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日常(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生活空间之建构1949-1966)》作者董倩从媒体文本着手，通过新闻报道、政府导向、读者参与、社会效应等方面的解读，仔细解剖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和新闻媒体的社会作用，从一个重要的侧面重塑上海这座中国最资本主义化的城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生活和精神状态。本书除了新闻学的意义外，对于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城市研究、文化研究的学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者提出的“反向解读”的观点则既有明确的政治学的内涵，又表明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修养。

董倩所著的《改造日常(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生活空间之建构1949-1966)》试图用历史一社会一空间的三元辩证法，通过《新民晚报》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近25000个文本对“文革前十七年”的上海日常生活空间进行一次重访，并全面呈现社会主义上海日常生活改造中的“新旧”之辩。本书发现，这一时期的《新民晚报》虽然服膺丁“革命”这一总体叙事，但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以“开放”、“在时”的历史观重新审视，会发现《新民晚报》不仅处于规训之中，也与各种力量进行协商，其所建构的上海城市空间中西化、传统、革命等要素在1949年后仍然交织、延续，具有“文化杂合”的意味。“新”与“旧”之间，是驳杂丰富的灰色地带。本书将报纸文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和意义阐发的主要场所，试图为报纸的文化实践、城市空间、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的探讨提供鲜活个案与新的思考线索。

序一

序二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日常生活研究

二、社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

 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意义

一、日常生活视野中的上海当代研究

二、媒介、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

三、《新民晚报》相关文献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一、研究视角

二、研究方法

三、文章框架

四、研究的局限性

第一章 《新民晚报》与新旧交替中的上海日常生活

 第一节 《新民晚报》(1946—1966)变迁史：权力规训中的社会主义晚报

一、《新民晚报》的发行

二、读者对象的逐步确定与历年版面变迁

三、为什么是《新民晚报》?

 第二节 《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空间氛围的变化

一、名称之变

二、土洋之变

三、建构新的社会风气：学习、节 约

四、新社会中的商业氛围：“生意经”和“老实”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延续、规训与溢出：《新民晚报》中的社会主义上海日常消费空间

 第一节 变幻中的城市商业地标

一、社会主义上海的城市空间

二、外滩

三、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

四、(作为城市商业地标的)南京路

 第二节 上海消费空间的延续：霓虹灯和第一百货

一、时而辉煌，时而黯淡：霓虹灯的生命史

二、第一百货：一个个案

 第三节 上海消费空间中的规训与溢出

一、街头

二、橱窗

三、商场和百货公司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的居住空间

 第一节 棚户区：正面而片面的呈现

 第二节 工人新村叙事的“单纯性与坚贞性”

一、工人新村概况

二、曹杨新村：社会主义的客厅

 第三节 上海里弄的新气象：空间氛围的巨变

一、《新民晚报》中的里弄

二、里弄组织的建立

三、学习

四、集体化生活

五、爱国卫生运动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的饮食空间

 第一节 物产与主食

一、物产的新陈代谢

二、主食：“标准米”的阶级属性和健康效用

 第二节 外食空间的转型与延续

一、饭店

二、食品商店中的西式风格

三、食摊：合作化与复兴

四、新的饮食空间：食堂

 第三节 家中饮食

一、菜场：统一议价和公私合营

二、家中饮食：“既要省得钱，又要吃得好”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总体主义背景下的集体选择：《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的着装时尚空间

 第一节 解放初的新旧交融：转型期的服饰

一、人民装的兴起

二、街头的时髦人士和时尚制造者

三、“转型期中的装扮”

 第二节 1955—1956年的服装改革运动

一、妇女着装问题

二、关化妇女着装的两个选项

三、服装展览会

 第三节 从陈旧到破旧：关于穿旧衣的讨论

一、对穿旧衣的倡导

二、旧衣改制

 第四节 时尚机制：总体主义背景下的集体选择

一、正反符号之争

二、时尚机制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的休闲娱乐空间

 第一节 大世界：空间氛围的转变

一、接管前：清洗与残留

二、接管后：新旧对比

 第二节 公园里应该吹什么风?

一、1949年后上海公园的发展

二、作为休闲空间的公园

三、作为历史和政治空间的公园

四、1964年“公园里应该吹什么风”的大讨论

 第三节 书场和影院

一、书场：从自由散漫到井然有序

二、影院：“时事新闻片”与苏联影片

本章小结

结语

 一、报纸与城市

 二、《新民晚报》中的上海日常生活

 三、“续旧制”与“新革命”

参考文献

后记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进驻上海，共产党第一次面临治理上海——这个旧中国最大都会的种种难题。领导者既有估计与警觉，更有雄心与豪情。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新旧城市更替之快，社会面貌变化之巨，超乎寻常。中共接管和治理上海确实可称得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个奇迹，甚至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新政权试图通过媒介动员、基层动员和文化改造等形式，革除“旧上海”，将上海改造为“新中国的上海”。上海人日常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上海自开埠以来，历经晚清到民国的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似乎戛然而止，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也遭遇剧烈动荡。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琦瑶和她的朋友们在20世纪50年代烫头发、做旗袍、在家里打麻将、做各种精致的吃食……这与我们通常对那个年代日常生活的想象大相径庭。人们不由得好奇：“文革，，前的“十七年”中，人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是穿着布拉吉参加爱国游行，带着孩子开读报会?还是如同王安忆的叙述，在自己的小天地中自得其乐?这种生活方式上的新风格与旧风格，是如何体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是否如李欧梵所说，半个世纪的革命失却了整个的中国城市文化以及它的都市感性?⑦

透过《新民晚报》在这一时期的驳杂文本，我们或能发现一些线索。通过回顾《新民晚报》作为社会主义晚报在“文革前十七年，，的变迁史，笔者发现该报的人员构成、办报传统的历史传承带来了报纸的话语弹性，大量特色栏目致力于建构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导致了《新民晚报》与同时期其他上海报纸相比的特殊性，而社会主义上海社会风气的转换的细枝末节和关键性的细节一一反映在《新民晚报》上，这正是笔者选择这份报纸作为研究社会主义上海日常生活空间的材料主要来源的原因。

本研究通过1949—1966年《新民晚报》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文本，综合专门史、官方出版物、地方档案以及口述史访谈等资料，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在社会空间的意义上，《新民晚报》如何反映、想象与建构社会主义上海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进而言之，如果将社会主义上海看作文本，这个文本与《新民晚报》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如何理解、书写城市史视野中的地方报刊?

(2)在媒介文本背后，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上海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一场从空间到生活、思想的革命?而普通民众又是如何在既有的被规训的空间里进行策略性的实践，从而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官方的形象塑造与民众的自我认同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张力?

(3)《新民晚报》在进行文化实践时，面对上海城市空间中西化、传统、革命等要素的混杂，凸显出何种协商过程?“新”“旧”之间的缝隙如何表现?上海日常生活中“顽固”的部分在经历政权更迭后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延续?表现和原因是什么?报纸采取了何种策略?我们又该如何解读?

本研究重点在于从丰富的历史细节中构建出鲜活的历史当下感与在场感，通过对媒介文本的阐释，解释文本和话语背后的权力、利益和力量，以及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空问的变迁发生变化、此消彼长的，为理解个体经验与总体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思考的线索。

P2-P3

学术界近年颇提倡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而日常生活史研究可以说是其中典型的一种。研究日常生活史，顾名思义，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但这个领域的筚路蓝缕者，大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从20世纪初以来，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Lmd Fretld)、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哲学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等都对这个领域作了开拓性的贡献。日常生活史领域的大家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则更是集历史学、心理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于一身。相对这些传统学科来说，新闻传播学是比较晚近出现的学科；在中国研究领域，通过传媒来解读日常生活史则更是一种新的尝试。董倩博士的这本新作，以上海著名的《新民晚报》为主要材料，从衣食住行和休闲娱乐等角度切入，勾勒出上海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以及应对巨大的政治社会变动的图景，就是这种新的探索中的一项可喜成果。

这项研究有明确的交叉学科的特点。作者从媒体文本着手，通过新闻报道、政府导向、读者参与、社会效应等方面的解读，仔细解剖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和新闻媒体的社会作用，从一个重要的侧面重塑上海这座中国最资本主义化的城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生活和精神状态。本书除了新闻学的意义外，对于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城市研究、文化研究的学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者提出的“反向解读”的观点则既有明确的政治学的内涵，又表明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修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公开申明报纸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后来又延伸为报章杂志是阶级斗争的前沿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用当时的报纸做基本资料作研究就一定要有相当的“史识”。董倩提出的“反向解读”不一定就是“反其道而读之，”而是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深意或弦外之音，即西谚所谓read between the lines(领悟言外之意)。其实，推而广之，就学术研究而言，即使不是政治挂帅年代的出版物，也需要研究者见微知著，仔细解读，而不能拿来就用。二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就已经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诚哉斯言。

近年来海外已有一些史学家以旧报纸作主要材料对中国近代史的某个方面作深入研究。例如，研究《申报》的就有梅嘉乐(Barbar。Mittler)和蔡维屏(Tsai Wei—pin)的两本专著，研究《时报》的也有季g~(Joan Judge)的专著。另外如林郁沁(Eugenia Lean)的《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关注报纸作为一种舆论工具对公众乃至司法的影响。①但至今这方面的研究止于晚清民国时期。董倩的这本新作，据我所知，是海内外第一本，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本以一份民国以后的报纸作文本研究的学术专著。

“新民夜报，夜到看报；夜饭吃饱，早点困觉”，这几句上海市民耳熟能详的顺口溜(上海方言称“晚报”为“夜报”)，生动地说明了在许多市民的生活中，读晚报已如吃晚饭那样的是每天必做的“功课”。“文化大革命”开始，《新民晚报》被迫停刊，一停就停了十六年之久，但到了1982年元旦复刊时，该民谣重在街头巷尾流传，可见《新民晚报》在民众间影响之深。“文革”前，一份《新民晚报》四个版面二分钱，一般市民还消费得起。而且这份报纸较少官气，贴近生活，内容丰富，语言生动，买这份报纸看，给人一种物有所值的满足感。甚至毛泽东主席也曾对该报表示好感。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曾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提到《新民晚报》，大意是说这份报纸，你们(指中央高层领导)都不看的，但它别具一格，我喜欢看。1958年前，《新民晚报》还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份晚报(不计民国时期)。用这样一份庶民喜欢又上达中央领导的报纸来研究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是作者聪明的选择。

董倩强调1949年前后的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既有重大变化，也有其延续性。后者虽常为人忽视，但在比“变化”更深的层次上，对上海城市建设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我相当赞同的观点。近代中国遭千年未遇之变局，变化可谓大矣；共产主义革命，则更如毛泽东的诗所形容的那样，“天翻地覆慨而慷”。但在巨大的变化下面，还是有很多以人性和人心为基础的暗流，绵绵不断。例如“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之久，试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现在被官方定性为“十年动乱”，但它的“威力”也并没有人们一般想像的那么大。几年前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金大陆教授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专著《非常与正常》，用大量的实证材料和细致的分析，来证明即使在“文革”的“非常”时期，还是有“正常”运转，“社会还在运行，人民还在生活”。董倩研究的文革前的社会生活状态，与金大陆的发现前后呼应。

董倩做了不少努力将西方有关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的理论与中国报纸材料相结合，用三种空间模式来勾画新中国成立最初十七年上海市民的生活图景，并提出“空间氛围”这一新概念。就我本人来说，对于套用西方理论模式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也曾就这个问题同史景迁、艾尔曼、林培瑞等学者讨论过，他们大致持同样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支持同行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在这方面做探索。就董倩的这本书来说，作者对福柯、列斐伏尔等后现代派理论的解读和应用虽非深入，但也不是无的放矢。它们为全书提供一个基本理论架构，将丰富而零星的材料“粘合”在一起，使论述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

董倩是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孙玮教授推荐到我任教的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作访问研究的。在美期间，我对董倩一个很深印象是她在做学问上有一种倔劲，无论是寻找材料或思考观点，都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竭泽而渔”在汉语中比喻取之不留余地，有点贬义，但用于形容收集材料上，倒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比喻。董倩在通读了十几年的报纸后，把有用的资料都找出来了，确实有“干塘”捕鱼(沪语称之为“敲浜”)之势。她又很执着地从西方哲理中寻找理论灵感，也提出一些观念上的问题与同行们商榷。此外，学术著作常有术语堆砌的，有的甚至佶屈聱牙，但董倩的文字相当清新可读。所以，我想对日常生活研究有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开卷有益，读下去又令人觉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书。

转眼博士毕业已满两年。两年间，我进入新的工作岗位，孕育了新的生命，有了许多新的感悟，而人生也迈向了一个新的旅程。这本小书自我的博士论文脱胎而来，修改时除了书名、章节名称的变更，主要是将更多必要的阐释编织进原文，尽量减轻材料与论述结合不紧密的问题；同时，重写第五章，突出对时尚机制的论述。除此之外，本书在总体框架上基本保持了原貌。由于修改时间的限制和诸多杂务的干扰，现在看来当然有诸多不足与遗憾。然而，这种学术学步期的“蹒跚”代表了我彼时的视野、思维与写作水准的局限，对我个人来说，弥足珍贵。

思及四年的博士生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幸运而幸福的。我的幸运在于有机会在学术氛围浓厚的复旦新闻学院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题目，享受着在此过程中的孤独、不时的枯燥以及心有所得的狂喜。我的幸福在于我的良师、益友、家人，他们给予我的帮助、支持和爱。

首先要感谢我的两位导师，他们是我在复旦的导师孙玮教授和我在美国访学期间的导师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卢汉超教授。工作多年之后放弃工作、再度求学全因对孙老师的追随。她优雅睿智的风范一直是我心目中知识女性的典范，而她对于独立思考的坚持，对都市、媒体、文化的持续关注更让我发现研究旨趣的契合。她最大限度地鼓励学生在研究中的自主性，无论我的题目看起来如何天马行空，她总是耐心聆听，然后用自己的思维深度在关键处对我进行提点，使我茅塞顿开。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资助，赴美在卢老师的指导下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在美国期间，卢老师不仅在我的论文框架、写作过程、基本观点的提炼等方面给予关键性的指点，而且还为我的研究提供多重帮助：他不厌其烦地用馆际互借帮我向全美学校的图书馆借阅我所需要的中英文书籍，为我提供与中国研究有关的讲座、论坛的信息，使我得以有机会聆听裴宜理、林培瑞这样的中国研究巨擘的讲座；不仅如此，他还关心我的日常生活，介绍我参加各种校际活动，使我在异乡的孤独感得以缓解。他的谦和雅正、温文敦厚的长者之风也影响着我的为人与治学。

感谢新闻学院的黄旦教授。黄老师以“严师”之名著称，而他的深邃的思想与缜密的逻辑更是让我有高山仰止之感。在他的课程“西方传播思想史”中我获益良多，而从开题、预答辩到论文的评阅，黄老师始终关心我论文的进展，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论文的问题。感谢殷晓蓉教授、黄瑚教授、黄芝晓教授、杨击博士等老师曾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予我选题、写作、资源、资料等各个层面的指导。感谢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李天纲教授在论文选题上给我的提示，感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金大陆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的熊月之教授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在审阅我的论文时给出的中肯意见。感谢佐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的John Krige教授对我的论文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感谢博士候选人Dominique Behnke提供的关于东德商业空间线索的提示。感谢《申江服务导报》的资深编辑吴驷、《新民晚报》著名报人张林岚老先生接受我的访谈，他们的口述资料对我的研究非常有益。另外，我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原博士生张刚。在他不到三十年的短暂一生中，真正践行了“生如夏花，死如秋叶”。我清楚地知道，他的硕士论文《1949年革命与上海城市生活风格变迁》是我最初的灵感来源，而他帮我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启蒙。

感谢由博士同学组成的读书小组。这个读书小组最初来源是同选了黄旦老师课程“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几位2009级博士生。由于该课程的大阅读量以及课堂上的紧张气氛，每周三的课就成了一次刺激而又美妙的思想旅行，不过旅行完了总要找咖啡馆缓解一下。课程结束后，这个聚一聚的习惯被保留下来，读书八卦研究心得无所不谈。毕业后，读书会更成为一项制度，还有了新成员。由于研究取向、路径、课题的不同，我们经常在饭桌上争得面红耳赤．却又在每一次的争论、讨论中互为参照，看清楚自己的坐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弥足珍贵的“学术共同体”，感谢成员钱进、郭恩强、卞清、於红梅、汤喜燕、方师师等诸君，我们共享知识、资源、思想，彼此对照，不断进行着自我与知识的更新。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父母，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一个需要操心的小女儿，他们对我的无条件的支持与爱是我任何时候前进的动力和源泉。感谢我的丈夫张力和女儿昕昕，他们给予我家庭的甜蜜、温馨与负担，使我一步步成长、成熟、完善自我。感谢我最亲爱的朋友孙迪，十几年的相识相知中我们已不知不觉步人中年，相信我们会永远陪伴彼此。没有他们，这本书必定不可能顺利完成。

最后，感谢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将本书列入上海市第十七次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的出版计划，使得本书得以出版；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继峰编辑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心血。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