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名字，百多年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闪耀至今。有学者感叹说，戊戌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时过百年我们还是不知道。不知道的怕是永远不知道了，但知道的或有可能知道的，一定要澄清出来！鉴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混乱，笔者晓箭不想再虚构波澜添乱，即使施以《戊戌变法》笔法亦以符合史实逻辑为行笔追求。笔者塑造的康有为的艺术形象，当然没有通常课本所宣传的那种神而似妖的先进性，这是因为不以《戊戌奏稿》而以《杰士上书汇录》或相关史料为据的缘故。

作者晓箭在对大量史料进行梳理、研究的基础上，对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在那个特定年代的思想状况、行为逻辑，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质疑，并通过小说的手段，塑造了真实、可信的康有为形象。《戊戌变法》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可读性强，兼具思辨性和历史感，是近年来一部难得的历史小说。

卷一 谁主沉浮

一 “外祸亟，吾策行矣！”

二 五品卿出洋弭兵

三 总署会议

四 总署召见

五 制度局当立

六 偿还旧债

七 丑媳妇儿见公婆

八 绑美国的票儿

九 袁世凯扩军

十 哭秦廷

十一 改造

十二 保国会

十三 张之洞急赴京城

十四 翁同龢三省吾身

十五 恭王遗言

十六 明定国是

十七 满洲天下

卷二 水火不并盛

十八 开缺与面圣

十九 “总署行走，可笑之至！”

二十 冤家躲不过

二十一 筹划京师大学堂

二十二 议复制度局

二十三 欲归《时务报》

二十四 重新包装制度局

二十五 赶康有为出京

二十六 再议制度局

二十七 枪杆子

二十八 恩赏两千两

二十九 礼部六堂罢官

三十密 联日本举新政

三十一 四小军机入值

卷三 变政与政变

三十二 密保统兵大员

三十三 笔祸超生

三十四 开懋勤殿

三十五 “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三十六 伊藤博文访总署

三十七 重用好汉毕永年

三十八 袁世凯觐见

三十九 大刀王五

四十 康有为矫诏

四十一 夜访袁世凯

四十二 皇太后的药葫芦

四十三 洋顾问

四十四 心不在焉的召见

四十五 组织观念

四十六 请家法

四十七 结局

一 “外祸亟，吾策行矣!"

广东进士康有为与澳门商人何惠田合伙，要干一桩事业——向巴西移民。

甲午年(1894)，巴西政府曾派员来大清国招华工，因清、日两国爆发战争而搁浅。现在，战争早已结束，有消息说搁浅之船将再度扬帆。康有为与何惠田订下第一年的移民计划：先租船四艘，每船运人两千，四艘船就是八千人，三个月为一期。这样，一年下来就是四期，能将三万两千人运入巴西。获利后增加租船，扩大再生产。

何惠田是富商，家里有钱。康有为是甲午恩科进士，不比商人有钱，却比商人有名。二人各有所长，实力软硬相济，于是整合资源，何惠田出钱做后盾，康有为出力进京打探。

康有为是以向皇帝上书出名的。光绪十四年(1888)，他第一次上书，建议光绪皇帝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仿汉朝制度，设议训之官，召天下耆贤辅政，给下层读书人政治机会。

为了把上书送达御前，他四处八方托关系，结果要么不被理睬，要么被拒之门外，理由冠冕堂皇很简单：大清国有制度，老百姓上书要送都察院，即应由都察院而非个人代递。其实，谁不晓得该送都察院呢?只是不情愿，一是不走权贵的后门没背景，不相信能送上龙书案；二是送都察院得买印结，找人担保也挺麻烦。所谓印结，就是京官为本省捐官、考试、上书等人员出具的担保书，担保此人是自己的良善同乡而非不法歹徒。担保人需加盖印章，所以叫印结。印结为有偿取得，获得者需给付酬金，称作结费，它是官员的合法收入。

第一次上书流产，康有为通过刊刻、印刷等方式广泛传播，赚来点儿小名气。  

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清国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第二次上书，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在前来北京赶考的十八省举人中征集签名，终得六百零三人联署。这份上书也因此得名“公车上书”。汉时曾以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贤人，后世据此以“公车”代称进京应试的擎人。

大清国是文明国家，事事有制度，照章办事不破金身。管你多少公车，要上达天听必须依法定程序去都察院!由此产生了谁为十八省联名举人买十八省京官印结的问题!这次上书被热炒为千余举人大联名，史不绝书，但没有印结只能是自己玩儿游戏。不过，康有为这次玩儿出了大名!

一个月后，康有为第三次上书，要求清廷依汉朝制度设议郎，遇事开议郎会议，三占从二。这时，他刚取得赐进士出身，授职工部候补主事，挂六品官衔。然而，未等落实官员身份，他先按老百姓的上书程序，买印结去了都察院。光绪皇帝真就见到了!甲午刚打完败仗，好多人都提议变法维新图自强，光绪捡出包括康有为上书在内的九件书折，一揽子批给各省讨论。终也虎头蛇尾，让康有为白欢喜一场。 再过一个月，康有为第四次上书，要求清廷下诏求言，许天下人到午门上书，由御史轮值监收；要求遇有政事每十万户出一人，开会集议，三占从二；要求皇上辟馆设顾问，军机大臣和督抚大员开幕府，广取天下贤才。他借用西洋“议院”之名，传承中国古风，建议朝廷“设议院以通下情”——只为上下通气，并不作决策。还表达了盼皇上召见、编书进呈的愿望。这时，各种身份手续都表明康有为已由民变官；按照规定，他这种小官没有给皇帝上奏折的权力，也不能像老百姓那样上书都察院，而是由本部堂官无偿代奏。所谓堂官，指各部院等中央官署之长官，如尚书、侍郎等，此辈因坐于衙署大堂办公而称堂官。礼、兵、户、刑、吏、工六部的堂官也称部堂。 康有为所在的工部，有满汉尚书各一人，副职侍郎四人，也就是六位堂官。其中，李文田侍郎还是他的广东老乡，偏从中作梗，因此，第四次上书未达御前。 康有为与李文田还有科场过节，照他的一家之言，他本该中状元、点翰林，是李文田捣鬼把他挤出了一甲，拖入朝考，结果考了一百多名，未能进入翰林院。翰林院是升官的中转站，没有翰林出身的升官慢，升做大官难!康有为没得实缺做候补主事；与他并肩候补的人比狗还多，就算候上十年候到胡子白，也未必能补上实缺。他爹就是候补知县，候补至死。康有为不甘心这么磨炼，回到广州家馆万木草堂，继续开塾讲学。身在边省，心在宫阙，他热衷的不是教书而是上书，生怕老死于书窗之下。

政治是件风云际会的事，不到火候不揭锅，君子远庖厨，到了火候也吃不着头一口!北京是政治中心，是煮大菜的厨房，温度最高，总让康有为惦记。这次移民商机，康有为也视为政治机会，心在激荡!

广东有移民海外的传统。十九世纪，香港、澳门多有商人以移民做幌子，向美洲贩卖华工，时称猪仔贸易。澳门是亚洲的猪仔贸易中心。1874年葡萄牙国王向澳门发禁令，将猪仔贸易列为非法。大清国并不受葡萄牙王领导，何惠田指望康有为进京通融，移师广东，合法经营。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中旬，康有为从广州动身，登上始发的轮船，一路北上，辗转进京。

途经上海的时候，大弟子梁启超来迎接。梁启超供职于上海《时务报》，任报馆主笔(总编辑)。这家报馆为民营，志在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摇旗呐喊，合伙人都是维新派。

码头上摩肩接踵，人声嘈杂。招揽生意的挑夫、车夫、客栈伙计及接客的亲友迎着下船的乘客一拥而上。大清国民不会排队，只会拥挤，争先恐后，如水塞不流，宁愿谁也别走!

梁启超率师弟们前来，选个高处嘹望，就见四肢五体黑压压一片，数不胜数的行李像洪水冲下山的破烂儿，在人流中奔涌。  “卓如!”裹在喧嚣的人群里，康有为看见了梁启超。梁启超字卓如。

“先生，先生!”梁启超也循声看到康有为。一帮小伙子跳进人浪，借力打力直掼到康有为跟前，抢着拿行李。

康有为打心眼里高兴，挨着个儿叫名字，他们都是康门弟子，跟着大师兄梁启超来上海闯天下；里面还有个梁启超的弟子，头一次见康有为，叫他师爷。康有为还不足四十岁就做了爷，且喜康门传至三代，甚感荣光。他的学塾像家庭，一人有饭大家吃，一人得道拔茅连茹。所以，梁启超在上海得志，一连跟过去几个师弟，《时务报》几乎变成了康有为的营盘。

时值正午，弟子们簇拥着康有为出码头，去预定好的馆子，来到一座高门楼下。推门进去，由侍班的伙计引领，直奔包房，徒子徒孙，三代同堂。跑堂的伙计点头哈腰，围着主顾大忙。转眼工夫俱已齐备，满桌子油亮亮的菜肴，冒着热腾腾的香气，令人开胃，垂涎欲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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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康有为作伪的历史效应

先要说的是：看这本小说，若从大处着眼的话，不妨读如历史！

戊戌变法尽人皆知，究其原因，以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一书为主要依据的文学宣传“奇功至伟”！该书于辛亥年（1911）康有为流亡日本期间，由上海广智书局在横滨铅印出版，声称是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年1月至8月）进呈光绪皇帝的部分上书辑集。

1953年，这部《戊戌奏稿》被中国史学会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出版。1957年，《丛刊》又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广泛流传。

长期以来，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的奏稿真迹世无所传，学界自然奉康氏的《戊戌奏稿》为信史，既据此论是非为戊戌变法运动定性（让康有为这位“运动员”兼做了“裁判员”），又据此阐发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思想……可是，这部书没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甚至已被历史证明多有谎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对康氏《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经过研究，他确定只有两篇真作，认为这部《戊戌奏稿》具有作伪的主观故意。八十年代初，昔日光绪皇帝令内廷抄录的康有为奏稿汇编本《杰士上书汇录》在紫禁城里被发现，完美地证实了黄先生的推断：康有为辛亥年间在日本出版的《戊戌奏稿》，并非就是他在戊戌年间的奏稿原本！光绪皇帝当年看到的不是这些东西！

一语惊醒梦中人！相关的史家意识到，他们煞费苦心数十年，依照《戊戌奏稿》“还原”出来的历史，并不是历史上的历史！

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康有为与世人开了这么大的玩笑？至今众说纷纭。

《杰士上书汇录》共收奏议十八篇，康氏的《戊戌奏稿》收了二十五篇，二者并无严格的对应关系。与前者相比，后者除两篇文字略有改动，文意无改篡，可属康氏奏议的原稿，其余篇什较之《杰士上书汇录》中的原稿，或多异或大异，因涉及文意的增删改变，不能算作“原稿”，只能归为在戊戌年之后的改篡或重撰之作。笔者说“二者并无严格的对应关系”，除上述原因外，还因为《戊戌奏稿》收录了一些无中生有之作，且另有一类，是康有为请人代奏的稿件（也包括改篡、重撰和无中生有等情况），当年署的是他人之名——这些篇什均未见诸《杰士上书汇录》。而《杰士上书汇录》中康氏的奏议也有被《戊戌奏稿》所弃者。至于二者究竟有几篇相关或不相关，众口不一，原因是有的改稿面目全非，可作两便的选择。

台湾学者黄彰健的研究结论被许多专家所接受，但也有人不甘心辜负自己呕心沥血取得的研究成果，寻寻觅觅找两个集子的相仿点，试图把“原稿”多算上几篇，就可以否定《戊戌奏稿》具有作伪的主观故意——似乎盗资百万是偷，窃得百元就不是偷了！

其实，症结点并不在到底改篡了几篇，而在于此行为引发了事情性质的变异——康氏在《戊戌奏稿》中高调推出的立宪法、开国会、兴民权、抑君权、行三权鼎立之制等思想，在真正的戊戌奏稿《杰士上书汇录》中根本不存在！比如，在《杰士上书汇录》收录的康氏《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呈》这篇奏议中，康氏说日本维新之始“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恳请光绪皇帝照方抓药。而在出版物《戊戌奏稿》里，康氏在这篇奏议（被改头换面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二字，实乃虚言其状）中说日本维新之始“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商榷新政，草定宪法”，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如法炮制，此外，还对“三权分立”侃侃而谈……纯系子虚乌有！日本的制度局只是八局之一，是普通的事务局（日本有八局，就像大清国有六部一样），它既没有《杰士上书汇录》说的那么大权力，更没有《戊戌奏稿》说的立宪方面的权力。而且，日本明治宪法是在维新二十年后出台的——制度局老早就“挂了”，与宪法没关系——根本不是维新之始时的事！

康有为官卑职小，处身大清国的权力边缘，进不去军机处也进不去总理衙门，便打着效法日本的旗号，要甩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开制度局给自己设个位子。他要努力通过上书博得龙心欢悦，强行跻身国家决策圈，希图按照自己的想象走捷径，与日本联盟甚至合邦，以迅速致国以富强……历史已经证明，康氏这个小小儒生想错了！他以为“偏方治大病”，自己的办法是救国的良药，看不上别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从始至终，他利用年轻的光绪不喜老臣的心理，自己上书、请人上书，千方百计要开制度局。这令诸多当朝老臣感到位子不稳，自然集体抵制。为了掩人耳目、蒙混过关，康氏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制度局改名换姓，一会儿叫“议政处”，一会儿叫“会典馆”，一会儿又叫“懋勤殿”，既说是大清国祖上就有，又说是略师泰西议院之制（如果他把大清国的军机处也胡诌成泰西议院之制的话，我们不可不走脑子就应声称喏，一定要“验货”），绞尽脑汁信口开河，抱住不放锲而不舍，泪尽泣之以血也要弄成制度局，而于宪法，他可曾用过几分心思？

历史难以假设，真相往往被遮蔽。

如果世人首先见到的不是出版物《戊戌奏稿》，而是《杰士上书汇录》，那么康有为现代性的先进人物形象就无从谈起了——他不过是个以为按照自我幻觉就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儒门小吏，渴望着重振业已失坠的先王之制，而已。

如果世人首先见到的是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就会发现：尽管他把泰西议院说得天花乱坠又似是而非，结论却是：中国人愚昧，开议院尚非其时，徒为“取乱之道”，而他给光绪皇帝的献策恰是“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康氏还认为，议院中国古来就有，先王治天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这就是议院！而他关于“三权分立”的议论，要么和商周的三克三俊、秦汉的三公九卿扯在一起，要么说是“三者立以奉元首”，把古人各司其事的职责分工和西人相互制衡的权力分立混为一谈。照这样推论下去，大清国有六部，就是六权分立了！

如果世人首先见到的是他的《答人论议院书》，非但不会奉之为先进人物，反倒要视之为顽固派了。在《答人论议院书》中，他旗帜鲜明，说泰西国权皆归议院，“而仆窃以为中国不可行也”；发过一通“高见”之后，他得出结论——

故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上述引文出自《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32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在《杰士上书汇录》中同样满纸对君权的阿谀奉承之词，例如《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并呈〈孔子改制考〉折》：“立君臣，等上下，此非天之所为，乃圣人之所设。中国圣人，实为孔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惧，作六经而大义明；传之其徒，行之天下，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仁恕忠爱之道。不然，则民如标枝，人如野鹿，贼心乱性，悍鸷狠愚。”而作伪的《戊戌奏稿》，则琴瑟别弹，其中的《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正是上篇原稿的重撰之作，不光尽洗阿谀，还创作辛亥话语：“王者至尊，为天之子……人民虽卑，亦天之子”、“信教自由，为宪法大义”云云。他一晃脑袋就变脸儿，一嗓子就把反调高唱入云，并以“戊戌思想”的面目于辛亥年间招摇过市！康有为用《杰士上书汇录》向戊戌时代献媚，以《戊戌奏稿》向辛亥时代自诩，左右逢源，上下其手，欺世盗名，昭然若揭。

《戊戌奏稿》以改篡或伪造为手段，通过增项，偷梁换柱地将康有为当年设制度局的奋斗目标变为立宪法、开国会；通过减项，“去粗取精”地删去了尊君权、抑民权的内容。这就化学反应似的产生了奇妙的历史效应，把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形象完全颠倒了过来，树立起一个现代性的先进人物。从此，“先进中国人”的光环就铁定罩在康有为的头上了。

无论用心何在，戊戌年间的康有为没有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做出努力，不该倒签空头支票，拿辛亥思想偷梁换柱。世界总该有点规矩，人理应有所敬畏，有义务尽力维护历史的原本面目，给良知和来者一个交代。人在做，天在看。一旦自以为是圣人是神，就变成魔鬼了！

回到康有为，他并非对现代思想全然懵懂，因为早在他之前，中国就有了为现代思想摇旗呐喊的先驱者，比如郑观应、王韬、郭嵩焘、何启、胡礼垣等等。康有为对现代思想也曾有所表述，其水准出于先驱者之下甚远。今天一灯独亮灯下黑，难怪天下不长眼睛！从根本上说，康有为是个半新半旧的人物，头脑里新旧思想杂糅，此起彼伏；旧思想是他的童子功，新思想是一锅夹生饭。因此，他倡新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拨拨旧弦；言旧的时候，也免不了顺嘴说个新词。对于宪法、议院这类舶来品，直至戊戌年，他的理解尚还粗浅，因其不得要领，往往一笔带过，从无阐释，亦可任意解说，稍一多言就露马脚，和出版物《戊戌奏稿》不可作同日而语。

戊戌年间的他，并非绝口不谈宪法，《日本变政考》就有涉及，但是，他要说的是日本在维新二十年后才定宪法，大清国不用急，急的是制度局等等。不像《戊戌奏稿》那样说日本维新之始就定宪法，大清国也得赶快定。在《杰士上书汇录》中，康氏对宪法亦非只字不提，其中的《为厘定官制分别官差，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折》就说：“草定宪法，酌定章程。”但通观全篇可知，此“宪法”非彼“宪法”，意在总筹全局，安排好“轻重先后之序”，这与《戊戌奏稿》所说的“宪法”不在一个层面上。

唯《戊戌奏稿》才令人刮目相看，内中伪作《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反差尤为明显：“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若臣言可采，乞下廷议施行。若其宪法纲目，议院条例，选举章程，东西各国，成规具存，在一采酌行之耳……”这已不再是一笔带过的片言只语，而是货色灼灼的琳琅满目，一套套的有模有样。论及三权也不是“以奉元首”了，而是元首“同受治焉”，并且人君不过是无权的虚君，“政府代之”！这就是“辛亥版”康有为高高胜出“戊戌版”康有为的地方，只是，辛亥年坠地的孩子不能再坐回到戊戌年的娘胎里！故此，这也正是《戊戌奏稿》作伪的可笑可鄙之处。

《杰士上书汇录》言宪法偶一为之，且非宪法之本意，《戊戌奏稿》主打宪政牌，句句中的，声声朗朗。一方面，戊戌年的康有为还没有辛亥年的水准；另一方面，设若有几分水准，他也不能既给光绪献计“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又鼓吹宪政制约君权。什么人会左右开弓掌自己的嘴呢，疯了不成？戊戌时代他就那水准，自然而然，没人怪他。正是因了辛亥年出版物《戊戌奏稿》的作伪，康氏便在华夏大地骤然雄起，并坚挺了几十年，如金枪一般巍然不倒了。

后人不该不察其详，把康氏流亡海外、见过世界以后的思想，都当成康有为戊戌年间的思想来研究。关于宪法、国会、三权分立，康有为直至逃出国门，也没讲出一句明白话，即便有什么说辞，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实在代表不了那个时代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思想水平。走自己的路，不怕别人去说；挤别人的路，人家不说自己也该脸红！

戊戌年间，康有为借他人之名奉折自保，请托上递，终于得到光绪皇帝一次召见。因在光绪脚底下跪过一会儿，他就不想站起来了，找不着北了，一心要把君权做大做强。不幸的是他的君权惹恼了戊戌变法的总后台慈禧太后，老太婆不好，又容不下别人围园劫后要她的老命，其结果就是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就像泼脏水那样，她连孩儿也一同倒了出去！大清国的转机戛然而止，爬不出苦海的中国人民更掉入深渊。严复不说老太婆，只说康有为毁了戊戌变法：“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并且指责康有为：“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三册，第631页、632页，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

假的就是假的，头上三尺有神明！《戊戌奏稿》害后人误读历史，自我感觉与世界方枘圆凿，在开国状态下仍然深闭固锁，见笑于邻人！然而，时至今日，以《戊戌奏稿》为蓝本的各种宣传，在专业史家之外仍受到普遍推崇；“蚂蚁缘槐夸大国”，可笑可惨！《杰士上书汇录》等一系列史料表明，尊君权、抑民权、反议院、设制度局并且试图厕身其中，以主导朝政、领导变法才是康氏在戊戌年间的政治诉求。

无论以何种方式为载体，史实都是根本，无视史实夸夸其谈，只能失之于滑稽。敢不敢睁开眼看看过往的历史多教训，是对今人胆识的考验。而在此前，必须追求历史事实的真实，尤其要剥掉懦夫示勇的伪装，否则，甘受愚弄，只能导致虚骄盛行，进而以愚弄弄人，代代相承。这犹如皇帝穿新衣，自我感觉良好，却贻笑于三尺孩童，太可怜了。最大限度追求历史史实的真实，不仅关系到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关系到我们对待现实与世界的态度。中国已被拖入世界体系一个多世纪，正是不同的态度，成为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使古老的中国终竟告别了一家一姓之天下，面向着现代社会，一步步地艰难转型。

有学者感叹说，戊戌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时过百年我们还是不知道。不知道的怕是永远不知道了，但知道的或有可能知道的，一定要澄清出来！鉴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混乱，笔者不想再虚构波澜添乱，即使施以小说笔法亦以符合史实逻辑为行笔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可作为正面说史来读。但是，小说毕竟不是史书，本书在不伤大体的前提下，细节处不排斥虚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作为历史来读的本书，具有漫画性。笔者塑造的康有为的艺术形象，当然没有通常课本所宣传的那种神而似妖的先进性，这是因为不以《戊戌奏稿》而以《杰士上书汇录》或相关史料为据的缘故。写在前面亦有以明缘由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