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张善鹏译的《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培文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系列》从全球性视角出发讲述了人类从史前史到当下时代的历史，把人类社会分成氏族社会、朝贡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几个形态，并以生态、两性关系、社会关系、战争四条主线来分析这些社会形态，这种谱系涵盖了与当下直接相关的人类经历中最为广泛的领域，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将我们的过去与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性危机联系到一起，进而从中得到启迪，找到一条更有益于人类和地球健康发展的路径。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张善鹏译的《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培文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系列》上起史前、下迄当今，高度概括人类五万年历史的重大问题。作者以自古至今人类命运攸关的四条“生命线”(生态、两性关心、社会关系、战争)展开分析，将各种社会形态紧密联系起来，洞悉其中的运行规律。

致谢

导言：我的个人历史谱系

第一章 氏族社会

 人类的起源

 从灵长动物到人类社会

 昆族人

 氏族社会的谱系

第二章 朝贡社会

 从氏族社会到朝贡社会

 朝贡社会的性质

 形形色色的朝贡社会

 朝贡社会的谱系

第三章 资本主义社会

 从朝贡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

 商业资本主义(1500—1770)

 工业资本主义(1770—1940)

 高科技资本主义(1940年以来)

 困难重重的新时代：1975年至今

 资本主义的历史谱系

第四章 人类的前景

 新轴心时代

 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第三世界的替代方案

 更具生命力的人类命脉

 人类的前景

从灵长动物到人类社会

“智人”取得的成就，不论是利用工具战胜掠食者，用火丰富人类的食谱，还是改善人类的居住条件，或是语言的发展，使每一代人能够通过语言的宝库承袭上一代人的本领，不必再重新探索——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人类的技术发展。但对人类取得的成就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并与我们今天尤其相关的，是我们的远古祖先及其原人前辈发明出来的那种社会组织。

研究史前历史的专家和人类学家现在大都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最初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与灵长动物的群体截然相反，是一种互相合作的公有制社会。血缘关系意味着旧石器时代的某个猎人带着一头死鹿回到营地时，自然而然地要与人分享，不仅分给自己的直系家属，还要分给他所属部族的其他成员。在部族内部，所有成员之间都有一种或另一种亲属关系。这种分享食物的做法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是因为他们将来会给猎人某种补偿，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使然。人类学家埃尔曼·谢伟思(Elman Service)曾将之与当今社会进行对比，发现我们的社会主张父母把食物“给予”子女，子女则要相应地“帮助”年老时的父母。

食物采集者的社会当中存在的这种“普遍互惠形式”，其普遍性可由丹麦人类学家和探险家彼得·弗洛伊肯(Peter Freuchen)的一段经历得到说明。他曾向一位爱斯基摩猎人表示感谢，因为后者把肉分给了他。对于他的感谢，那位猎人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悦。此时，一位老人向弗洛伊肯解释了猎人反应消极的原因：“你不必为一块肉而感谢他，那是你应得的权利。在这里，没有人希望依靠他人。所以，没有人送礼，也没有人收礼，因为那会产生依赖。礼物会使人变成奴隶，就像鞭子会使狗变得驯服。”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当中，人类学家也发现了与之一模一样的共享特征，分享行为显得既自然，又正当。“把自己的物品分一部分给别人，是[澳大利亚土著的]一个固定习惯。他既不要求接受物品的人表示感谢，也不觉得自己接受他人的物品时有必要做同样的事情，原因很简单，给予和接受都是其日常生活当中理所当然的事情。”

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以前诸如南方古猿这样的人类远古祖先，并作为主要的社会互动形式，延续到了大约公元前3500年朝贡社会出现之时。换句话说，在许多个千年之中，人类在地球上经历的最主要的社会形态，就是氏族社会。然而，这种时间和地域上的普遍性却既非人类独特基因的产物，也非集体谋划的结果，而只不过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与集体共享原则相伴随的，是对周围地区一切食物来源的共同所有及自由获取原则。对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者而言，他们的自然环境宛如一台冰箱，里面永远装满了食物，可以随时取用。当一群人发现当地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即将耗竭时，他们只需迁移到一处新营地。结果，旧石器时代的人群也就总是走在迁移之路上。他们简直就是从一个营地吃出一条路来，通向下一个营地。（P18-19）

我的个人历史谱系

宏大的叙事，其实都是自传。

本书也是一部宏大叙事，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大萧条时期。当时，我只有十几岁，在一座贫民窟的餐厅做服务员，好为不太宽裕的家里挣些口粮。那家餐厅坐落在美丽的温哥华市区。每天，我都要接待一些穷困潦倒的顾客，他们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无尽的财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我年青的头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餐厅的顾客大多曾在农场、森林、矿场或渔场做工，但在大萧条那几年，他们许多人都失了业。由于挣不到薪水，他们只得靠当地救济机构发放的每周用餐券过活。领到用餐券后，失业者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贫民窟餐厅。只有在那里，他们手中为数不多的几分钱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由于不列颠哥伦比亚是加拿大冬季最温暖的省份，所以，加拿大的失业人口也就汇集到了温哥华(这个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唯一一座加拿大大城市)，就像美国的失业人口汇集到了加利福尼亚一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失业者来到这里。他们一跳下货运列车，就向救济机构走去。我们那家餐厅每天接待新顾客的高峰时段，可以根据货运列车从寒冷的草原省份驶入温哥华的时刻表推算出来。

我当时虽然还是个孩子，心里却也很清楚，这些失业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鬼，也有许多人在工厂、矿场、木材厂、渔船或罐头厂工作期间因伤致残。断指、残腿、截肢、眼罩，十分常见。在这些人居住的贫民窟，我曾打过好几年工，度过许多个周末和“暑假”。此类场所常见的低俗标志，那里应有尽有：廉价的住所，当铺，啤酒馆，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

我们那家餐厅对面碰巧有一座广场，被称为温哥华版的“海德公园”(Hyde Park)。每天晚上，世界产业工会(Wobbly)的演讲者都会在那里发表一些充满火药味的不同凡响的演说。从肥皂箱上讲演过后，他们通常会到餐厅买咖啡和馅饼。此时，天色已晚，餐厅里没有多少顾客，我就能闲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和为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声言的那些发言人聊天。我对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吃惊不已。他们批判那种“天上掉馅饼”的幻想；他们对市级、省级和自治领的官员不屑一顾，称其为统治阶层的“马屁精”，而非人民公仆；他们提到通常受人爱戴的“骑兵”(加拿大皇家骑警)时，称其为“哥萨克”；他们声称，加拿大的洲际铁路，以及他们所熟悉的货运列车，其管理者和所有者应该是建造它们的工人，而非从中牟利的银行家和股东。

这些话语令我这个懵懂的少年目瞪口呆，但其震撼程度却比不上周围的现实。那些年，我的人生态度非常严肃。对于世界产业工会那些人提出的问题，以及自己每天观察和经历的事情，我力图马上理出头绪，找出答案。有一个重大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美丽的温哥华拥有无尽的潜力，但为何现实却是如此悲惨，差距却是如此残酷？我知道自己那些顾客和朋友憎恨失业，渴望做工。显然，数以百万吃得很差、穿得很差、住得很差的人们亟需食物，但却无人种粮；亟需木材，但却无人加工；亟需鱼肉罐头，但却无人制造。然而，那些无缘做工的失业者为何不能从事这些自己十分在行的工作，何况加拿大社会又迫切需要这些工作？为什么？

虽然温哥华的海滩和山峰极富魅力，我也曾以年轻人特有的热情去游山玩水，但却发现自己反复回到这个简单的问题，令我苦恼不已。世界产业工会那些人的答案虽然令我震惊，但最终却还是无法让我满意。不过，他们至少对我进行了鞭策，让我产生疑问，并从知识和情感的角度去挑战那些既有的答案。

起初，这种挑战令我形成了一些看法。然而事后回想起来，那些看法实在是单纯得可笑。当时，我对一种理论十分着迷，该理论认为，加拿大的问题可能源于其历史上缺乏美国独立革命那样的革命运动。美国是个富国，相对而言，美国人生活得更加富裕(我们这些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加拿大人当时误以为情况就是这样)。在18世纪，美国人成功地推翻了大英帝国的统治，加拿大人却依然留在大英帝国，在我看来，我们这些身处困境的帝国臣民的出路，或许就是发布自己的《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世界产业工会那些人曾对我说，英国人的牟利方式就是剥削加拿大的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一假说与此相符，从而增加了几分对我的吸引力。

这些年轻人的看法在今天看来可能显得有些幼稚，但滋生它的那些贫民窟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比我在任何课堂上或书本里学到的东西都更加深刻和长久。不管听上去多么陈腐，那家贫民窟餐厅永远都是我的第一所“大学”。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如今依然成立——官方论调与社会现实之间，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使所有的社会都深受其害。一个历史学者的角色，就是阐明那种差距的起源。

这一看法，即便是在当时，以我的个人经历为参照，也是不言而喻，无可辩驳。因而，当我发现老师们坚决不同意我的观点时，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我直截了当地追问他们为何选择讲授历史时(这是我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选择的进修科目，所以不足为奇)，他们含糊其辞，说什么有教养的人士需要……

他们明白，人类的文明要接受末日审判，他们之所以撰写历史，主要就是为了警醒那些浑浑噩噩的人们，审判正在到来。这种观点同样很自然。

19世纪那些秉持西方取向的历史学者，认为世界完全就是欧洲帝国的天下。这种观点也很自然。可想而知，那些学者关注的焦点不是耶路撒冷，而是帝国注定向西扩张的历程。终于，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地革命颠覆了那些欧洲帝国之后，西方取向的历史开始受到质疑。这一点也很自然。因为在成文的历史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差距日益显著，着实令人不安。渐渐地，人们认识到并坦承，必须采取一种新的全球视角来看待人类的经验。

本书的基本观点就是，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我们很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人类历史——这种新的观察视角要能反映20世纪晚期的新情况和新需求。每一代人都必须撰写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不对，而是因为这个急速变革的世界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回答。

提出新问题，作出新解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若要探寻有用的历史，主要障碍是在心理层面。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导言当中，曾经提示过这一点。凯恩斯告诉人们，他在该书写作期间，“为了摆脱习惯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经历了漫长的斗争……本书极为费力地展示了一些极为普通的观点，而且理应简单明了。提出新观点并不难，困难在于摆脱旧有的观点，因为对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旧观点已经伴随我们的成长经历，植入到我们头脑的各个角落”。

对历史学家来说，凯恩斯的观点显得尤其重要和有意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与死缠着过去不放的思想搏斗，对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做法特别必要，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我们已知的东西将会阻止我们以全新的眼光去审视过去，使我们无法学到当下所需的知识。

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对此问题有过精辟的阐释，他评论说，“历史的用处就是赋予当下以价值”。本书秉承爱默生的宗旨并不忘提醒读者，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在摆脱旧习方面，要像探索新知一样，投入同样多的精力。

构思大胆，让人耳目一新，设计简明，却又大有见地。渊博的世界史知识，加上对当下问题的深切关注，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这本收官之作中，让过去与现在进行交流对话。他将粗线条的勾勒与恰当的引用融为一体，既让人吃惊，又让人警醒。本书就像在暗夜里敲响了报火的警钟，并告知我们灭火和重建所需的知识。

——世界历史协会创立主席 凯文·赖利

当代极有智慧、极富想象的历史学家非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莫属，他将三种引人入胜的见解融为一体：研究历史是理解社会的工具而非装点文化，新时代应从全球视角而非西方视角去考察历史，我们当下的根本任务不是继续积累史料而是阐释史料。

——美国历史学家 乔治·麦戈文

难得一遇的历史著作，如此与现实合拍，如此为现实所需。当我们对那些充斥着日常生活琐事的历史日渐失去感觉时，斯塔夫里阿诺斯让我们变得清醒过来。他深入地考察了其他时代长期被掩盖的事实，剖析了当今时代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真是一部惊人之作。

——美国历史学家兼作家、普利策奖得主 斯塔兹·特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