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的左宗棠在学堂里名列前茅，表现远比同龄人出色，而且他特别用功。他的伙伴和同辈的人管他叫季高，意思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只有他的父母和长辈会叫他宗棠这个名字。他还有一个字叫朴存，意思是“可信任之人”，他最亲密的伙伴会用这个字称呼他。因此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他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另有两个字：一字季高，一字朴存。他在学堂里并不受伙伴的欢迎，因为他骄傲自负，喜欢自吹自擂，而且独断专行——这些成了他终生的特征。他喜欢高谈阔论，肆意发表对人对事的各种评论，因此招人忌恨。他年少时没什么朋友，但与仅有的几个朋友都特别要好。喜欢他的人都会特别欣赏他。
他15岁时参加了县试。湘阴县的知县是这场考试的考官，这是决定科举资格的第一轮淘汰考试。这次考试的时限为一天，内容只有一个，就是比赛写作。考生们集中在知县衙门旁的大厅里，知县宣布文题以后，学生们就开始奋笔疾书。左宗棠在这次考试中拔得头筹，衙门外贴出考取的名单，左宗棠的名字出现在榜首。这种荣誉叫“显名”，意思是在本县里获得了名声。第二年他参加了第二轮的淘汰考试——府试。考试的规模与第一次类似。他在这次考试中再次脱颖而出，但只能屈居第二，原因是第一名授予了另外一个比他年长很多的考生，以表尊重。他现在有了参加正式科举考试首轮的资格。然而，这次考试结束后不久，他的母亲与世长辞，按习俗他必须守孝27个月。这个服丧期还未过，他的父亲又去世了，他只得继续服丧守孝。按照中国习俗，服丧期不得参与政务和公务，除非是由皇帝特旨令其参与。因此左宗棠不得不推迟考试的日子。
服丧期间，他一直在紧张地学习备考。尽管他已熟读必考的“四书五经”，但是对这些经典的钻研从来都是没有止境的。从县里的资格考试一直到御前的殿试，所有的考试内容都出自“四书五经”。这些经典著作如同深不可测的智慧之井，任凭你如何钻研，有多么博学，都无法把它汲干。学者无论年龄，即使再为出色，也不敢断言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里面的内容。所以只要你一天没完成所有的考试，你就要尽可能地多花时间研读“四书五经”，这是考场制胜的关键。此外，要考取举人以上的学生，还必须熟读从远古直到明末的历史，并能在考场作文中熟练运用；但当朝历史不在考试范围，这部分内容甚至平日也不允许评论。考生同时还必须熟悉中国文学，且要能作诗文。这种考试制度很难培养出诗人，不过它能让考生掌握几种固定的韵文。
就在这段紧张学习的日子里，左宗棠读了两部书，一部是辅助学生研习中国历史的论集，另一部是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阅读了这两本书以后，他开始对地理研究感兴趣，随后逐渐痴迷于此，所有描述国家自然特征的书籍，他都想尽办法找来阅读。他在研究地理中投人了大量的时间，以至于朋友们都开始劝诫他不要白费时间，因为在科举最高等级的考试中，只需要掌握中国地理的基本知识已足够。一位贺姓邻居以前曾做过官，他的藏书很丰富。他很赏识左宗棠，认为此人以后前途无量。他让左宗棠随意阅读自己的藏书，鼓励他研究中国的地理学和地形学。这些年这位贺姓朋友对他的鼓励和帮助，他一辈子也不曾忘记。他当时家贫如洗，父亲死后就去了长沙的湘水校经堂就读，这所学堂是当地巡抚在长沙为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开办的。
1832年秋天，左宗棠参加了省里的乡试。根据既定的程序，参加这次考试的学生必须是秀才。而左宗棠由于长期为父母服丧，错过了之前的考试，还不是秀才的身份。如果他这一年不参加乡试，就必须再等三年才能参加。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可获得特许资格参加乡试，于是他筹钱买来了特许资格，在长沙成为了5000名参加乡试的考生之一。
在北京和人口稠密的省会城市，考试大厅内分成几千个小小的隔间。每个隔问大小约为长2米、宽1.3米，比一个高个子男人略高。隔间里配有一张板凳和一块和隔间等长的木板，这块木板白天当书桌，晚上则当床。考生带着被褥、食物、水、蜡烛、墨汁、砚台和毛笔，在考试前一晚进人其指定的隔间。在进人考场之前，每个人都要接受彻底的搜查，以保证他们没有携带与考试有关的书本和笔记进场。这个考试制度特别严格，如果考生被发现作弊或企图作弊，他就会声名扫地，受到严惩，已获得的学位也会被剥夺，而且永远不得再参加考试。
乡试从农历八月初九开始，一共分三场。第一天白天，每个考生会收到从“四书”中选出的四道考题，还有一些用来写作的白纸。随后考官就会封闭考场的所有隔间，在所有考生递交答卷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许从中进出。四道考题中有三道要求写散文，第四道则要写成韵文作答。答卷上不得写下自己的名字。当天深夜考生们才可以自由离开考场，第二天可以休息。考官们轮流阅卷，从中淘汰一大批考生。八月十一日考生们重新集合，被淘汰者不得再进入其隔间。第二场开始，考生们收到从“五经”里选出的五道考题，有两天时间完成他们的文章。两天后他们可以离开考场，再休息一天。八月十四日再次集合，通过第二场考试的学生进入其隔间参加最后一场考试。他们会收到五道考题，但这次的考题并非全部选自经典，其中一道题要求用韵文作答。考题中有历史方面的，也有法律或行政方面的。这场考试在八月十六日结束。考官们有25天时间仔细阅卷，从中选出70至80名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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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的妻子
左宗棠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危难时期。他出身低微，命途多舛，经过了许多磨难后自学成才，到不惑之年才踏上仕途。靠着自己的天赋与不懈努力，他在朝中步步擢升，最后终于成为了清朝重臣，出任了清政府中汉人所能担任的最高官职。在他所受的教育与早期训练中，并没有任何与从军相关的内容，但他却成了中国大名鼎鼎的一代武将。他不仅跻身于名将行列，还成为了一名卓越的政治家。他在平定暴动方面功不可没，又在大片备受战火摧残的国土上进行了战后重建工作，同样成效显著。
左宗棠与外国人的接触不多。他所从事的工作，几乎都不在西方评论家的关注范围之内。他在收复新疆之战中立下了不朽功业，得到的关注却寥寥无几。19世纪晚期的中国出现了一个词——“排外”，简单的含义就是仇视外国人。而左宗棠据说就是一个“排外者”。这个定义更无助于外国人对左宗棠的生平展开研究。在他去世以后的25年之内，清朝迅速没落，走向衰亡，于是他曾为大清帝国力挽狂澜的巨大努力，也进一步被人忽略。旧政权衰亡以后，社会的关注点自然转向当代的风云变幻，而那些为前朝殚精竭虑却回天乏术的名人，业已被人淡忘，因此左宗棠也几乎被人遗忘。
时代浪潮滚滚向前，左宗棠的生平与功绩被国人所忽视。他刚去世的那几年，全国上下都在缅怀他的功绩，然而随着旧政权的消亡，这片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随后前朝的伟人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原因是他们曾经效力于满人统治的王朝。那场推翻清朝统治的起义（指辛亥革命），某种程度上被中国人视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成功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这一代人，不太可能去赞赏左宗棠这一类人的功绩，因为正是他们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一革命事业的起源。本世纪的辛亥革命，无疑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启发，但两者的理念和规模相去甚远。太平天国运动只是要改朝换代，并不是要推翻一种体制。正如托马斯·米窦斯先生所言，太平天国运动只是一场起义；而成功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不只推翻了一个朝代，还摧毁了旧的体制，根据米窦斯的定义，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人开始用较为冷静的眼光看待上一世纪的著名历史人物。左宗棠、曾国藩等同一时代的名人，其生平和功绩开始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左宗棠信奉儒学，毕生研习儒家理念，努力践行儒家提倡的人生观。与其说他效忠清政府，不如说他笃信忠君爱国的理念，并为此忠诚无私地奉献着自我。中国儒学体系的萌芽可追溯到孔子之前的时代，它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已渗人中国人的灵魂，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任何其他国家的思想体系对其国民的影响都无法与之匹敌。我们对未来的情况不能妄下论断，但大致可以断言的是，在过去，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他接受儒学的指导与鞭策，他一生的言行符合儒学理念，那么他死后就不会长久地蒙受污名，终将获得历史的肯定。
我偶然翻阅到一些有关中国西北和新疆的资料，开始对左宗棠其人产生了兴趣。他在农闲时率军作战，每次进军之前，都留下足够的时间进行耕作与收获，让部队自给自足。通过这种方式，他为大清帝国收复了西北诸省。然而，关于左宗棠这种新奇的作战方式，能够找到的英文文献实在寥寥无几，中文文献中才能找到较为详尽的有关资料。本书部分初稿是我提交给学校的论文，是为申请学位所提交的部分研究成果，标题为《左宗棠与镇压回民起义》。
论文研究了左宗棠在西北的征战，简略介绍了他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事情及当时的大致背景。本书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对他早期的征战及一些特定的人生阶段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书中新增了一章，用以概述19世纪中国的政府机构、考试制度、财政体系及军事力量。又增加了另外几个章节，介绍太平天国运动的初期、中国的回民及阿古柏的王国。此外，还丰富了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的那部分内容。谨以此书作为纪念，献给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左宗棠。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本书都是一份详尽的研究资料。有关左宗棠的生平、他参与的事件以及当时的一般背景，这方面的中文资料浩如烟海，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全部通读。本书实质上是对左宗棠年谱的摘要解读，《左文襄公全集·年谱》（以下简称《年谱》）选自《左文襄公全集》，文集里搜集了有关左宗棠的文献资料。文集由杨书霖花了四年的时间编纂而成。《年谱》共十卷，从左宗棠1812年出生至1885年逝世，逐年逐月地记述了左宗棠的生平。本书在《年谱》的基础上，根据清朝晚期典史馆编纂的官方左宗棠传记做了增补，并节录了其他中文资料以及一些外国人的有关著述，其出处一并录于本书的参考书目中。
威廉·詹姆斯·黑尔的杰作《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让本书在创意、构思和取材方面都深受启发。由于主题所限，黑尔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只是附带提到左宗棠的生平，本书展开了这一方面的评述，希望对此项研究有所增益。对于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到1860年之前我都记述得较为简略。从1860年到该运动消亡，我着重描述了左宗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如此处理对这场运动中的其他各种因素难免有忽略，因为我只是强调局部，无法综观全局。这样失于片面也许是传记作品无法避免的。大多数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文文献，都是讨论该运动中某些特定的阶段，或者研究某些在运动中出名的人物。一些外国人在1860年之后涉足了太平天国运动，而早期的英文研究资料几乎全是关注这些外国人，记述他们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对于这些外国人在平定暴动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研究都有夸大之嫌。近来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述，似乎开始关注中国人本身所起的作用，但要恰当评价他们镇压太平军的作用，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功不可没。对这场运动的研究越是深人，就越能看出左宗棠的重要性之所在。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曾国藩所组建的湘军，倘若没有湖南官府的大力援助，将很难发展壮大。而那些年，在地方衙门里充当幕僚的左宗棠，成为了湖南省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正是他不遗余力地支持了湘军的发展。
本书摘录了左宗棠的部分奏章和书信，并翻译成英文，借以反映他的个性、脾气以及他如何把握中国当时纷繁复杂的局面。据我所知，这些资料都是首次被翻译成英文。我采用的翻译方式较为随意，但我相信译文非常贴近原文的意思。在这本研究著述中，所有中文资料都是由我本人译成英文的，其中的任何错误都由我负责。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记述，1865年由雷先生译为“Autobiography of chung wang”（《忠王自述》）。这个译本如今非常罕见，我尚无法觅得。本书中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摘录都是我根据中文文本译成英文的。
在各种英文资料中，中国的人名与地名都是翻译成罗马拼音文字，且存在着大量不同译法。对于人名，我试图使用最近北京方言的拼音，或称普通话发音。对于地名，我大致遵循丁格尔所编纂的《中国新地图与地名辞典集》中的拼法。在中文的姓名中，写法总是姓在前、名在后。姓后的名字通常都由两个汉字组成，译成英文时我通常都处理成一个词。中文里并不使用我们的罗马拼音。
借此机会，我要对中文研究学院的院长W.B.佩特斯博士表示感谢，他慷慨相助，一直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鼓励。我还要感谢学院的图书馆职员与中文教师，他们的协助对我的研究很有价值。此外，我要特别感谢中文研究学院的图书馆长F.D.舒尔特海斯博士以及美军上校约瑟夫·W.史迪威先生。F.D.舒尔特海斯博士审读了我的手稿，给予我许多宝贵的批评意见；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对这部作品深感兴趣，激励着我开展研究工作，他对中国这片土地及其人民有着深入的了解，不断向我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对于我的老师、中文研究学院的王楚明先生，我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王楚明先生极富个人魅力，对我循循善诱，他通晓祖国的历史，并以一腔热情引导人们了解它，欣赏它的伟大之处。他指导我读完了进行这项研究所必需的中文资料，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耐心与热忱，并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着我。这本书若有任何价值，都要归功于王先生。不过，由于他完全不熟悉英文，此书存在的诸多不足都不由他承担责任。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正在苏醒，正处于走向近代的急剧转型时期。随着时间向前推移，人们对左宗棠的生平与功绩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就更能体会到他的伟大之处。他的性情植根于中国传统，而他的人生观则历久弥新。一代王朝“盛极必衰”，而他顽强地与这一规律做斗争，试图阻止王朝的衰亡。他的成功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虽然在时空上有其局限性，但却是不容忽视的。或许用其他的社会发展规律，站在别的角度审视左宗棠的一生，观点就会有所不同。就如同左宗棠一生都在效仿的对象——诸葛亮，他所建立的功业，同样有着时空上的局限性，而诸葛亮却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象征。以儒家的标准来衡量，只有尽忠职守才能建立功业，尽忠尽责就是发挥了最大的人生价值。我希望这份初步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帮助其他更优秀的后来者深人地钻研丰富的历史资料，更清晰地展示这个伟大人物的一生。
W.L.贝尔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1937年2月
贝尔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学者。关于他的生平，我们只能从《左宗棠传》前言中看到简略的介绍，其他的无从得知。
书中贝尔斯先生采用独特的视角，加以精彩的点评，又参考了F.D.舒尔特海斯博士和美军上校约瑟夫·W.史迪威先生给予的宝贵意见，使本书内容更丰富，更具可读性。贝尔斯说：“我希望这份初步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帮助其他更优秀的后来者深入地钻研丰富的历史资料，更清晰地展示这个伟大人物的一生。”
帝国最后的”鹰派“——左宗棠的政治韬略与军事智慧！
左宗棠是清朝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贝尔斯编著的《左宗棠传》围绕左宗棠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大量的真实史料，通过细致的背景分析、观点评价和谋略阐释等，为读者生动讲述了左宗棠的传奇人生，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左宗棠的智慧和才情，并从独特的角度了解清朝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