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饮食作家的前世
一九九二年秋天一个有风的傍晚，有个失意的人半梦半醒地躺在离地面约二十公分的床垫上，一只小老鼠旁若无人地爬上她散落在枕上的发丝，人鼠之间的距离不到两公分，此人倏地弹起，尖叫出声，声音之凄厉，把老鼠也吓得吱吱叫着往墙边一窜，转瞬不见踪影。人鼠双方在几近魂飞魄散之余，谁也没料到，就在那一剎那，这个人的人生从此转了弯，若干年后，她竟然成了所谓的饮食作家──尽管在那以前，她尚需历经一段类似狗仔队的生涯。
那个人当然就是我。
还记得当时我一个箭步冲到浴室，狠命搓洗我那一头被鼠爪沾污的及腰长发，边洗边认真考虑要不要干脆找家发廊把头发剪掉算了。在用掉快半罐洗发精后，我头上包着浴巾，坐在小客厅里，终于下定决心，剪发非解决困境之道，釜底抽薪之计是搬家。
就在那只小老鼠闯进卧室的几个月以前，我和大学时代开始交往的男友因第三者的介入而分手。他把私人物品统统搬走后，我一方面耽溺在自哀自怜当中，一方面也一直在考虑着要不要搬离租处，那儿有太多感伤的回忆了。
然而我从小便是个意志不坚、欠缺行动力的“竖仔”，始终拿不定主意，就这样犹豫不决，一天拖过一天，直到那一晚，那只鬼使神差的老鼠当头棒喝，猛然吓醒了我：再不割除惰性，再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我就完蛋了。正好亲戚有间小公寓空着，看我一副可怜相，就便宜租给我。过了数日，我搬进台北东区边缘的大楼住宅。
新家并不大，家具设施却齐全，尤其是开放式厨房完全可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形容，流理台、瓦斯炉、冰箱这些基本设备就不必说了，甚至连一般家庭没有的烤箱也有，还是那种安在炉台下的欧美式大烤箱。不过，我因为情伤仍未平复，无心下厨，小厨房就被我晾在那儿，充其量拿来做做简单的早餐或下碗面。直到有天夜里，我辗转反侧到自己都受不了，索性起床泡茶吃点心，偏偏饼干受潮，没法吃，我呢，横竖睡不着，就参考食谱书，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烤出了一大盘甜饼。
这一烤，烤出了兴趣，只因为烹饪是多么令人惊喜的一件事，你只要有一点面粉、油、糖和两颗鸡蛋，按部就班地操作，就可以像施展魔法般变出香喷喷的饼干。烹饪又是多么叫人安心的一件事，一条鱼永远是一条鱼，不论红烧、清蒸或干煎，它绝对不会变成炒青菜或麻婆豆腐，我这个烹鱼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全神贯注地用心烧好这一盘鱼，而在这洗切炒煮的过程中，心底种种的纠结似也慢慢地打开了，那或是烹饪这件事对我最好的回报；曾经惶恐又失意的我，总算在厨房里找到我的“小确幸”。我从此乐在下厨，也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为后来的食物书写奠定了基础。 精神既已振作，我决定为改变人生跨出下一步。说来也巧，任职的《联合晚报》当时恰好有个采访记者缺，我提出申请，就这样从内勤的编译，摇身一变为成天得跑来跑去的影剧记者，由于专长是英语，又爱听音乐，爱看电影，就主跑外语音乐、外语电影线，兼及表演艺术。
算我运气好，跑线不久就碰到大新闻，迈克尔·杰克逊将在一九九三年九月来台演出，当时这位“流行乐之王”疑似恋童的新闻尚未爆发，声势犹如日中天，他的来台肯定是各报互相较劲的大事。主管一声令下，“天王”人还没来台北，我就一连写了六篇连载稿，概述其人截至当时为止的星海生涯。前不久麦可猝逝，我那六篇稿子被编辑从档案中翻出，登上电子报，我一看简直要脸红，哪里是“本报记者韩良忆特稿”，根本就是英翻中资料整理。
过了三个月左右，天王来了，他的好友“玉婆”伊莉萨白·泰勒也带着当时的丈夫同行，各报纷纷派员进驻他们下榻的五星饭店，其中包括联晚，只不过“大报”都是好几位记者团体作战，晚报人力有限，就我这个菜鸟记者作先锋。我拎着几件换洗衣服住进了豪华大饭店，开始打起生平第一场真正的新闻战。因为人单力薄，迫不得已只能另辟蹊径，专去别的记者不去的地方打探消息。
有天傍晚，大伙全挤在饭店大门口、车道出口等候天王出饭店，我想他既要出门总得乘车吧，就一个人逛到地下室停车场，那儿倒没什么人，只有同报系一位支持的记者、零星数字歌迷和饭店员工。我刚站定，还在东张西望时，电梯门开了，戴着墨镜、一身军服式标准打扮的天王走出来，视线似乎正朝我投来，我情急之下，开口便用英语简直是蠢呆地说：“愿上帝保佑你，杰克森先生。”他转过头来看着五、 六呎以外的我，说：“哦，谢谢你。”我赶紧又补上：“欢迎你来台北，你觉得这里还好吗？”天王微笑着说：“I love it here, Taipei.”（台北，我很喜欢──多么制式的回答！）说完就被保镖簇拥着坐上车。
短短几句对话被我写成新闻，成了第二天晚报的小“独家”，文中却未提到我从头到尾都一副路人模样，完全未对他表明我的记者身分，而今回头一瞧，如此行径和今日的狗仔队其实相去不远。
像狗仔也好，还算不上狗仔也罢，总之我在报社站稳了脚步，煞有介事地当起影剧记者。当时大陆市场尚未崛起，台湾消费能力高，对国际娱乐企业而言算得上亚洲重要市场，我因而在短短不到四年的记者生涯中，有机会在岛内或海外近距离接触、专访过不少外国大牌演艺人员，印象较深的有日本的宫崎骏、英国的史汀和埃玛·汤普森、美国的R.E.M.合唱团、爵士乐手温顿·马沙利斯、奥立佛·史东、丹佐·华盛顿、华伦·比堤、基努·利瓦伊和后来当上加州州长的阿诺·史瓦辛格等，真的是族繁不及备载。 而同我“距离”最近的，还是迈克尔·杰克逊，那距离甚且是零。
一九九六年十月，杰克逊二度来台演唱，尽管当时他已备受丑闻困扰，但台湾歌迷依然热爱这位天王，演唱会又是大轰动，这一回更南下高雄演出，台北的影剧记者自然也紧追不舍，随之前进南台湾，这一回还多了不少电子媒体，因为就在天王两次来台间，台湾有线电视渐成气候，成立了娱乐综艺频道，出现像“娱乐新闻”这样的节目。
到了高雄后某一天，唱片公司透露天王下午可能到某卖场购物，众家平面和电子媒体记者闻风纷纷前往，进入卖场就战斗位置。我呢，没事人一样，蹓跶到卖场后方的个人清洁用品区，磨磨蹭蹭，打算买罐洗发精，南下前打包行李时忘了带，而高雄好热，晚上采访完不洗头怎么行？洗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每一牌子的洗发精我都拿起来检查看看，好不容易挑中一罐，才施施然走向收银台。咦，怎么整个卖场静悄悄，方才闹哄哄各就各位的记者那会儿全在外头隔着玻璃窗向内张望。我往大门口一瞧，走进来的不正是戴着帽子和口罩的麦可杰克森嘛，他的后方三呎处有位高大光头的保镖，亦步亦趋，四下打量。我顿时明白，这里清过场，记者全被请出门外，就剩下我这个手拎着洗发精的漏网之鱼。
保镖守在近门口处，继续警戒，我将错就错，做出一副逛大街的模样，东摸摸西摸摸，在卖场里晃荡，逐渐朝天王方前进。麦可买了一些光盘之类的物品后，走到钟表柜前，离我只有三、 五公尺，而保镖仍在门边。麦可开口向店员说了什么，很小声，听不懂英语的售货小姐一脸紧张的表情。
机不可失，我简直是冲了过去，与他并肩而立，说：“可以的话，我来翻译吧。”他看了我一眼，和善的眼神似乎有点困惑，但仍缓缓地说：“请问这里有没有荧光的G-Shock？我想看看。”透过口罩传来的声音细细尖尖，有点有气无力。
我照本宣科翻译完毕，售货员拿出一只表，麦可接过去握在手中端详，我一看机会又来了，一面伸手半遮表面挡光，一面说：“你看，亮亮的，有荧光。”我的手盖在麦可露在衣袖外的手上，那里的皮肤白皙得近乎透明。此举大约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天王轻轻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去，走出卖场。在十几年后，迈克尔·杰克逊遽然离世后，那如同被风卷起般飘走的背影是那么的不真实，却又犹在眼前。
这条新闻我发了，却是轻描淡写，并未按当时两大影剧报的作风，炒作成“独家贴身采访”，倒不是我变得比较不狗仔了，而是对工作已生倦意，觉得影剧记者生涯原是梦，这些消费明星名流的花絮、八卦，除了茶余饭后可以闲嗑牙，对我、对别人有什么意义呢？那一回与天王的零距离接触，与其说是善尽记者职责，不如说是自觉地在演一场戏；窗外众目睽睽，我至少该扮出认真采访的样子吧。 而就在天王将再度来台的前不久，想来是因为我不务正业，到当时开播不久的台北爱乐电台采访时，大半时间在大聊特聊在家听古典乐做菜的心得，意外博得青睐，应邀主持起一个名叫“罗西尼的台湾厨房”的节目，每周末晚上在电台播音乐讲美食，偷渡我对吃东西这件日常生活要事的想法和态度，为我日后成为所谓饮食作家埋下伏笔。
麦可离开台湾的三个多月后，我辞去报社的工作，结束并不辉煌的类狗仔记者生涯，旋即在《中国时报·娱乐周报》版撰写与电台节目同步同名的专栏。虽说在那以前的一年多期间，我已陆续发表过几篇食物散文，这个固定的专栏却更大力地推了我一把，让我正式踏进彼时尚有点冷清的饮食写作江湖，也促成我日后出版《罗西尼的音乐厨房》这本食书，至于这片江湖后来竟会发展成当今这般百家争鸣、各显神通的盛况，当然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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