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与禅让
读过艾兰女士的《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历史》，印象深刻，本篇讨论汉魏禅代的重要碑刻《受禅表》，遂拈来作为标题。
成汤伐夏桀，武王讨商纣，后来始皇灭六国，刘项诛暴秦，走的都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董仲舒炮制的“君权神授”理论，部分解决了统治者执政合法性问题，为汉王朝长治久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直到汉代方才落到实处。王莽不懂这个道理，尚未充分掌控舆情，便急不可耐地自称“摄皇帝”、“真天子”，可怜愚氓一时之间转不过弯，仍然坚信天命属于老刘家，结果成全了刘秀，自己却落下千秋骂名。
刘秀以后的汉家天子一代不如一代，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政，皇帝渐渐成为聋子的耳朵，但野心家们惮于“天命”，也更鉴于王莽的覆辙，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汉末最煽情的口号。《三国志》注引《魏书》说得直白：“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尽管最早提出这一口号的张角很快就被剿灭，但汉天子不再受“天命”眷顾，在当时似乎已经无可置疑。可是，究竟谁才是“黄天”的代理人，很多人都心怀侥幸，真正的胜利者曹操却十分冷静。孙权曾经写信怂恿曹操称帝，曹操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曹操不是不想称帝，以政治家的敏感，他觉得机会还不成熟而已。所以，当亲信党羽也开始劝进的时候，他讲了一句真心话：我就不称帝了，机会留给儿子吧。原话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仔细体会，还是有恐畏“天命”的因素存在。
曹操以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去世，儿子曹丕接任魏王，称帝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关于禅让的过程，陈寿写得过于简略，《资治通鉴》云：“左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表言：魏当代汉，见于图纬，其事众甚。群臣因上表劝王顺天人之望，王不许。”《三国志》裴松之注则极为详细，可以算是禅代实录。
首先由左中郎将李伏献词，引用图谶《孔子玉版》，并称以前张鲁就说过“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李伏本是张鲁的旧部，建安二十年归降者。动议为什么会由李伏提出来呢？究竟是他个人偶然的投机行为，还是有预谋的集体行动，曹丕是否参与，这一切都没有答案。不过李伏抬出张鲁来说话却大有深意，张鲁具有师君祭酒的身份，李伏引用陈年故事，就是想证明连天师道的教主都认为曹魏是天命攸归。另据《上尊号碑》，曾经是张鲁大祭酒的阎圃也列名其中，正代表天师道残余势力对曹丕称制的拥戴。
曹丕得到李伏的上书，说：“大家议议吧。”其实已经定了调子。很多人都发表了看法，而太史丞许芝则是以专家身份给出意见，文字虽然很长，裴松之还是全文引录。于是许芝的建议书，便是继李伏献词之后，下一份供群臣讨论的文件。各行各业代表纷纷表示拥护，曹丕继续推辞，大家继续劝进，最后相国、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联名上书云云，都是禅让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什么意思了。
禅让大典在许昌举行，当曹丕以新王朝皇帝的身份顺利走下受禅台时，不免得意忘形，讲了一句本来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句话被史官记下来，慎重载入典籍。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转换成白话，大约等于：“不要相信舜禹，舜禹只是传说。”曹丕显然不了解这句话的杀伤力，所以得意地将“尧舜之事，复存于今”，镌刻到“禅让纪念碑”，即《受禅表))上。而这句话其实颠覆了“天命论”，于是曹魏政权仅支撑了四十多年，“舜禹之事”再次上演；此后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朝之次第取代，一百多年间，禅让几乎成了儿戏。
曹植的七步诗 狼群里领头的叫头狼，人群中领头的，以前叫皇帝。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做皇帝的王子也算不上好王子。遴选储君有嫡、长、贤等标准，但是，废后另立可以改变嫡庶，兄弟攻讦可以淡化长幼，贤愚本来就非客观指标，完全取决于老皇帝的好恶。确立接班人，其实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惨烈程度百千倍于狼们的战争。头狼竞争的失败者，如果不愿意孤独地离去，还可以选择留在群体中夹着尾巴继续做狼，可曾经觊觎储贰之位却没有得逞的王子，连这样的自由都没有，曹植当然不例外。
曹操的妻妾为他诞育了二十五位王子，聪明程度自然以那位善长称象的曹冲为第一，可惜寿命不永，十三岁便夭折了，令曹操伤心不已。曹丕从旁劝慰，曹操不愧“奸雄”，冷冰冰地说：这固然是我的不幸，于你们兄弟却是大幸。后来曹丕做了皇帝，老实承认：“若使仓舒(曹冲)在，我亦无天下。”P3-6
仔细研究碑文，我想到一种情况。《庙堂碑》不仅赞美孔圣，中心意思则是推美皇唐。碑文说：“大唐运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王猷，蒸哉景命。鸿名盛烈，无得称焉。”歌颂说：“大唐抚运，率繇王道。赫赫元功，茫茫天造。奄有神器，光临大宝。”这些文辞自然是女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前面说长安三年朝廷不可能重刻此碑，正是这个道理。相反，如果有人因此动议毁掉这块碑，则大有可能。那么，相王李旦令人凿去原来“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额，亲自题写“大周孔子庙堂之碑”，未尝不是一种保护措施。这与“文革”中一些碑刻摩崖被涂上白垩，书写“毛主席语录”，以求免遭厄运，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家葵《故事新编之孔子庙堂碑》
201O年春季开学以后，每周六下午我都要陪小女到东门猛追湾附近补习数学，必有两个小时左右的空闲时间需要打发。
我很早就有心写一些与金石有关的小文字，曾经与《南方都市报》戴新伟兄说起，他很支持我的想法，但我总为琐务缠绕，没有机会进行。直到这次“陪太子攻书”，她进老师家学习，我则呆坐在楼下茶坊码字。
开始的时候是每周一篇，资料平时准备妥当，文章的框架，或者宿构，或者临时发挥，不过总能在此时间内完成一千四百字左右的短文。这样坚持了数月，我渐渐进入状态，一个题目大约两三天便能完成，于是写作地点也就不再拘泥于猛追湾的茶楼了，讫2010年底，竟然写了四十余篇。新年以来，校理《道藏》中的《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成了我新的“兴奋点”，读碑的速度渐渐慢下来。
这些“关于碑的随笔”，一直在《南方都市报》“玉叩读碑”栏目连载，我的计划是写足一百二十篇再交付出版。承老愚兄建议，决定将先写成的五十篇结为“初集”，《南方都市报》的专栏则用新的读碑文字填补。
《法华经．化城喻品》说了一个故事，遥远的地方有座大宝藏，因为路途旷远，大慈悲的导师担心寻宝的人众中途懈废，于是幻化城池，供他们休息。然后导师说：“胜利在向你招手，曙光在前头。”鼓励他们继续向宝藏进军——这个故事显然更适合刚结束中考的小女——在我而言，老愚兄提供的这个出版机会，也算为我这个跋涉于文字的旅人，提供了一所歇脚的驿站。征得《南方都市报》同意，我接受老愚兄的安排；我会更加努力写作，报答赏音。
讨论碑刻，可以有很多切入点，但总以考据碑文本事，研究拓本新旧为正宗。后者是所谓“黑老虎”吃人之处，非经眼过手海量的拓本，无能置喙。至于前者，则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熟悉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史地沿革。对此我确实不敢自居内行，但毕竟通过研究《神农本草经》、关注早期道教，对汉代的社会状态有所了解；著《陶弘景丛考》，于南北朝尚不陌生；又因为佛教信仰，对与宗教相关的情况也略知一二。于是以随笔的体裁，选择我熟悉碑刻中的某一事件、某一段落，引申发挥。正因为此，本书涉及的碑刻，既不考虑各体书法面面俱到，也未顾及著名作品不可或缺，甚至不完全根据我个人的美学好恶，而取决于我自己的知识范围。五十篇文字大致以主题为序，不周之处，请读者诸君教诲。
感谢戴新伟兄和《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的各位朋友，我慎重地请新伟兄题笺，以示不忘本源；感谢贺宏亮兄，每写成一篇文字，都在第一时间骚扰他，征求他的意见，所以请宏亮兄赐序，叙说他对本书的意见；感谢高晓岩兄，认识他是件愉快的事，也因此感谢促成我们认识的吴鸿兄、徐晓亮兄；感谢高山杉老师，他在《读碑献疑》中纠正我的疏谬，收入本书的“阿育王所造像与造阿育王像”，已经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了释文。
王家葵
2011年7月5日，成都玉叩斋
金石学的想象力
传统金石学源于唐代，《旧唐书》载史家韦述著录金石碑版，并运用于史学著述。至北宋，金石之学渐趋成熟。欧阳修作《集古录》四百余篇，补正史传阏谬；赵明诚历二十年搜罗拓本两千卷为《金石录》，辨证考据、补经证史；洪适《隶释》后出，接踵欧赵，补二公所未见者，使学隶者籍书以读碑，为翰墨之一助。清代金石学进入全面鼎盛，御纂《西清古鉴》，其后更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金石索》等著述。至清末民初，王国维、罗振玉利用金石材料，打通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成绩斐然；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为传统金石学作了全面总结。晚近陈弱水根据墓志材料观察初唐思想史，得出二元世界观是主导力量而儒家正统地位并不突出的结论，是将金石文献运用于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极佳范例。
王家葵兄博学好古，性耽金石，曾撰《龙门药方释疑》校勘药方洞碑刻文字，《陶弘景丛考》考订焦山瘗鹤铭作者，《肥致碑考疑》讨论新出汉碑真赝，新近发表《论何君阁道碑》，钩索史籍、订正旧论。这类论文的研究路数，仍是由传统金石学而来，但借力于古籍文献数字化后的检索之功，远非传统治金石者所能梦见。如《陶弘景丛考》书中对焦山瘗鹤铭年代、作者之争的讨论，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首将《瘗鹤铭》的书撰之功归于陶弘景，后人多附和其说，至今《瘗鹤铭》为陶弘景代表书作几成定谳，但家葵兄借助对唐人诗集数据的全面检索，综合所有线索，首先肯定宋人对《瘗鹤铭》文本有所篡改，并以充分的证据将《瘗鹤铭》的作者确定为皮日休，当为不刊之论。
自去年春，家葵兄在《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开设“玉叩读碑”专栏，选择他所熟悉碑刻中的某一事件或段落，以千字短文，引申发挥。这些文章中的绝大多数，我都在发表之前先获拜读，并常常叹服于作者的博洽和睿见。在千字的篇幅中，家葵兄没有用力于碑版的赏鉴考订，而是显示出我想称之为“金石学的想象力”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和能力。传统金石学辨证考据，讲求处处落实、字字有来历。但历史的各种材料之间往往有很多缺环，无法轻易拼装成完整的因果链条。家葵兄的读碑文字，充分施展精妙的想象力，在这些缺环处还原历史、重构可能。发表后颇引人关注的两篇“故事新编”，堪为“金石学的想象力”的代表。《故事新编之孔子庙堂碑》，对“相王旦书碑额”这一历代聚讼纷纭之事，做出了合理猜测，认为《庙堂碑》推美皇唐，文辞为则天女皇不愿看到，有人因此可能动议毁掉这块碑，相王李旦令人凿去原来“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额，亲自题写“大周孔子庙堂之碑”作为一种保护措施。这与“文革”中一些碑刻摩崖被涂上白垩，书写“毛主席语录”，以求免遭厄运，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故事新编之张迁碑》则针对某教授关于张迁碑真伪的质疑，编制了一段《张迁碑》问世始末，为《张迁碑》碑文荒谬、书丹错讹、刊刻草率，提供了一种具可能性的解释。这些有意思的大胆猜想，或许正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本来面目。
家葵兄的读碑文字当然不仅仅是上述学力与想象力的串演，我还在他的不少文章中读到了愤世与忧时。如《世袭与禅让》《皇帝的家务事》《精神科专家徐之才》《被啮噬的丰碑》《碑铭上的预言》……《玉叩读碑》五十篇文字中有不少春秋笔法，读到会心处，自可抚卷微笑。或许，玉口口读碑也可如寒柳堂诗那样，留待他年作郑笺也。
以我的学力，来为《玉吅读碑》作序，其实是不太合适的。我与家葵兄平常联系较多，在不少问题上有共同的看法和认识。《易·乾》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写出上面那些粗浅的看法，表达对家葵兄的感佩和追随之意。钱遵王云“墨汁因缘，艰于荣名利禄”，信然。
贺宏亮(作者为书法学者)
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于成都
《石头的心事(玉吅读碑)》由王家葵编著。
《石头的心事(玉吅读碑)》是作者在《南方都市报》开设的“玉吅读碑”专栏的结集，凡五十篇。作者以随笔的体裁，对古代碑文及其中提及的事件进行考据和引申发挥，融汇了丰富的历史、宗教知识。精细的考据和大胆的猜想，出言有据的轶闻掌故，犀利风趣的历史评说，作者以其博学与睿见，把读者带入引人入胜的碑文乾坤。
王家葵先生，字曼石，斋号玉吅，四川成都人，1966年生，医学博士，大学教师，留心文史，代表著作《神农本草经研究》《陶弘景丛考》《登真隐诀辑校》《近代印坛点将录》《近代书林品藻录》等，在《南方都市报》开设“玉吅读碑”专栏。
《石头的心事(玉吅读碑)》以随笔的体裁，对古代碑文及其中提及的事件进行考据和引申发挥，融汇了丰富的历史、宗教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