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卢斯编著的《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不仅充满趣味，还是一份对当代印度有深刻洞察力的报告。该书进退有距，能同时满足各方面人士的需求。对不熟悉印度的外部读者来说，本书对印度做了很好的介绍；对印度读者来说，其深刻的见地一定能激起他们的共鸣。

印度正在快速崛起，然而，这个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经济增长的南亚次大陆国家依然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奇怪国度：它是一个民主社会，但依然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它是一个羽翼渐丰的核大国，但依然有40%的儿童营养不良；它有着历史悠久的反物质主义文化传统，却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作为英国《金融时报》南亚办公室主任，爱德华·卢斯在印度游历了5年，采访过成百上千的印度人，从总理、部长、教宗、商人、社会活动家，到教授、学生、警察、贫民，乃至自己的妻子……他细致观察了印度这块充满神奇的土地。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了一个正在全面转型的印度及其对世界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使我们可以避免用一两个原因作为印度崛起或者不崛起的答案。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全球化和传统化——分裂的印度经济

第二章 印度的官员——无处不在的政府

第三章 正义之战——低种姓阶层的崛起

第四章 假想之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持续威胁

第五章 奉承者万岁！——国大党与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不解之缘

第六章 许多新月——分裂的南亚穆斯林

第七章 大三角——印度与美中的关系及21世纪的世界格局

第八章 新印度，老印度——现代化的多面性

结语 失去的和将得的——21世纪印度面临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尽管这是个缓慢的进程，但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修建了一系列的公路。于是当你从一个城市去往另一个城市时，不用再像蜗牛一样爬行。在此之前，印度最为著名的高速路是横跨印度次大陆、将印度从南到北一分为二的主干道(GrandTrunkRoad)。这条交通要道最初是由中世纪晚期的莫卧儿王朝分几个阶段铺设完成的，到19世纪英国人又将它加固延长，并最终因鲁迪亚德·吉卜林的小说《基姆》而变得家喻户晓。这条被印度人称为“GTR”的主干道直到独立后才铺上了柏油，但它是唯一一条开车时速可以超过30英里的道路，所以当相对新颖的双行道在印度出现时，确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06年，印度建成了全长3000英里的“黄金四边形公路”网，连接四大主要城市：从德里出发，经孟买(Mumbai，原英文写法为Bombay)到清奈(Chennai，以前称为马德拉斯Madras)，再到柯尔喀塔(Kolkata，以前称为加尔各答Calcutta) ，最后回到德里。在这些路况较好的高速路上，时速终于可以接近60英里。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些高速路开辟了一个新的速度时代，旅途的准时成为可能，同时还可以享受路边卫生的公厕。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道路是他们散漫悠闲的世界的贸然闯入者。对我而言，这些新的高速路将印度参差不齐的经济完全呈现在眼前。我有时会出于好奇 或者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 将车开入到慢车道。观察印度突飞猛进的新经济的最佳方式之一，便是数数那些快车道上飞驰而过的车辆有多少种型号，经常你会数到有30或40种，然后放弃。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印度刚开始放宽对国外进口商和制造商的限制时，你最多只能发现六七种型号。你所见的90%的轿车都是“大使牌”，它是一些显要人物、商人仍然在使用的殖民时期的堂皇却极不舒适的汽车，此外就是由印度政府和日本铃木公司合资生产的家用经济型车“Marutis”。而今天，当那些崭新发亮的丰田、菲亚特、本田、塔塔、福特、大众和梅塞德斯 奔驰在你面前一晃而过时，你很难将它们一一数清。

但事实上，你的行驶速度远没有应该达到的那么快。你经常会遇到迎面驶来的一些慢腾腾的单脚滑行车、自行车甚至是骆驼拉的车，它们的车主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破坏了所有的交通法规和道路常识，依然悠闲而快乐地驾着自己的车。有一两次，在从德里到斋普尔的200英里的高速路上，我的车不得不因为前面的羊群而停下来。而即使没有这些动物群的干扰，沿途路标的缺失也常常会让你接近崩溃的边缘。

但正是高速路边那些闪闪发光的广告牌，那些耀眼的手机、苹果电脑、假日别墅的广告，路边干净明亮的加油站及其边上带空调的小型超市，向你展示了印度极不平衡的分裂的经济。就在它们的身后、周围或是离它们较远的地方，你所能见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印度农村的景象。田野里的人们以3000年不变的姿势赶着耕牛犁地，在一片连一片的稻田、麦田和油料作物地里，点缀着一个个古老的砖窑。印度农村正逐渐变得富裕，人们在慢慢走向机械化，生活也开始欣欣向荣，但他们仍然生活在与世隔绝中。在这连续不断的截然相反的画面对比中，你可以看到21世纪初印度经济两个最显著的特点：现代而繁荣的服务业与广泛而落后的农业。当你怀着按时到达的愿望，愉快地驶向你的目的地时，你很难想象这两者是属于同一个国家的。沿途你偶尔会看到一家工厂，一两家汽车或是洗衣机的装配厂，但显而易见，印度的制造业要远比与它相邻的中国薄弱。

独立之初，尼赫鲁就已经使这个国家的人民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整个国家应该齐心协力实现经济自给自足，而政府则竭尽全力领导人民建立起国家的重工业，重点是钢铁工业和大型发电站。1991年以来，对尼赫鲁的彻底批判风行一时，人们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将这个国家与刻板经典的社会主义绑在一起近40年。其中许多批评是公正的，因为印度没有像当时的日本以及后来的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样，达到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尼赫鲁的经济策略是与当时世界经济潮流非常匹配的 。这种策略得益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专家组，他们就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向新德里提供了建议。同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an)也给印度提供了诸多建议。

经历了在“饥饿的三十年代”困扰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一系列灾难后，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对自由主义经济的不信任。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印度国内普遍存在对帝国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当时的经济策略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使政府在争取经济自立的进程中起绝对主导作用的经济模式。争取经济自给自足，即抵制英国货是印度实现自治以来的独立运动所提出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口号。在建立这种模式的过程中，政府开发了一系列大型项目，对后来的经济活动影响深远 其作用可以与美国广受赞扬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相媲美。尼赫鲁将这些项目称为“混凝土神庙”。

尼赫鲁关于建立一个政府主导的闭关自守的经济计划，得到了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支持，当时的工党政府同意印度独立，他们在英国国内推行的国有化要远比尼赫鲁在印度所做的更多。工党政府的许多费边主义顾问在新德里受到热烈欢迎。事实上，在印度独立后的15~20年，随着国际社会对印度经济模式效果的关注度的提高，对它的赞扬也有些言过其实。在那个时期，印度经济的发展轨迹并无多大争议，也没有太多特别之处。

但是，当我们现在来回顾这段历程，并将印度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时，就会发现尼赫鲁的经济政策对印度并无多大贡献。1950年，韩国刚从与朝鲜的战争中挣脱出来，人均生活水平和印度类似(按2005年价格标准计算，人均年收入大约为50美元)。可50年后，韩国的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美元，是印度的10倍以上。类似的对比还可以在印度与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间找到。中国在1949年时与印度的人均年收入水平相当，尽管在此后的头30年还不停地继续革命，但现在其人均收入也已是印度的两倍。

为什么尼赫鲁的经济政策会失败？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印度经济会以这种奇怪的不平衡的方式发展。独立之初，印度是一个农村占主导地位、农业为主的贫穷国家。9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靠着微薄的农业收入勉强度日，绝大多数人在贫困线上艰难挣扎。1951年，当印度进行独立以来的首次人口普查时，这个国家的识字率仅为16%，意味着在它的3.2亿人口中，只有1/7的人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人均寿命仅为32岁，这个触目惊心却可靠的数字形象地勾勒出了当时农村居民极其低劣的生活质量。那时最普遍的描写瘦弱的农民的语言是：瘦得皮包骨头的人们，由于长年累月的体力劳动把腰弯得像弓一样的苦力，患蛋白质缺乏症而肚子鼓胀的孩子们。

P21-24

本书的主题并非印度文化和古老的印度文明，我读过太多外国人对此发表的溢美之词，不想再跻身其中。我想要讲述的是这个国家不断变化着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状况，它的未来将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金融时报》的雇员，我通常是以记者那种客观中立的风格来报道印度，但写书毕竟不同，于是我在本书中大多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书里还有一些批评性的文字，有时甚至近于苛刻。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如今依然生活在贫困中，尽管他们的生存状况在缓慢地改进，但许多机会仍在白白流失，于是，我很难抑制住愤怒，无法以平静的心态去记录和评述印度的政治、经济与法律体系的运行。同样，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外国人和当地人习惯于从纯精神的视角看待印度，面对这样的现实，也难免会令人沮丧。关于美国和法国的诸多与众不同之处，人们已经有过太多的论述(需要补充的是，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尊崇贫困)，因此就印度的特点，大家自然可以更加大书特书。

如果不是对印度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为之着迷，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印度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教给了我很多知识，关于它自身，以及整个人类。尽管有时会让人疑惑不解，印度却总是向我和其他充满好奇的外来人敞开着大门。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印度对于作为不速之客的外国人的问讯总是表现得毫无保留的亲切、坦率、友善和宽容。在无意中，印度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些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是如此缺乏善意。我希望读者们能够认识到，批评与热爱并不矛盾，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书中想表达的期望，即印度将在21世纪的头几十年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我在印度生活、游历了5年，一其中4年作为《金融时报》的办公室主任，一年专门撰写本书。在此过程中，我目睹过许多事件的发生，采访过许多人。在我记忆中，只有极少的情况被拒绝采访或是被拒绝接触某些信息。我采访过成百上千的印度人，有些是不同情况下的多次采访，在此很难将他们一一列出。我只能提到那些长期帮助我的人们，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我忠实的朋友。除了个别情况外，我将略去政府官员和商人的名字，因为对他们来说，接受记者的访谈是其职业生活的一部分。在此，我想对以下人员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杉克尔·阿卡亚、斯瓦米·阿格尼维斯、蒙特柯和伊什尔·阿鲁瓦利亚、马尼·杉克尔·埃亚尔、M.J.阿克巴、索埃尔·阿克巴(以及他在阿拉哈巴德亲切和蔼的父母)、阿尼尔·阿姆巴尼、康提·巴吉派、桑贾亚·巴鲁、苏吉特·巴拉、奇仑·巴提、阿斯拉姆·克汉(凯伦和伊斯兰姆)、贾格蒂什·巴格瓦提、尤德·巴斯卡、拉赫尔·贝迪、法仑·博卡利、麦克尔和詹妮·卡特、莱姆·香德拉(“咕噜”)、韦克拉姆·香德拉、维杰·阔提亚瓦尔、阿朔克·裘谷尔、斯蒂芬·P.科恩、塔伦·达斯、尼克尔·德、吉恩·德莱兹、戈登·杜吉德、韦杰斯·乔治、萨加理卡·格什、奥姆卡尔·戈斯瓦米、迪彭卡和马拉·古普塔、大卫·豪斯戈、托尼·吉苏达桑、普莱姆·杉克尔·贾、韦杰·克尔卡、苏尼尔·齐纳尼、苏德恒德拉·库尔卡尼、哈尼夫·拉科达瓦拉、莱姆·马德哈夫、莫尼·马鲁特拉、卡马尔·M、哈什·蒙德、阿夏克·梅塔、普拉特普·巴鲁·梅塔、维诺德·梅塔、姆利·梅农、科赞姆·蒙香特和马拉维卡·桑维、安加利·莫迪、拉贾·莫汉、贾亚普拉卡什·纳伦、苏尼塔·纳伦、奇夏·纳吉、南丹·尼勒卡尼、T.N.尼南、尤迪特·拉奇、N.莱姆、马里亚姆·莱姆、马赫什·拉贾拉简、阿鲁纳·罗伊、拉蒂普·萨德塞、纳夫特·萨纳、泰斯·斯加费尔、苏特尔·塞特、约提玛雅·夏玛、阿贾伊和索尼亚·舒克拉、N.K.辛格、马拉和特比尔·辛格、阿朗·辛格、阿什雷·泰利斯、卡伦·泰帕尔、阿舒托什·瓦什纳和乔治·韦杰斯。

我还要特别感谢麦克尔·亚瑟、苏曼·贝利、罗摩占陀罗·古哈、安德鲁·戴维斯和杰基·雪利以及克利须那·古哈，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了手稿，并纠正了语法、描述以及判断方面的错误。在本书的筹备和写作过程中，我在华特出版经纪公司(A.P. Watt)的代理人杰基·雪利给了我无私的帮助、专业的建议和鼓励，这些对于本书的完成不可或缺。我与伦敦小布朗出版社的编辑提姆·怀汀，以及纽约达布德出版社的编辑克里斯·普欧鲍罗的合作很愉快，这种合作也是我许多灵感的源泉。另外，我还想在此表达对《金融时报》的谢意，它不仅给了我一年的假期以筹备和写作这本书，而且还给予它的记者足够的自主权和自由空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这在众多报纸中绝无仅有。对于一名驻外记者而言，它的确是最理想的雇主。它一如既往地为有关印度的严肃报道留下版面，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它也从未对我的报道进行任何事先的限制，很少有报社能做到这样。

我要感谢我的岳父母，阿帕纳和普拉来德·巴苏，他们鼓励我培养对印度的兴趣并让我分享他们的经历以及见解。阿帕纳是一名历史学家、教授，在德里大学执教多年。普拉来德则是新德里的高级行政官员。很少有驻外记者(或者是女婿)能得到这样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罗斯和理查德，他们有着非凡的见识，并阅读了我所有的作品。后来我发现，我少年时写的那些日记，尽管封皮上写明了“请勿阅读”，仍早被他们一一尽览。他们总是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使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本书有一半要献给他们，而另一半则要献给我的妻子，普莉娅，她用足够的耐心容忍了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的种种怪异举动，只有那么一两次除外。她对我的爱始终坚定不移，虽然她并不百分百同意我所有的看法，但是同她的讨论却让我的观点变得更为明晰与充实。她是我的“受害者”，有时甚至是“囚徒”。在许多方面，普莉娅也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

《不顾诸神》不仅充满趣味，还是一份对当代印度有深刻洞察力的报告。该书进退有距，能同时满足各方面人士的需求。对不熟悉印度的外部读者来说，本书对印度做了很好的介绍；对印度读者来说，其深刻的见地一定能激起他们的共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本书描写了印度这个奇妙、恼人而又无与伦比的国家。正如我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一位印度朋友所说：《不顾诸神》非同凡响。卢斯行文幽默，富有感情，对印度有卓越的领悟。

——彭定康(Chris Patten)

爱德华·卢斯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家，他这本书(《不顾诸神》)出版之后倍受好评，因为他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印度很多问题，对它做出很多的批评，直言不讳，他不是一个印度人，但是很多印度人看了，也觉得深有共鸣。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