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魂灵》的发表震撼了整个俄国，在作者锋利的笔下，形形色色贪婪愚昧的地主，腐化堕落的官吏以及广大农奴的悲惨处境等可怕的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从而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批判倾向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定杰作，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典范。

果戈理(1809—1852)，俄国小说家、剧作家。由于果戈理的创造性劳动，小说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他被公认为俄罗斯小说之父。主要作品有《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彼得堡故事》《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等。

《死魂灵》的目标是“从一侧面来表现全俄罗斯”，它的出版“震撼了整个俄罗斯”，也使果戈理跻身于世界级经典作家之林。小说通过骗子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以图营利的奇异故事，全方位揭示了帝俄社会的腐败和农奴制没落的真相，由此对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俄罗斯心灵的真实状态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剖析和观照。在本书中果戈理善于通过喜剧性的细节来折射生活被肢解、生命被窒息、生存被僵化的艺术才华得到了最出色的表现。

当过路绅士察看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被搬进屋里来了：首先是一只有点磨损了的、说明已经不止一次经过长途跋涉的白皮箱子。抬这只箱子的，一个是马车夫谢里方，他是一个矮个子，穿着大皮袄，另外一个是听差彼得卢什卡，约摸三十岁上下年纪，穿一件肥大的、破旧的常礼服，那显见是东家穿旧了的，这小伙子脸相有点严厉，生着两片厚嘴唇和一个大鼻子。跟在箱子之后搬进来的，是一只红木小匣子，上面有美纹桦木的精工镶嵌花纹，还有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这一切东西都搬进来了之后，马车夫谢里方跑到马厩里照料马匹去了，而听差彼得卢什卡就在小小的前厅，一间黑沉沉的狗窝般的小屋里，开始安置自己的住处，他已经把自己的一件外套抱进来放在那儿，同时也带进了自己身上的一股子气味，这种气味把随后拿进来的装满各种仆人行头的一只口袋也给染上了。在这间小屋里，他把一张狭窄的三只脚的床靠墙放稳，再铺上他从旅馆主人那儿要来的一条小小的垫褥般的东西，这东西又薄又扁，有如一张薄饼，恐怕油腻得也不亚于一张薄饼。

当仆人们张罗、忙乱着的时候，主人走到大厅里去了。这些大厅通常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旅客都知道得很清楚：总是那么几堵涂过光漆的墙，墙的上部被烟草的烟雾熏得发黑，下部被各种各样过路客人，特别是当地商人的背脊磨得发亮，因为商人们在赶集的日子里都要上这儿来，六七个人坐在一起喝上两壶茶；总是那么一块熏黑了的天花板；总有一盏熏黑了的枝形吊灯，灯架下面垂挂着一串串玻璃珠，每当伙计灵巧地托着叠满多得像海岸上的鸟群一样的茶碗的托盘，跑过铺在地板上的磨损了的漆布的时候，这些玻璃珠就也都跟着跳动起来，叮叮当当地磕响起来；挂满整个墙壁的总是那么几幅油画。——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是人们在旅馆里常见之物；差异只不过在于：有一幅画上画着一个仙女，一对乳房如此之大，想必是读者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不过，这种造物的恶作剧在各种各样历史画中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历史画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打从哪儿，由谁带进了我们的俄罗斯，有时甚至还是我们一些爱好艺术的达官贵人，听了他们的向导的劝说，在意大利大批买下来的哩。绅士脱掉了帽子，从脖子上解下了一条毛线织的花花绿绿的围巾，凡是有家室的人，这种围巾是由妻子亲手给织的，一边织一边还细语温存地告诫说，该怎样围才暖和，至于单身汉呢，那就说不准是谁织的啦，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我可从来没有围过这种围巾。绅士解下围巾之后，就吩咐上菜。伙计给他端上旅馆里通常有的各种各样菜肴，譬如说：好几个星期来就为过路客人保存好的菜汤加酥皮馅饼，青豌豆煎牛脑子，香肠配白菜，炸肥母鸡，腌黄瓜，常备不缺随叫随到的酥皮甜馅饼；当给他端上所有这些热菜和冷菜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侍仆，或者说是伙计，扯起各种各样的废话来：以前开这家旅馆的是谁，现在的东家是谁，进项多不多，东家是不是一个大坏蛋，对于这一点，伙计照例答道：“哦，先生，是一个大骗子。”无论在文明的欧洲或者在文明的俄罗斯，都有非常多值得尊敬的人，不跟仆人攀谈几句，在旅馆里是吃不下饭的，有时甚至还要挺滑稽地开一下仆人的玩笑。不过，过路绅士提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空洞无谓的；他非常精确详细地盘问了，这城里省长是谁，民政厅长是谁，检察长是谁，——总之，他没有遗漏掉任何一位重要的官吏。可是，对所有重要的地主，他打听得格外详尽细致，如果说不上非常关切的话：谁有多少魂灵①，住得离城多少远，甚至问到了脾气怎么样，是不是常到城里来；他又挺关心地问到这一带乡村的情况：在他们的省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疾病，——流行性热病啦，致命的疟疾啦，天花啦，或者诸如此类的病，这一切询问得这样详尽，这样精确周到，简直不像是仅仅出于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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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小说时，果戈理就在尝试喜剧的创作。一八三五年春之前，他写了《三等符拉基米尔勋章》、《婚事》等喜剧。一八三五年普希金将自己搜集的《死魂灵》素材交给了果戈理，而这时果戈理正迷恋于喜剧创作，要求普希金再给他提供这方面的题材。普希金当真又给他叙述了一则荒诞的见闻。于是果戈理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了著名的喜剧《钦差大臣》。果戈理后来在《作者自白》里写道：“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其时所知道的……俄罗斯的一切丑恶，集成一堆……集中地嘲笑它一次”。作家认为，喜剧应是笑的艺术，而笑是一种伟大的艺术；要使那些霸道专横的人见了噤若寒蝉，这实际上就是讽刺艺术。《钦差大臣》揭示了俄国黑暗王国的真实图景，它的有力的讽刺倾向，使俄国的喜剧艺术发生了重大转折。

长篇小说《死魂灵》的创作在《钦差大臣》写作之前就已开始，前后经过四次修改，历时七年之久。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一封信里说，这“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而且它也许会使人发笑……我打算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即使只从一个侧面也好，一定要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一八四二年初，书稿遭到莫斯科审查机关的否定，后来经过别林斯基的斡旋才得以在彼得堡出版，但按审查机关的无理要求只得删去个别章节。《死魂灵》第一卷问世，立刻引起了争论，有人把它贬得一无是处，有人又不恰当地把它誉为当代的《伊利昂纪》。后来的十多年间，果戈理写有《外套》、《作者自白》、《与友人书简选》等，但作家主要是在朋友的争论和对立、宗教思想和生活的烦扰以及精神病痛的不断发作中度过的。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果戈理去世，终年四十二岁。

《死魂灵》的出现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赫尔岑曾回忆说，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是俄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地主庄园纷纷破产，农民的灾难不断加深，封建农奴制的危机日渐严重。果戈理说：“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感觉到：世界正处在旅途中，而不是停靠在码头上……”无疑，果戈理以自己的敏锐观察力，捕捉到了社会变动的信息，但俄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俄国，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正是作家想在《死魂灵》中着意描述的。

《死魂灵》描写的故事是一个惟利是图的生意人乞乞科夫来到某市，交结省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等官僚，然后向该地地主收购已经死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死魂灵，企图把他们当做活的农奴抵押出去，骗取大笔押金，但在丑事败露之际逃之天天。在这部小说里，作家通过对官僚、地主们日常生活的描绘，展现了他们狗苟蝇营、卑琐庸俗、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骗、讹诈、冷酷、钻营的丑恶行径，给俄国文学带来了前所未闻、震慑人心的新东西，透露了农奴制走向衰落的信息。这些所谓“生活的主人”被剥去温文尔雅的假面具之后，现出了原形，他们原来是群向权力谄媚的奴隶，虐待农奴的暴君；是群饕餮之徒，吞食人民的血肉与生命。小说的这种揭露倾向，曾使当时的俄国有识之士深感震惊，其客观效果也使作者本人大为惊恐，以致在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后，作家竞在小说第二版(1846年)序文中说，书中的许多描写是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但进步的社会舆论却认为果戈理的小说是使俄国文学走向独创性与民族性的重要标志。 

《死魂灵》在人物塑造、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都达到了俄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小说同时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肖像画的方法勾勒人物性格特征与精神面貌，如对玛尼洛夫等几个地主的描写就是如此。另一种是以历史过程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形成。但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作者都很注意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支配作用，而不像过去的文学仅仅把环境当做人物活动的场所。同时在人物刻画中，作家又十分自觉地强调其个性特征，一旦抓住了这个特征，就充分地加以集中与夸张，把它们推向极限而不失其真，以致使这些典型人物成了俄国文学中的“普通名称”或“泛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