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中日两国
1935年7月25日，似乎不在1936年范围内，可是它决定了1936年的走向。在遥远的莫斯科，正在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王明、康生、吴玉章、张浩（林育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国家的六十四个共产党组织派出的五百一十名代表出席。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出生在奥斯曼帝国拉多米尔其的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通常被称为的“八一宣言”），分别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经同意后，公开发表。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共产国际无法向国内的中共中央传达，直到11月张浩回国后，中共才与共产国际联络上。
这时，衣衫褴褛、装备简陋、人员疲惫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来自韶山冲的毛泽东率领下，完成长征，进入仅存的苏维埃边区——陕北。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中共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会议结束后，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同时，秘密派出使者与国民党进行高层谈判，试图叩开国共合作大门。毛泽东以他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是民族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共的方针过去是愿意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秘密特使重回上海，与陈立夫会谈。国共两党高层会谈在继续。与此同时，中共积极与国民党军事实力派接触，争取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刘湘、张学良、杨虎城等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经过努力终于实现了西北大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和红军达成默契；西北由两军对峙，转为两军停止敌对状态，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历史机遇与挑战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有了基础，挽救民族危亡不再是一种虚幻。
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始料不及，他不会想到自己拜把子、换帖儿的小兄弟——少帅张学良，会使出兵谏一招，使他无可奈何地结束国内战争。
对于联合红军抗战，蒋介石不是没有想过。在中共瓦窑堡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建议通过一个议案，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1935年底，蒋介石派出心腹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中写道：“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936年1月2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向苏联驻华大使表示：“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蒋介石一面伸出触角进行政治试探，一面仍调集大军继续围剿红军。爱穿黑色大氅的国民党军事委员长从骨子里惧怕陕北的那群“赤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他试图一举消灭红军，以解决心腹大患。他下洛阳飞西安，亲临前线督战。西安兵谏，迫使他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蒋委员长认为签字画押有损体面，发誓以人格担保。P6－7
那是一个崇尚知识、思想开放的年代，许多年轻人自觉地涌向各类学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学习，书店门前出现读者排队购书的场面，不少报刊印数几十万份、上百万份甚至几百万份，一些青年报刊经常脱销，这些景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也在那时，我毅然辞去令人羡慕的政府机关的职位，来到万宜坊，扣开一扇油漆斑驳的木门，走进一个看似狭小的空间，去守护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的英灵，寻求他依然光彩照人的生命轨迹，追逐自己的文学梦。
在这之前，我并不太多的知道邹韬奋和七君子，追溯起来还是在“文革”期间，我在已遭劫难的家藏图书中读到一本1953年出版的《新名词辞典》，在人物和历史词条中分别知道了邹韬奋和七君子。邹韬奋的词条配有白描小像，也许是邹韬奋的儒雅吸引了我，在他画像旁用稚嫩的笔触打了一个五角星。那年，我记得刚过七岁生日。一切仿佛在冥冥之中暗示着什么，我将与这位离逝久远的先贤以及他的战友们有着某种神交。
当时，中国韬奋基金会成立不久，与韬奋纪念馆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合在一起办公。我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整理邹韬奋的早期文章，筹备编辑出版《韬奋全集》。当时，邹韬奋的早期文章和著作上海保存着一部分，除韬奋纪念馆有一些外，集中在徐家汇藏书楼、中华职教社、华东政法学院等处。于是，我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在这些地方，中午吃两个菜包子充饥，赶紧回到阅览室查阅。经我收集的主要有《学生杂志》、《申报》、《约翰声》等报刊上邹韬奋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理论、文化、人物、科技等诸多方面。在徐家汇藏书楼我还读到了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著作和编辑的杂志；翻阅了1936年全年的《申报》原件和另外一些报刊。
在上海收集的这些文章显然不是邹韬奋早期著作的全部，随后我数次去北京，收集邹韬奋发表在中华职教社早年办的刊物上的大量文章，复印回上海。
到北京后，我还肩负着另一项任务，就是采访当年与邹韬奋有过交往的老人和七君子的亲属子女。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绝大部分与邹韬奋工作、战斗过的人已经垂垂老矣，再不赶紧留下他们珍贵的回忆，恐怕是一桩难以弥补的憾事。在我采访人员名单中，有罗淑章、徐雪寒、陈其襄、沈谱、孙采苹、章畹、章立凡、沙人文、吴大琨、史良的秘书等。
采访中许多人对邹韬奋的人格非常崇敬，他们也介绍其他君子的情况。罗淑章、徐雪寒等老人在病中接受采访，不顾身缠疾病都做了长时间的口述。徐雪寒几乎是躺在床上与我交谈，连续的交谈，使他的嗓音嘶哑，急得他夫人在一旁连连挡住徐老的诉说，可徐老每次都置劝阻而不顾，继续交谈；采访罗淑章时，她的大腿骨折后刚拆去石膏，见到年轻人来采访，显得格外高兴。之后不久，便传来了她去世的噩耗。我想我对罗淑章的长时间采访，多半是她生前最后一次。在上海我采访了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二儿子邹竞蒙和陆诒等。
单纯地收集文章、实录口述是远远不够的，让更多的人了解邹韬奋和其他君子，是一桩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滋生这样的念头，是我在工作中碰到的许多实际情况，不少人并不知道邹韬奋，也不知道七君子，有些人误把他们与戊戌六君子混为一谈。宣传邹韬奋和七君子、弘扬他们的精神变得重要且迫切起来。
由于工作的关系，这样的重要与迫切，只能由邹韬奋开始。1989年春，我倡议发起了“沿着韬奋足迹前进”的活动，在同事的共同努力下，7月底一批上海青年记者、编辑，赴南通地区参观访问邹韬奋当年所到的地方。《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青年报》等纸质媒体派出了一批青年骨干，共同参加。那时，国内正受政治风波的影响，也有人对举办这样的活动有异议，怕生出意外。随着活动的顺利举行顾虑全消，且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翌年，11月5日是邹韬奋诞辰九十五周年。年初的工作会议上，我提议举办首届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研讨会，并草拟了报告。在领导的支持下，我先后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单位取得联系，组织学者、专家撰写论文，自己也动笔撰写了《韬奋早期思想论纲》的长篇论文，在研讨会作了梗概性的宣读。
宣传优秀历史人物，应该在广泛的界别中展开，使历史人物的精神变得更具影响力。我撰写了一批介绍邹韬奋的文章，发表在报纸、杂志、图书上。同时，还主编了语录性的《韬奋论新闻出版》的小册子。有趣的是也就在那一年，我第一次撰写了电视专题片的脚本，居然成了我曰后依赖于吃饭的手艺。
邹韬奋诞辰九十五周年在即，上海电视台文化专题部准备拍摄一部专题片，届时播放。我陪同摄制组赴广东梅县邹韬奋曾生活的地方，负责外景地的选择、联络等事务性的工作。其实，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二十多年前的梅县农村相当落后，从白云机场下飞机后一路颠簸，到拍摄地有时需要光脚涉水，还要帮着摄制组背器材。那时，上海电视台文化专题部的李锐奇编导用的是一位著名编剧撰写的大型记录片的脚本，由于脚本反映了邹韬奋一生的经历，容量大、篇幅长，成片后大约有两个多小时，这样的片子要赶在韬奋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播放不切实际。务实的李锐奇如实把这一情况向基金会、电视台的领导报告，决定不用大型纪录片的脚本，另起炉灶制作一部着重反映邹韬奋在上海的文化专题片，片子的长度约为二十分钟。但是要马上找到合适的人撰写脚本，短时间完成似乎有些困难。李锐奇发话说：让大明来写吧。他知道我既熟悉邹韬奋事迹，又发表过不少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撰写二十分钟专题片不会有问题。我大约用了三天时间，完成了初稿，听取意见后稍作修改便通过了。终于，一部叫做《热血·精诚——纪念韬奋诞辰九十五周年》的电视专题片，分别在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出．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之后，我成了上海电视台的特邀撰稿人，完成了一系列大型电视专题片，一切应验了一句老话，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在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我起念想回到书桌前，认真把邹韬奋、七君子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相继完成了两部书稿。
大约在1991年夏天，我开始动笔撰写关于七君子的历史报告文学。含辛茹苦地完成书稿的初稿后，出版却成了问题，只能束之高阁。1993年夏天，李锐奇约我一同去看望他从郑州来沪的大学同学夏晓远，这位小个子的出版人是河南人民出版社文史处的负责人，问及我手头的写作，我便告诉了他自己的写作。他表现出十分的兴趣，叮嘱我寄给他看看。
由于经验不足，书稿的后半部分写得有些潦草和零乱。本想修改后再寄出去，但那时我借调到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时间上变得相当紧张；又加上期盼出版的心愿强烈，于是便一古脑儿地给夏晓远寄了去，他花费了不少心血对书稿进行整理、修改。后来这部书稿的大部分内容被定名为《七君子之死》得以出版。该书出版后，引起媒体的关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等都作介绍，《青年一代》杂志还发表了对我的专访，一些杂志发表了朋友们写的书评。之后，另外一部书稿《韬奋人格发展的轨迹》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人生发生了许多变化，离开万宜坊后，我在电视新闻第一线从事采编播工作，然后去了出版社做了图书编辑，继而创办文化传播机构。原本的文学梦，已经相当地遥远；对于七君子的研究，已经生疏。但是，我依旧保持一份热情，关注着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新动向、新史料的发现，每次途径书店都要去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图书出版，每次到相关地方都要去寻访他们的遗迹。
七君子给了我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经常反问自己，几本书、十多篇文章、一二部电视专题片，诸如此类的成果？其实，这些浮现于表象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七君子的人格精神，给了我启迪、力量和智慧，重新思考人生的路和目标。这些无形的东西较之那些有形的东西要重要的多得多，是我获得的最大的财富。
纵观七人的一生，他们的成功是随着社会进程而不断调整人生的轨迹，服膺于人群和社会需要，表现出极强的求真务实的精神；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不畏惧强权，勇于表述和斗争的精神；他们不屈服艰难困苦，敢于与命运作挑战的精神；他们不为名利所诱惑，服从多数人群的利益需要的献身精神，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精神财富。对今天的现实生活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如邹韬奋从一个既无经济实力，又无权势支撑的穷学生，一步步发展成为著名出版机构的领导者，他身上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每一个成功者必备的素质。邹韬奋是个新闻出版工作者，又是出版产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三位一体使他处在当时社会成功人士中，其中技术层面的操作经验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在研究七君子的同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这才是我终身受益的真正财富。
我曾在万宜坊邹韬奋书房的对面亭子间里，苦读过许多时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日子，匮乏的是物质生活，却有着坚实的精神支柱。精神的磨砺，可以使人坚强起来，即使物质生活丰富了也不能致使一个人丧失精神的道劲，追逐人生的大写。
2015年年末，中西书局的张安庆先生说起他读过《七君子之死》一书，希望在“七君子事件”发生八十周年之际补充、修改后出版。我当时心存疑虑：那是二十多年前写的书稿，当时年轻有激情，凭着热情一鼓作气写成，如今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激情已归于平淡，且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时间安排上存在问题。张安庆先生非常热情，鼓励我努力完成。我只能在保留原先框架的基础上，重新来过一遍。
当我完成这部书稿的修改稿时，正值2016年3月20日20时许。一年前的此刻，这部书稿的初稿的第一位读者——我令人尊敬的父亲，正躺在沪上西南处一家著名医院的病榻上接受临终前的最后抢救。当时，我正在抢救现场，目睹了抢救的全部过程。但死神战胜了一切现代医疗手段，八十八岁的他离我而去。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完成这部书稿的初稿时，他仅六十有余，有足够的精力读完它，并以此引为骄傲。如今，他已长眠于距七君子群雕不远的新四军广场内的墓地里，接受着人们的致意。
失去亲人，尤其是亲人在自己的面前撒手西归，这样的切肤之痛能激起人对人生的重新思考。细想，一切的物态化的生命——血肉之躯其实极其脆弱，说没便没了；所谓的精神不死，其实需要后来者纪念、传颂、发扬光大而变得永恒起来，一切的遗忘都将使精神永在成为一句空话。此书出版，也将是对父亲的一个纪念。父亲生前希望我有更多的文字变成铅字得以出版。
最后，我要感谢我曾经工作过的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纪念馆和出版本书的中西书局以及拍摄、收藏本书使用的照片的单位与个人。同时，也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作者
2016年4月于海上观旭楼
发生在1936年11月上海的七君子事件，是影响中国现代史走向的重要历史事件。以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内尚未形成团结抗战局面时，不计个人得失，毁家纾难，致力于全国团结一致御侮。他们为此而遭到统治者的拘捕、关押，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声援、营救活动持续不断，直接引发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局面的及时形成。潘大明著的《长河秋歌七君子》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和珍贵的口述录音资料，通过纪实文学与论述相结合的手法，感性地还原历史，理性地揭示事件发生的必然和当事人的成长心路。
潘大明著的《长河秋歌七君子》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和珍贵的口述录音资料，通过纪实文学与论述相结合的手法，感性地还原历史，理性地揭示事件发生的必然和当事人的成长心路。
纵观七人的一生，他们的成功是随着社会进程而不断调整人生的轨迹，服膺于人群和社会需要，表现出极强的求真务实的精神；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不畏惧强权，勇于表述和斗争的精神；他们不屈服艰难困苦，敢于与命运作挑战的精神；他们不为名利所诱惑，服从多数人群的利益需要的献身精神，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精神财富。对今天的现实生活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