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进程,考察了改革的运作机制,描述了金融、科技、军事、文化、出版、电影、医疗、宗教等各领域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存在的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也作了展望。
他敏锐地发掘了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带来的深刻影响;在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巨大变迁的同时,他坚持将中国放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大环境中去审慎地比较,力图通过自己的写作讲述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故事。
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国情和文化社会状况都有相当的了解,但是作为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与理解与我们有一定差异,相信读者会理解,并从中获益。
本书描绘了一个西方人眼中发生巨变的中国。作者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观察中国社会不同层面发生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作为素材与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不同省市的管理者、领导人进行讨论,他敏锐地发掘了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带来的深刻影响;在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巨大变迁的同时,他坚持将中国放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大环境中去审慎地比较,力图通过自己的写作讲述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故事。本书的出版无疑将给西方读者认识中国提供一个新的路径,当然这样一部纵览改革开放30年历史和具体进程的力作,也将是中国读者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起点。
时光如梭,九年后,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将要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多年激烈竞争中的胜者。那是个周五的晚上,大约40万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翘首企盼,等待着胜利时刻的到来。结果一公布,在莫斯科进行现场转播的中央电视台在荧屏上打出象征胜利的鲜红字幕:“我们赢了!”天安门广场的大屏幕上播报了这条新闻,刹那间,欣喜若狂的欢呼声响彻了宛若梦境的天安门广场,响彻了整个城市。
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人们抛洒鲜花、挥舞彩旗、敲锣打鼓,汽车在京城大街上鸣笛不止、疾驰而过。很多人说,“今年中国是‘三喜临门’啊!”这三喜分别指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奥成功。崛起中的中国迎来了三大值得骄傲的喜事。
又一个六年半很快地过去,到了2008年初,中国人的骄傲有了新的表现。从奥林匹克的起源地希腊奥林匹亚,奥林匹克圣火开始了漫长的传递之旅。2.2万名火炬手,穿越全球,历经13.7万公里,最终抵达北京。但是,3月中旬西藏突发骚乱,中国政府被迫动用武力来恢复社会秩序。在伦敦、巴黎,抗议者一路尾随火炬的传递,原本喜庆的火炬接力演变成了一场对峙。
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中国人民认为这是出于政治意图,事实上是为了羞辱中国而干扰奥运火炬传递,他们被激怒了。国内,在网络聊天室里,网民们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国外,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和侨民,其中大部分是留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对抗示威者,炽热的民族自豪感被点燃了。
火炬手金晶,27岁,下肢截肢的残疾击剑运动员,成了民族英雄。她在巴黎进行火炬传递时,被“藏独”分子攻击。面对危险,她断然决定紧握火炬,而不是按照计划将火炬放在轮椅前方特设的火炬支架上。当“藏独”分子企图熄灭圣火时,她为了保护火炬而遭到撞击与撕扯。
“我被抓伤了,右腿也受伤了,可我根本不觉得痛,”她说,“我死也要保护好火炬。”
“我并不觉得我做了什么很伟大的事情,”她继续说,“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中国人,任何热爱奥林匹克的火炬手都会尽全力保护好火炬。”她说,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才更勇敢。“看到那么多中国留学生沿路挥舞着国旗、高唱着国歌,我忍不住哭了。”
中国媒体将金晶誉为“轮椅上的微笑天使”、“最美丽的火炬手”,她坐在轮椅上保护火炬的照片和她的笑容迅速登上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当她返回北京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为了回应金晶在巴黎的遭遇,民众自发进行了一场抵制家乐福的运动,希望通过对这家法国大型零售商的抵制,表达他们对于法国的愤怒。如果有外国人认为抵制是由中国政府操纵的,那么他们肯定没有和通常不关心政治的普通老百姓交谈过(包括我的年轻助手,他之前从未参加过任何抗议活动,然而这次他决定抵制法国)。
而金晶本人则说,她并不希望她的同胞抵制家乐福,因为家乐福的大多数员工都是中国人,他们将会是最先受到连累的人。
“我们不应该抵制家乐福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零售店方面)中国员工的利益。”金晶说。她保持着冷静,呼吁中国人民“理性对待”,而且她说“大多数法国人民还是非常友善的”。
事实证明,民族自尊心有时会变得非常不理智。金晶意在缓和危机的劝告却引来了激进网民的猛烈斥责。尽管如此,她依旧是国家可以自豪的象征,因为她赋予了民族自尊心以最新的内涵。
法国方面因中国互联网上对法国的强烈抗议与对法国企业的威胁抵制而感到焦虑,参议院议长克里斯蒂安·蓬斯莱前往上海时专程探望金晶,并带来了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慰问信。信中,萨科齐对她在巴黎受到推撞深表遗憾,并邀请她作为他的特邀嘉宾再次前往法国。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国人奥运梦圆,胡锦涛主席把北京奥运会称为一场盛事,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盛事,也是亚洲各国人民的盛事,更是全世界人民的盛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更丰富的体现,是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胡锦涛说,中国很荣幸能够实践对于国际社会的承诺,将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支持下,全力以赴,确保奥运会的圆满举行。
千禧年之后的第8年的第8个月的第8天,晚上8时08分——数字“8”在中国是个吉利数字(因为它的发音和中文“发”的发音相近,而“发”的意思是“发达”或“发财”)——历史上最值得期待的北京奥运会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方式拉开帷幕。梦幻般的开场、精美绝伦的焰火、博大精深的传统表演,1.5万名演员,2.9万发焰火,中国在世界面前闪亮登场。它的广阔视野,它的艺术才华,深深扎根于这个国家5000年的文明,象征着一个大国的当代复兴。
超现代建筑“鸟巢”体育场是这个新世纪中国的新象征。场内,2008名男青年列阵击打着2008尊缶,这是一种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缶上的液晶珠粒依次闪亮,闪现出2001年7月13日开始的七年倒计时的最后几秒钟数字。击缶方阵就此揭开气势磅礴的欢迎仪式,吟诵孔子的名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P18-20
30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从国家贫弱、人民困苦、孤立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境况,变为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充满干劲、经济突飞猛进、广泛参与重大国际事务。完全可以认为,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令人感到惊讶的转型。
有两个统计数据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分别是手机用户和网民数。1980年时,改革刚刚开始不久,全国仅有200万部电话,当然,全都是同定电话。然而,时间过去还不到30年,中国的固定电话数每年新增3500万部,而手机用户则突破了6亿,是世界之最,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与此同时,中国的网民数量也已突破了2.5亿,超过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用户市场。
本书讲述的是中国改革30年的故事。这30年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时期,人们在形式上,将这个时间段的起点定在了1978年12月18日,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在此前举行的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成了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从纯洁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转移到了政治务实和经济增长。
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30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并且也理应如此。全国各地将举办众多庆典,有些还相当隆重。今天的中国,几乎任何一件影响日常生活的事物,都是由改革缔造、引致的,或深受改革的影响。有人认为,此番30年纪念意义重大,将会成为2008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中国的传统里,30岁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在《论语》中,孔子云:“三十而立。”30岁意味着成熟或者自立,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
改革取得的进展令人惊异,连续30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近10%。这自然也就有了随之而来的各种挑战以及矛盾。因此,今天的中国,伴随着举世瞩目的发展,也积聚了大量未曾遇到的难题,并且从表面上看,它们都十分棘手。这些问题在国家积贫之时,都是不可思议的,诸如收入不均、腐败,以及相当普遍的工业污染。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新的改革战略——科学发展观,这是一种面向现代、综合全面而深思熟虑的指导思想,它在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充分考虑了社会、环境以及政治方面的问题。
来说说我自己吧。我自己的世界观,是建立在科学以及科学的思维方式上的。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从事的就是脑研究,我自己制作并主持了一档关于科学新知的公共电视系列节目,叫做《走近真实》。许多国际顶尖专家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讨论前沿科学,并且努力去理解新知识的意蕴,尤其是有关宇宙、意识,还有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知识。’我讨论的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何以对全球社会产生影响,并且能融合相异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事关族群、宗教还是政治。。我论述了科学如何独自或与哲学(和宗教)一道,帮助我们探索自身的起源与终结,以及任何现存的可能意义与目的。。
科学提高了我们的辨别能力;科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得以判定事实是否与理论相吻合,或者,在政治领域,实际情势是否支持所建议的立场。科学的精神是各民族共享的,它穿越不同的文化,联结起纷繁的社会元素,传递对于美的欣赏,帮助领会新发现的价值,把握浩瀚宇宙惊人的复杂性。认真说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教育与研究,是发达国家对外援助的最有效形式。通过提升世界范围内的科学精神,我们可以催生一种趋同的思维方式。
正是我自己始终坚持科学视角,所以胡锦涛总书记的经历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他曾在中国最好的理工科院校清华大学接受科学与工程方面的训练,也是在那里最初塑造了他“科学发展观”的视野。我首先学习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并见识了它在实际中的应用(尤其是在不同的省份,面临不同的挑战),然后开始用它来衡量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我用科学发展观,来向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媒体介绍关于当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这里既有引人注目的发展成就,也有不容回避的现实挑战。
2005年,我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撰写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在中国出版,这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自那时起,我就常常被问到:作为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又是职业的投资银行家,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一本书?与此类似,当我对有关胡锦涛总书记的观念和政策所作的访谈以及写就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和各类国际媒体上,并且其观点常常与欧美的中国问题专家相反时,也经常有人问我:作为脑科学研究的博士,又是公司并购方面的专家,为什么会付出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向外国读者阐述一位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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