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尚书》还是《诗经》，都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书。而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书出现的时间很早，《尚书》“多士”篇就说：“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是说，在三干六百年前建立起来的商朝文字就已经比较成熟，商朝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文字记载，书就大量出现了。只是由于时代的久远，王朝的更替，社会的变革，商朝的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很少的几篇文章流传下来，收录在《尚书》中。在《尚书》中，“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就被认为是商朝的文献(但这些文章明显有周朝人动过的痕迹)。
在这些被认定是商朝的文献中，我们没有见到关于“中国”的记载。
近现代考古发掘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文献缺失的遗憾。商朝虽然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非常少，但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商朝古都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镌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占卜记录，学界将镌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占卜记录称作甲骨文。
甲骨文是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材料。考古发掘的甲骨有几十万片，甲骨上的占卜记录文字量也大得惊人。这样，商朝人镌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占卜记录就成为学者研究商朝历史的第一手重要的史料了。
但在甲骨文献中，我们不但没有找到“中国”的记载，就连“国”字及古时与“国”相通的“或”字都没有找到。
考古发掘成果显示，古人不但将龟甲和牛骨作为文字信息的载体，而且把青铜器当作文字信息的载体。为了便于区分，学界将镌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文字称作甲骨文，而将镌刻在青铜器皿上的文字称作金文。
中国青铜文化在商朝达到了一个高峰，西周时代仍处于青铜文化的鼎盛期。商朝和周朝的人不惜巨资铸造青铜器，现代人在考古挖掘中发现的青铜器数量惊人，种类繁多，让人叹为观止。
在商朝和周朝，青铜器也成为文字的载体。已经发现的青铜器证明，商朝人就开始在青铜器上镌刻铭文，但迄今为止发现的字数非常少。如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片农地中出土的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被称作“司母戊方鼎”，这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人们在周朝铸造的青铜器上发现更多的文字，如清朝道光末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铜鼎，因作器人是毛公，所以被称作“毛公鼎”。“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32行499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
商朝镌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甲骨文中没有“中国”，而在周朝镌刻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中，却有多处关于“中国”的记载。而西周的青铜器中，有一个却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那就是铸造于3050前的青铜酒器“何尊”。
1963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鸡贾村出土了一口青铜酒器——“何尊”(尊为古代的酒器，就是喝酒用的酒杯，用青铜铸成)，让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往前迈了一大步，使我们见到了至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中国”记载，而且是有确切年份的记载。
“何尊”铸造于周成王五年，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048年，距今大约3050年。“何尊”造型纹饰都有独到之处，庄严厚重，美观大方，主体感极强。它圆口方体，有四道大扉棱装饰，可以说是西周初期的一件极其珍贵的艺术品。
而何尊的最高价值在于，尊内铸有122字的铭文(残损三字，现存119字)。
铭文首先告诉我们“何尊”的来历：周成王在其即位的第五年丙戌日，在周朝的王宫对一个叫作“何”的贵族晚辈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伺氏的先父公氏追随周文王，帮助周文王、周武王最终受上天大命拥有天下。(原文：“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日：‘昔在尔考公氏克逑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天命)’”。)为表彰其先父的功勋，周成王赏赐宗族晚辈何氏30朋的贝(中国商周时期以海贝充当原始货币。贝币以“朋”为计算单位，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行铸钱，贝、刀、布等原始货币乃废)，贵族何感到非常光荣，因此铸造了青铜尊，并在上面铸了铭文，记录了这些事情以作纪念。
何氏死后，这个宝贵的青铜尊被作为随葬品，和他一起被埋在了地下，直到1963年被考古工作者发现才重见天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何尊”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珍贵文物，因为在上面的铭文中，我们看到了至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最原始的“中国”记载。作为词组，“中国”两字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出现。
其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上天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思是：“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祭天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已经成了中国民的君王了。”’
需要指出的是，青铜酒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写作“中或”。古或、国通用。《说文解字》就说：“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在周代的金文中，国字早期都写作“或”，意思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后来在或上加口，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字，大概加上的“口”表示的是国界。
如果说《诗经》和《尚书》中有“中国”记载的文献或诗作的创作时代还可以怀疑的话，那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中国”的年代则是无可争议的。这个青铜酒器告诉我们，至少在距今3050前，就已经有了“中国”的确切记载。
P11-13
在铸造于三千多年前的青铜酒器“何尊”的铭文中，我们找到了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中国”，通过历史文献，我们发现“中国”至少已叫了五千年；而从“中国”的国父伏羲算起，我们推断，这个“中国”已经叫了七千年！
五千年来，朝代有更替，江山数易帜，但我们的华夏却为何一直被称作“中国”？
这个几乎和华夏民族同时出现，又陪伴中华民族走过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的国名是怎么来的？其原始内涵又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中断了，唯独“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的面积和欧洲大体相当，为何欧洲至今还有45个国家和地区，而“中国”却反复维持着大一统的局面？
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不知道这个“中国”是怎么来的，这个“中国”的国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中国”是什么意思，不也是很大的遗憾和尴尬吗？
一个中国人，应该能够回答这些个“为什么”！
为中国寻根
中国人最尊崇的是祖宗，寻根问祖，修续家谱，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作为中国人，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国”寻根，为华夏问祖，为中华文化探源。
经过二十年不懈努力，笔者终于破解了“中国”的密码。
原来，“中国”所有秘密的答案竟然都写在天上，“中国”的根在天！
远在七千年前，华夏先民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存方式，开始进行天象观测，以寻求日月星辰以及地球的运行规律，在观察天象的过程中，找到了天的中心，认定北极星就是“天之中”，进而形成了北极星崇拜，形成了影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中央崇拜和中心主义；
“中国”，是华夏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胎记，中央崇拜和中心主义让华夏先民形成了世界上独有的“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建国理论，再根据这一建国理论发现了“地之中”，在“地之中”建立的国家就叫做“中国”。而“中国”的内涵几千年来就一直没有改变，就是“天下之中的国家”；
而由北极星崇拜所推演出来的“帝”、“上帝”、“天”的崇拜，影响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由北极星崇拜所推演出来的“中道”则成为支撑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绝的精神力量。
“中”，中国人最早的座右铭
中国人说话办事最讲究的，就是万变不离其“中”。
“中”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是中国人判断事物的重要标准。中国人崇尚“中”，崇尚“中道”，这个传统源远流长。
大家听说过“观器论道”的故事吗？
两千五百年前的一天，儒学宗师孔子带学生到鲁国国君的祖庙里传授礼仪。一进庙，就看见最显眼的地方供着一个神器，就是一个精致的框架上吊着一个倾斜着的盛水器。
博学多闻的孔子却没见过这个东西，就问那守庙人：这是什么东西啊？守庙人说：这是个神器啊，应该叫“宥坐之器”，就是供在重要场所，或放在座位右边，用来警戒自己的器物。
孔子听后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对学生说：我听人说过，它的名字叫“欹器”，很神奇的。你们看那上面吊着的小水桶，空着时是倾斜着的，而把水装到中线，水桶就会正正地立着；而继续加水，当水快满时，水桶就会翻倒，口朝下底儿朝上了，里面的水就全流出来了。鲁国国君在祖庙或座位右侧摆放这个欹器，就是为了让它时刻警示自己：满招损，谦受益，中则正，大中至正。
孔子让学生往欹器上的水桶里加水，果然是空则倾斜、中则正、满则覆，学生们由此对中道、对中正之道有了非常直观的认识，也对中道、对中正之道由衷地信服。
孔子感叹道：那事物啊，哪有不因为过于自满而失败的呢。
这个故事见诸《荀子》“宥坐”篇和《孔子家语》“三恕”篇，原文是：“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日：‘此为何器？’守庙者日：‘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日：‘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日：‘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日：‘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欹器”的“欹”的意思就是倾斜，“欹器”就是倾斜着的器物；“宥坐之器”的“宥”通“右”，“宥坐之器”就是放在座位右侧的器物，用来起到警示的作用。
原来，我们熟知的“座右铭”就是从这里来的。“座右铭”的前身是“宥坐之器”，就是放在座位右侧的器物。就是说，最早人们是用器物，就是“欹器”来警示自己的。后来，人们改用铭文也就是文字来警示自己，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座右铭”。
由此可知，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治理国家的诸侯国的君主是把一种名叫“欹器”的器物放在座位右侧或重要场所来作为“宥坐之器”，以此提醒、警示自己要奉行中道。
考古资料显示，“欹器”历史悠久，人们在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欹器”原型——双耳尖底儿瓶。七千年来，“欹器”被许多帝王放在座位右侧作为自我警示之物，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欹器”是清朝光绪皇帝传下来的，现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古代帝王用“欹器”作“宥坐之器”，可见其对“中”的精神的推崇，也足以证明，“中”的精神对中国历代王朝的影响。
“欹器”被当作“宥坐之器”是因为它蕴涵着深刻的“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中道”，是“中道”的化身，反映了中国人对“中”的崇拜和以“中”为用，以“中”为本的精神。而这“中道”，正是历朝历代治国的根本，也是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中国人之所以被称作“中国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远在七千年前，华夏先民就根据对天象的观察，认定北极星是“天之中”，进而形成了北极星崇拜，形成了影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中央崇拜和中心主义：“中国”，是华夏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胎记，中央崇拜和中心主义引华夏先民形成了世界上独有的“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建国理论，再根据这一建国理论发现了“地之中”，在“地之中”建立的国家就叫做“中国”。“中国”至少已经叫了五千年。
而“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建国理论，就注定了“中国”之道就是天一家之道，“中国”注定是天下最大的国家，“中国”精神注定是大国精神，“中国”之道注定是大国崛起之道……
中国人建立“中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最根本的是着眼于全天下，是为了维护天下的太平；“中国”，就是上帝的儿子替其老子维护天下太平，治理全天下的地方。因此，“中国”是全天下最神圣的地方，是全天下的中心和枢纽。
无论是道家的《道德经》，还是儒家的五经，都弥漫着浓郁的北极星崇拜色彩。儒家、道家文化的源头都是北极星崇拜，都是基于对北极星居于天的中位不同的解读发展起来的。北极星崇拜催生“中”的崇拜，形成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中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