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父之名(蒙冤入狱十五载始末)》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当代纪实作品。作者格里·康伦以亲历者与受害人的身份，讲述了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司法丑闻——“吉尔福德四人案”——的来龙去脉，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在亲情支撑下与司法不公顽强抗争的动人画卷。

1974年12月，格里?康伦蒙冤被捕入狱；不久之后，为儿子冤情积极奔走的朱塞比?康伦亦遭逮捕；

1975年10月，格里?康伦被定罪；

1976年3月，朱塞比?康伦被定罪；

1980年1月，朱塞比?康伦去世，在儿子耳畔遗言：“以我之死为你正名。你再为我正名。”

1989年10月，格里?康伦洗涮冤情，获释出狱；

1991年，朱塞比?康伦的罪名被推翻；

2005年2月，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正式向包括康伦一家在内的受害者家庭道歉。

关于这起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司法丑闻，九十高龄的丹宁勋爵如是感慨“（此案）让英国的司法公正严重受损！”幸好，信念与亲情，让昭雪之日终于到来。

《因父之名(蒙冤入狱十五载始末)》由格里·康伦编著。

《因父之名(蒙冤入狱十五载始末)》讲述了：

“你和这事有牵连吗，儿子？”

“我没做。我是无辜的，我和你一样是无辜的。”

我父亲了解我，在我婴儿时期，童年时期，少年时期，他一直都了解我。他知道我是撒谎了还是说实话。他相信我。

……

父亲动了动，颤巍巍地抬起手，把面罩摘了。

“我要死了。”

“不会的，你不会死的。”

“我要死了。别担心，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好的，你说。”

“我是当真的。”

“好的，我答应你。”

说话耗尽了他的力量，但这太重要了，他抬高声音。

“我死后，你不要去打狱警。我要你为自己洗刷罪名。以我之死为你正名。你再为我正名。”

格里·康伦监狱历程一览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幼时记忆

第二章 成 长

第三章 我们和他们

第四章 战争状态

第五章 去英格兰

第六章 南安普敦

第七章 在伦敦工作

第八章 在贝城被捕

第九章 被控爆炸罪

第十章 萨里郡的审讯

第十一章 供述和回答

第十二章 被控谋杀

第十三章 关押在监狱

第十四章 父亲被囚

第十五章 转移到布里克斯顿

第十六章 审判结束

第十七章 哪里出问题了

第十八章 旺兹沃思监狱

第十九章 更多问题

第二十章 韦克菲尔德监狱

第二十一章 上 诉

第二十二章 史川吉威

第二十三章 斯克拉比斯监狱

第二十四章 父亲去世

第二十五章 帕克赫斯特监狱和朗拉丁监狱

第二十六章 媒体涉入

第二十七章 新证据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监狱

第二十九章 判决撤销

第三十章 重 生

听母亲说，我出生时身体虚弱，血液稀薄，医生给我开了吉尼斯黑啤，每天一瓶。因此当其他宝宝还吮着小牛奶瓶时，我已经在品尝伟大的爱尔兰传统之一了。我真正能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我从家里后院回来时，往后一仰，跌进了滚烫的水里。那时候我大概两岁。我被后门的门槛绊倒了，摔进这个桶里，屁股都快烫熟了。可以说，自那以后，我一直沉浮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的世界最初局限在贝城西区楼而菲尔路旁六条小街内：玛丽街、皮尔街、科林街、罗斯街、雷蒙街、阿玛街。四岁之前我从没跨出这些街道，那个小世界对我来说已相当有趣。我整天在街上玩耍，早上八点就对着马路坐在路边。家家户户的女人跪在地上，搬着水桶握着刷子刷地。老奶奶、已婚妇女、寡妇、年轻女孩，个个穿着印花围裙，头上裹着围巾，跪在小坐垫上。她们的围裙颜色不同，除此之外并无差别。她们把自己家门口看作是人行道的一部分，以保持家门口干净为傲。女人们边擦边聊：“你家约翰尼找到工作没有？”“你家乔的胸口好些了吗？”‘沙迪，今晚去玩宾戈吗？”大家擦地都呈弧线形，因此家家户户门口都是一片片整洁的扇贝形。这时候，年纪大一些的男孩在玩手球，女孩在跳绳，或者玩跳房子。女孩们会一边跳各种花式的绳，一边和着一首与大家所住的街道有关的短歌谣《玛丽和罗斯剥柠檬》(Mary Ross peeled a lemon)。

我常常看着他们，等着一个女人出来叫我读信。我能赚四分之一磅黄油和一块面包，可能他们还会给我两便士。这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超级富翁，就拿着钱去列娜或约翰·克尔糖果店，买些八角球。和大块硬糖之类的零食。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吃，最后一颗糖也不剩。即使有两先令，也是立刻花光，生怕钱长脚从口袋逃跑，只想着用钱买了吃的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夏日的晚上，我会从路边回来，在门口玩，因为过了七点，老妈就不让我在离家太远的地方晃悠。我看着男人出门去酒吧。附近有三家酒吧，巴迪·吉尔马丁的酒吧名叫月桂树叶。彼得·默里的酒吧就在正对面，一直往前，右手边是查理·戈姆利酒吧，对面是芬尼根肉店。

巴迪·吉尔马丁可能是最健康的酒吧。他建了一间带滑门的小会客厅，镶了面板，上了油漆。小时候，我每次去他们家，都想去拉那扇门。开门后，人们纵情欢唱的喧嚣声热闹非凡——有时候有我母亲，有时候有我父亲、朋友以及邻居。气氛温暖而友好，我知道如果我能溜到那里，就能吃到炸土豆片、柠檬，而且一定会得到一点钱。告诉你吧，工作日的时候，你永远看不到女人在菲尔路上的哪个酒吧独自喝酒。周五或周六晚上，男人才会带女人出去喝一杯。

相比之下，查理·戈姆利酒吧是年轻人最爱去的。他们会占据楼上的会客厅。窗户上有细小的蓝色熟铁条——可能之前经常有可怜虫被人从窗户扔下去。查理还给常客送上餐后甜点和饮料。查理这方面做得很不错，还允许赊账。在这家酒吧，也可以开开玩笑。

大家会相互打趣——如果你穿一件干净衬衫进去，有人会说：“你老妈是不是偷了一盒子肥皂粉？能不能帮我洗一下衣服？”人们喝下一杯又一杯吉尼斯黑啤，总量可以用卡车装，还有一切你能说得出名字的烈酒。那是个很棒的地方。十七岁到二十八九岁的人喜欢去那里，长点见识。然后，他们就开始习惯去巴迪·吉尔马丁或彼得。默里的酒吧。

三家很棒的酒吧彼此相隔不到五十码，周末里面挤满了人，大家总是喝到醉醺醺才离去。

我看到弗朗西·提格过来点煤气灯。他住在我们北边的玛丽街，高个子，大手掌。他会带一架V字梯，靠在灯杆上，爬上去点灯。贝尔法斯特有一个很棒的传统，就是把一条条绳子系在灯横杆上晃荡。绳子会慢慢滑下来，小女孩继续摇晃，绳子越滑越低。当弗朗西·提格过来点灯时，他会把女孩子的绳子系回原处拉紧。

房子是上下各两间，很紧凑。街道还没有两辆车宽，我童年时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车。屋子挤挤挨挨，各家总是敞开着大门。我记得我们过去在家里跑进跑出，躲在门背后玩捉迷藏。谁家的房子不重要，没人在意。我想，贫苦的地方，人们很难找到工作的地方，有一种淳朴的民风，这种地方的人最热情。我的街坊邻居身怀各种技能和手艺，却苦于无处施展——天主教徒很难找到工作，因此没有机会发挥才能。个体商业户会自己赔钱给社区带来利益。我们这里有玛丽街上的安迪·麦克唐纳这类人，他可是热门人物(电工)。屋里的电线出问题了，安迪会过来帮着把电线修好。这本来要花四十英镑，可是一大笔开销啊！而我们只需给安迪五英镑，他照样很高兴。冬天如果石板瓦脱落了，丹-林赛(Dan Lindsey)会带着梯子过来铺上新瓦，然后说：“什么时候脸红了，请我喝一杯。”他不会收钱。这些都是典型的社区精神——大家相互帮忙。

然而，贫穷显而易见，甚至逃不过我年幼的眼睛。我记得有一天去找一个玩伴，他母亲跑到门口。我问他今天出不出门，她回答：“不出门，格里，他弟弟吉姆今天穿着他的衣服。”

我们都是楼而菲尔附近的天主教徒，在这里，很多家庭有多达十几个孩子，他们家不过是其中之一。我父母只有三个孩子活了下来，我是唯一的男孩，我从没见过母亲扔掉过什么旧衣服。她总会把旧衣服送给需要的人，那些有十四五个孩子的女人。母亲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家破布店工作，挑拣旧衣服。她总问老板能不能让她把一些套头衫和我们以前称为“邋遢乔”(sloppy Joes)的小T恤拿回家，送给特别困难的家庭。食物也一样。如果谁家煮了一大锅汤，或是炖煮食物没有吃完，就会把剩下的送给其他人。P1-4

我们四人坐在被告席上，全神贯注，每人手里拿着一朵康乃馨。我们三位男士从小信奉天主教，住在贝尔法斯特最贫穷的地区楼而菲尔（LowerFalls）。唯一的女孩来自伦敦，很久以前是一名工人。我们脸色苍白，肌肉紧绷，神情消瘦，眼窝凹陷，面庞已经瘦到极限。

英国首席大法官在说话。我知道他想避开我的目光，避开我们四个人的目光。过不了多久，他所说的话我可能就会忘了大半，甚至忘得干干净净。不过我听得很认真，等着他说出那个词。

法官阐述了种种原因，不得不认定之前这四人受到的判决证据不足，因此他有责任宣布———

此时，刹那间，我一跃而起，使出浑身力气把手里的白色康乃馨扔到律师席上空。花朵像流星一样曲线上升，滑翔，下落。

那一刻，他说出了那个词———撤销。

我振臂欢呼，仿佛在世界杯足球赛中为爱尔兰队进了一球。我搜寻着家人。十几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他们露出了笑容。我走下被告席，走近他们。再没有枷锁和栏杆限制我，再没有狱警折磨我，再没有手铐束缚我。

有人挡住了我。

“你得回去。”狱警对我们说。我不会再听从狱警的发号施令了！我不会再让那混蛋对我指手划脚。那是监狱方在和我谈话，而我已不是阶下囚。我折返回去，和其他人走到下面，还有一些表格需要签字，一些属于我的财物需要领取。狱警此时都在下面，紧张地看着我们。

“这四个混蛋出去以后会怎么向世人宣传我们的系统？”他们在想。有些人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把真相告诉大家，先生。闹他个天翻地覆。

他们勉强挤出笑容，这些伪装一眼就能识破，这背后是不假思索的残忍。他们在我的饭菜里撒尿，他们撕毁我母亲的照片，他们给我注射催眠药，他们把我当球踢。

那些标语就是他们的内心写照———

POA支持强奸罪

POA号召绞死爱尔兰共和军（IRA）

别怨，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自作孽不可活。

我的名字排在最后，于是我就坐下来抽根烟。过了一会便听到———“康伦！”

我沿着通道往前走，经过一排排牢房，感觉自己像个超人。一路上，所有的囚犯都扒着门，又打又踢，朝我吹口哨。我一阵激动，快速经过他们。桌旁的狱警说：“签字领钱吧。”

他粗壮的食指点了一下，我在那里签了字。他拿起一个棕色马尼拉小信封，里头是狱中工资。他用拇指和食指夹着信封，在我眼前乱晃。

“里面有34.9英镑。你想要吗？”

就算掰断他的手指我也要抢过来。

“当然想要了。我要把这钱给我母亲。”我从他手里抽出信封，装进口袋。

“谢谢。怎么出去？”

他面有难色。

“这个……我们请你暂时先回牢房。”

“什么？”

“请回牢房，就一小时左右。瞧，外面人山人海，我们还是等这些人散了再出去。”

“岂有此理，院长已亲自撤销了定罪。我自由了，带我出去。”

身后有个警察向我走来。他伸出手想拍拍我的肩。

“我想你不会介意等几分钟吧？我们为你准备车子，好吗？然后带你从后门出去。”

我转过身，往后退了一步。

“没得商量。不坐车子，不走后门。你们把我关进来走的就是后门。我要从前门出去。现在就开前门。见鬼的把前门打开！”我想到了父亲。他的话此刻回响在我脑海中：“别忘了，儿子，他们从后门把我们带进来。等你自由的那天，从前门出去。把他们的恶行告诉世界。”

突然，一名狱警开了门，指了指一条狭窄的通道，让我出去。我身后的门刹那间关上了。我和六名狱警在通道里，我很害怕。我正心头发慌，门开了。我看到了本尼的律师海伦娜·肯尼迪。我朝她跑去。

“怎么出去呢？”

“过来，这边走。外面聚集了一大群人。”

她带我沿着通道往前走，到了一个拐弯处，格兰特·麦基和罗斯·弗雷尼正在那里。我抱住罗斯，紧紧地拥着她问：“其他人在哪里？”

“在这里，就在这里。”

在通道另一个拐弯处，人群骚动着，激动又得意。我见到一些人，他们为了这一天而付出了很多。莎拉修女、我的两个妹妹安和布莱迪、《爱尔兰时报》（IrishTimes）的卡罗尔·考特、爱尔兰国会下议院议员大卫·安德鲁斯（他已经在爱尔兰国会为我们斗争多年），还有汤姆·麦格克。从我们被逮捕的那一刻起，莎拉修女就大力呼吁我们是无辜的。她一次又一次申请探视我们，可内政部一直拒绝，因此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她。她的身躯原来如此娇小，令我称奇。妹妹安说：“走，我们从前门出去吧。”

大家都很兴奋。我和大家拥抱亲吻。然后，我看到了加雷斯。我大声叫她。

“我要从前门出去，你和我一起吧。”

“不，今天是你的重要时刻。”

于是我拉上安和布莱迪，朝前门走去。有人把门打开了，我们一起走了出去。安在我右边，布莱迪在左边。看到我们，人群沸腾了，喊声震天，像足球场上的欢呼声。外面有防撞护栏，护栏外人头攒动，人们欢呼雀跃。对面是个建筑工地，所有的工人都挥舞着安全帽。路过的行人淹没在人群中，难以走动。人群激情高涨，狂喜之中，他们把我抬了出去。死了上天堂也不过就这种感觉。

护栏内有一个穿着粗花呢外套的男人，一边踱步，一边用无绳电话通话。我从没见过这类打扮的人，心想他一定是政治保安处的人，手里拿着的是对讲机。

“别让我靠近他，他是警察。”

“不是，不是，”安说。“那是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的克里斯·贾米森。他人很好。他为我们备了车。”

她指着那一片电视摄制组和媒体人员。

“来吧，想说点什么吗？”

我向他们走去。我没打腹稿，张嘴直接说了。

“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因为一起我一无所知的案件，我被囚禁了十五年。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因为别人犯下的案子而冤死狱中。他是无辜的，马圭尔一家是无辜的，伯明翰六青年是无辜的。希望他们能尽快获释。”

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这正是我希望的。我很高兴，我把父亲想说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随后，我们乘车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