群言》正是我们助推多党合作事业全面发展的应尽之责。

《群言》应坚持“谠言直声”、“言必有中”，聚焦国家中心工作和社会热点难点，更好地展现民盟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的丰硕成果；应坚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鼓励广大盟员抒发见解、阐述观点，进一步加深对民盟工作的参与度，加大对民盟工作的宣传力度，切切实实地为民盟发展发挥作用。

值此《群言》创刊30周年之际，《群言》编辑部编选了这套文丛，以此纪念《群言》走过的历程，表达对30年来帮助、支持《群言》发展的各界朋友、新老作者和广大读者诚挚的感谢!我衷心希望《群言》以质量求发展，文章务必坚持言之有文、言尽其意，更要言之有物、言必有中。要提高质量，把现有的一些栏目品牌做得更好更强，并不断树立新的品牌；要荟萃盟内外更多专家学者的文章，刊发更多高质量稿件。《群言》要以创新助发展，务必根据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的要求，在栏目设置、文章题材等方面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办刊模式，使刊物始终充满活力。

我在对《群言》的寄语中曾说，“群贤抒群言，群策集群力”。我们要使《群言》始终保持活力和水准，离不开各位顾问编委、作者读者以及盟的各级组织和盟员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相信有大家的鼎力支持，《群言》不仅能够拥有足以傲人的历史，未来更将呈现愈加美好的前景，必将为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群言》创刊30年，她相伴中国社会现代化、法治化进程的曲折历程而来，见证当代社会的变革、文化思潮的涌动，以及世情人心的移易，从并不久远的历史中萌发出一枝文化的枝芽。对于一个人来说，30年正是人生初立、事业肇基的壮年之始；对于一段历史来说，30年不过一瞬，只是时代洪流中的一轮涟漪；对于一本杂志来说，30年的历程凝结着几代人的心血、智慧、理想，饱含着无数作者的支持、理解和包容，汇聚着太多读者的关爱、呵护与信任，是一段令人心生敬畏的历史，是一份励入奋进的责任。她的分量沉甸甸的，她的温度暖融融的。

庆贺创刊30周年，我们奉上精心编选的文丛来纪念往昔，酬飨读者。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编选工作是一项艰难而浩大的工程：360期杂志，几十个栏目，数万篇文章，几千位作者，两千余万字，取舍是个大问题。经过编辑部同人反复斟酌，几轮筛选，终于确定了现在的规模——30年荟萃于七卷册。看来规模不算小，但相较30年来层堆累叠的佳作，仍不免反复权衡，而屡屡割爱。由于种种原因，文丛的编选工作殊为仓促，耳边犹有铃音催迫，心内时时伴着焦虑惶恐。在选文方面，我们尽可能兼顾当下的阅读心理与审美趣味，同时也不敢背离历史的轨迹，轻薄故纸。以致文丛的规模虽然一再扩充，但仍然不能如我们最初的设想，将所有好文章悉数收入。编选的过程不是淘洗陈迹，而是重温历史。埋首捧读那些厚厚的合订本、发黄的旧纸页，仿佛置身时光隧道，令人感慨万端。那些旧文字凝结着前辈学人的智慧之思，透散出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与家国情怀，传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光泽，镌刻着时代的印辙。我们将这厚厚七卷本的文丛视为对过往历史的深深敬意，同时也是对未来漫漫程途的自我砥砺。其中很多篇章或光华灼灼，闪耀着穿越时代的智慧和直击人心的力量；或缱绻情深，字句间涌动着浸润人心的真情厚意，这些显在的文字与潜在的情愫，不断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震荡着我们。

出版这套文丛，不仅是对《群言》历史的梳理与纪念，也是对那些曾经为我们撰稿的老先生们的追怀，更是对一个大师仍在、星光璀璨，庶人多议、百花争妍的时代的记录与思慕。我们之所以不揣敝帚自珍之嫌，编成了这厚厚的七卷册的纪念文丛，就是希望它能较为完整地反映中国社会这30年来的巨大变迁。这样，我们出版这套文丛才不致堕入自娱自乐的狭隘境界，而能成为对历史的记录、对时代的回应。过去的30年，可以说曾经是纸媒的黄金时代。我们相信，《群言》没有辜负那个时代，在费孝通、丁石孙、蒋树声、张宝文等民盟中央几任主席的关爱下，在陶大镛、袁行霈、张平等历任主编的带领下，在一代代群言人戮力同心、孜孜砣砣的努力下，《群言》吸引了一批关心民瘼、热心国事的作者，呈现出有担当、有风骨、有情怀、有操守的办刊风格，成为深受读者喜爱的知识分子精神家园。

我们的首任编委会主任委员陶大镛先生对《群言》初创厥功至伟，凡有关《群言》的事情，巨细靡遗，无不倾力。《群言》今天的风格和一批品牌栏目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形成和创立的。可以说，陶公是《群言》真正的奠基人与开创者。尽管现在的编辑部同人绝大多数都无缘亲承教诲，甚至从未与他谋面，但在我们心中，“陶公”两字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群言精神”、“群言风貌”，是一个时时鞭策我们的亲切的名字。前辈的无私付出成就了《群言》在知识界的口碑，为我们今日的发展铺就了道路。毋庸讳言，由于都市生活节奏紧张迅捷，人们无暇深入思考、静心品味，阅读越来越呈现碎片化的特点。传统媒体渐趋式微。所幸《群言》不断得到各界作者、读者的厚爱，得到民盟中央领导的指导和民盟各级组织的襄助。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将《群言》作为民盟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给《群言》以极大的扶植，使《群言》的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使我们在新媒体风行的时代，能够从容应对，不坠风标。

近两年来，我们秉持《群言》为知识分子服务的办刊宗旨，坚持党派性与普适性兼顾的原则，努力开拓办刊思路，不断创新办刊形式，完成了创刊以来首次扩版，刊物呈现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加广阔的视野；首次尝试推出地方专刊，广受好评；对栏目进行增新复旧，力求以“移步不换形”的方式对杂志进行逐步调整，使之既体现出时代特点，又不失其既有格调。如今，刊物发行量已突破37)-份，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相伴《群言》30年的历程，有太多令人感动的作者、读者给我们以真挚的关心和爱护、全力的帮助与扶持。我们的办刊经费有限，不能给前来开座谈会的专家学者以市场通行的酬劳，但是很多多年合作的作者从不计较，不仅自己热心参与，而且还主动帮忙延请相关领域的行家前来赴会。有些读者常年订阅我们的杂志，每期都认真阅读，对于我们工作的偶然疏失和细微的突破改变都能及时发现并来信指出，有时恳切地批评，有时热情地鼓励。在今年“我与群言”的征文中，一位读者在来稿中这样写道：“或许因为年近五十，经历多了，对事物的认识、理解都比以前更全面、客观。读《群言》感到非常顺畅亲切，犹如与时代对话，与名家学者交流，与学问家们问道解惑。……许多长者的文章笔力老到，文风雄健，立意并未随时间的流逝而过时，他们谈时事、论世界，摆观点、评弊端，绘百态、树正气，歌善美、贬恶俗，博古通今，情理交融，读来获益匪浅。”读者的肯定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最好的鼓舞，更是鞭策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编读之间诚挚的交流，是我们几代编者不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刊物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石。《群言》如同前辈们手植的一株幼苗，30年来已亭亭如盖，如今我们守护它的根系，也享受它的荫庇。  《群言》出刊百期时，季羡林先生发来贺词说：“我们的《群言》决不属于‘四话’ (指假话、大话、空话、废话)类，它还能讲一些真话，是与人为善的真话。它一不靠内部新闻，二不靠秘闻和小道消息，专靠真理吃饭，一身正气，威仪俨然……”的确，30年的历史见证：《群言》从来不是一个保守的论坛，他是知识分子的群言堂；是百家争鸣、智慧之花竞放的自由天地；是弼违救失、进善惩恶的谠言谏诤之所；是思想交锋、观点荟萃的辩论场；是情深意重、诚挚无欺的心灵憩园与灵魂栖所。

有位热心读者曾评价《群言》“靠讲真话的本事，立足于中国思想文化前沿，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承诺，未来的《群言》仍将秉持初衷，不改本色，为作者读者、为各界新老朋友营建一方知识分子集群智、抒群言的思想净地。

《群言》编辑部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