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满常春藤的塔楼》收录了俄罗斯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回忆文十七篇，包括《我的普希金》、《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父亲和他的博物馆》等。这些作品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充满了大量的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和省略号；并且句式不完整，在词与词、句和句之间有很大的跳跃性。这些使得她的文章比较晦涩难懂。

《爬满常春藤的塔楼》主要由俄罗斯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回忆文章构成，作者以诗歌的语言记述了关于勃柳索夫、曼德尔施塔姆、沃洛申、别雷等“白银时代”著名诗人的印象，并阐述了自己对生活和诗歌艺术的思考，可以说本书是作者的诗歌血液在散文脉管里的一次流动。

母亲与音乐

鬼

我的普希金

鞭笞派女教徒

往事追忆

老彼门的房子

爬满常青藤的塔楼

妈妈的童话故事

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

桂冠

博物馆正式开放

父亲和他的博物馆

未婚夫

你的死

中国人

生命保险

马的奇迹

母亲不是在培养和灌输，她简直是在用心体验，体验一种对抗的力量，胸膛是否抗不住这种力量？不，抗得住，一旦裂开了，那么现在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提供，没有什么可填塞的了。母亲是从抒情曲那张开的血脉抽出血液滋养我们的，正如我们日后毫不留情地切开自己的血管，企图以自己忧郁的血液喂养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这一切并未成为现实，而我们的幸福则在于这一切都成功了！

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这样做是为了解除她给予我的才干，这种才干会把我扼杀，或者把我变成人类一切规则的冒犯者。

母亲理解我吗？（她是否知道我想成为一名诗人？）不，她并不知晓，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生疏的事物上，集中在神秘的自我上，集中在自我将来的设想上，集中在根本就没有出世，所以也就一无所能的儿子亚历山大身上。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就学习乐谱实在是太早了。孩子不满五岁就开始学字母并不算早——我四岁就能自由阅读了，这样的孩子我遇到过很多，但不满五岁就开始识谱，这毫无疑问是太早了，对孩子绝无益处。在琴键上识谱的过程要比开口念字母复杂得多，正像琴键比人的嗓子要复杂一样。说得形象点：可以不从乐谱上落到琴键上去，但却不能从字母转到嗓音上。更简洁一点讲：假如说在我和整个键盘之间竖立着乐谱，那么在每一个音符和我之间则冒出了键盘，这键盘时常会因为五线谱纸的缘故而躲藏起来。至于阅读的单词的简单而浅显的含义和弹奏的节拍那完全琢磨不定的含义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不用多说了。阅读的时候，我总是把词转化成意义；而在弹奏时，我是把音符转化成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必须有所指，必须包含着某种意义，否则这个音就是空洞的。可是，对于刚刚满五岁的我，在弹琴时，首先得用眼睛在五线谱上找到那个记号，然后，在脑子里找到与之相对应的音阶上的某个音符，紧接着又得用手指找到同这个音符相对应的键，当我忙于这些时，我怎么会有时间去感受音响并且将这个感受表达出来呢？我得面对三样我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而对于一个五岁的儿童，一样就足够了，可对于我，这个东西后面总是跟着另一个，而另一个又会领我走进更令我陌生的世界，而在这陌生的世界后面，透过一切意义和音响，又是一个特别神秘的领域——精神的世界。要能理解这一切，大概只有成为莫扎特才行！

但是，我喜欢琴键，我爱那黑白相间的琴键（白得几乎泛黄），我爱键盘上那透亮的黑色，也爱那隐含着某种神秘的忧郁的白色（几乎发黄），我喜爱琴键，因为它们宽窄不一，有些很宽，而有些却很窄（真够委屈的），我喜爱琴键，还因为我可以坐着不动就能够像走楼梯一样上下移动，而这楼梯就在我的手下！从这个楼梯上一下子就能奔流出无数条小溪——这些小溪顺着脊背飞奔而下，而我的眼里滚动的热浪，如同安德留沙的文选课本里提到过的达格斯坦峡谷里的热浪一样炽热。

我喜爱琴键，还因为按下白色的键，就会听到轻快的音响；而揿下黑色的键，立刻便发出忧郁之声，千真万确，只要一按黑色键，就仿佛按在了自己的眼睛上，一下子便挤出了眼泪。

我喜爱琴键，也因为按键本身也令我陶醉：你可能一揿下琴键，立刻就觉得全身随着音乐往下沉，只要手不离键，这种下沉的感觉就不会消失，就仿佛坠人了无底的深渊，即使把手从琴键上松开，这种感觉也不会一下子就消逝！

我喜爱琴键，因为它那看上去很平静的表面下却蕴涵着很深的空间，就像那深不可测的河水，那奥卡河的河水一样，甚至比奥卡河还要平静得多，深远得多。

我喜爱琴键，因为在我的手下面会出现一个深渊，这深渊就在我的手下，我坐在那里不用动弹就会永远地坠落下去，这种感觉有多美！

我喜爱琴键这种表面平静中隐藏的欺骗性，你只要轻轻一触，这平静如水的表面就会迅速张开，直到把你吞没。

P7－8

诗歌与十字架

1992年秋天，在关于茨维塔耶娃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当有人问道：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点气恼地说道：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则认为，茨维塔耶娃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她的遗憾，更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由此可以见出这位女诗人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玛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于1892年10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伊·弗·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之一。母亲玛·亚·梅伊恩有德国和波兰血统，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在“音乐和博物馆”中，茨维塔耶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生活。根据妹妹阿斯塔西娅的回忆，“我们在阁楼上聆听着下面大厅里传来妈妈那充满音乐激情的美妙演奏入睡。通过妈妈的演奏，我们熟悉了所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妈妈演奏过的……，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舒曼、肖邦和格林卡，……我们伴着他们的音乐进入梦乡。”除音乐熏陶以外，母亲还给孩子们讲故事，诵读诗歌，教导他们不要在乎物质的贫困，而要崇拜神圣的美。正是在母亲影响下，茨维塔耶娃逐渐滋长了对诗歌的信念：“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

1906年秋天，茨维塔耶娃被送进女子寄宿学校学习。正是在这里，她开始深入地阅读19世纪俄罗斯经典诗人的作品，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歌，重温童年时妈妈灌输到耳朵里的韵律和节奏，接触到歌德、海涅和其他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灵魂深处滋生了终生不衰的浪漫精神。她后来声称，当时自己最喜爱的诗歌是普希金的《致大海》、莱蒙托夫的《相会》、和哥德的《林妖》。此外，她还尝试着翻译法国浪漫派作家罗斯坦的《雏鹰》。像许多同龄少女一样，这个阶段的茨维塔耶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满怀对现实生活的叛逆渴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据说，她爱上了一位大学生尼伦德尔，为他写下了大量的抒情诗，而对方表现出的冷漠却使其痛不欲生。于是，她买了一把手枪，到一家曾经上演过她心爱的戏剧《雏鹰》的剧院自杀，幸亏枪中所装是一颗哑弹，才没有酿成悲剧，但由此也可见出诗人孤傲、刚烈、极端的性格。

根据茨维塔耶娃的自述，也六岁时便开始诗歌练习，此后一直没有中断。1910年，这位18岁的少女自费出版了诗集《黄昏记念册》，它引起了不少文学前辈的关注，其中有勃柳索夫、古米廖夫、沃洛申等。勃柳索夫从中看出了象征主义的遗风，古米廖夫则为其中所流露出的关注日常性而欣喜，因为它们恰好吻合了阿克梅主义的创作原则，至于沃洛申，除了对这部“年轻而幼稚的书”加以鼓励外，还亲自拜访了诗集的作者，这一举动成了他们真挚友谊的开始。在这部诗集中，茨维塔耶娃几乎是无意识地实践着她后来所遵循的一个创作原则：“地球上人的惟一责任——便是整个存在的真理”。和她的同时代人曼杰什坦姆一样，诗人渴望通过诗歌中的奇妙组合，来恢复人们在日常生活里中断了的内在联系。在《祈祷》一诗中，她如是写道：

基督和上帝！我渴盼着奇迹，

如今，现在，一如既往！

呵，请让我即刻死去，

整个生命只是我的一本书

……

我爱十字架，爱绸缎，也爱头盔，

我的灵魂呀，瞬息万变……

你给过我童年，更给过我童话，

不如给我一个死——就在十七岁。

全诗虽说还留着“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痕迹，但也透露了她一生所关注的主题：生命，死亡，爱情，友谊，艺术，自然，上帝……

1911年春天，茨维塔耶娃来到沃洛申在科克杰别利的寓所作客。她在那里遇见了一名民粹派分子的后代——谢尔盖·艾伏隆，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次年1月，茨维塔耶娃成了后者的妻子，并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神奇的路灯》题献给他。但是，这本诗集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好评，阿克梅诗人、“诗人车间”的成员戈罗杰茨基和古米廖夫作出了不太友好的评价，而她素来敬重的勃柳索夫也流露了明显的失望情绪。对此，茨维塔耶娃的反应是：“我如果是‘车间’的成员，他们就不会如此辱骂了，可我永远也不会加人‘车间”’。她认为，诗人应该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束缚的。果然，她不仅一直没有成为阿克梅派的成员，甚至独立于所有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之外，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流的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保持着恰切的距离，尽管她与这些流派中的许多人都有私交来往。这种游离状态自然给她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便，但对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却大有裨益。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集《摘自两本书》中这样写道：“我的诗行是日记，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

……

像许多俄罗斯侨民一样，侨居巴黎的茨维塔耶娃始终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与此同时，白俄侨民界的狭隘和虚伪更令诗人感到不屑与之为伍。1939年6月，茨维塔耶娃携带儿子返回苏联。可是，等待着茨维塔耶娃的厄运是她始料不及的。同年8月，先期回国的女儿阿利娅被捕，随即被流放；lO月，丈夫艾伏隆被控从事反苏活动而遭逮捕，后被枪决。这段时期，由于丧失了发表自己作品的可能，她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到了诗歌翻译中。茨维塔耶娃的翻译十分严谨，她的翻译原则就是，一定要使笔下的文学作品获得它的文学性，否则，宁可不拿去发表。显然，她要以这样的态度来换取口粮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情。因此，她不得不经常兼做一些粗活，如帮厨、打扫卫生等补贴家用。

1941年8月，由于德国纳粹的铁蹄迫近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和唯一的亲人——儿子莫尔移居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小城叶拉堡市。正是在这座小城，诗人经历了一生最不堪承受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危机。诗人茨维塔耶娃期望在即将开设的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这一申请遭到了作协领导的拒绝。8月31日，绝望中的她自缢身亡。她给儿子留下的遗言是：“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了绝境”。

茨维塔耶娃的同时代诗人爱伦堡曾经这样说过：“（她）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说：‘作为一个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对于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则可以换一种说法：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诗歌让她的生命得以辉煌，但为诗歌而生活的信念把她推上了十字架：“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

2002年12月

（茨维塔耶娃）在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时说：“作为一个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对于马琳娜·茨维塔耶娃则可以换一种说法：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

——爱伦堡

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指望听到回答的地方。你是广大爱慕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诗人，你就是最高的自发人性，你不在人群中，或是不在人类的用词法（“自发性”）中，你自在而立。

——帕斯捷尔纳克

茨维塔耶娃的作品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充满了大量的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和省略号；上述特点以及那些不完整的句式，往往在词与词、句和句之间造成很大的跳跃性，使得她的一部分作品显得比较晦涩难懂。但是，读者倘若能够剥开隐晦的语义外壳，细细品味一下其中含纳的深意，便不难顺着技术的线索走向精神的宫殿，从而感悟这位命途多舛的女诗人对生命本质所做的特殊诠释，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同情和共鸣。

——汪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