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人而起，不着痕迹。本书演绎“朝中有人好做官”的现实版。稳当做官，力求升迁。本书深度剖析了当代领导干部官场原生态。同时，本书也尽显了曾国藩为官升迁的八大秘诀：稳慎之绝、磨砺之功，圆融之道、牵手之智、用人之律、进退之智、圆世之技、用势之妙。

主人公静之从小记者到报社总编、再到作协主席、到副市长，最后成为市委书记，这一路走来，既有华丽的阴谋陷阱，又有真挚的朋友之义，既有糟糠之妻的默默支持，又有浮华奢靡的美色相伴。但最根本的升迁密码是什么？机遇？智慧？后台？关系网？甚至性格？一切都不尽然，在“道”与“术”的不懈辩驳当中，自有分解。

从媒体行业走向官场，每走一步都惊心动魄，每一次回首都心有余悸。到底具备了什么素质才能被“官场”吸纳？想从政者必读！！！

序

第一章 桃园梦忆

第二章 院里院外

第三章 寂寞兰花

第四章 月满西楼

第五章 姐妹观音

第六章 巅峰时刻

后记

第一章 桃园梦忆

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诗经·园有桃》

办公室里很安静，我凭窗而望，只见街上行人如蚁，栅栏边的桃树正萌动着勃勃的春意。

我所在的这座大厦是省城有名的新闻大厦，有28层楼，虽然不是全市最高建筑物，但因为是省委机关报重地，自有几分庄严。

这时，身后有了轻微的脚步声，我转过身，看见雷副主任走了进来。雷副主任是我们政教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近两个月来，他一个人享有两间办公室，一般在副主任办公室办公。原来的主任升任副总编辑，交接工作时把主任办公室也交接给他了，有时他也在那里办公。

几位同事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打招呼。

雷副主任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轻声说：“我找李静之谈点事。”

我有些意外，“是找我吗？”

“是的。”雷副主任点点头，“到我那里谈吧。”说完径自去了。

我不知道他要同我谈什么，磨蹭了一会，才走进那间主任办公室。

雷副主任见了我，很热情，离开了他的真皮靠背转椅，绕过来打了一个请坐的手势，“静之呀，你到报社大概有六年了吧？”

“是的，六年了。”

“唉，六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雷副主任比我早一年到报社，任副主任已经两年了。他躺在沙发上，掏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目光有些飘忽。

我呢，从华西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一直是一个普通的记者，六年来埋头做事，小心做人，口碑还不错。

雷副主任可就不同了，现在主任职务空缺，升任主任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正是少年得志，怎么也会发出这样的叹息呢？

“雷主任找我有事？”

“是的。”他正了正身子，“我今天找你谈谈。你看，那间办公室空了这么久……”说到这里，又指了指隔壁那间副主任办公室。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懂他的意思了。我知道，他没有那个权力把我提拔到一个副处级岗位上去的，他这样说只是表明他的态度，表明他是看重我的，千万不能当真。

“好好干！这事还要看你自己，看领导最后怎么定。多写写正面报道嘛，要多看到社会光明的一面。”雷副主任稍顿，又说，“听说桃园县计划生育搞得不错，我早想下去看看，可部里的事情多，走不开呀！”

我想，他大概是得了人家什么好处，需要有一篇文章见报，而现在又处于由副转正的关键时期，自然不能因小失大，便说：“那我替雷主任走一趟？”

“好啊，你能去最好。你的文笔，我是信得过的。”

“雷主任太看重我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就先过去了。”

“你等等，还有一件事。”他叫住我，“最近华西师范大学新闻系来了几个实习生，你带一个，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过了两天，我和实习生阿依到了眉江市辖的桃园县。

阿依是华西师范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和我是先后同学，不过，她现在应该称呼我老师——我是她在报社实习期间的指导老师。阿依身材高挑，不胖不瘦，五官的轮廓很分明，很清爽，很漂亮。

桃园县是全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这次采访，引起了桃园方面的高度重视，刚在县委招待所住下，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王主任便亲临招待所看望我们，特地与我们共进午餐。  由于彼此不太熟悉，大家客气地请菜、敬酒，气氛似乎有点沉闷。王主任便说：“李记者，阿依小姐，我来说点笑话下酒，解解闷儿，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

王主任清了清嗓子，大概觉得阿依是女同志，不便放肆，“我们就来点脑筋急转弯什么的，大家听好了——小明的爸爸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大牛、二儿子叫二牛，三儿子叫什么？”

马上就有人接口答道：“叫三牛。”

“错！”王主任说。

又有人说：“那就叫小牛。”

“错！”王主任又说。

有人问：“那叫什么？”

“不是叫小明吗？”阿依说。

大家如梦方醒，“哦——”

“还是阿依小姐反应快。”王主任说。

阿依扯了扯我的衣服，用只有我才听得到的声音说：“这么白痴的问题，也值得这样笑？”

“我都以为是三牛呢。不过，这个游戏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怎么会有三个呢？”我接过王主任的话说。

王主任先是一笑，马上又故作严肃地说：“是呀是呀，这就是我不对了，还是计生委主任呢，怎么一讲笑话，就把我们的基本国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稍顿又说，“不过，不过……我讲的是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事了。”

大家又笑。气氛正好，外面有了喧闹声，一位工作人员进来同王主任耳语一阵，王主任看了看我，沉吟片刻，“让她进来吧。”

这时，只见一位表情忧郁的女子走了进来，模样清秀，但显得有些呆滞，见到王主任就说：“王主任，您要替我做主啊！”

“李珍，怎么又是你？”王主任皱起了眉头。

“纪委的人说，这事归你们计生委管……”

“好了，我今天没空，你先回去，过两天我再给上面的同志讲一讲这件事，就这样吧。”

李珍还站在那里，不愿意走。

一位工作人员往外推她，“王主任今天接待省里的记者，确实没空……”

听说有记者，李珍转过身子，喃喃地重复着：“记者、记者……”

“好了好了，你的事王主任知道了。你走吧，走吧！”工作人员继续推她。

那天，李珍并没有离去，一直在大门外候着，待王主任一行走了，我和阿依刚刚转身，她便走到我们面前，“记者同志，我能和您说说我的事吗？”

惊诧之余，望着她悲戚的面容，我问：“你有什么事？”

“我能把我的故事讲给您听听吗？”李珍又急着说，“我不是一个饶舌的人，我只耽误你们一点点时间。真的。”

那口气近乎于哀求，容不得我推辞。我将她请进阿依的房间里坐下，阿依为她倒了一杯水。

李珍很感激的样子，拢了拢挡在面部的乱发。根据她的叙述，我们知道了有关她的一些故事。

原来，桃园县一位许副县长曾经包养过她，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敏敏。后来两个人的感情发生变化，李珍抱着敏敏找到副县长理论，许副县长却说从来就不认识他们。李珍便要把敏敏送去做亲子鉴定，副县长恼羞成怒，扬言要找人弄死孩子。李珍被吓着了，抱着敏敏到纪委，纪委的同志却说她和那位副县长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让她找计生部门解决。

她说：“他提出给我20万元了结我们之间的事。”

“这不就好了吗？”我说。

李珍望了我一眼，急道：“你大概以为，我找他就是为了钱？唉，难怪你会这样想。”过了一会儿，她又才说，“我问他，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了结，可他和敏敏之间，还有敏敏和我之间的关系怎么了结？能了结吗？”

阿依问：“那你想怎么办？”

“我不知道。”李珍摇了摇头，继续说，“后来他说，你把敏敏给我吧，我说那怎么行，敏敏不能没有母亲呀！他说，我给你20万，你以后就不要再见敏敏了。可是，我怎么能为了钱就出卖自己的亲生骨肉呢。我说不行，他就打我，还说，再不行的话，他就只好找道上的朋友帮忙了，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

那位没见过面的许副县长，在我的脑子里有了一个粗粗的轮廓。

我们停止了有关计划生育的采访，转而对“李珍事件”进行调查。我想把这件事搞清楚，如果一位副县长真像她说的那样，是不可思议的。

我和阿依先去了李珍的住所。那是一栋小区建筑的三楼，装修很上档次。看得出，那位许副县长曾经是把这里当做家的，用了很多心思。客厅有一横幅，上书“大道无形”四个大字。一看题款，是一位省城名流的墨宝，还有“赠维舟先生”字样，许副县长的名字原来叫许维舟。

李珍很客气，连声招呼：“李记者请坐，阿依小姐坐。”随后为我沏了上好的龙井，又为阿依端来咖啡，显得彬彬有礼。这时的李珍有些神秘，见她住在这个看上去很华丽的地方，不由让人觉得，浮华背后布满谎言。

如果不是许维舟有了二心，他的这位如夫人倒还有点富贵气象。如果不是一脸凄楚之色，李珍是漂亮的。阿依望望我，她的意思我懂，大概是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把这些事都忙完了，李珍转身进内室取出一本像册，挨着阿依坐下，“你们看吧，这就是维舟。”

照片上是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士，魁梧、富态，像个大干部。照片上的许维舟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挥起右手，微微散开五指，正在向广场的人群挥手。可惜是一身西装革履，不然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了。

我听了李珍对许维舟的称呼，不由一怔。“维舟”两个字，是爱称，看来她对他还抱有一线希望。我说：“看看，天安门城楼是多么神圣的地方，现在也允许游人上去照像了。”

李珍翻到另一页，脸上泛起了母性的微笑，“你们看，这就是敏敏。”

“你和他没有合影？”我取过像册，往后翻着。

“从来没有过。”李珍摇头，看到我们怀疑的目光，急道，“难道你们不相信？”

我说：“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凡事都要有证据，我们总不可能听信你的一面之词吧？”

“可是他已经把敏敏弄丢了。”李珍说着说着就哭了。

“你别哭呀。”我最怕见女人哭了，一哭，便六神无主。我的样子大概很好笑，我看见阿依笑了一笑，便示意她不要笑，人家哭得正伤心呢。

“敏敏，敏敏是怎么弄丢的？”阿依问。

不知道为什么，她望了望客厅的陈设，哽咽着说：“那天我送他去了幼儿园，中午去接，就听幼儿园的阿姨说，已经有人先我一步把敏敏接走了。”说完，目光呆滞地望着我，好像是我抱走了敏敏，又好像我能够把她的敏敏找回来似的。

阿依用手轻轻拍着李珍的背，似乎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安慰她。

我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方步，视线有意无意地停留在鱼缸那里。鱼缸里的热带鱼看上去很自由，或停或游，享受着人工制氧带给它们的舒适感受。

阿依像想起什么，刚要说出来，似觉不妥，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我问她。

“肯定是他让人弄走了……”阿依还算明智，没有指名道姓。

“证据呢？”

“……”阿依答不上来了，“如果有证据，事情就简单了。”

我想了想，问李珍：“你和他是怎样闹开的？”

李珍叹了一口气，“说起来不会有人相信，我和他的矛盾只因为一个梦。”

阿依很吃惊，“一个梦？”

“是呀，你不要看他冠冕堂皇的样子，他这个人迷信得很呢。”李珍这时的口气有了异样，又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了，“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跟了别人……可能被自己气得没了睡意，他把我摇醒，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看了一会儿，便狠狠地弄我……”说到这里，她看了看阿依，似乎觉得在一个还未结婚的女孩子面前说这种话不应该，故意留下空白，让我们自己去想。

李珍又道：“看见他那样粗暴，我问他怎么了，他又不说。那晚，他在我身上把自己搞得很累。事后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变着法子折腾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才把梦说给我听。我真是哭笑不得，先是赌咒发誓，后来又宽慰他说，都有了敏敏，我还会怎么样。他没说什么，但从那以后就不上这里来了。”

阿依听得面红耳赤，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我去县政府门外等了他几次，好不容易等到了，他把我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样子很凶，警告我不许再找他。我哭了，我说我19岁就跟了你，不找你我找谁？后来我又抱着敏敏去找他，希望他看在儿子的份上，没想到情况更糟……”李珍继续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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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春分之前是惊蛰，以后就是清明。作为市委书记，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由秘书小王“掌握”着。就连回乡扫墓这样的私事，都得通过他提前作出安排。

小王翻了翻排得满满的日程表，摇摇头道：“这两天都不行，只有3天后是您陪省财政厅长到区县调研，有那么半天的机动时间。”

“那就安排在3天后吧。”我说。

省财政厅厅长郑越是我党校同学、省纪委副书记罗兵的先生，他们夫妇俩都是我的读者和朋友。他曾多次提出要到我的家乡看看，这一次，正好把他也给拉上。

做官做到这个层面，当然不迷信。扫墓就是去祖先坟前表示一种怀念，寄托一份哀思。

老家的地名叫荷花塘，有荷，很美的一个小村落，也是很穷的一个小村落。我是这里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位博士，也是目前官阶最高的官员——本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年仅39岁，马上就将名列省委常委，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回乡扫墓当然要轻车简从。可是，一到故乡的县界，便见陵阳县委书记于斌、县长谢峰站在道路一侧翘首张望，旁边停了三四辆小车。小王回头望了望我，他也是一脸茫然，忙申辩道：“李书记，我可是根据您的指示，说好由您陪郑厅长直接到县委大院，并再三叮嘱他们不要来迎接。可是您看，他们不但来迎接，还把开道的警车都带来了……”

谢峰曾任过我的专职秘书，居然也这么不懂事。我略一迟疑，果断决定：“你下去同他们交涉，我和郑厅长先去县委，让他们十分钟后跟过来！”

“明白。”小王说着打开车门下去了。

我敦促驾驶员：“开车！”说真的，我也不想这样做。

陵阳县委会议室。茶几上摆了糖、水果和瓜子，于斌和谢峰也摆出了一副汇报工作的架势。这也难怪，一位是即将进入省委常委的本市市委书记，一位是省财政厅厅长，两位大领导同时驾临，机会难得。

这次出行，因为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使命，我只得让他们抓紧时间。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的，汇报由谢峰作主题陈述，于斌补充。

该县人口160万，几乎占了眉江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尽管这几年工业发展也不错，但因为幅员面积大，人口众多，还是被戴上了一顶“农业大县”的帽子。

农业要产业化，就离不开资金支持。

郑越听完汇报，把目光投向了我。我却把目光投向了会议室外的一棵香樟树。他只好打起精神独自应付局面。只听他说了一些诸如“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政府应该支持”这类话后，便问：“报告，报告是写好了的嘛？”

“有有有。”谢峰马上把报告递了过去。

郑越大笔一挥，就从省财政专项资金里面解决了1000万元。

说到郑越，他对我的文字简直到了一种近乎痴迷的程度。这么多年来，我不管自己身在何处，身处何位，都在坚持写作，但多是以笔名发表。而女同学罗兵知道我的笔名，每在报刊见到，必向先生推荐，郑越读了，竟然就成我的fans了。

郑越现在能够大段大段背诵我写的那些散文。他最想看在我的《故乡》中出现过的，那个荷叶亭亭的荷塘、塘畔的茅屋，还有照着浅山和村庄的月光。

可是，我已经好多年没回那个小山村了。

郑越便怂恿道：“这么多年了，该回去看看了。就让我陪着你回去吧。说不定啊，本厅长一高兴，你的那个家乡还可以‘小发’一笔呢……”

作为市委书记，当然想多为地方向上面要点“政策”了，也许就是他的这一番话打动了我，“那就再等等，等我安排出时间再说吧。”

二

记得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回到荷花塘，父亲问我考得怎样，我说好像还可以。到底能不能考上，我确实没有绝对的把握。

那时的大学生很稀罕，特别是在我们那个小山村，从来就没出过大学生。我的父母都是城镇居民，父亲原来在10公里外的小镇以雕刻印章为生，因曾在旧军队任职，六十年代中期下放农村务农。这时母亲已有了身孕，数月后我来到这个世界，母亲却因难产而死，是父亲含辛茹苦将我抚养成人。面对三间家徒四壁的茅屋，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就是我的读书成绩尚可，如果能够考上，成为全村、全乡第一个大学生，也聊可洗刷他半生的屈辱。

有一天，父亲带回一位相貌很是平常的村妇，“静之，快叫大姑。”

我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对于这位“大姑”，我是早有耳闻的。她也姓李，名叫李淑花。听人说，她的能耐可大了，能够“上天入地”。上可见玉皇大帝，下可见十殿阎君。而她做这些事的时候，需要的，竟然只是一碗清澈见底的水，念念有词地往碗里撒一把米，就什么都看见了。当地人谓之“看水碗”。看过去、问未来、请神仙，都在这个水碗里完成。当然，如果方便的话，还会在一旁点起香烛，烧上一堆纸钱。

大姑“哎”了一声，很是高兴，很是专注地看了看我，赞道：“侄儿真是好相貌啊，啧啧……”说着，又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摸摸我的额头，“嗯，这娃娃是个大官相呢。”

“喔？”父亲疑惑地问，“大到什么程度？”

那时，在平常百姓中间，军人是很让人羡慕的。大姑略一沉吟，信口打了一个比方：“在部队上，那起码是在副军长、军长以上……”

听过这番对话的人，还有村里的老山叔。老山叔和我的父亲是村里最要好的老哥俩，都是一个人独居。不同的是，父亲有我这个儿子，老山叔没有儿子。他们听了大姑的话，都呵呵笑了两声，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回到了故乡，在油灯下同父亲有过一次关于“文章”的谈话。

父亲上过私塾，是一位旧式知识分子。准确一点说，是那种旧式的农民知识分子。十余年的耕作，已经将他从一个“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但是，他却像一位乡村学究一样，常给我讲《桃花源记》、讲《捕蛇者说》、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听他讲，感觉同在学校听老师讲又别有意味。

他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大都记不得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陶渊明是做过官的，柳宗元是做过官的，杜甫也是做过官的……古代官员的文章之所以流传下来，与其做过官不无关系。试想，天下的读书人多的是，他们的文章为什么没有流传呢？恐怕就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一介布衣。古人云，太守文章，文章太守。那时的官员啊，如果不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也走不到太守那个位置……”

“那，不是还有更多的官员没有文章传世，不是同样在做官吗？”我在听得一愣一愣之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父亲执一管旱烟袋“叭嗒叭嗒”地吸烟，这时，他用烟袋在木桌上敲了两下，说：“那是另外一种情况！”我感觉他那一刻的武断，像一位学者。

老山叔坐在一旁。这时，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父亲，有些不知所措。很显然，我们的争辩，已经超出了他能够“裁判”的范围。

那时，一个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身份的改变，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国家干部”。我不知道，父亲在对我讲这番话时，是否还包含了某种暗示？

三

为了避免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在县里临上车前，我就对于斌和谢峰说：“接下来，我要去办的纯属私人事务，你们就不要跟着了。”

“那怎么行！”谢峰摇头道。

于斌一着急就有点犯结巴：“李书记，您……您只、只要没，没离开陵阳，我们就要对、对您负责。”

最后，我只好把于斌叫到了我的车上，让谢峰上了郑越的车。谢峰是县长，同财政厅长多接触接触，对县里不是什么坏事。

从县城到荷花塘，一路看过去，家乡这些年的变化真不小。嵌着瓷砖的农家小楼掩映在青山秀水之间，竹林、田野，一种翡翠一样的绿铺展开来，我们就像是在一张硕大的地毯上行进。

坐在一旁的于斌见我的脸上有了满意的微笑，不由指着那些依山傍水的农居说：“现在啊，老百姓对开展新农村建设的热情还是蛮高的。我在县里一再要求，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落到实处，不能做表面文章，要使农村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

“嗯。”我一边欣赏着车窗外面的风景，一边同他说话，“新农村建设不局限在一时一地，是要长期搞下去的，只有真正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才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

前面不远就是荷花塘了，我的心情竟渐渐不平静起来。原来的泥泞路，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坦的乡村水泥公路，如一条灰色的飘带，飘向远方。

在距离墓地大约1公里的地方，我们下了车，前面是一段尚未通车的乡间小路。我叫住于斌和谢峰，指着一处田埂说：“你们就在这儿歇息吧，那边就不劳去了！”

两人瞪着眼睛盯住我，感到有些不可理喻。

“记住，你们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县长，之所以让你们跟到这里，是因为有郑厅长在，同工作还有一定的联系。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事了，你们绝对不能介入。这是底线！”我的态度十分坚决。

于斌又有点犯结巴了：“李书记，您看……这，这……”

“于书记，这里风景不错，我们就去那边坐下慢慢看吧！”谢峰知道我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多说无益，便扯了扯于斌的衣服。

郑越一边在蜿蜒的土路上小心安稳自己的脚步，一边四处张望，其乐陶陶，一点也不像一个厅长，倒像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

我不由在心里感叹，这位老兄啊，官至正厅，手握大权，居然还童真未泯。想想眼下的官场，有多少人在饭局、牌局上迎来送往，真正静得下心来读书的官员，又有多少呢？

郑越兴味盎然，指指点点，叹道：“这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可惜时令未到，不见荷花。”

“要是五六月来啊，这里的塘里、田边、渠旁，到处是荷，有的长得比人还高。古诗里有‘莲花过人头’，不一定就是说人在水上，这里的人常常在荷叶、荷花下面走路。”

“静之，你说的，那哪是人间，简直就是仙境嘛。不过，你有这么一个故乡，真让我羡慕呀。不像我，曾经住过的老街早已拆迁。有时候，我就只能站在曾经住过的那一带，望着陌生的高楼发愣。哪像农村，大概只是多了公路，多了这些漂亮的农家小楼……”突然，指指点点的郑越神色有了微妙的变化，“喔？怎么那里还有茅屋？哦，对了，还有池塘……如果我没有猜错，那里肯定就是你曾经的家园。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不由加快了脚步。

四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暑期，我也曾走在这条路上，那时还是一条乡间小路。从小就走惯了的窄窄土路，对我来说本可以健步如飞，但那一次，脚下却像注了铅一样，似乎沉重得不能自拔。

父亲就是在那个春天走的，是老山叔送他走的。父亲走的时候，乡亲们怕影响到我的学习，没有告诉我，直到毕业前夕才收到老山叔托人发来的电报。

那天，老山叔见了我就问：“静之，回来看你爹了？”

“是的，老山叔，我也来看看您。”我说。

老山叔笑了，“这孩子，净说傻话，你老山叔还硬健得很呢。”

“是的，老山叔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讲得不是那么得体，忙改口道。

老山叔再一次笑了，“唉，世上长命百岁的人又有几个呢。难得你有这份心意，真要是到了那一天啊，你看了你爹，顺道来看看我，我也会很高兴的。”

我和老山叔对话的时候，就在那条窄窄的土路上，没有旁人，只有那个夏天中午的风，带着故乡特有的荷香，轻轻从我们身边走过。

“还是你爹好啊，他临走时说，是你娘在那边孤单了，他要去陪她。”老山叔一边帮着我为父亲和母亲的合葬墓垒土，一边说，“你爹他是笑着走的，他说我家静之啊，终于又回到城里了。”

这时，我需要面对的是毕业分配。我读的是师范，学的是中文，如果想吃一辈子“讲茶”不难，难就难在我尚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文章情结”。

那个暑期，我一个人住在父亲留给我的茅屋里。其间，我多次打长途电话到我就读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询问。身在故乡，心却在数百里之外。我知道，那里一次小小的风吹草动，都将改变我的一生。

我像故乡的父老乡亲一样，时不时行走在亭亭如盖的荷叶与荷花之下，晴耕雨读。有时候觉得孤单了，便拿了书去父母的墓前枯坐。

我不知道，在被当地人称作“连二坟”的合葬墓里，父亲和母亲的灵魂是不是生活在一起了？或许，他们就在另一个世界里默默地注视着我，享受着这天上人间、阴阳相隔的“天伦之乐”。

老山叔每天做好饭都会来叫我，把我从一个虚幻的边缘拉回到现实。老山叔家的饭菜很“粗糙”，红薯、玉米掺杂的米饭，白水青菜和白水萝卜在蘸水碟子里滚一滚，吃起来有点涩涩的清香，那种清香却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我在电话里一次次询问，又一次次否决了几种可能的毕业去向后，命运的小舟在一个礁岛上停泊下来。当我获悉省报将在我毕业的大学录用3名记者时，我深感自己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已经排除了若干可能，剩下的机会不多了。

在故乡的这些日子，种种假设的人生让我感觉到了心灵的劳累。在同老山叔相处的40多天里，我又发现了生命闪耀的另一种光泽。

依旧是在这个小山村，我接到了被省报录用的消息。

“记者，记者是个什么官？”就在我去省城的头天晚上，老山叔这样问。

“记者是一种职业，不是官。”

“当不当官倒没什么，能够去省城工作，你就是荷花塘最有出息的人了。就是你爹在那边知道了，也会高兴的。李淑花说的那话，我和你爹都不信呢。人活一辈子啊，都要讲一个缘字，不能逆天行事的。”

听老山叔这么说，我一下子就放松了。曾经像山一样压着我的“包袱”，让他一句话给“冰释”掉了。我深知自己的本性，可能更适合老山叔指给我的那样一种人生。

五

我站在故乡的池塘边端详着我的茅屋。十多年来，我曾好多次梦见，那座无人照管的茅屋早已坍塌。可是，当我回到故乡，发现它依然伫立在那里时，心中不由百感交集。

土墙还是当年的土墙，屋顶可能已经被翻盖多次。我不由在心里想，这么多年来，是谁在呵护着它呢？

十多年不见，老山叔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他在我家堂屋门口“叭嗒叭嗒”地吸着旱烟，并没有注意到小路上的几位不速之客。我叫了一声：“老山叔！”

“哎呀，是静之回来了！”老山叔的惊喜来自意外。

当我郑重其事地向老山叔问过好，并将郑越向他作了介绍后，他却突然冒出一句：“静之，我天天都看见你呢。”

“老山叔，不会吧？”

“那是在电视里。可是，一晚上你就只出来那么一两次，我就把大伙儿都叫来，看看，看看，静之当大官了！”

不一会儿，村里的乡亲们闻讯赶来。十多年不见，那一张张笑脸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

“哎，静之，你可能记不得了，这是奇山爷爷，这是冬瓜叔叔，这是鼓眼满满，这是谭妈，这是荷花婶，这是你菊龄嫂嫂——哦，忘了她才嫁过来几年，你不认识的。”在这个竹篱围成的院子里，老山叔一边介绍，乡亲们一边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一边同他们打着招呼，一边散烟给他们，却没有像一位市委书记那样同他们一一握手。我怕那样会“吓”着他们，握手是场面上的礼仪，在这里不需要。

大家七嘴八舌，说静之跟在电视里看上去没什么两样，同离开荷花塘时没什么变化。老山叔说：“变什么变？荷花塘的子孙，走到哪里都是荷花塘的子孙。就像有人说这李家老屋静之不会要了，可我想，叶落归根，说不定静之哪天又回来了呢，这才找人翻盖，都翻盖四五回了。”

我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一声谢谢，居然没有说出口，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这种感情太朴实，太感人了！”在去墓地的路上，郑越对我说，“静之，就凭你的身后站着这么多质朴无华的乡亲，你就应该保持一种清明！”

父亲和母亲的坟头明显被人修整过，细密的茅草像被理过的头发，新冒出来的草芯显示出勃勃生机，坟前有一堆烧过的纸钱灰。

我在坟前跪了下去，向着墓地拜了三拜，轻声说：“爹、娘，静之回来看你们了！”我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同他们做一些心灵方面的“沟通”。

郑越站在不远的地方，向墓地作了揖。我突然发现，于斌和谢峰跟了过来，他们站在郑越身后，也向着墓地作揖。我想说点什么，摇摇头，终于什么也没说。有时，在特定场合是难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我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

老山叔见我做完这一切，正要离开，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小土堆说：“那是李淑花的坟。唉，要是她还在，看见你今天这样，还不把牛吹上天！”

“哦，她也不在了？”

“不在了，不在###年了！”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来电显示，是省纪委副书记罗兵打过来的，她在电话里焦急地说：“静之，不好了！我省发生淇江特大污染事故，已经造成大面积人畜中毒。据省环保部门监测报告显示，污染源就在你们眉江市的陵阳县。副省长吴海峰已经在赶往眉江的路上了……”

“谢谢，谢谢！我知道了。”我对着手机说完，向小王挥了挥手，“立即回市委！”

就在坐上车准备离开时，我再一次看了看我美丽的故乡，竟然想起了父亲说过的“太守文章，文章太守”。

曾经很多年，我都在想这八个字。我倒是想过只取“文章”不要“太守”。但每想一次，我都会在心里暗自摇头，深感父亲的期许太高。

今天，回过头看这十多年所走过的路，又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虚幻得让我似乎把握不住明天。

是的，明天等待着我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人们常说，一部作品写出来，就如同又添了一个孩子。我想，既然是新添的孩子，一开始，肯定是没有名字的，叫阿猫阿狗都可以，不过就是这个孩子的一个象征符号而已。小说也是这样，随便起个什么名字，叫习惯了，叫什么都没关系。

这部小说之名《做官之升迁》，就如随便为一个孩子取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更为关心的，还是小说内在的东西。我曾经说过：“我理想中的好小说，应该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能识字者可以读，教授学者也可以读。首先是要好看，其次是看了还能够引人思考。这就是我的小说观。也许是说起来易，做起来难啊！”

小说是现实生活的折射，是生活的高度提炼、高度浓缩、高度概括。

官场是“人群文化”的一个方面。子日：“三人行，其必有我师焉。”我想，三人行，其中必定有一个人对“此行”起着决定作用、核心作用，那个人就是——“领导”。

官员人格的养成，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我觉得，写什么都离不开“人”，一撇一捺的“人”字，易读难写，剪不断，理还乱。总之，有人的地方就是一个“场”，就有“官”。

普遍的说法，是“学而优则仕”，把书读好了，便去做官。

可是，做官也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是也有人辞官不做了吗？官场看似平静，却处处设着陷阱，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官场是客观存在的，但能够保持起码的良知，出淤泥而不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干部，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李静之可以算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现实是无奈的，“好官”多会经历一些两难的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针锋相对。李静之既不同流合污，也不针锋相对，他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但是，一不小心，还是成了一位“反腐英雄”。

带着读书人的秉性投身官场，在古代，可是风雅得很的。水月轮回，时光转换。如今的官场风景，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写诗呀，画画呀，与官场已经格格不入很久了。但有一个李静之，中国读书人的梦想，似乎还没有彻底破灭。

我想说的，是一种生活的状态。我知道难度很大，边写边改，对于有现在这样一个稿子，基本上还是满意的。

说起来，读书人是看不起官员的。但做官的人不读书，是可怕的。读了，只不过读得不深人。一深入，就坠人读书人圈子了。那样又会于官帽有损，会有人说，看看，他是读书人。书生气太重的人是不堪大用的，弄得两头不讨好，官员也很瞧不起读书人。

对于李静之这个人物，因为出自我的笔下，是否丰满，自己不好说。小说中的诸多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屡见不鲜的，特定的环境、特定的生活，衍生了李静之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物。

《做官》完稿，我请朋友帮我提提意见。有朋友说：“如此单纯清秀不涉世事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吧？相比之下，还是他周围的人更适合。”

另有朋友说：“这官不错，不过好像不太现实啊！真这么做官，早就被冷冻了！”

我想，既然官场有一个“场”，那就像一片森林，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应该有啊！

忘了是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宋代历任开封府尹名录石碑，包拯的名字竟然在游人的指点下，漫漶已久。中国人是喜欢“清官”的，读碑的人，也许就是冲着那个名字来的。

包拯毕竟是历史人物，而他的许多故事，却不全然就是历史，还是附会的多。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清廉的官员，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我想，能有李静之这样一个小说人物，绝大多数读者还是能够接受的，这也是我最感欣慰的。

2008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