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尔·莱博维茨、马修·米勒著的《幸运儿》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作品，它生动描述了中美之间早期教育交流的历史。本书将留美幼童的曲折经历和心灵感悟放在中美社会文化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幼童与中美不同社会文化的互动，展示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和中美文化融合的困难，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多到本书难以尽述，但是，从那些幼童开始第一次面对的、中国所面临的根本挑战，却没有改变。

1872—1875年间，清政府根据容闳提出的“留学教育计划”，四年之内向美国分批选派120名幼童。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计划。清政府的目的是让这些幼童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和技术，以对抗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是这些幼童到达美国之后，不但掌握了先进的技术，而且接受了西方的平等和民主的观念。在清朝政府中保守派的反对下，留学计划搁浅，许多幼童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被召回。利尔·莱博维茨、马修·米勒著的《幸运儿》再现了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一群幸运的孩子被遴选出来，担负着重大的使命赴美学习，回国之后在不同的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改变中国的经济、外交和政务的往事，以及他们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冲突与挑战。

中译本序言（李喜所）

导论

第一部分

 1. 新生

 2. 大清

 3. 外国人

 4. 自强

第二部分

 5. 到达

 6. 威拉德街上的紫禁城

 7. 归国

第三部分

 8. 狱徒

 9. 空虚的大帝国

 10. 百日维新

 11. 残阳

后记

说明

资料来源

致谢

注释

索引

3 外国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惊悚的屠杀景象渐渐从容闳脑中退去，他的震惊和愤怒之情让位给了理性的思考。他确信，屠杀象征着清朝制度的腐败。迟缓的官僚制度，让邪恶如叶名琛这样的人为所欲为，让最广大的中国百姓苟活在自私、残暴的官僚统治之下。容闳从未严肃思考过太平天国产生的原因，但此时他却对洪秀全和他的队伍产生了同情，后来他写道：“于是我想，太平军有足够的正当性去推翻这个满族政权，我开始彻底地同情太平军的主张，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准备加入太平军。”’

有好几天的时间，容闳都在考虑着西去南京，加入太平天国的主张。他站在镜子前，用手指卷着辫子，想象着自己剪掉这满族的象征，像太平军那样按照儒家传统留起长发的模样。但是容

闳没有去造反，他在大学时代对于作文的热衷，训练他能看到一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并以雄辩和理性反驳目前的处境。他是个孝顺的儿子，无法忍受对他的母亲说出这个想法。自从容闳的父亲在不到十年前死于鸦片战争之后，她就做了寡妇。如果容闳加入叛军，这无异于让她再一次遭受丧失亲人之痛。最好的平息怒火的方法，容闳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就是专注于他之所以来到广州的理由，也就是——最快最有效地重新学好他的母语。

六个月以来，容闳集中一切精力，去恢复他已经忘记的母语发音，它的词汇、短语和语法。他拼命地学习，并再次从学术追求中体验到乐趣，学习似乎给他的世界带来了宁静和秩序，否则它将是个不安的世界。不止一次，他透过窗户看着这个挥汗如雨的城市，然后闭上双眼，想象着他又回到了康涅狄格州，那里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最后，当他终于可以不假思索地用中文与广东商人流利地交谈时，他想到，他该去谋个职位了。可是，该去干点儿什么呢?

容闳思考着他的选择。他有学识但是没有钱财，做好了准备，但是无路可走。如果他有些钱，他可以轻易地捐个功名并以此致富。与日俱增、越来越多渴望升迁的清朝官吏，用巨额贿赂绕开了可怕的科举考试。可他是个穷光蛋，可以选择的机会就有限了。然而，相对于何去何从，更加困扰容闳的，却是他个人的效忠问题。尽管他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再去想刑场上恐怖的情景了，但是那一幕却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是忠诚的炎黄子孙，这一点他从未怀疑过。但是，如果中国展现在他面前的只能是愚昧凶残的清政府，或者激烈暴力的叛乱，那么他情愿选择与外国人站在一起。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尽管已经掌握了中文，但是容闳使用起他的母语来，远没有用英文那样得心应手。新英格兰腔调已成了他说话时自然的反应。他的朋友，除了少数几个例外，都是美国或者英国人。他对于基督教的教义比对于儒家经典更感亲切。他有时候在想，儒家安排了一套“礼治”的生活，把服从的重担加在每个人身上，从长者到帝王。而基督教，虽然晦涩艰深，却把责任和义务都落实在了个人的身上。中国人迷恋于“才”，美国人却让他们的孩子充分开发他们的禀赋。虽然侵略战争让他失去了父亲，但容闳并没有怀恨在心。他决定与美国人同甘共苦，而此时似乎没有谁比彼得·派克医生更能为他提供帮助。

派克的身份类似于美国派驻清廷的官方使节。他是长老会派传教士，也是一名内科医生，他的神学和医学训练都是在耶鲁大学获得的。他认为自己的兴趣颇为纠结，喜欢说：“医学不过是宗教真理的侍女。”1834年刚从大学毕业，派克就来到广东，开了一家眼科医院，专门治疗眼病和身体的肿瘤。

……  P45-47

中译本序言

李喜所

我一向认为，史学永不枯竭的动力来源于不断发展的客观现实。人们总是由客观现实所凝练和升华的价值追求与是非评判出发，去反观历史，选取那些与现实最贴近、最能展示其价值观的历史画面去深入研究。不管研究者是否意识到这种现实与历史的潜在默契，都难以超越这种最基本的思维范式。所以，只要现实在前进，史学就跟进。我也是在这样的“魔咒”捆绑下，从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汲取了一点点灵感，开始涉足留美幼童及近代留学史的研究。198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容闳与留美幼童》的论文，但并没有引起学界和社会太多的关注。因为那时虽然官方已经有了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意向，1978年12月26日也有五十名中国留学生赴美，但还是局部的，没有波及整个社会。然而．"-3

  20世纪80年代初，自费留学定为国策后，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争相负笈海外，考“托福”、“GRE’’的人逐年猛增，许多人为了报名被迫彻夜排队，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这种客观现实。给学界对留学生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我也受此影响，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在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三部关于容闳及留学生的著作。可喜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留美幼童和留学史的研究持续升温，研究人员、相关论著不断增多，一些研讨会也在召开，容闳的家乡珠海还把容闳当作其响亮的“城市”名片，千方百计张扬其历史文化价值．一批留美幼童的后代还努力搜集其祖上的资料，追寻前辈的辉煌。当2004年南开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在天津、徐州召开“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已经是群贤毕至、硕彦云集，海内外一百二十多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此后，新闻、文艺界也卷了进来，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大型历史专题纪录片《大清留美幼童》的播出，幼童留美的故事得到广泛的传播。本书的作者就是在北京于电视上看到这部专题片后，撞出了他们的灵感，决定撰著本书的。总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迅速推进，将容闳和留美幼童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毫无疑问，留美幼童是洋务运动所开启的中国旱期现代化运动的产儿。现代化自然是彰显这一历史事件重要意义和客观价值的起点和归宿，也是揭开其历史秘密的唯一锁钥。本书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思路牢牢把握住了这一点，自始至终以现代化为圭臬。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铭刻着中国文化的特色，有强烈的独特性。她不是欧美那样原发性的，也不是印度那样殖民式的全盘移植，而是在保留原有“木本”基础上的有选择的一种“嫁接”。

“嫁接”之后，客体与本体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是难以想象的。围绕留美幼童．引发出传统文化现代转换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幼童到美国接受西式教育，宣告了读“洋人”书的合法化，传统的知识源流和国人的知识结构将发生根本转变．这就从根基上动摇了儒家的文化统治地位；幼童留美开辟了高级人才培养与选拔的新途径，对流行了千余年的科举教育体制和人才选拔机制是新的挑战，让清政府摸不着头脑，只能得过且过；幼童赴美留学十多年，接受了道地的美国文化，他们在汲取科学知识的同时，还会受到政治、思想、宗教、道德、习俗等一整套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系统的浸染，这与大清的价值体系格格不入，也是清延派幼童出国时所料不及的；幼童留美是清延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这又引发出美国如何认识中国和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及西方世界的问题，在幼童留金山、纽约、费城、马萨诸塞州的一些社会历史状况，也颇有价值。平心而论，这些关于中美历史背景的简要评述，绝非画蛇添足，而是深刻理解幼童悲喜剧的必要前提，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书的理论深度。当读者通过留美幼童来透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和美国那时的现代社会时，就比较容易理解作者在导论中富有一定哲理的断言：

在美国，今天的中国人也许还会遇到与当年相同的热情和相同的偏见，时而激励他们，时而阻碍他们。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多到本书难以尽述，但是，从那些幼童开始第一次面对的、中国所面临的根本挑战，却没有改变。

总体来看，利尔·莱博维茨(Liel Leibovitz)和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合著的这本著作，特色鲜明，值得一读。这虽然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专著，但其在通俗流畅的叙述中，体现了其较高的学术见解和学术深度，融高雅于通俗之中。因此，我们在研读本书中，切不可因其深入浅出而忽略了其在留美幼童研究中的学术建树和富有某种启迪意义的现实关怀。比较客观的态度应是，既要把其当作一本通俗读物，又要视其为一本学术专著。

关于本书的翻译，文字清新，译文准确，很多历史史实都精心地加以核对。译者李志毓博士，曾跟我在南开大学读过两年博士后，给我的印象是文史功底较深厚，才恩敏捷，一心向学，视学问为其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愿这种学术之雅，能持久留香，让学问之美与人生之美同放异彩。

2012年8月18日于多伦多旅次

2009年冬天，我们去中国旅行，实地走访了很多本书故事的发生地。我们走过容闳曾经的故乡，坐在唐绍仪用过的桌子旁，也到过袁世凯称帝的地点。当我们对中国教育计划的毕业生了解得越多，就越被一个简单的问题所困扰：他们的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

任何一个结论都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持。一方面，在离开中国去新英格兰留学的120名幼童中，大多数人后来都获得了有权力和影响力的地位。为了行文的简洁和连贯，我们选择了教育计划中最突出的一些学生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是其他很多人也同样杰出。周长龄成为第一位进入香港立法委员会的中国人，并被大英帝国封为爵士。周万鹏，作为中国电报局局长，曾致力于连接中国分崩离析的各省和改革中国落后的通信体系。吴仰曾在新英格兰时绰号是“短吻鳄”，他曾担任中国几家最大的煤矿的负责人，并引进了新技术，推动采矿业进入一个高效率和高利润的时代。还有很多人像他们一样，他们是用自己所学的西方知识服务于国家的先驱者，是现代中国应该深深感激的人。

但是，一些毕业生虽然在美国度过了青春时期，后来却发现自己并不能取得成功。譬如，李恩富，1884年他返回美国并根据自己留关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因此小有名气。他娶了一位美国太太，成了家。但是因为他对美国的反华情绪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要接受这样一个外国人的批评是很困难的，他的妻子和他离婚了。他的余生从事过各种临时性的工作，一度曾经营过一个家禽市场。陆永泉也返回了美国，在耶鲁大学取得了学位，随后任中国驻纽约副领事。1909年，一个精神失常的、失业的中国人误入领事馆，给了他致命的一枪。即使是许多似乎一度被赐予幸运生活的人，也在孤独痛苦中死去。粱敦彦，1924年患上了肺炎，在66岁时病故了。容良，那个曾经欢蹦乱跳的“胡闹的强尼”，1931年日本人的炮弹击毁了他的房子，馊他变得一无所有。但容良至少还幸福地生活了23年多，身边有儿孙陪伴。另一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蔡廷干，绰号“中国斗士”，死于1935年，享年74岁，死时身边除了留有自己诗词外一无所有。

比个人成败更重要的是，这个教育计划的故事正是中国向瑚代化前进的故事。在美国，毕业生们已经看到了民主的好处和发展的可能，但是在他们回国之后很快就发现古老的帝国浸淫在传统中，受到自身规则的支配。如果想要前进，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符合自己的节奏。留美幼童们不知疲倦地工作，给予中国其发展所需的工具方法，他们也同样竭尽全力地保护着国家主权免受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的侵占。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要断定中国教育计划故事的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中国继续面临教育计划毕业生们所面临过的同样的挑战和关切，那么故事就将一直继续下去。

本书将留美幼童的曲折经历和心灵感悟放在中美社会文化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幼童与中美不同社会文化的互动，展示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和中美文化融合的困难，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李喜所

清政府在19世纪末派出一批幼童去康涅狄格上学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好吧，他们开始擅长打棒球、取各种外号——“中国斗士”、“胡闹的强尼”——但是他们也返回故乡，为改变中国付诸了行动。《幸运儿》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作品，它生动描述了中美之间这一早期教育交流的历史。

——彼得·赫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