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山西商人开辟通往全国各地的贸易之路，莫不借助会馆得以实现，会馆在晋商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成虎、韩芸编著的《晋商五百年(会馆浮沉)》史料详实，图片精美，将带你追溯会馆的起源、发展，带你走进那一个个古朴宏伟的晋商会馆，那一处处殿宇楼阁、雕梁画栋，将向你倾诉昔日晋商的传奇故事，将向你展示百折不挠的晋商精神。

散落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以其独特的历史积淀和建筑艺术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已成为人类遗产中的瑰宝。

晋商会馆是明清时期晋商在异地互帮互助、寻求共同发展而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当时除了联络乡谊、祭祀神灵、聚会演戏、帮助同乡外，还经常举行行业会议、代表商人与政府沟通、解决行业内部矛盾、扶危济困，为晋商的兴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刘成虎、韩芸编著的《晋商五百年(会馆浮沉)》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以严谨的学术态度阐述了晋商会馆的起源、发展，讨论了其祭祀神灵在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其演戏酬神与联络官员之间的关系、其馆庙合一在诚商教育方面的作用，分析了其在晚清战乱中走向衰败的原因，总结了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强调了其所包含的交流、自律和共荣的潜质在现代商会中的借鉴意义。

前言

第一章 商帮载体 应时而生

 第一节 会馆产生 同乡组织

一、会馆产生渊源考

二、晋商会馆之社会影响

 第二节 建造考究 特点鲜明

一、商业性强

二、地域明显

三、规模宏大

第二章 会馆渊源 商业印迹

 第一节 会馆缘起 商业呼唤

一、会馆设立的商业印迹

二、晋商会馆之商业功能

 第二节 会馆业律 市场管理

一、维持市场秩序

二、征收商费

第三章 瞻仰英灵 答敬神庥

 第一节 关公信仰 崇奉老乡

 第二节 诸神供奉 祈求佑护

一、财神供奉

二、行业神供奉

第四章 馆庙合一 后世可鉴

 第一节 馆庙合一 多神共祀

一、馆庙合一的形式

二、多神祭拜的原因

 第二节 诚商教育 后世可鉴

一、诚商教育的手段

二、后世可鉴

第五章 雕梁画栋 浸润文化

 第一节 会馆建筑 风格各异

一、社旗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二、开封山陕甘会馆建筑特点

三、洛阳潞泽会馆建筑特点

四、洛阳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五、苏州全晋会馆建筑特点

六、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七、甘肃张掖山西会馆建筑特点

八、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建筑特点

九、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十、汉口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十一、海城山西会馆建筑特点

十二、天水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第二节 会馆文化 底蕴深厚

一、会馆建筑的文化内涵

二、会馆彰显德育

第六章 会馆运转 风雨同舟

 第一节 会馆运转 制度先行

一、人事制度的设立

二、入退会制度的设立

 第二节 协调独占 整顿自治

一、协调矛盾

二、事业独占

三、整顿秩序

四、道德教化

五、信用自治

 第三节 借助政府 结交官员

一、联合官员

二、借助政府

三、影响深远

第七章 戏曲艺术 余音绕梁

 第一节 晋商会馆 戏曲艺术

一、山西梆子的发展

二、晋商捧场山西梆子

 第二节 演戏酬神 艺术融合

一、演戏酬神

二、艺术融合

第八章 会馆精神 昭示后人

 第一节 同舟共济 乐善好施

一、同舟共济

二、乐善好施

 第二节 诚实守信 义薄云天

一、信义在会馆诚商教育中的体现

二、诚信在会馆建筑中的体现

第九章 横向比较 彰显特色

 第一节 晋徽比较 特点迥异

一、晋商会馆与徽商会馆的相同点

二、晋商会馆与徽商会馆的不同点

 第二节 晋欧比较 不同属性

一、晋商会馆与西欧行会的相同点

二、晋商会馆与西欧行会的不同点

 第三节 晋商会馆之启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跋

第一节 会馆产生 同乡组织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

一、会馆产生渊源考

彭泽益在《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提到：“会馆、公所之设立，果起于何时乎？今难知其确据，然设立之初，不外保商务谋公益为目的。夫以清国之大，南北东西，言语不同，风俗各异，且古来客商，以交通不便之故，羁留于他乡数十年而不返者，比比皆是。然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非藉会馆、公所以为保护，能如是乎？故有会馆、公所，不独免异地人民逼迫之苦，又鲜官吏压制之忧，然则会馆、公所之利益，诚非浅鲜也。”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中曾提及会馆在京师者设置较早，据现存史料可溯至明永乐年间（1403—1424），较前此一般学者认为的草创时期要早140年。京师郡邑会馆最初是同乡仕宦公余聚会之所，逐渐演变成试馆，但始终不免同乡商人参加的痕迹。京师以外的会馆多属同乡工商组合性质，但亦往往有仕宦参加的痕迹。

明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界竞争日趋激烈。在激烈的竞争中，旅外同乡深刻认识到“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必须团结同乡仕商，“广其业于朝市间”。 （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于是他们通过会馆这一组织形式，利用传统的地域观念，把商埠中同乡之人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与异域商人竞争。

根据现有典籍，除知芜湖会馆成立于15世纪20年代，福州会馆最迟建于16世纪初外，其他能够确定创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以前的只有北京的歙县会馆、绍兴的稽山会馆和江西的新城会馆。1943年刊印的《闽中会馆志》列举在北京的福建府、州、县新旧会馆22个（这并非该省在京会馆的全部）。这里面除福州旧馆创建最早外，汀州会馆创于1587年，邵武会馆创于1606年，延平会馆大约也同时建立。另有延平郡馆为该府纸商所建，虽创建年代不详，但在顺治壬辰年（1652年）已经重修过一次，故能确定其初建于明朝。此外福清会馆为明天启年间（1621—1627）大学士叶向高倡建。同安及莆阳二馆也是创建于明朝。

江西在京会馆最多，方志中所见最早的为新城会馆，创于明嘉靖后期。南昌会馆创建于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新建会馆和吉安府因奉祀文天祥而得名的怀忠会馆，创建于明万历前半期。上高和新昌两县在明万历丁未年（1607年）就已因“旧馆湫陷”而重购新址另建。乐平县于1608年“买余干‘会馆’旧址”创建乐平会馆，由此可见余干会馆创建更早。此外袁州府属萍乡县等四邑合建之府馆，鄱阳、德化、高安等县的会馆，也都创建于明季。雍正朝大学士高安朱轼说的“前朝吾乡在京会馆最多”，必有相当事实根据。此外他省郡邑在北京创建会馆于万历朝者，计有浙江嘉兴、湖南常德和山西潞安等府和湖北麻城安徽泾县、浙江金华和陕西三原等县。

以上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中的记载足以说明，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南方几省在北京建立会馆的郡邑已经不少，北方则山西、陕西郡邑亦开始在京建立会馆。不过就总数而言，大约过半数的北京郡邑会馆似仍创建于清代。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北上西向，东进南下，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他们在驰骋全国商界的同时，逐步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集团。山西商帮集团性加强的标志也在于其大量会馆的出现。

山西会馆遍布全国各工商业城镇。北京由于是封建帝王都城，贵族、官僚、地主、商人最集中，所以山西会馆也最多。至于洛阳、开封、社旗、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的山西会馆则规模较大。

P2-5

未曾消逝的风华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族的热土。距今180余万年前，山西匼河西侯度出现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峪、北撖……山西几乎保留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山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隋代，雄踞太原的李渊成为天朝大国新的主宰，太原也因此成为大唐帝国的北都。唐代的三晋是一个文化昌达、名人辈出的地方，王维、柳宗元、狄仁杰、河东裴氏……一个个镌刻在青史上的名字，推动着唐代文化登峰造极。当鼎盛的铅华在四起的狼烟中悄然褪尽，宋太宗的铁骑踏过黄河，刘汉王朝灰飞烟灭之后，连年的战火、无休止的争斗，李唐盛极一时的河东文化似乎真的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火飘零没落了。

有人说，唐代以后的山西乏善可陈，科考不利、文化名人匮乏，山西的文化凋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时代变革、文化演进的浪潮中，山西扬弃旧腐、推陈出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变迁方式。17世纪以降，在风云诡谲的世界形势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兴衰至为重要的因素。当西方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中国依然沉浸在义利之辩中无法自拔时，被梁启超先生“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那些“胡服辫发”的山西商人又一次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群体……时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男爵曾评价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字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晋商从默默无闻的引车卖浆者逐渐发展成为“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巨贾，纵横捭阖五百余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凭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他们栉风沐雨，远渡重洋，北至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南抵香港、加尔各答，东到神户、大阪、横滨、仁川，西涉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业务涉及盐、茶、粮食、布匹、典当、票号等诸多行业，以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创造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我们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同仁曾循着晋商的足迹赴东瀛，到欧美，北上恰克图、海参崴收集相关史料。大家无不为昔日晋商“劈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那种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尽管晋商在清末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商业和金融业态的转变使之无法承担起信用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庞大交易费用，但他们并没有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飘逝，其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

站在平遥、太谷、祁县等古老县城的街道，放眼望去，掩映在夕阳余晖中的是一座座明清晋商的豪宅大院、孕育着郁郁生机的老街，还有那商号店铺的门帘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不停地摆动，像少女头饰上随风摇曳的流苏。熙攘而恬静，喧嚣而自然，建筑和人交相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时间上的错觉。思绪的穿越，把我们带回到清代，街面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票号柜台上眼镜戴在鼻尖上的掌柜、镶满铁钉的大门、被缰绳磨得发亮的花岗石拴马桩……使我们抑制不住钩沉旧事的冲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传说。发现故事讲给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会集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以及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者，捃摭多年研究成果，从晋商盐帮、茶商、典当、票号、镖局、会馆、家族、大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通过点滴历史事件，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

刘建生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业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空前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那段令人激奋和无奈的岁月，只留下斑驳的记忆和深深的叹息。如何重拾昔日辉煌、重振晋人精神，如何改变百年封闭思想、形成晋人与时俱进的理念，如何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实现文化强省，如何改变外界对山西的偏见、重塑山西的时代形象，成为当代有识之士急于破解的难题。

在国家日益重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背景下，正值山西省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历史机遇，2008年初夏，时任山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的荆作栋以敏锐的市场把握和独特的文化视角，结合晋商出版物的现状，将晋商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作为出版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提出做一套能全面展示晋商文化图书的出版思路；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晋商研究，曾先后出版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相关论文二百余篇。鉴于此，张沛泓、杨文两位编辑在多方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合作，以《晋商五百年》丛书的形式，将近年来晋商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以通俗和生动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在深入思考和集思广益之后，决定全力以赴做好这套书。相信这必将有力地推动晋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更好地满足文化市场发展的需求。

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晋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其研究的外延亦不断扩大。《晋商五百年》丛书主要从经营行业(盐商、典商、票商、茶商、粮商等)、会馆、家族、教育、公司、建筑、经营、镖局、走西口等方面，对晋商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基本可以反映出明清晋商的全貌。在本丛书的各分册中，对晋商饮食起居、书法戏曲、官商关系、社会公益以及特有的商业习俗等也都有所涉及。

《晋商五百年》丛书十四册的编写历经五年有余，经过出版社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各分册作者的共同努力，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丛书作者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和体育学院研究晋商学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分别从自己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对晋商现象进行了介绍。在五年多的编撰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和作者两方多次探讨，反复修改，几易其稿，达成共识；特别是在丛书整体的文字表达上，尽量使用通俗的描述语言，并配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的“延伸阅读”，让各册内容更加丰满，知识涵盖面更加广泛。在此，对各位著作者的辛苦工作表示敬意。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委主任张沛泓、项目部主任杨文在本丛书的论证、策划、立项、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成书的过程中积极推动，在此对她们的敬业精神表示钦佩。各册责任编辑为使图书更加美观形象、内容更加生动丰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拍摄了大量图片，下了很大功夫，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山西教育出版社美术编辑刘志斌在丛书的装帧设计、正文图片的统筹和编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对山西教育出版社相关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和辛苦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本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学界前辈和研究同仁的研究成果，但囿于体例和篇幅限制，不能全部一一标列，在此对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由于本丛书有的分册是师生合作编撰，其中在结构安排、行文内容等方面还有一些尚需斟酌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指正和谅解。

刘成虎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