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生》是一部反映农民工在城市打拼的小说集。

作品含而不露的倾向也在字里行间得以窥见，那就是浓烈的平民意识和潜隐的人文关怀，甚至还有强烈的救赎冲动。作品是底层生活的实录，农民进城境地的写真，对金钱物欲下农民心灵的巨大困惑，感情世界的倾斜，价值观念的嬗变，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了作家内心的善良和责任意识，给我们开辟了一个特殊的审美视野。

这是一部反映农民工在城市打拼的小说集。

作者把我们带到了珠三角地区，带到了底层打工族的租住屋，带到了马达隆隆的车间，带到了他们复杂的内心和多维的感情世界，让我们看到了这些用青春血汗为经济繁荣作出巨大奉献的农民工的形象。作品含而不露的倾向也在字里行间得以窥见，那就是浓烈的平民意识和潜隐的人文关怀，甚至还有强烈的救赎冲动。作品是底层生活的实录，农民进城境地的写真，对金钱物欲下农民心灵的巨大困惑，感情世界的倾斜，价值观念的嬗变，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了作家内心的善良和责任意识，给我们开辟了一个特殊的审美视野。

观生

幸福咒

红尘

规矩

红鲤鱼

凭什么藐视我

撞墙自杀

我爱西桥

雅琴的外遇

夫妻贴

王十月写《秋风辞》

活在苹果里的虫

饿倒街头

纤手杨柳

马林的仇恨

上海情人

后记

不过很快，观生就高兴不起来了。为了逃避计划生育的处罚，观生东躲西藏，一年中有时竞搬家达三四回之多。工作呢，也不断地换来换去，从工厂里的流水线工人到街边小贩，观生做过的工作不下十余种。观生老婆倒一直是在工厂里干活，与观生的不如意相比，广西妹在工厂里弄得风生水起。仅五年时间，她就从流水线上一个打工妹做到了工厂里的主管。广西妹做到主管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广西妹成了别人的老婆。

观生一下子傻了眼，他无法面对这个事实。跑到_丁厂里闹了好多回，都没有结果，广西妹连面也不给他见。最后一次观生拿了把菜刀牛皮哄哄地想往工厂里闯，给三个门卫拦在厂门口结结实实地收拾了一顿。自此之后，观生也就死心了，再也不去找广西妹了。不过，广西妹还不至于如此绝情，到底还念着她的三个孩子，叫人给观生送来了三干块钱。观生接过钱的那一刻，眼泪顿时就涌上了眼眶，很生气地把钱扔了一地，说：“人都跑了，这些钱顶个鸟用！”送钱的人见他如此，想捡了钱回去交差，不料观生怒喝一声说：“你敢，再捡老子就废了你！”来人临走前丢下一句：“你不是不要吗？”观生低下头一边捡钱一边说：“不要？谁说我不要？我的钱我扔那里关你鸟事？”

没有老婆的观生，生活一下子就捉襟见肘起来。好在他还有个老父在建筑工地干活，时常接济他。不过拖着三个孩子也真够他受的。已经没法进厂打工了，观生只好做点儿小生意，在肉菜市场里摆青菜聊以度日。我偶尔从工厂里来看他，在市场里见到观生把三个小孩用绳子像穿蚱蜢一样穿在他的青菜档里，三个孩子在有限的自由里相互打闹着，自得其乐。我跟观生说：“这样可不行，得有个女人才像个家。”观生咧嘴一笑说：“女人吗，都是姓赖的。没有一个会跟你来真的！”我知道他这是气话。因为观生马上又压低了声音说：“你以为我不想女人吗，我天天想，夜夜想着呢，可是谁愿意嫁给我呀。”这倒也是实在话。哪个女人愿意嫁给拖着三个孩子的观生呢？

第二年的夏天，我的第一个儿子降落人世。我母亲从老家来给我带孩子。增加了人口，再住在原来的单间里就不方便了。于是观生自告奋勇地带着我到处找房子。看来看去，观生不是说太贵了就是出门不方便。后来，观生在离他租房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处房子，观生说这房子风水好价钱也适中。我向来就不相信什么风水之说，不过那房子委实是便宜，虽然旧了点，但母亲说旧房旺主，住起来舒心。我于是就依了观生之言住了下来。安顿下来之后不久，才明白观生的用心，原来观生之所以要找离他租房近的地方，就是为了在他去市场卖菜时有个人帮他照看孩子。我母亲自然是他最理想的保姆了。

不能不说观生是走对了这一步棋。我母亲住下来之后，不用观生开口，就主动帮观生带起了孩子。更让观生暗里欢喜的是，母亲跟邻里相熟之后，开始走街串巷地帮观生默识起对象来了。

没过多久，母亲就给观生找了一个本地姑娘，是个鸡胸。母亲也反复说明了这一点，还问观生嫌不嫌人家的鸡胸。观生说：“那姑娘我见过的，看上去性格蛮好。”当然有关姑娘家每年的分红，观生其实也是一清二楚。观生当即就满口应承了下来。母亲正式介绍他们相识之后，就让观生请姑娘下馆子吃饭。一顿饭下来，观生就不同意了。母亲当然要问观生怎么回事。观生的理由是：“对方太小气了，吃一顿饭还要什么AA制，说什么有钱人，我呸！”不过后来观生又跟我补充了另一个理由，观生附在我的耳边悄声说：“鸡胸也就罢了，还搞出个驼背来，驼背加鸡胸，晚上睡觉可就不方便了，这还不是一般的不方便，而是前前后后都不方便！”看来，王观生的想象力还是有的。

之后不久，鸡胸就嫁人了，老公是一个外省仔。当然外省仔除了得到老婆之外，还额外得到了一幢房子。母亲连说可惜。观生嘴里虽没说什么，但神情相当落寞。平日里到我家串门也少了。  半年之后，母亲给观生又介绍了一个女人。这女人我也认识，就住在我上班路上的一块菜地旁边，大家都叫她狗姨。说起狗姨，大家都知道她的故事。那时候狗姨不叫狗姨，有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叫刘梅。刘梅原先并不养狗，在工厂里做个小小的组长，也就是管十几个工人的流水拉拉长。刘梅跟工厂里别的拉长不同，她心地善良，人缘好，所以她拉上的工友们都喜欢她。

司镇南原来就是刘梅手下的一名普通工人，后来之所以能成为刘梅的老公，据说有很多种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司镇南曾在刘梅面前割脉誓情。女孩子家终究是熬不过那些甜言蜜语，心一软，就成了司镇南的老婆。婚后的头两年，司镇南对刘梅确实不错，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千依百顺。可惜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从司镇南调到办公室里当个小小的管理员开始，司镇南的脸就变了。

关于他们的婚变，大家都归咎于司镇南，说他为了娶上一个本地女子，不惜抛弃了糟糠之妻。刘梅呢，她可从没想过司镇南会跟她离婚，她根本就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当司镇南突然说要离婚时，她哪里接受得了这种现实呢？但是司镇南又在她的面前玩起了他那惯用的一手：割脉。看着鲜血满地直流，刘梅心又软了，觉得自己没有必要阻碍别人的幸福，便答应了司镇南的离婚请求。离婚后的刘梅把工作也辞掉了，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块地种青菜。其时，她肚里的孩子已经有四个多月了。

女儿生下来之后，刘梅在菜地边搭起了几个小棚子，养起狗来。刘梅的狗分两大类，一类是宠物狗，另一类是肉食狗。主要还是以肉食狗为主。因此到了秋冬时节，刘梅的狗棚子就热闹起来，前来买狗的生意人在狗群前指指点点，亲切而又带点戏谑的口吻把刘梅叫成狗姨。狗姨的名字就由此得来。我曾经听观生说，他以前也来找过狗姨，但不是为了买狗。我问他不为买狗那是为什么，观生就嘿嘿地笑而不答。现在想起来，才明白观生的良苦用心。

狗姨也许就是在一大群前来买狗的人当中认识了观生。我母亲跟她说起观生这个名字时，狗姨笑了笑说：“我知道他，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三个孩子，在市场摆青菜的。”母亲赶忙给观生说好话：“观生人倒是挺好，性格温和，就是嫌孩子多了点。不过这也没关系，三两个孩子么，说长大就长大了。你看我，五个孩子，泥里去水里来，滚几滚就人模狗样啦。”狗姨没说答应也没说拒绝，只淡淡地说了句：“先看看吧。”

观生就冲着狗姨这句话而来。观生到市场里买了两条鲤鱼，拎在手里就来了，狗姨也没把他当回事，该担水浇菜还是担水浇菜。观生拎着鱼站在菜地旁，一边看一边对狗姨说：“你这块地都渴好几年了，让我来给它浇浇水吧。”狗姨听了就扔下水桶，说：“好呀，你王观生有本事就来浇吧。”观生也没有推辞，很自然地把手上的鱼递给了狗姨，果真就去挑水浇菜。狗姨呢，手里拎着观生给她的鲤鱼，站在菜地边看了一会儿，笑笑，再笑笑，说：“可惜呀，可惜。”观生听到了，仍然低头很认真地浇菜，并没有问狗姨可惜什么，等到浇完菜，观生对狗姨说：“是时候让我给你也浇浇水了。”正在给狗喂食的狗姨说：“还不是时候，况且我也没有渴到马上要浇水的程度呢。”观生笑了笑，话题一转说：“你的狗养得真不赖，我想跟你学养狗。”狗姨说：“你想养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学养狗第一条是先让自己成为一条狗，由人变成狗，你做得到么？”观生说：“我明白了，就让我先从狗做起吧。”P2-5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幢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措。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二○○四年的三月二十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回忆的日子。此时的北方正春寒料峭，而南国的深圳早已寒气褪尽，到处露出一片勃勃生机。这一天中午，我和王十月、杨文冰三人在宝安的街道四处荡游。最先提出到小酒馆里喝一杯表示庆祝庆祝的是王十月。他的提议马上就得到我和杨文冰的热烈反应。其时我们三人刚刚失业，在此之前，我们三人一起供职于一家名叫《大鹏湾》的打工文学杂志。现在却因为杂志人事变更终于失业了。我们把这次失业称之为对打工文学的一次集体逃离。

我们在宝安三十一区市场附近一家名叫上合烧骨店的小饭馆里坐了下来，我们在一边啜着冰凉的啤酒，一边商量着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没有了工作，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生活。当时自由撰稿正风行一时。各种各样的杂志林立，单是故事类的杂志，在当时就不下几十家，我们觉得这是一块可供我们大展拳脚的园地。

我们准备成立一个文字工作室。为了方便大家交流，我们决定住到同一个地方。在此之前，王十月第十一次搬家时，就把家搬到了三十一区。他建议我们也住到三十一区来。我和杨文冰觉得三十一区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它毗邻宝安公园，公园的优美环境大家有目共睹，一些公用设施也相对齐全，晚饭后，是可以就近到公园里走一走的。但这仅仅是一个相当次要的原因，因为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晚饭后到公园里走一走，显得过于奢侈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房租水电相对于宝安其他的地方要便宜很多。

在这个名为上合烧骨店的小饭馆里，在工作室的取名上，大家的意见开始并不一致。各自提出的几个名字都经不起推敲。后来，杨文冰提出了“自由”这个词，当他提出这个名字时，我们便一起沉默了。显然我们三人对这个两个字都有所触动。但是这个名字到后来最终被否决了，否决它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我说：“我们其实都是不自由的自由撰稿人。”于是王十月说：“自由过于张扬了。”最后，在酒喝得差不多时，我提出了“存在工作室”，并一致获得了王十月和杨文冰的通过。存在就是硬道理。于是，在二oo四年三月二十日，一个名叫“存在”的文字工作室就这样诞生了。

当日我们就印了统一的名片，在名片的设计上，我们也颇费了一些心思。名片正面是一张中国地图，地图上标明了北京和深圳两个地名。三个箭头由三个不同的方向指向深圳，增加了图片动感的同时，意图也不言自明：我们就是要用文字在深圳和全国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此后，就是搬家，王十月带着我和杨文冰两人在三十一区的巷子里穿来走去，目的是找到一间既便宜又安静的租房。当一切停当之后，生活就进入了常轨。

常轨就意味着安静和平淡。我们三人差不多就像一个农夫在自己的田地里耕作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天的早上，三十一区的街巷里响起人来人往的吆喝声时，我们便开始在电脑前敲字，到晌午时分，身体便有些疲了，于是便在电脑里统计一下字数，心底里暗自算一下早上的收入，一般以千字五十元计，便大约得出每天的收入来。不过这收入也仅仅是一个挂在口头上的一个数字，那得等这些文字印在纸上之后，这些收入才能够慢慢的兑现。

我之所以称这次失业为对打工文学的一次集体逃离，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作一些补充。《大鹏湾》作为号称中国最早的打工文学杂志，曾一度在它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打工文学写作者，当时比较活跃的，比如余晗、骆琼、司景之、任明友、李晃、林军等人，甚至并不乏后来在全国产生影响的郑小琼、塞壬她们。这些写作者是继林坚、张伟明、安子等人之后的打工文学写作者。他们以《大鹏湾》等打工杂志为阵地，竭力地发出来自底层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大鹏湾》功不可没。更值称道的是，也正是这样一批来自四方八面的打工写作者，他们开创了网络打工文学，这在当时曾经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  但是当我们三人离开了杂志社之后，这个打工文学的阵地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另一方面，迫于生存压力，我们在三十一区的写作，很长的一段时间，偏离了打工文学，以写实和故事为主，我们目的明确地进行着我们的写作。当年的八月，《特区文学》杂志发表了我们三人共同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深圳有大爱》。尽管这部报告文学在后来为我们赚了一点名声，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也正是它，让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怀疑。一方面，我怀疑自己的写作真诚，那些呼喊是否发自我的内心。另一方面，在不断地自我拷问的过程中，我发现我那时的写作难以遵从我的内心。

这种怀疑来自于内心深处对打工文学的认同。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脱离过底层生活，我们与广大的打工人同呼吸、共患难，痛着他们心中的痛，苦着他们心中的苦，欢乐着他们心中的欢乐。我们用自己的文字，发出属于来自底层的微弱声音。从林坚在一九八四年在《特区文学》上发表《别人的城市》到周崇贤的《打工妹咏叹调》；从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到现在，这其间一路风雨一路歌，打工文学能一直不断地走到今天，实际上，它已经向文学界表明打工文学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

在此期间，我对小说技巧的迷恋甚至超越了语言本身。在我有限的写作经验里，以为小说技巧就是人们常说的‘‘怎么写”，对我来说，这就已经囊括了小说的一切。一切看起来实用但又似是而非的小伎俩对我都有无限的吸引力。我希望通过这些小伎俩而达到小说的神圣彼岸。事实上，小说从来就没有彼岸，因为小说并不是一片汪洋大海，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次没有终点的旅行。唯有每一个景点可堪留恋，并留下一些气味，让后来的人，久久回昧。

老实说，认识仍然是从阅读开始的。我初读卡夫卡时所表现出来的惊讶现在仍然可以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但是时至今日，也许有无数人对卡夫卡的写作作出无数种解读，可是到底有多少人进入到卡夫卡的内心世界？我记得余华在一次演讲中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卡夫卡给我了写作的自由。在卡夫卡小说被不断地被经典化的过程，我深刻地体会到这话的含义。当一个作家成名之后，极容易被评论家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我个人一直对批评家的这种做法是颇有微词的。因此，我更愿意使用气味这个词。也许气味之于每一个作家，都是独特的。我在后来反复阅读卡夫卡时，就读出了一种只属于卡夫卡的气味：拒绝、阴冷与极度的不信任。我难以解说，为何我会读出这种气味来。也许有人会把这与作家的气质联系起来，然后想到性格，再后是人格与文格。这样就扯得太远了，我要指出的是，小说的气味只属于小说本身。

英国作家伍尔夫曾经对她的学生说过：“别耍廉价的花招！”如果仅把伍尔夫的“花招”肤浅地理解成技巧，我想这在当下复杂多变的生活中肯定是不够的。它至少还包含了作家对技巧的掌控程度。因此对伍尔夫本人来说，她小说中那足以让人头晕的气味，使所有读过她的小说的人印象深刻。美国极简主义代表作家卡佛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痛恨花招，在小说中，我一看见花招或小技巧，不管是廉价的还是精心制作的，我都不想再往下看。小手腕使人厌烦，而我又特别容易感到厌烦，这大概和我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有关。”据说苏童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喜欢卡佛小说的中国作家之一。显然卡佛小说的气味是特别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我由此想到中国当代作家魏微。魏微的小说于我是有启迪意义的。她的小说仿佛是一支强有力的镇定剂，她所有的小说散发出来的气味足够让我安静下来。我想魏微经营的就是这种让人安静下来的气味。我就是在这种气味里体会到了世道人心。我相信这不但是文字的力量，也包含了作家对当下生活的理解。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这样相同的话：越是思考自己的写作，就越是看不起自己。我这话有二层意思。首先，文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并不是简单的社会各种功能的集合。这个功能，以我的理解就是比如政治、比如教育之类等等，而是包含了更复杂也更丰富的社会生活、文化韵味以及审美内涵。然而综观自己的写作，无不让我心生疑虑：我所坚持的打工文学创作，有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有着丰富的文化韵味？有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审美内涵？

事实上，一件堪称好的叙事作品，我想除了应该有相对令人眼前一亮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之外，它还应该有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文化底蕴。反观我自己，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其次，打工文学自从被批评家们冠之以底层叙事之后，一切便显得似是疑非。我极度讨厌“底层”这个词，但是我无法躲避这个词对我的围攻。生活以同样“底层”姿态向我表示它的不满。无可否认，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被别人所伪装起来。我耽于其色，惑于其表，因此而导致的固步自封自不待言。

但是矛盾总是无法避免。大的矛盾从生活到写作，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小的矛盾从写作技巧到对生活的正确把握，其中的“适度”就更让我深感矛盾。我不知道别的打工文学写作者会怎么样，但是证之于我，确实是矛盾重重。流于表象的叙事作品，对广大的打工者来说可能更直接好读也更感性，易于接受，但是难于深入人物的精神内核。而那些只顾着一味深挖人性的作品，又让人感觉僵化，且理念先行。个中很难找得到一个平衡点。在表达方式上，各人自然有各人的喜好，现实主义更容易让打工人产生联想：生活本来就应该如此。现代或者后现代主义则可能会让人有莫名其妙之感：这叫什么打工生活？这其中的矛盾，也是难于调和的。

但是一个作品的成功与否，却有一个相对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由我来定，而是由读者来定。于是要命的来了。市场运作让写作者开始摇摆不定。尤其是对那些靠稿费为生的自由写作者，他们的痛苦根本就不足为外人道也。

十几年的打工生活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既无法成就我的梦想，也无法成就我的辉煌。唯有写作能够让我停顿了下来，证明我还存在于这微尘的大干世界之中。也唯有写作，能让我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

曾楚挢小说有一种大情怀，充分显示了作家内心最大的善良、悲痛和悲悯。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著名散文家彭学明

对楚轿小说写作，我统称之为“曾氏聊斋”，与蒲氏聊斋每借狐妖鬼怪事浇心中块垒所不同者在于，“曾氏聊斋”写的就是我们乎实的生活，但读者却从其文中读出聊斋式的荒诞、温暖以及难以述说的五味杂陈来。

——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