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强主编的《百年地学路几代开山人--中国地学先驱者之精神及贡献》通过研究中国地学界60-80位主要人物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中国地学科学发展史中地学家人物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对中国科学的贡献。资料珍贵与真实，照片、手稿为首次发表；科学意义重要；填补中国地学发展史中的一些空白与疑惑。展现中国地学的发展与辉煌，对未来中国地学科学发展与科学人文精神的发扬有重要传承意义。读者对象：从事地学的科学工作者、学生、研究生和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工作人员等。

刘强主编的《百年地学路几代开山人--中国地学先驱者之精神及贡献》主要从几十位地学家后辈亲友的视角，以回忆性文章的形式，忠实地记述民国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主体的中国地学家群体的科学人生经历与主要历史贡献。书中同时收录了与此主题相关的中国地质史学术研究成果及曾经发表过的数篇纪念文章。

本书用民间资料的形式做一梳理和记录，使中国地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不朽事迹在历史真实性、系统性和连续性方面以文字的形式得以客观反映和传承，也为中国地质史学界提供一些珍贵的史料，以供后人学习、研究、思考。

本书对广大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地球科学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具有学习和借鉴意义。可供从事地球科学、自然科学史、中国地质科学史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参考，亦可供感兴趣的大专院校师生学习参考。

序一 传承理想 创新发展

序二 实事求是 格物致知

序三 溯古观今 继往开来

序四 饮水思源 崇敬先贤

前言

倚剑长天一放歌——缅怀章鸿钊先生

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

20世纪的徐霞客

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是先锋，是热心工人

先贤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有关地质先贤丁文江的两份资料

回忆一些我国地质工作初期情况

我所知道的翁咏霓——一个朋友病榻前的感想

翁文灏抗战期间与对华军售及经济援助

从大同盆地到庐山——李四光和中国第四纪冰川

爷爷李四光的几件事

继承和发扬袁复礼教授的高尚品德——谨以此文纪念父亲诞辰120周年

著名地质学家李捷先生与第四纪研究——纪念李捷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三代英贤丰碑长存——科学大师是如何在中国诞生的

怀念老君庙油矿早期的三位地球科学家——孙健初翁文波卞美年

谢家荣先生科学工作思想

高山安可仰，当世一名贤

马廷英教授简传

李善邦记事

回忆父亲裴文中生活和工作中的几个片断

风雨岁月——记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

难忘的记忆——写在父亲黄汲清诞辰110周年之际

百年地学路几代开山人

一位老地质学家的追梦人生——忆父亲李春昱一生的坎坷与坚定

牢记外祖父李春昱的教诲

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任职时期的回忆

南延宗和他的地质矿产事业

黔里孤坟，何处话凄凉——纪念为科学献身的地质学家许德佑、陈康、马以思

父亲崔克信：104年的奇迹

面对不敢面对的历史——缅怀“文革”中被逼自尽的地质学家

父亲程裕淇留下的

宋达泉及其土壤调查同行纪略

宋达泉赴台湾参加中国地质学会年会及土壤考查纪略

新中国铀矿地质开拓者——缅怀我的父亲佟城

我们的父亲黄秉维

黄劭显与中国的铀矿地质及其对国防事业的贡献

记新中国地质界卓越领导人宋应同志的二三事

父亲李星学的贺兰山情结——重读《踏上贺兰山缺》感怀

父亲李星学追忆丁文江大师

地学前辈谢毓寿先生访谈录

回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地质地理气象学系

桃山“五七”干校的那段时光——忆父亲陈梦熊

地质学家的“圣经”——野外科学考察记录本中的人物和故事

父亲姜达权点滴——从三峡大坝选址说起

在“文革”中认识家父韩德馨的母校——西南联大

新中国首批留美返国的地质学家胡伦积——纪念胡伦积教授逝世十周年

父亲施雅风对创立泥石流研究和科学普及的贡献

生命不息，追求探索不止

坦荡地生活和工作着——独肾米翁别传

永恒的铭忆——怀念父亲陈述彭

张锡龄与石油探勘

地学家的摇篮——走出48位院士的地质调查所

前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土壤学者及其学术活动

抗战胜利后南海诸岛回归的见证及考察

西南联大时期的德国地质学教授米士博士——著名地质学家、登山运动员、水彩画家

葛利普——中美科学家友谊的桥梁

中国最早的科学基金资助研究——记中华教育与文化基金会对1930年全国性第一次土壤调查的资助

后记

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

翁文灏

民国二十三年春间，我在武康车撞桥梁，卧病杭州，几致不起，丁在君先生曾在《独立评论》发表《我所知道的翁咏霓》，差不多是一篇身后的墓志。不料时未二年，我犹健在，而在君先生竟已长逝，还是我在此地写他死后的追忆！

我初认识在君先生是在民国三年。那时他刚从云南省调查地质回到北京，每次遇见，他都叙说他在东川等处考察矿产的情形，金沙江的大川深峡，苗子(苗族)、猓猡(彝族旧称)的人情风俗，使我对于远道旅行发见极浓厚的兴趣，也从此时开始觉悟中国土地广大交通艰阻，中国地质学者正当以跋涉山川、开辟此学术的疆域引为己责。我自觉见猎心喜，在君先生恰是中国地质学界中第一个猎人。

当时，我在地质研究所内做主任教授，我们最苦找不到一个人肯教古生物学，在君先生一到北京便毅然担任，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另一方面，他竭力主张注重实地观察。他以为平常习惯，由一个教授带领许多学生在一学期内做一次或二次旅行，教授匆忙地走，学生不识不知地跟，如此做法绝不能造成真正地质人才。他以为要使学生能独立工作，必须给他们许多机会，分成小组，自行工作，教授的责任尤在指出应解决的问题，与审定学生们所用的方法，与所得到的结果。他不但如此主张，而且以身作则，有很多次数，率领学生认真工作。他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我是至今犹可想见他在那时候口讲指画的胜概。

民国四年，我同他到平绥路旁的鸡鸣山煤矿闲游。但在君先生在闲游中也决不忘工作，我跟着他渡浑河，登玉带山，敲圆球腐蚀的辉绿岩，辨自南趋北的逆掩层，回首旧游，历历如见，尤可证明领导人才之真能以自身兴味引人入胜。同年夏间我往绥远调查，启行以前，在君先生指示测量制图的方法，采集化石的需要，谆谆善诱，使我明白地质工作之决不能苟且了事。那时火车只到大同，北出丰镇，西经凉城，循大青山以西，经清水河而返，在今日火车已通之日，真不易体会那时交通的迟滞。

民国五年，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在君先生做所长，我做矿产股长，其实股长是虚名，我不过是在所内帮助做研究工作。在那时我们很用力讨论专门名词的用法。有一种趋向是要将地质学及其相关诸学的专门名词彻底的重新翻译，凡日本人的名词皆不要用。我很反对此说，我觉得日本人既沿用中国的矿物旧名，我们自也可袭用日本的岩石新语。古生物与现代生物有密切关系，更不能好自立异，而且英法德诸文字都有许多名词互相雷同，科学界必须求节省时间，最宜免各分门户，日本名词为中国所无者，中国自应通用，中国名词为日本所未有者，日本亦必接受，所以中国用日文之寒武，日本亦必用华文之奥陶，谊尚往来最便实用。在君先生采取此说，到后来更嘱董常君编成《中英对照矿物岩石地质名词辑要》，所以中国地质机关虽有好几个，但许多出版物所用的名词大致是统一的。

当时我们也屡次讨论地质报告出版的方法。在君先生对于此事看得非常重要，所以进行也特别谨慎，拟有好几种计划，比较讨论，又因印刷着色地质图的困难，一再试验。凡百事业创办时必有许多麻烦，皆为后来做现成工作的人所不易想象，但非创办人尽心努力，这种麻烦又不能解除。各种方案粗定之后，在君先生因欧洲和平会议出国考察，我暂代所长职务，把《地质汇报》及《地质专报》实行印刷，都在民国八年出版，这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正式出版的开始。在《地质汇报》第一号内，在君先生曾写一序，首引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言论，他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在君先生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试想谁能养成这种精神呢，当然在君先生自己的力量最为重要。

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须自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在君先生都一丝不苟地实行，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有这种以身作则努力不懈的人做领袖，中国地质工作早应已有正轨方法，惜乎事实上并不尽然。我想中国地质学者中很有出类拔萃的天才，足见我们民族的能力很好，但尚缺乏多数人共守的标准方法，各人随兴所及，以意为之，这是我们后辈人努力不够，愧对前人的。

在君先生在民国二年曾偕同德国人梭尔格君做正太铁路沿线的地质图，缩尺二十万分之一。此殆为中国人自作地质图之第一次。此图至今未印，但后来已有他人参考采纳出版。他对于北平西山曾作研究，《西山地质志》上的矿产地质章大部分是他起稿的，周口店西南长沟峪的逆掩断层也是他与我共相讨论而得的，这也许是中国人最早发现逆掩断层之一。他在民国七年对于山东峄县煤田曾作详细研究，作有地质图，规定钻采地点，其图说皆未印行。他的实地观察为人所熟知的，大约要推长江下游的地质，因为他曾著有一书为民国八年浚浦工程局出版，但此项工作实远不及他在西南各省所做的详细与精密。

民国二至三年在君先生独自在云南省工作，所到的范围，北起东川会理，东迄威宁曲靖，南抵昆明，西至武定，所得的结果除二三篇顷已发表外，尚未发表的尚有数倍。民国十七年，他往广西，所历甚广，在迁江马平宜山河池南丹贺县等处观察较详。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又作大范围的贵州地质调查。那时我们曾有调查西南全部的计划，分为数段进行。起身最早的是赵亚曾、黄汲清二君，越秦岭经四川西部，又分为二组，赵君由叙州南行人滇，行至昭通县被土匪打死了。黄君由叙永入黔，担任贵州中部及西部的工作。在君先生偕同曾世英、王日伦二君由重庆入黔，所经之地，北起桐梓，西抵毕节，东包都匀，南尽桂边，虽有许多牲口驮运行李，但调查人员长途步行，看石绘图，手足并用，一路都用极严格的科学方法，努力工作。差不多同时起程的又有谭锡畴、李春昱二君，特别注重川边及西康区域，西抵甘孜、巴安。在这样大规范工作之中，虽然赵亚曾之死使在君先生在途中非常伤心，但他还是竭尽心力勇猛前进，做出很好的成绩，也给几位后学的人一种最可效法的模范。当然，这种远道工作，一定得到许多极珍贵的科学观察，尤其在君先生是兴趣最广知识极博的人，不但采集化石研究地质尽心竭力地做，既凡经济文化交通以及人种分别等事，亦莫不有很好的材料。我尝自恨对于西南诸省知识太少，但犹幸有朋友如在君先生对于西南知识足称全国第一，著作发表，必可极便参考。P8-10

序二实事求是格物致知

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社会制度的桎梏，中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后面。20世纪初，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被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埋葬，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传人中国。先后留学日本和欧洲的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积极筹划创办了地质研究所，培养了我国本土的第一批近二十名地质学家，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有谢家荣和叶良辅等，进而建立起了中国地质调查所。由于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们的努力，使地质科学走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最前列，成为了旧中国科学的一枝奇葩，担当了现代科学学科在中国本土化的先锋。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起点。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孙云铸、杨钟健、裴文中、尹赞勋、黄汲清、李春昱等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地质学家们，为着祖国的富强，在极其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奋力工作，用他们的智慧和血汗，取得了当时世界公认的优秀地质调查成果，创造了中华民族那段历史上的辉煌。由这些世界知名的中国地质学家组成的群体，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也要永远铭记这些名字：赵亚曾、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他们为祖国的地质事业以身殉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该书主要是这个群体的后代的回忆录，它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生动地反映了这个群体中每个人的学习、理想、工作、生活和一生奋斗的足迹。科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刻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这些最基本的品格是他们成功的基本保障。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老一辈地质学家的这些优秀品格，是青年地质工作者的榜样。期望年青一代的地质工作者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地质学家的优良传统，为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自己的贡献。

百年地学路遥长，几代开山人已殇；

笔墨春秋今淡看，高山仰止写沧桑。

去年年初，读到Grace’Yen Shen的新书Unearthing the Nation：ModernG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写关于中国地学的发展和相关的人物，从1911年到1945年，也有些对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简单介绍。这本2014年初出的书，基于沈女士2007年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应该是目前为止最为系统地介绍中国地学在民国时期发展的一本英文书。在这本书前，杨翠华(Yang Tsui-hua)有一篇长文：《历史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1912—1937)》，这篇中文文章，是根据杨女士在纽约大学水牛城分校的英文博士论文而成。两者都是有分量的关于中国地学科学史的文童。沈女士的书，不仅提到童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中国的地学先驱，也介绍到1903年周树人用“索子”(seeker)的笔名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这是中国人用中文写成的第一篇关于中国地质学的文章。其中使用了日本人创的“地质学”一词，而不是当时使用的“地学”。此外，沈文也涉及“天下”、“朝代”、“国家”这样的社会概念和问题。读这些文字，不知为什么让我想到张纯如和她写的《南京大屠杀》，也纳闷为什么大陆的博士生和学者，没有写出这样的著作来？

今年年初，读到一部基本完成的书稿： 《百年地学路几代开山人——中国地学先驱者之精神及贡献》，这是刘强主编的一部文集。文集主要从家属的视角，以短文的形式，记述民国时期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主体的中国地学家群体，他们的科学人生与贡献。文集中也收录了与此主题相关的一些中国地质史学术研究成果。徐冠华院士、谢学锦院士、孙枢院士分别为这个文集写了序。徐冠华在他的序言结尾写道： “我带着感动和感恩之情读了这本书，许多先人的身影、笑脸历历在目，在我眼前一个个闪过，如同昨天，不禁感慨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现在我们这一代也老了！回忆往事，和先人相比，论学问、论品德，他们永远是我辈楷模，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希望我们的年青一代读后励志、继承先人，为祖国、为民族、为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谨以此序告慰先贤、启发后辈！”

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中，曾经有过不少翻译的西方科学论著。其中之一，是美国传教士、医生D．J．MacGowan口译，华蘅芳笔录的《地学浅译》，译自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Charles Lyell，1797—1875)的Principles of Geology。达尔文当年的“小犬号”之旅，他是带了这本书上船的，该书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中文译本《地学浅译》，在当年中国也列为《富强丛书》之一。从这些翻译的西方书籍，到周树人的《中国地质略论》，再到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地学作为一门学问，在中国形成自己的营地，正式开张。丁文江曾经说过，中国现代科学的源起，始于民国元年地质调查所之前身地质科，后者隶属于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可以说，中国从事地学研究的早期人物，不仅是中国地学界的先驱，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先驱者中的一个先锋群体。

2013年4月26日，地质调查所百岁周年时，中国地学界的几代开山前辈的家属亲友，在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聚会庆祝，是这本集子的缘起。书中的文章，长短不等，形式、风格备异，少了官气和八股味道，让人感到贴近生活的叙述和故事。我曾经说过，写下就是历史。这些文字照片，不仅是一种对先人的怀念，它们也记录了特别的历史内容，纠正误会，印证史实，对中国地学科学史研究是极具价值的。尽管作者中的很多人不是学地学专业的，他们对当事人的科研，难有专业的了解和评估，但从他们的记录，涉及旁人看不到的生活层面和心情，从亲人、家族史的角度，为我们开阔了视野，让我们能从普通人的生活角度，去认识当年那些中国地学奠基者们一些鲜为人知的一面。尤其是很多的文献在政治运动中被毁灭的情况下，汇集一些散存下来的私人资料，弥足珍贵，非常不容易。作为民间的观点，亲人、朋友、同事的看法，他们的文字、资料、图片，为中国地学科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和其他学科的科研人员不同，地学者需要在野外调查，走过干山万水，历阅风土人情，对资源、土地、人文、国土有特别的感受。因此，早期的地学家们，也多是很有才情、关心社会问题的一群。这些地学前辈，从民国初、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后再出发，在时代的跌宕起伏中，经历了自己辉煌、坎坷的地学科研生涯。文集中有很多的故事，我过去都不知道，或者不知道细节。比如那些在野外工作中的遇害者，那些在政治运动中的遇难者，他们都为中国的地学研究贡献了一生，值得人们去纪念他们。有些东西过去知道一点，但也不明白原因。比如我在《历史的聘书》博文中，留过两张照片，是当年毛泽东写给杨钟健信件的复印件，我没有读瞳那封信，更不知道信的缘由。那封信的内容，在这个文集中有了解释。1921年做“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的杨钟健，给当时在长沙文化书社工作的毛泽东写信，请他补填“少年中国学会”志愿书。毛泽东在当年9月回信：“钟健先生：前几天接到通告，知先生当选执行部主任。今日表示，嘱补填人会志愿书，今已照填。并粘附小照奉上。惟介绍人系王君光祈为我邀集五人，我现在只能记得三人，余二人要问王君才能知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社为荷！弟泽东廿九”。可见当年“少年中国学会”的同志们，办事都很认真。

这个集子，涵括了海峡两岸地学科学家的故事，那些曾经被政治分割开的一群，饱经沧桑之后，仍然可以在一个面对科学和平常日子的集子里聚首。所以，这个文集，不光是对前辈和家人的记述，也衬托出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让后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管窥当时的社会。

看了这个集子里的各种故事和记录，更深刻地了解到了中国地学早期的发展历史。面对那些图文，我也有一种无力感和惭愧。我们这一代人，对过去知道得太少、太少；现在和过去之间，缺失掉的东西太多，让我们没能感受到那些厚重的历史。在一片苍白和浮躁中，何以能有评说先驱者的资格？我写这段文字，多少有点勉强，撑得慌。但我感激这样一个机会，在第一时间读到一些发自普通人心底的声音，唤起我对前辈们的由衷敬仰，记下这一段，为中国地学界的先驱们，发点后生感想，感慨他们的一生，给今天的中国地学事业奠基、开路。百年的历史，风风雨雨，浩浩荡荡，真的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今回首看，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