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做注脚的年代，日军践踏下的华北。

刘建东编著的《一座塔》是一部抗日战争中的家族兴衰史！一幅历史抉择下的人性解剖图！

这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无声之中的呐喊 ，当家国破碎，每个人的内心就是战场。

《一座塔》由刘建东编著。

《一座塔》讲述了：

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下的华北平原上，一个叫做东清湾的小城被日军占领，东清湾最大的家族祠堂被日军占据为监狱，“我”的姥爷和二姥爷，在日军侵略面前，一个选择了建一座全城最高的塔，希望以一座塔的坚固留住一个家族；而另一个在与日军谈判受挫之后选择了躲避、隐匿。“我”的舅舅们和姨妈们也因为大时局的动荡而走上不同的命运。

传奇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失去家族、失去祖国的家族子孙如梦游、如失声。这是一座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城市；这是战役打响之前最深最黑的长夜。

引子

第一章

 两个老人

 母亲的爱情故事

 声音

 12岁的新娘

 羞涩的男人

 东清湾的姑娘们

第二章

 身份

 老杨

 东清湾夜色

 高高的山冈

第三章

 塔高85米

 突如其来的暗杀

 塔端的老杨

 平原勇士

第四章

 东清湾之惑

 恋爱中的女人

 姜小红之死

 夜奔

 谢幕

第五章

 生与死

 闹花灯

 游荡的灵魂

 你

 A城的节日

 漂洋过海的两个人

第六章

 东清湾的早晨

15.东清湾之惑

据1950年修订的县志记载，在1943年前后这一段时间里，东清湾村的青壮年（有少数女性），参加八路军的有九个，进入了A城绥靖军的有两人，而跟随张武备打游击的有六十八人，六十八人中，其中有六十四人死于最后的攻打A城的战斗。参加八路军的九个人当中，有三个活到了解放后，其中一个后来做了A城的第一任的市长，直到文革时被迫害致死；另外一个死在了朝鲜战场，他的墓碑至今仍在朝鲜江原道平康郡；而另一个，跟随大部队南下，后来留在了大西南，做过西南军区某师的政委。馁靖军中的两个人，在八路军攻打A城的战役中被击毙，他们的名字，没有人再提起过，他们的家人，在东清湾恢复声音后遭到了集体的镇压。而另外的六十四人，他们葬在了一起，他们死于同一个时刻。他们的灵魂，和一个叫做张武备的二十五岁的灵魂一起，仍然守候着东清湾，至今未变。

还有一些人，追随着平原上石匠们的脚印，投入了寻找一座山峰的队列中。到底有多少人加入到了那个行列中，没有人知道。他们到达过多少山峰，无人能够统计。而那个山峰是不是被他们找到，也无人知晓。1988年，几个来自上海的画家，深入到太行山区的腹地去写生，意外地发现了一座类似人形的山峰，远远的望去，山峰的顶端，隐约似一个人的脸，那张脸被浓密的树木掩盖着，不知经过了多少岁月的风霜。他们历经艰险爬到了山顶，再下到一个平台之上，他们才看到了一张脸，眼睛，鼻子和嘴，都有较为清晰的经过斧凿的痕迹。据说，那是石匠们未完成的杰作。而东清湾人直到2008年才组织全村的人去那里参观，位于大山深处的那座山仍然没有被唤醒，它仍旧沉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们无法像那几位画家那样冒险走到雕像面前，他们透过茂密的森林，站在对面的山上，远远的看着那座处女一样的山峰，内心涌动着不可言喻的复杂的情绪。没有人会去追究，那座雕像与现实中的张武备是否相似。东清湾的后人们，他们也在猜测，一段早已尘封的历史。

丁昭珂曾经努力想要跟随石匠们去探究一下他们非同寻常的举动。但是一旦要付诸实施，她才感觉到难度太大了，石匠们，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组织，他们的行为，没有规律可循，他们完全是凭着一腔的热情。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天真的想法，她不知道哪一个石匠能够到达最后的山峰，她同样不知道，他们需要多久，才能找到那样一座山峰。但是，当她返回A城时，她说到的一个人，却引起了我母亲张如清的注意。一个同样去寻找山峰的一个人，石匠，或者根本就是为了仅仅去寻找的一个人，他的样子酷似黄永年。丁昭珂所说的那个人的体貌特征与黄永年毫无二致。丁昭珂说，她当时还特意询问了一下那个年轻人，问他叫什么，家是哪里的，但那人笑而不答。我母亲急于要去印证丁昭珂的说法，她向二哥张武厉借几匹战马和士兵，和她一起去追赶那个人。这一次，张武厉倒是显得极为大度，他给了她一个五人的马队，他说，不消两天，你就能赶上那个人。但是，当我母亲迫切地跃上马准备启程时，张武厉说，也许你的命运和那些石匠们一样。她诧异地问二哥，什么命运？张武厉说，虚幻，缥缈。二哥的话并没有动摇母亲的决心，沿着丁昭珂所说的路线，他们星夜兼程，真的在第二天的傍晚时分赶上了那个年轻人。年轻人因为长途跋涉，正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歇息，他看着一队人马风风火火地来到他的身边，突然停了下来。我母亲只是看了那么一眼，就知道那个人不是黄永年，她失望的眼睛里有些湿润。随同而来的一个班长抡起马鞭要抽打年轻人时，母亲制止了他。那个失望的傍晚，母亲一句话也没说，都忘记了问那个年轻人的名字。他们临走时，给酷似黄永年的年轻人留下了一匹马。班长说：“你小子有福吧，就因为你这张嘴脸。”

母亲对黄永年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一年的夏末，从东清湾日军监狱，跑出来一个人，告诉她这个消息的是二哥张武厉。张武厉说：“是个中国人，姓黄，据说是两年前参与叛乱的一个学生。”母亲的心里立即想到了黄永年，即使不是他，也能从那个学生身上得到一点什么消息吧。在她的肯求下，张武厉才让她穿上军装，混进他的队伍里来到了东清湾，张武厉忧虑万分地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也许他们要血洗东清湾。”

他们赶到时，东清湾已经被日本兵围得水泄不通。同样来自A城的日本驻军独立步兵第二旅团的伊东正喜大佐，此时正骑在一头高头大马上，指挥若定。那些耀眼的黄色的服装像是一棵棵耀武扬威的树，种在东清湾的四周。张武厉告诫跟在他身边的妹妹张如清说：“寸步不离，知道吗，要和我寸步不离，否则没有人能保证你的安全。”我的母亲，那个最小号的军装穿在她的身上，仍然显得有些宽大，她惊惧地看着满眼的黄色，愕然地点了点头。那是冬天的东清湾，一些未知的命运在等待着它。

实际上，那是一次莫须有的搜捕行动。因为在若干天之后，当我的母亲回到A城，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眠时，黄永年的形象仍然停留在几年前，他来自己家参加父亲婚礼时的样子。我母亲想要再深入地从记忆深处打捞他的形象时，她意外地发现，已经变得十分困难，黄永年，越来越像是一个符号。而遥远的东清湾，似乎也已经归于死一般的寂静，只是恐惧，还在街巷里徘徊。

东清湾，衰败而死寂，军靴踏在地上的声音，异国的语言，使得母亲有种幻境之中的感觉。透过压得低低的帽檐，母亲眼中的东清湾，令人心碎地颤栗着。荷枪实弹的日军挨家挨户地搜索，想要找到他们所说的那个逃离监狱的黄姓男子。除了深藏于内心的语言，东清湾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了，每家每户，几乎都是洞开的大门，搜查并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对了，还有，还有张洪儒，已经两年隐匿于黑暗屋子中的老人，他终于不得不重见天日，不得不再次地面对这个让他愧对的东清湾了。

这是那次搜查的终点，他们停在了张家大院里。伊东正喜与几个日本军官在窃窃私语，排成一行的日本兵把枪口对准了被钉得死死的石屋的房门。母亲听到了枪拴拉动的声音，挨着她的张武厉上前几步，和伊东正喜低语着，伊东正喜的脸色像是被铁铲子拍过，毫无表情。二哥无奈地退后几步，对着母亲眨了一下眼，摇了摇头。伊东正喜举起了手中的马刀，此时，拥挤的院子里突然人影闪动，一个人跑到了石屋前，用弱小的身躯护住了石屋的门，母亲惊讶地看着她，她的堂妹张彩虹。她把自己的身体摆成一个大字，毫无所惧地站在门前，眼睛瞪得大大的，没有一丝的恐惧。张彩虹的举动让举起马刀的伊东正喜很烦躁，他不得不放下手臂，走到张彩虹面前，对她说了句什么，语言对于张彩虹起不到任何作用，她站着那里一动也不动。军官的声调提高了八度，但是他的声音对于东清湾的人来说，有点太吵了。张彩虹仍旧无动于衷。提马刀的日本军官的声音已经无法再升高了，他的声音在东清湾的上空停留得很短暂，尖锐而刺耳。张武厉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母亲看到了二哥脸上的表情，她想要上前去把堂妹拉到一边，可是她的手被二哥张武厉紧紧地攥住了。二哥用目光阻止了她。日本军官的脸都憋紫了，他终于失去了耐性，他退回来，再次举起了马刀，然后快速地落了下来。有人发出了惊叫。张彩虹被被劈成了两半，她的脑袋和整个上半身，鲜血喷涌而出，把石屋的门染成了暗红色。她的两半身体，慢慢地萎顿下来，像是两件什么硬硬的东西掉到了地上。然后才是枪声，才是大门被打成稀烂的景象。大门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枪眼。枪声停止后，满身疮伤的门停顿了一下，然后突然一下子散开了，一个黑洞洞的世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那之后的世界对我的母亲来说，是红色的。她看到的一切，村庄，天空，树木，人，都是红色的。那是张彩虹的血，是她的血把母亲的世界染红了。张彩虹的血，不仅把母亲的世界染红了，东清湾，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都被那碎裂的红色所浸染着，就是二姥爷张洪儒，当他从被打破的门里走出来时，仿佛，莫测的黑暗还披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也是红色的。他衣服的前襟，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红色。时隔两年，张洪儒仿佛出了一趟远门，他像是刚刚跋涉了很远的距离才回到了家乡，他站在门口，目光中满是茫然。他声音宏亮地问：“谁打扰了我？”院子里突然安静了一会儿，张彩妮的尖叫声也顿然消失了，我的母亲，张武厉，他们都把惊奇的目光投在了老人的脸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那张他们曾经熟悉的脸上，如今，那不是一张老人的脸，而是一张令他们完全感到震惊而陌生的脸，头发乌黑，面色红润，目光如炬，比他的兄弟张洪庭要年轻十几岁。有很多人想起了他把自己关在石屋前的样子，怯懦，苍老。我母亲张了张嘴，想要喊出“叔叔”那两个字，却没有发出来。那时，日本兵在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后已经悄悄地撤离了，院子里重新变得空旷了许多，张武厉也怀揣着对叔父的面貌的疑问，带领队伍返回了，我的母亲留在那里，她甚至忘记了脱下自己身上那套宽大的军服。张洪儒，他年轻的面庞留给大家的疑问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继续，如今，时间不允许东清湾过度地沉迷于此，还有更多的情感使他们变得慌乱和仓促。张彩虹的死，让悲伤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他们扑到了她的身边，暂时忘掉了一个老人相貌的变化，至于张洪儒是什么时候重新返回到石屋内的，至于他看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来看望了张彩虹，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朵蒲公英，他们把它放在她的身体上，她被分成两半的身体，被厚厚的衣服包裹着，她的身上，被蒲公英覆盖着，像是夏季美丽的田野。张彩虹，躺在堂屋的一块床板上，她的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棉被，两半的脸被擦洗得很干净，张彩妮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她的两半脸，仍然无法正确地拼接到一起，有些错落。两边的嘴角都保持着上翘的姿势，像是一副知足安乐的模样，张彩妮，屡次想要把妹妹的嘴角抹平了，可没有办到。村里人觉得，棉被下面的张彩虹，在蒲公英的映衬下，娇艳而美丽，像是一个仙女。

三天之后的葬礼，没有如期举行，因为在那天夜里，张彩虹消失不见了。具体的时间可能永远是一个迷，大约是午夜时分，我的母亲发现床板上的薄被子塌了下去。她刚刚从一个梦境里醒来，梦里她看到了黄永年，他一会儿穿着日本兵的军服，端着机枪在扫射，他的脸上都是血，像是张彩虹身上绽开的血一样；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以前的模样，他对我母亲说，我爱革命。她冲到床板前，用手摸了摸，然后尖声叫道：“彩妮姐，彩妮姐。”张彩妮从身边缓缓地坐起来，她看着空空的床板，幽幽地说：“我看到她走了。”母亲着急地问：“她去哪儿？她怎么会走呢？”张彩妮摇摇头，“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她把花儿都带走了，她是笑着走的。”按张彩妮的说法，她看到分成两半的张彩虹身披满身的蒲公英轻轻地飘了出去，蒲公英蓝莹莹，亮闪闪的，照着她的脸晶莹剔透。她是飞在半空中的，她的身体像蒲公英一样轻柔。她还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姐姐，向她招了招手。一到院子里，蒲公英就随风飘逝，飞向空中。张彩妮说，她分成两半的身体，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一只手向姐姐招手，另一只做着同样的动作。她像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又像是一个人。张彩妮若有所思，“她可能变成了蒲公英，也让风吹走了。”我母亲回头再注意一下昏暗油灯下的床板，张彩妮说的一点也没错，满满一床板的蒲公英竟然一朵也不见了。我的母亲，不禁吸了一口凉气，她看着空空的床板，再看看悲伤的张彩妮，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那个匪夷所思的夜晚，那个充满了蒲公英而又化为乌有的夜晚，悲伤似乎充满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并不存在于人们的哭号之中，寂静和无声使张彩虹的消失似乎顺理成章。下半夜的母亲，再也无法入眠。她的脑子里，满是张彩虹的形象，她的形象突然之间就发生了变化，以前的那个羞涩而胆怯的姑娘，此时变成了两半人，两半人飘飘忽忽，一会儿是半张脸，一会儿又是毛茸茸的蒲公英。

关于张彩虹的神奇离去，还有两个说法需要补充一下，一是我的二姥爷张洪儒把她藏到了自己的石屋里，但是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当两年后他从石屋中走出来时，屋子里除了他头脑中子虚乌有的想法，空荡荡的；二是她的哥哥，游击队长张武备，在那个夜晚悄悄骑马返回了东清湾，用马载着妹妹离去，把她埋藏在了他曾经杀死过日本兵的地方。这个说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是因为在不久后的未来，伊东正喜大佐被发现死在他自己的床上。死亡的方式与张彩虹的一模一样，刀砍，他被劈成了两半，鲜血染红了整张床。伊东正喜大佐的军刀，悬挂在床头，已经凝住的血把锋利的刀刃包裹住，看上去，军刀，像是一个玩具。A城的警报声一直持续到天明。日军、伪军、警察全部出动，他们几乎把A城翻了个底朝天，但是仍旧一无所获，寻找不到刺客的影子。令人惊奇的是，刺杀伊东的人是如何躲过了日军宪兵队重重的关卡的。伊东神秘的死亡被记在了张武备的身上，这给他传奇式的故事又增加了浓浓的一笔。这次在A城的传说把他形容成了一个会隐形、会飞檐走壁的侠客。

但是，张彩虹化成了蒲公英，这一说法渐渐地被大家所认可，因此，在我的家乡东清湾，蒲公英似乎特别地茂盛，在田野之中摇曳生姿，即使它的种子漫天飞舞，它也会留恋这块地方，他们说，那是因为张彩虹是蒲公英仙子，她不愿意到别处去。

在张彩虹化蒲公英而去的那个晚上，二姥爷张洪儒的石屋重新关上了，他变得年轻的面庞和身躯，只是短暂地出现在人们痛苦的回忆之中，而张武厉在返回A城的途中，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是什么使年迈的叔父返老还童呢？当他把看到的讲给自己的父亲说时，张洪庭一口断定，他自己的兄弟，在那个黑黑的屋子里研制什么返老还童丹。张武厉并不认可父亲的猜忌，他说，那是因为他把混乱的世界挡在了外面，心中没有了仇恨，没有了情感，心无旁骛，所以他才可以躲避衰老。

“胡扯。”姥爷说，“一派胡言。除非他死了。”

张武通若有所思地说：“爹。你不要不相信二弟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就像您说的那样，他把自己关在石屋子里，不见人，不见阳光，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自己无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真的是死了。如果他死了，当然他不会变老。”

姥爷愤恨地说：“真是无聊透顶，愚腐至极。”

实际上，关于我的二姥爷张洪儒如何变得年轻在东清湾一直是一个禁忌。张彩虹被刀劈的那天，张洪儒的意外现身，他变得年轻的模样，就像他本人一样，深藏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没有人去思考和讨论这样的问题，这仅仅是两年，三年，四年，十年呢，他会变成什么样？一个少年，或者婴儿吗？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东清湾，不需要答案。他们需要什么呢？

我母亲张如清离开东清湾时，是一个微风吹拂的午后，一朵蒲公英一直在跟随着她，在她的身前身后轻盈地舞蹈，母亲说，彩虹，如果你真的是彩虹，就请你替我把黄永年找回来。蒲公英，突然间告别了缠绵的舞蹈，直飞向空中，转眼间就不见了。母亲叹了口气，她不知道，她的寻找是不是还有意义。

P175-182

1987年的夏天，我在新华书店里买到了一本书，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原勇士》。书的作者碧昂斯是个美国人，曾经做过美联社的记者，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待过短暂的几年。这本书的内容就取材于当时中国华北平原上的两个人，一些故事。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间是1950年的4月，而当它与中国的读者见面时，已经过去了37年。

书中讲述了我舅舅们的故事，而且提到了我的母亲，它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本书的主角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那些个性张扬的舅舅们，我母亲的名字被舅舅们的故事挤在某个角落，不留心是无法找到的。关于我母亲，书中这样写道：

张如清，她游荡在张武厉与张武备的生活之外，也许，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她的影子都是虚幻而不真实的，如草芥，尘埃。我见过这个匆匆地走进走出A城张家大院的年轻女人，她的脸上，仿佛永远有着一种烙印，那烙印直到现在我还能够想起来，无助而有些愤慨，她的面孔在我的记忆中是灰色的，没有任何的血色。

一个没有血色的面孔，当我想在这个异乡人的文字中去拼凑出我母亲年轻时的模样时，我徒劳无功。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好像一直是那副苍老的样子，花白的头发，皱纹爬满面庞，郁悒的目光。

当我把书拿给年迈的母亲看时，我发现，母亲贪婪地捧着那本书，花了三天三夜阅读，那本书薄薄的，书皮是暗红色的，在黄昏或者清晨，那种颜色在光线之中，竟然有一种奇妙的令人感动的温暖透出来。她的阅读不时地被悠长的回忆所打断，回忆在她的眼角化作泪水，缓慢地由湿变枯。那三天三夜，我的母亲，重新回到了40年代。她苍老的心，已经无法承受记忆的纷至沓来。万籁俱寂的夜晚，母亲的屋中仍然亮着灯，我数次走进去，走近母亲，想让她停止阅读。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但是她的目光却牢牢地凝固在书上。

第二年，我怀揣着那本书，也怀揣着我母亲的记忆，回到了A城，我母亲的城市。陌生的城市隐匿在阴雨和灰暗的绿树之中，时光流转，四十多年，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但相对于母亲，它始终保持着一个模样，时间永远停留在四十多年前，A城也永远散发着腐朽的味道，像是一面耻辱的镜子，悬挂在母亲的面前，仿佛镜子里的那个人，赤裸着身体，在向世人炫耀着自己的舞蹈。我的母亲，张如清，在那个多雨的年份里，终于走完了她悠长而痛苦的一生，在她68岁生日那天，打破了那面镜子，把自己躲藏在了繁华而喧闹的城市之下。从那以后，她再也看不到镜子中的自己，再也不用理会赤裸身体舞蹈的那个人是不是自己，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探听自己虚弱的呼吸来自何处。

43年以来，我的母亲，始终被虚妄的病痛折磨着，头痛病反复发作，脆弱的神经屡屡踏上记忆的坦途。在疼痛的陪伴下，脑子中顽固地闪现着一个村庄和一座城市的零星画面——树木、房屋、田地、男人、女人、枪炮、血腥、仇恨、风化，还有高高的塔……她努力地用尽自己全部生命的力气，去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村庄，一个完整的城市。生命的最后43年，是垂死和弥留的43年。我的母亲，用漫长而痛苦的时间才完成了她最后的一口深呼吸。43年，对于饱经沧桑的母亲来说，就像是一年，或者一天，它漫长而短暂。漫长只能使母亲感受到时间带给她的身体的变化，皮肤松弛，视力下降，行动迟缓……而相对于她的心灵与精神而言，却是短暂的，这使母亲痛苦不堪，她迟迟地无法从那个村庄，那座城市的阴影中走出来。最后的43年，母亲的思维始终停留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她的回忆，她的言谈，她的呼吸，都充满着一些混乱和不安。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我的母亲，经常能看到自己游荡在这两地之间，那是她虚缈的身体与灵魂。甚至，在回到从前的虚幻之中，我的母亲，都无法分清自己的身份，有时候她是一个女人；有时候则是一个男人；在某个早晨，她成了一个老人；到了黄昏，她可能变成了一个孩子；或悲怆如一个战士，或沉静如一个婴儿……

这就是母亲，耗尽43年的时间，用她脆弱的心灵，带给我们的那座令人羞辱的城市，那个悲伤的村庄……

一座塔，既是小说的独特结构，也是人心的潜在图例，更是家国沉重而不倒的隐喻。

作为沧桑人世的物象，它矗立在历经战乱灾祸的大平原；作为刻骨铭心的文本，它定将不可摇撼地嵌入中国文学史。

——施战军（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