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的经典力作。本书从非洲的历史，特别是奴隶制与殖民化的历史、黑人文化、意识形态、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与经济以及与欧美等国家的特殊关系诸方面，全面阐述与分析了非洲的过去、演变过程以及现状，从而揭示了非洲的发展与前途。本书内容丰富，论述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所著《非洲之命运》一书，从非洲的历史，特别是奴隶制与殖民化的历史、黑人文化、意识形态、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与经济以及与欧美等国家的特殊关系诸方面，全面阐述与分析了非洲的过去、演变过程以及现状，从而揭示了非洲的发展与前途。

前言

第一章 挑战

第二章 哲学与黑人文化

第三章 意识形态与学说问题

第四章 抵抗的永久性与泛非主义的基本内容

第五章 泛非主义的复兴

第六章 非洲合众国战略

第七章 国际合作

有关书籍目录

阿卜杜拉耶·瓦德简介

编后语

青年

《非洲一精英》画报1987年给对我的专访标上了“塞内加尔处在变革之中”的题目。我在专访中明确指出这场革命将可能由青年们来进行。但我的言论遭到了指责，普遍认为我夸大其词。然而，1988年2月首都达喀尔发生的暴动事件却证实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1967年12月，我结束了在美国8个月的计量经济学研究之后，成了巴黎索邦大学的助教。我负责大学一年级的两个班级和二年级的两个班级，讲授国民收入分配与货币理论两个方面的课程。4个月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信念，一场革命正在法国酝酿之中。于是，我给塞内加尔高等法院首任院长凯巴·姆巴耶写了一封信，虽然当时我与他保持着紧密友好关系，但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写信。我给他简明扼要地写道：“一场革命正在法国酝酿之中，它将由左翼思想主导；请保留好我的信以备后用。”

因此，后来当法国有人叫嚷任何人都没能预料到1968年5月事件时，凯巴·姆巴耶院长急忙出来加以纠正。

我并没有占卜的本领，不过我认为任何人或任何团体，虽然不一定有明显的意识，但都会通过他们的行为与言语不断地发出某种信息。因此，任何问题都会流露出蛛丝马迹。我的教授职业、我当过学生运动的战士与领导人的经历和我对青年问题的熟悉使我对这场运动产生预感。我不仅理解这场事件，甚至预感到会发生这场事件。

为此，青年人是我党的一支真正的力量，我还把我党的一位青年人变成了塞内加尔，乃至非洲最年轻的议员。我这样做既不是为了蛊惑人心，也不是为了收买人心。我要指出的是，相反，就是这些青年人，人民不可抗拒潮流的带头人，把我从监狱中解放出来。他们向当局展开了一场无情斗争，最终迫使当局把我释放。

我认为，青年人在非洲根本没有得到理解与重视。非洲到处存在一些强行把青年人拉入官方组织这一事实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如同我们塞内加尔政府那样的某些政府试图归纳一下青年人的“要求”以予以满足。确实，这些要求是重要的，但并没有说明一切。

既然我为青年人的要求打抱不平，那就让我们把它们列举一二。

对于青年人和教师来说，青年人要求适当地改善目前学校的物质学习条件不足：一张为两人准备的板凳安排了4个或5个学生来坐，3个或4个学生共用一本书，教室里不是没有黑板就是缺少粉笔……他们还要求提高教学质量，特别是重视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

面对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学生家长越来越关心他们孩子的教育问题，非洲的教育体制越来越无法履行其使命，尽管每个非洲国家平均将财政预算的25％到30％开支用于教育事业。

这个年轻人的愿望与非洲国家经济财政能力之间的深刻矛盾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些暴动。

随后是学生的出路问题。让我们看一看金字塔形统计图，在塞内加尔今天有毕业于达喀尔的大学或法国的大学的近1200名硕士生和120名医学博士生失业。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工程师找不到工作？这还没有计算上无数因这样或那样原因被迫中途辍学的学生。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约1.5万大学生和近50万中小学生仅占数百万无业或流落街头青年的极少数。必须要指出的是，塞内加尔有约700万人口，其中60％或65％为青年人。

青年人的前途问题对于非洲各国政府来说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青年人再次出现慌乱和发动新的反抗有着比社会上流传的更为深刻的原因。仅仅认为大学生要求改善物质条件，或者用农村学生要求运动服和足球的口气来谈论青年问题是极为荒谬的。青年问题是解决非洲存在所有问题的关键。

青年们对他们父母的悲惨命运深表同情，他们把父母的愿望与要求当做了自己的愿望与要求。他们更为普遍地表达了全面的不满。不然，我们怎样来理解这样的事实呢？在塞内加尔面临学校危机的时候，青年们完全忘记了起初的物质要求而强烈要求把我释放和尊重在1988年2月大选期间表达支持我的人民的意愿。

青年们也对我们的国家沦为乞丐境地而感到耻辱。我曾被他们对涉及我们前途的重大问题的极大关注所震惊：泛非主义，建设一个统一、发达和尊严的强大非洲。

面对所有引起非洲密切关注的挑战，最打动人心的是青年们时刻听从召唤的精神。他们时刻准备着去做一切有益的事情，然而令他们非常失望的是，别人没有能够派给一项符合他们所准备的工作。诚然，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我们的青年们从来没有被真正地调动起来。我们有多少事情原本可以交给我们青年人去做的，他们也因此失去了到国外求职的机会。我们青年人的这种时刻听从召唤的精神是被忽视了的多么巨大和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啊！

P18-21

本人于1989年出版的一本书已在几年前就销售一空。按照所有那些没能得到该书人的要求，本人决定进行再版，同时首次发行英文版，让懂英语的非洲人和美籍非洲人能够直接阅读。

出版这本书的想法产生于1989年。在塞内加尔1988年2月至3月之间发生了大选后激烈的暴力事件，我前往巴黎过着一种半流亡的生活，更确切地说过着一种思考的、暂时政治引退的生活。在一个巴黎塞内加尔移民团体的友善请求下，我认为有责任站出来向有点迷惘的非洲青年们说话，以重新给予他们希望。于是我写了一封“致非洲青年的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法国试图发行该信的出版社的建议下，原本发行仅有几页纸的计划改变成为一本书。《非洲之命运》一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结合非洲形势的变化阅读首版序言后可以看出，只要在本书首版时剖析的问题依然存在，只要它们没有明显的改善，本书在今天还是可以写的。

尽管独立以来非洲领导人的头脑中充满着活动主义思想，我还是相信，政治意愿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这已威胁到我们的生存。

如果人们要举抗击沙漠化斗争的例子，我们并不否认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非洲国家为此所作的努力。但我觉得其中只有布基纳法索不是仅仅迎合当今潮流和出资国的口味，而是真正表现了抗击这一自然灾害的意愿。瓦加杜古变成了一座绿色的城市，与此同时，这场抗击斗争通过各种逐步改变面貌的倡议扩大到了沙漠覆盖的北方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领土上。

假如我们再以艾滋病为例，许多国家更多地在国际行动的幌子下唱些适合时宜的高调，而较少地去唤起人们对疾病的真正认识。

在作进一步展开之前，我想向读者提供1989年首次出版的序言全文：

正当在大多数观察员眼里非洲最终失去了发展的战役，我们的政府完全被重重困难包围，我们的青年纷纷移居美洲与欧洲各地的时候，我决定撰写一本针对非洲各国人民以及移民散居地的黑人，尤其针对我们塞内加尔青年的政治著作，为了向他们表明，我们的苦难主要是由于我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造成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沿着本世纪初由非洲伟大人物开辟的道路前进。

作为一名善意的非洲农民，我所要说的是，既然至今仍在走的道路把我们带进了绝境，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去试图摸索另一条道路呢？

鉴于人民的原动力来自意识形态和学说，我想要明确表示，非洲存在着足够的精神、知识和道德方面的资源来体现我们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国家的意愿。为了证明这一可能性，我试图重温我们的历史，殖民列强编撰的历史文献歪曲了我们的历史。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为抵抗奴隶制、殖民统治或目前的各种侵略行径所作的努力足以为新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撑。

我是在26岁时知道恩克鲁玛这个人物的。有一天，当我走出中学时，我偶然看到了他在1945年第五次曼彻斯特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

第二年，我在法国巴黎上大学时，当选为一个民族主义大学生协会的总书记。协会在法国殖民地第一次表示了独立的主张，这是当时受到法国刑法镇压的立场。1952年，我当选为非洲民主联盟下属的大学生协会总书记，该协会不久同非洲民主联盟分道扬镳，因为该联盟彻底放弃了其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并坚持与支持殖民化的势力结盟。1958年，我参加了由某些非洲大学生发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之后不久，我成了该解放运动塞内加尔分部的总书记。

我多次担任法国黑非洲大学生联合会重要分部的主席，特别是格勒诺布尔分部，它是继巴黎分部之后最强大的一个分部，我成了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在黑非洲首个殖民地获得独立之际，恩克鲁玛亲自给我发来一份致联合会的贺电。

1958年，在完成了法学与经济科学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匆忙前往伦敦积极参与非洲英属殖民地泛非主义俱乐部的活动。我一回到塞内加尔就参加了塞内加尔群众团体。该群众团体是塞内加尔的反对党，由我杰出的同胞、学者谢赫·安塔·迪乌夫创建的。但不幸的是，他未能亲眼看到一个统一与联盟的非洲的梦想得到实现就离开了人世。

在运动解散之后，我潜心于大学学业，首先于1967年赴波士顿就学，然后于1967年－1968年间在巴黎(索邦)大学继续学习。在获得经济科学学位后，我被任命为教授，之后又当选达喀尔大学法学与经济科学学院的院长。在之后的几年间，我致力于国际咨询活动，主持了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统一组织专家组的工作，集中研究金融与货币问题和发展问题。

在政治隐退10年(1963－1973)之后，我于1974年在塞内加尔成立了一个反对党，即塞内加尔民主党。

塞内加尔民主党在其纲领中写入了成立非洲合众国的目标，这一目标得到了1985年召开的青年大会的确认。在撰写本书的时候，我想首先要忠于我自己，忠于我最深刻的信念，忠于我参加建设一个统一、强大、独立和繁荣非洲的意愿。诞生于巴尔干的微型民族主义在塞内加尔及其他地方到处存在。我作为塞内加尔一位谋求国家最高职位的领导人，说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塞内加尔人，更是一位非洲人的话，难道不应该不时地遭到指责吗？

由于无法立即找到某些历史资料，因此，我希望本书向那些对泛非主义某些细节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个及时的参考。为此，黑人移民集居地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恩克鲁玛和乔治·帕德莫尔撰写的著作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我所提供的历史材料，虽然是零散的或者是英文作品，但都是我从某些少有的从事研究抵抗问题的历史学家那里得到的。希望所有那些就这方面撰写过文章，但在此没有被提及名字的人能原谅我的无知。如果这些作品还存在的话，这只能说明我的论点是正确的，这些作品还没有让我们的人民知晓。因为作品只有在被人民消化后才能显示出它们的真正重要性。此外，这些著作的作者们将懂得，我并不是一位历史学家，那我就不能冒充什么历史学家。我是用专家们为我提供的材料来构建政治和加强自己信念的。

我想举一个我们历史上不幸的具体例子。我放弃了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原因是它更多地谈论“殖民征服”，而不谈“抵抗运动”，因为殖民征服只不过是那些企图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殖民秩序的殖民者选择的华丽辞藻而已。

我要竭力表明，在经济与政治方面，非洲的建设是可能的，我们只有实现政治统一而别无其他选择。然而，对我们历史的解释是对某些假科学步骤危险的一种说明，而这些假步骤实际上是来自那些毫无根据的假设，遗憾的是某些非洲知识分子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假设列入他们的“知识”之中。

西方硬说黑人文化无视自由观念，只知道权威观念，而我们有些非洲知识分子也表示赞同。这就是对非洲人屈从于目前专制制度的解释。

西方以及一些非洲知识分子也宣称，黑人没有哲学，因为哲学的定义是有悖于传统的现代合理的步骤的。

西方以及一些非洲知识分子还宣称，我们没有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只有伴随着思想与神话决裂以后选择合理性时才会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在业已存在的欧洲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作出唯一的选择。

在经济方面，西方以及一些非洲知识分子指出，非洲不具备成立一个非洲货币的必要元素……  我们也许还能列举出由某些尊敬的“专家们”发挥的类似谬论，而这些谬论每天都在融化到非洲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的意识当中，使他们失去勇气。我们必须迎接这些知识挑战，并付之于大陆范围的大辩论，我希望这个辩论将围绕本书中展开的所采取的立场进行。

希望非洲青年们在阅读这些章节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力量以重新燃起4个世纪以前在美洲种植园中点燃的火炬。这一火炬之后又被美籍非洲人和黑人移民集居地的非洲人再次点燃，并跨越欧洲，由著名的夸姆·恩克鲁玛带到非洲，照亮了非洲迈向自由与光明的前进道路。

今天我要给本书的再版补充点什么呢？

自从我1989年出版本书以来，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构成这么多挑战的重大变化因素依然如故。

国内方面

我经几次入狱之后，于2000年3月19日当选为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我们经过长期的公众磋商，收集了所有塞内加尔人，包括法学家、团体和协会及普通公民的意见，通过了一部称之为“协调一致”的新宪法。我首先组建了一个由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支持我当选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由于这个政府并没有令我满意，我于是任命了一位女总理，增加了妇女与平民社会成员在政府中的人数，强调了政府的技术性并成立了一个青年部以扶助青年工作。

非洲方面

塞内加尔积极参与非洲联盟的成立工作。所有非洲国家都签署了成立非洲联盟的条约，条约批准程序顺利完成，文本于2001年5月26日付诸实施。非洲联盟于2002年7月10日在德班(南非)正式生效，其各种机构组成。于是，非洲统一组织(非统)完成了它的使命而消失。因此，我曾在本书中表示的梦想终于得到实现。我建议的执行机构终于建立起来。

经济方面

发达国家拒绝完全取消非洲债务的主张。这个观点并非那么的荒谬。不仅仅是因为取消债务只是一个债务问题，而且是因为如果别人取消了债务，而我们还不知道取消债务的来龙去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在15年或20年之后重新陷入同样的境地。在再次要求取消债务时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持久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塞内加尔在非洲大陆债务问题研讨会上提出的建议中所表达的观点。

在本书第一次出版后的15年间，非洲处在激烈的变革之中，加速了夺回其在世界事务中的尊严和地位的步伐。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就是在这期间发生的，言论自由在整个大陆范围内扩展开来，开启了民主与和平政权交替的新纪元。我们的国家——塞内加尔在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中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我国2000年3月19日实现了政权交替，自觉参与非洲联盟的诞生，按照欧米加计划为非洲新倡议的诞生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该项新倡议通过2001年7月9日－11日在卢萨卡最高级会议上批准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建立而完成。

对于阿卜杜拉耶·瓦德来说，不管非洲大陆遭受了多少磨难与痛苦，非洲之命运还是充满着希望与挑战的，只有非洲各国团结起来才能应对这些挑战。生态挑战：抗击干旱与沙漠化、振兴农业……文化挑战：既要尊重传统但又要学习现代文明；对全体青年进行“大陆范围”的教育和遣返非洲重要人才……经济挑战：使非洲在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不是援助)下摆脱其脆弱性。

塞内加尔总统梦想实现的“非洲合众国”应当是自由的、具有美好前景和赋有效力。发展交通道路、建立唯一货币、卫生与社会进步，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尊重每个国家的真实性和向世界开放，既要牢记悲痛的过去，但又不应沉湎其中而不能自拔。这本书对于所有非洲人来说是一项开创未来的计划。它经得住评论与信赖，是现实的，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希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