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蓬所著的《最后的国门》描写了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不可一世的日军大本营调整对华战略,妄图以军事进攻政治诱降解决中国问题。同时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并对战时陪都重庆实施行狂轰滥炸,打击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1940年6月22日,法国向德国宣布投降,随后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世界各地的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阵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940年华北军民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941年薛岳指挥第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陈诚指挥鄂西会战,对日军予以重创。粉碎了日军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的战略企图,极大地鼓舞抗战士气。1943年夏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拱卫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石牌保卫战最终以日军败退中国军队歼敌2万多日军而宣告胜利结束。
铁血阳刚,气壮山河。罗学蓬所著的《最后的国门》是一部浓墨重彩,全景式反映中日两军宜昌大血战的纪实文学作品。
宜昌数度攻防战,与一九四三年夏的石牌保卫战,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直接决定着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命运。
就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平型关大捷后,又成功打响了百团大战,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了敌后对日作战,极大地牵制了日军军力,支援了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中国军队以尸山血海在巍巍西陵峡前竖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最终以无数军民的惨烈牺牲,力保了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最后一道国门不失。
全书笔走龙蛇,气势如虹,感天动地,催人泪下,具有史诗般厚重的气魄。
第一章 重庆 重庆
1.重庆,一座无可后退的堡垒
中国人应该感谢自修德,是他和许多同他一样的高鼻子洋人,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了重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陈诚的专机抵达重庆正是夕阳西下时分。
飞机降落在长江江心的一块狭长平坦的沙洲上,被重庆人叫作珊瑚坝的沙洲两边都有江水流过,面向下游朝天门码头方向,右边水道宽,对面是南岸,风景如画的南山、黄山、汪山、南泉、小泉全都隐藏在南岸连绵起伏的黛色群峰里。左边水道窄,水面上架着一道用许多条木船和长木板子搭就的浮桥,浮桥通向耸立着巍巍高墙的悬崖,悬崖顶上高墙环绕着的,就是重庆城区了。跑道和几排用南竹搭盖的简易平房歪歪斜斜地立在满是鹅卵石的沙洲上。这个简易的机场只能在冬天和春天使用,那时水位低,一到夏天和初秋,随着西藏高原积雪的融化,汹涌澎湃的江水便会将沙洲完全淹没。
能坐四十多人的宽敞机舱里只坐了不到三十个人。与陈诚同机到达重庆的,除了他的副官处处长邱行湘和几名随从,还有两名美军顾问和一位美国记者。
这位美国小伙子就是刚刚完成在河南灾区的采访,在洛阳搭乘美军飞机赶到云南楚雄①,准备对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再次作专访的自修德。
来到中国时才二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白修德,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历史学家们后来研究发现的。当时,蒋介石、陈诚和毛泽东、朱德都是他的朋友,他在重庆黄山宋美龄的纯木结构别墅(蒋介石住的云岫楼就在旁边百米远近的一座浓荫蔽日的小山坡上)的风雨廊上,吃过蒋先生最拿手的扬州蛋炒饭,也在延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品尝过饺子和红焖鸡。只不过蒋、陈包括宋美龄在前,毛、朱在后。从地理上讲,白修德是先到的重庆(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后到的延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从政治理念上讲,他是抛弃了老朋友,投向了新朋友。对蒋宋,白修德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尊重”到“惋惜”再到“鄙视”。早期,白修德也和许多美国记者一样,对蒋夫人颇多溢美之词,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当他试图披露某种官方不容易见到的现实时,麻烦就来了,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不断的阻挠。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与政治上已经黑暗得令他彻底绝望的重庆相比,只有陕北的天,才是晴朗的天,中国的天!
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远东版主编四年前刚踏上中国土地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而现在,他以无数篇采写自中国战场的重量级报道,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新闻人。他分别采访过蒋介石夫妇、孔祥熙、林森、孙科、宋子文、李宗仁、阎锡山、何应钦、陈诚,包括年轻的重庆市长吴国桢。许多人接受采访还不止一次,甚至成为了他的朋友——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众多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为争取他的专访而煞费苦心。
民国政府宣传部甚至还聘请他担任新闻顾问,每月的薪酬是法币四百元,这几乎是当时八名中学教师或是政府科长的工资,根据兑换比率,相当于六十五美元。
第一次到重庆的白修德在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很快便对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白修德的眼中,重庆一直依赖于农村。一片片的稻田延伸到古老的城墙边上,在长江河岸下的河滩上,农民满怀希望地种上蔬菜,然后抢在夏日的洪水把他们的小片菜地淹没之前,抢收完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果实。年年如此,让自修德感觉到总有一点重庆人和老天爷下赌注的性质。
他喜欢清晨或是黄昏站在高耸的城墙上跑步或是极目远眺,长江两岸,嘉陵江两旁,月牙形的稻田一直延伸到山顶上,再延伸到另一座山头上,美丽壮观的梯田一片连着一片,好看极了。他知道这些稻田一直能够连到二百七十五英里之外,同样被高墙环绕的另一座大城市成都,他甚至觉得无边无际的稻田可以一直延伸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脚下。
每一天,年轻的白修德像聆听音乐一样聆听着重庆。他经常会像英国绅士那样带着一把雨伞,沿着一条汽车路从两路口步行出发,经过观音岩七星岗走很远的路来到城中心的精神堡垒(今解放碑),登上公园里的高坡,俯视着远处的长江和原野,以及脚下大片的鳞鳞黑瓦,然后马上就有穿越几个世纪,回复到古代的感觉。他步行经过的这条主要街道的两旁有着沿海城市那样的橱窗,商店里卖着布匹、手电筒、汽车零件、美国罐头,还有霓虹灯广告,街上行人也非常多。
但是一走出这条大街马上便会进入幽深曲折的陋巷之中。在他的眼中重庆总是雾气腾腾的,这给人增添了安全感,而一旦遇上难得的晴朗的天气,人们便会紧张了,因为通常这都是日本人的飞机光顾这座城市的日子。走在重庆的小巷子里是轻松惬意的,虽然小巷是那样的窄,以至有的地方他得用雨伞挡着两边屋檐的滴水才能通过。
这一切,组成了香气臭气同时散发的气味交响乐。散发香气的是食品和调料——不少重庆人还把锅灶摆在街边,得意地向来往行人展示他们的烹调手艺——以及鲜花的芬芳、炒熟的板栗、焚香炉,还有鸦片的烟雾。散发出臭气的则是尚未来得及收拾的小孩粪便,和遍地的垃圾。交响乐里自然免不了男人的喊叫,女人的尖叫,婴儿的哭闹,各家各户鸡圈里飞出的声音。还有,就是苦力们挑水时发出的单调的号子和走街串巷的货郎唱出的咏叹调。 P8-10
二〇一二年三月上旬,笔者赴武汉参加完笔会登轮回重庆。
不是旅游旺季,船上人不多,同舱有个身体高大、金发碧眼的洋妞,陪伴在她身边的,是一个长得娇巧玲珑,刘海梳得齐齐展展,像个瓷娃娃的小MM。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小MM是自家同胞,为前来中国旅游的洋妞做翻译的。稍后才听同舱一位重庆某大学姓马的女教师说,那个MM是个来中国旅游的日本人,和洋妞在上海开往武汉的火车上相识,彼此相谈甚欢,一见如故,遂决定结伴同游。
一路上,笔者和马老师便成了两位异国年轻姑娘的免费导游和翻译。笔者介绍典故,再由马老师用英语翻译给两位听。
第二天下午,船过三峡大坝,荡漾峡问,犹如置身于一幅巨大无比的水墨丹青之中,自是惬意万分。两岸高峨雄奇错落起伏的峰岭,也给人灌注一缕博大高远的情怀。
快到月亮湾的时候,游客争相拥到甲板上观赏风景。
笔者悄悄对马老师说:“前面有个景点倒是可以给她们介绍一下,尤其是应该让那个日本人听听。”“你说的是石牌?”马老师一愣,马上反应过来,“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全世界的人早就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尤其是对发动侵华战争至今死不认错的日本人。”
就在笔者和马老师意见尚未统一的当儿,日本小MM和洋妞过来了,“叽里呱啦”用英语发问。
笔者惭愧,英文全然不懂。
马老师说:“日本人问我们俩在讨论什么问题,这么激烈。”
笔者微微一笑,说:“你看,这是天意,你不告诉她都不行了。”
马老师苦笑了一下,对日本小MM说:“罗老师说前面有个景点。”
“是什么景点啊?好看吗?”
“唔,唔——”马老师用求助的眼光看着笔者。
笔者指着江边那座直剌蓝天的白色方尖碑,以一种豪气冲天的神态和语气说:“你告诉她,这个地方叫作石牌要塞,那座碑上刻的是:石牌战役胜利纪念碑。”
听了回答,日本小MM瞪着一双迷茫的大眼睛,看看笔者,又看看马老师,问:“又是要塞,又是纪功碑……难道在这里打过仗吗?谁和谁打啊?”
见话题已经打开了,马老师也就不客气了:“是我们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这里打。”
没想日本小MM“哇”的一声大叫,说:“我爷爷也来过中国耶,不知道他当年到过这里没有。”
听了马老师翻译过来的话,笔者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蓦地提高声调说道:“请你告诉她,她爷爷那辈日本人到中国可不是来旅游的。中国军队就在石牌这块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牺牲了上万人,中国一个叫胡琏的将军,手下一个师打得连建制都没有了。”
日本小MM听罢又是“哇”的一声大叫,满眼透着惊喜地嚷:“我爷爷说日本皇军百战百胜,那一定是我们日本皇军打胜了咯!”
马老师的脸马上就绿了,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她特别加重语气强调了日本小MM用崇敬和惊喜的神态两次嚷出的“日本皇军”这个词。
笔者一瞬间觉得自己的神态语气简直就像中国政府发言人般庄重,对日本小MM说:“你不会在你们的历史教科书里了解到真实的历史,你们的教科书和你们名古屋市长河泽隆之,不是连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也要公开否认吗?你可以告诉她,日本人在这长江两岸、西陵峡前被中国军队歼灭了几万人,被我们打得落荒而逃,最终也没能越过眼前我们所看到的雄伟壮丽的石牌要塞!”
当马老师把这句话翻译过去的时候,笔者看到日本小MM是一脸的迷惘。
这时候那位身材高大的洋妞一脸好奇地插话过来:“那我们呢?我们美国援华的空军打到过这里没有?”
笔者告诉洋妞:“在这场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们美国人和我们中国空军一起,驾驶着战机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空,炸得日本军队人仰马翻,鬼哭狼嚎,江面上到处漂浮着日本兵的尸体,帮了中国陆军的大忙。我想,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中华民族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美国人民和政府、军队给予我们的无私援助!”
事后回想,回答美国洋妞的问题时,我这位花甲老翁犹如爷爷对孙女讲故事一样,神态语气间一定充满了慈祥与温情……
日军灭亡中国的“五号作战”方案,虽然最后因太平洋战场战事告急不断在中国抽兵,日本大本营内部出现分歧,军部以瓜岛的失败必须予以洗雪为借口中止。但是,日军中的顽固分子仍然发起了对重庆的疯狂进攻,直接决定着抗战陪都重庆命运的宜昌数度攻防战,与一九四三年夏的石牌保卫战,确实是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国民政府最为困难和紧张的时期。
随着石牌保卫战中国军队予敌重挫,日军再也没有能够组织起像样的进攻,基本上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直至抗战结束。
中国军队以15万人面对日军20万人的进攻,连日血战,歼敌25718人,击落敌机45架,炸沉敌舰122艘,最终击退日军,粉碎了日军占领石牌进而威胁重庆的战略企图。最后的国门之战,被认为是世界战争史上“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
对于这样一场被称之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重要战略,却鲜为人知。于是,以保存历史计,我提笔写下了以上的文字,作为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