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以他的富含思想的文学作品启发和鼓舞着20世纪的人们。瑞典皇家科学院中肯地指出，这些作品“以睿智的热诚，阐明了我们时代的良知问题”。

《孤独团结与反抗(加缪作品选)(精)》为著名学者林贤治主编的精品翻译丛书“文学馆”之一种。由傅雷翻译奖获得者，著名翻译家郭宏安翻译。本书精选加缪代表性的小说和随笔作品，它们充分显示了加缪那种融合阳光与阴影、哲思与诗性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二十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评论家，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其实，他创造并毕生阐释的是“荒诞哲学”。面对荒诞的世界和赤裸的人，他深感一种隐秘的绝望，却又确认人是具有意义的存在物，从而主张生活先于意义，而把“大海、阳光，光明中的女人”看作“基本的财富”。这样，他就从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性中引出积极行动的准则，自由反抗的准则。

加缪以他的富含思想的文学作品启发和鼓舞着20世纪的人们。瑞典皇家科学院中肯地指出，这些作品“以睿智的热诚，阐明了我们时代的良知问题”。莫里亚克称他为“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导师”；萨特说他是“人格、行动和作品的令人钦佩的结合”；福克纳将他比喻为“一颗不倦地探索和思考的灵魂”；《纽约时报》评论称是“屈指可数的具有健全和朴素的人道主义面貌的文学大师”。

《孤独团结与反抗(加缪作品选)(精)》精选加缪代表性的小说和随笔作品。它们充分显示了加缪那种融合阳光与阴影、哲思与诗性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代译序：阿尔贝·加缪

局外人

堕落

不贞的妻子

沉默的人们

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

生长的石头

《反与正》序

是与否之间

生之爱

反与正

蒂巴萨的婚礼

杰拉米的风

孤独

普罗米修斯在地狱

海伦的放逐

重返蒂巴萨

西绪福斯神话

瑞典演说：1957年12月10日 1957年12月14日 艺术家及其时代

局外人

第一部

一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不过，他似乎不大高兴。我甚至跟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儿。”他没有理我。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后天他看见我戴孝的时候，一定会安慰我的。现在有点像是妈妈还没有死似的，不过一下葬，那可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

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天气很热。跟平时一样，我还是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的饭。他们都为我难受，赛莱斯特还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得到艾玛努埃尔那里去借黑领带和黑纱。他几个月前刚死了叔叔。

为了及时上路，我是跑着去的。这番急，这番跑，加上汽车颠簸，汽油味儿，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把我弄得昏昏沉沉的。我几乎睡了一路。我醒来的时候，正歪在一个军人身上，他朝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远地方来。我不想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走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他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这当儿，门房说个不停，后来，我见了院长。他是在办公室里接待我的。那是个小老头，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盯着我。随后，他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我真不知道如何抽出来。他看了看档案，对我说：“默而索太太是三年前来此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是在责备我什么，就赶紧向他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您无须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菲薄。总之，她在这里更快活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有年纪相仿的人做朋友。他们对过去的一些事有共同的兴趣。您年轻，跟您在一起，她还会闷得慌呢。”

这是真的。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时，常常哭。那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之后，如果再让她出来，她还会哭的。这又是因为不习惯。差不多为此，近一年来我就几乎没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力气。

院长还在跟我说，可是我几乎不听了。最后，他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您的母亲吧。”我站了起来，没说话，他领着我出去了。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把她抬到小停尸间里了，因为怕别的老人害怕。这里每逢有人死了，其他人总要有两三天工夫才能安定下来。这给服务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不少老人，正三五成群地闲谈。

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不做声了；我们一过去，他们就又说开了。真像一群鹦鹉在嘁嘁喳喳低声乱叫。走到一座小房子门前，院长与我告别：“请自便吧，默而索先生。有事到办公室找我。原则上，下葬定于明早十点钟。我们是想让您能够守灵。还有，您的母亲似乎常向同伴们表示，希望按宗教的仪式安葬。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只不过想告诉您一声。”我谢了他。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宗教。

我进去了。屋子里很亮，玻璃天棚，四壁刷着白灰。有几把椅子，几个叉形的架子。正中两个架子上，停着一口棺材，盖着盖。一些发亮的螺丝钉，刚拧进去个头儿，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看得清清楚楚。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大褂，头上一方颜色鲜亮的围巾。

这时，门房来到我的身后。他大概是跑来着，说话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再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叫住了他。他问我：“您不想?”我回答说：“不想。”他站住了，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那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我，问道：“为什么?”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好像只是想问问。我说：“不知道。”于是，他拈着发白的小胡子，也不看我，说道：“我明白。”他的眼睛很漂亮，淡蓝色，脸上有些发红。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女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恶疮。”因为我不明白，就看了看那女护士，只见她眼睛下面绕头缠了一条绷带。在鼻子的那个地方，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人们所能见到的，就是一条雪白的绷带。

她出去以后，门房说：“我不陪你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个什么表示，他没有走，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使我很不自在。傍晚时分，屋子里仍然很亮。两只大胡蜂在玻璃天棚上嗡嗡地飞。我感到困劲儿上来了。我头也没回，对门房说：“您在这里很久了吗?”他立即回答道：“五年了。”好像就等着我问他似的。

……

P1-4

代译序：阿尔贝·加缪

郭宏安

阿尔贝·加缪去世已经五十年了，然而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依然活在法国人的心中。他是否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我不敢说，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必要全面地了解、全面地认识他的作品及他这个人。这里所谓“活”，是说普通的法国人一直喜欢加缪这个人，阅读他的作品，而在法国知识界，加缪却一直受到质疑，甚至嘲讽和攻击，他被轻蔑地称为“正义者加缪”。直到1978年，有人(让·达尼埃尔)指出，在法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向加缪回归”的现象，加缪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法国亚眠大学教授雅克丽娜·莱维一瓦朗齐在1999年10月号的《欧罗巴》杂志上说：“他的年轻的读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敏锐地感觉到一种没有谎言、没有幻觉的人道主义，感觉到他的苛求的良心和他对绝对的教条及狂热的理论的拒绝；他们感谢他不顾一切地坚持幸福的追求，不顾一切地为人的某种纯洁、为一个团结的世界辩护；由此感谢他帮助他们生活下去。”这番话对于经历过20世纪的人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流行存在主义，这是一种 “实质上不能加以系统的说明”(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的哲学，它之所以流行，不过是因为萨特的几句话，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话语，例如“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注定是自由的”、“他人是地狱”、“人之初是虚无”、“自由选择”、“人生是荒诞的”等等。所以，要谈加缪，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加缪是不是存在主义者．他若不是，他是哪一种哲学的信奉者。

加缪说过：“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总是惊奇地看到我们的名字被连在一起。我们甚至想有朝一日发个小小的启事，具名者声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但并不担保相互间没有受到影响。这是笑谈。我们各自写的书，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唯一的论文，《西绪福斯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此话是加缪在1945年11月15日说的。众所周知，正是从1945年开始，存在主义风靡法国，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间蔚为时尚。

长期以来，尽管加缪自己多次否认，萨特也未曾首肯。他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直到1951年，他发表了《反抗的人》(L'Homme revolte)，与萨特展开了一场为时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之决裂，这才使法国的一些批评家如梦方醒，看出了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加缪的哲学于是被承认为“荒诞哲学”(关于荒诞的哲学)，一顶存在主义者的帽子也被摘去了。但是，在英、美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中，甚至在法国，加缪继续被一些人视为存在主义者，或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右翼代表人物，例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就说：“加缪代表着成为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他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诞，来概括人在宇宙中处境的特征。”

阿尔贝·加缪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作家，主要的根据是他的两部作品：中篇小说《局外人》(L'Etrariger，1942)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Le Hythe de Sisyphe，1942)。关于这个中篇小说(最初作者称《局外人》为“故事”，译成中文仅五万字，在法国却被认为是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法国人不以长短论小说)，加缪曾经说过，他在其中要表现的是“面对荒诞的赤裸裸的人”，而哲学随笔的副题则是《论荒诞》。早在1938年，萨特发表了《恶心》(LaNaUsee)，把恶心当作认识到世界的荒诞性的一种觉醒的表现。《恶心》在前， 《局外人》在后，都是轰动一时的作品，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拈出了“荒诞”二字作为它们共同的主题，加缪也就被归入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派中去了。实际上，荒诞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的人很多，而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却是不尽相同的。远的不说，马尔罗(Andre Malraux，1901—1976)、萨特、加缪都……又受到野蛮人的暴力的迫害，他在新的等待中再次受到折磨。《生长的石头》写的是一位法国工程师到巴西修筑水坝，他离开矫揉造作的名流显贵，结识了一位黑人厨子，坐到了他们一家人中间，把穷人的茅屋当成了自己的圣殿。《流放与王国》表明加缪又回到了他的最初的源泉，即《反与正》中表现出来的牢狱和大海、贫穷与欢乐之间的对立与平衡。“王国”所意味的“自由的‘赤裸裸的生活’”是经由“流放”获得的，只要人在“流放”中既拒绝受奴役又拒绝支配他人。由于加缪本人并未到达王国，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始终是在流放中奔波，至多到了“王国”的门口，朦胧地窥见了一点幸福的影子。正如加埃唐·毕孔所说： “流放与王国并非由大洋隔开的两个大陆：它们是同一个呼吸的呼和吸，同属于一次心脏的跳动。王国在流放之中，流放是通向王国的道路：王国可能就是流放。”(Gaean Picon：“L'usage de la lecture”)

1957年10月，加缪“因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入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与书籍工人、西班牙流亡者和抵抗运动的老战友一起分享了这一快乐。当然，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争议的加缪获得诺贝尔奖，舆论不会是一律的。有的把加缪说成是“不信教的圣徒”、“完美而彬彬有礼的小思想家”、“抽象的自由神话的哲学家”等等。加缪的老对头莫里亚克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这个年轻人是年轻一代最欣赏的思想大师之一，他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这一代人的良知。”两年之后，1960年1月4日，一辆从卢马兰开往巴黎的汽车撞在了维尔布勒万附近的一棵树上，车上的两个人，一个当场毙命，一个在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当场毙命的就是加缪，死在医院的是米谢尔·伽利玛。在加缪的提包里，放着一部未完成的手稿，那是一部叙述加缪的童年的小说，小说的名字是《第一个人》。这是一部寻根的小说，它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寻找一个民族的根。加缪死的时候，是47岁。

加缪曾经是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是法国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以西绪福斯下山那样沉重而均匀的步伐朝着荒诞走去，他知道恶不能根除，但唯其如此，才更应该为捍卫人的尊严和幸福而斗争。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他都反对，但他首先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多半基于当时苏联的实践，而当时苏联的经验并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此，以反对马列主义，反对苏联、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将加缪一笔抹倒，归入反动派的营垒中去，是不公正的。自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被轻蔑地称为“中学毕业班的哲学家”的加缪一变而为清醒、冷静、明智而无畏的预言家，期间左派和右派的恩恩怨怨令我们唏嘘不已。也使我们对以左、右划分知识分子的历史有了一种新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