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中国读者立刻就会想到一个天才的俄罗斯诗人，想到一首首热情奔放，脍炙人口的抒情诗，想到引人入胜、彪炳俄罗斯文学史册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想到……

本书第一部分“断想录”里展现了普希金的无比丰富的思想；第二部分“人物漫记”所收的12篇文章总共描写了12位俄国与西欧国家的人物；第三部分“文学散论”辑录并翻译的二十篇普希金有关文学批评和文艺思想的文章；第四部分“游记”收录的三篇文章，都是记叙普希金的东方之行——从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直到俄土边境。

天才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是中国读者的老朋友，他的全部诗歌作品曾多次译成中文，是中译本版别最多、印数最高的外国诗人。普希金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有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结构。”(作家格拉宁)

本书系普希金散文作品的第一部中文选本，共收录散文35篇，断想44条，分为“断想录”、“人物漫记”、“文学散论”和“游记”四辑，基本上反映了普希金散文创作的全貌。

普希金的散文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一个内容丰富、充满魅力的世界。诗人以自己的作品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解：“确切和简洁，这就是散文的首要优点。散文需要的是思想，思想，舍此任你妙笔生花也毫无用处。”

译序

第一辑 断想录

 断想录

第二辑 人物漫记

 杰尔查文

 卡拉姆辛

 亚历山大·拉季舍夫

 罗蒙诺索夫

 巴拉丁斯基

 杰尔维格

 与亚历山大一世的一次假想性谈话

 霍乱

 谈缪塞

 拜伦

 伏尔泰

 关于斯塔尔夫人和A．M．先生

第三辑 文学散论

 论散文

 论法国文学

 论创新

 诗的力量

 关于诗风

 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

 论批评

 对批评的反驳

 试驳某些非文学性的指责

 论报刊上的文学批评

 论文学中的人民性

 论悲剧

 俄国戏剧之我见

 论拜伦的诗剧

 论奥林的悲剧《科赛尔》

 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荷马的《伊里亚特》

 论弥尔顿和夏译《失乐园》

 “B．л．п的游记”

 关于永久和平

第四辑 游记

 克里木记行

 致л．C．普希金

 一八二九年远征时的埃尔祖鲁姆之行

译后记

真正的趣味不在于无意识地摒弃某个词，某个词组，而在于对这些词和词组是否适用有一种分寸感。

没有才能的学者就像那个可怜的教士，撕下几张古兰经吞入肚子，就以为取得了穆罕默德的真谛了。

作家身上的单调证明了他才智的褊狭，尽管他的思想也许是深刻的。

我们这里一位诗人得意洋洋地说：在我的诗里可以找到没有意思的言词，但不可能找到散文。拜伦对自己的几首诗也无法作出解释。看来有两种“没有意思”，一种是因为缺乏感情和思想，另一种是因为感情和思想过于丰富而找不到表达它的言词。

帕斯卡说，所有能使几何学得到提高的东西也能使我们得到提高。他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他的哲学思想。

灵感是一种心灵状态，它最能生动地感受印象，想象概念，因此也最能生动地解释概念。几何学与诗歌一样需要灵感。

细腻还不能证明是智慧。有时候傻瓜甚至疯子也特别细腻。所以还可以补充说一句，细腻很少与那些生性厚道、气概豪迈、襟怀坦荡的天才为伍。

有些人对祖国的荣辱苦难并不关心，对祖国的历史知之甚微，只知道从波将金公爵以来的几十年历史。对国事也只知道他的领地所在的那个省。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自诩为爱国主义者，因为他们喜欢喝波特文牙汤，他们的孩子穿着俄国的衣衫在玩耍。

既然所有的一切人家都已经说过了，那你又何必再写？仅仅是为了把已经说过的东西说得更漂亮些吗？多么可怜！当然，我们决不想贬低人类的智慧，它对概念的理解是无穷无尽的——就像语言对文字的组合同样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维亚泽姆斯基的一个笑话说得极好。形容词泛滥把俄国诗歌弄得了无生气，但维亚泽姆斯基却为之辩护，他非常风趣地说：所有的名词都已经说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给它们加上一个形容词而已。一些好心人也在费尽心机，煞有介事地要证明，还有动词和助动词等等也都已经说过了。

在我们这里，写散文和写诗一样，不是因为生活的必需，也不是因为有必需表达的思想，而仅仅是因为用这些形式表现很轻松。

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散文极为生动。他具有一种非凡的才能，擅长于独辟蹊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因为他善于思考。不幸的是，我们中间这样的人很少。

以上译自《书信、凝想、札记拾零》

载普希金全集第7卷，1964年版，第53—66页

作家对俄罗斯语言的热爱，只有像米拉波和彼得大帝那样的革命领袖对俄罗斯的爱，才能与之相比。

俄国的一切，俄罗斯语言的一切，都应该革新。

(1823)

托瓦德森有一次在塑某个名人像的时候，忽然发现，塑像的脸虽然不难看，但却奇怪地分裂为两种表情：上部阴森可怕，下部却挂着不变的笑容。托瓦德森对此倒觉挺合心意。P3-5

一提到普希金的名字，中国读者立刻就会想到一个天才的俄罗斯诗人，想到一首首热情奔放，脍炙人口的抒情诗，想到引人入胜、彪炳俄罗斯文学史册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想到……确实，普希金首先是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而为中国读者，也为世界各国读者所了解、所喜爱的。他的诗歌创作不仅是俄罗斯诗库、也是世界诗库里的瑰宝。

但是，实际上普希金的天才并不限于诗歌创作，他在散文领域同样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前苏联著名作家达尼伊尔·格拉宁指出，普希金“既是散文家，又是诗人，他运用这两个体裁都是天才。他的散文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有自己的秘密，自己的结构。”

普希金很重视散文，他认为散文是个不同于诗歌的艺术领域，有自己的特征和要求。早在1822年，普希金就写过一篇论述散文的短文，在文中他表述了他对散文的见解：“我们的作家却把平易地叙述最普通的事物当成了耻辱，是想通过添枝加叶的描写和毫无生气的比喻使儿童文学变得生动吗？这些人从来不肯不加上‘神圣感情高尚的火焰’的话而简单地说‘友谊’二字。本可说‘一大早’，但他们却要写成‘当初升的太阳把它的万道金光映红了东方鱼肚白的天空的时候’——多新鲜的描述啊！难道只要写得长就是好？”他最后明确指出：“确切和简洁，这就是散文的首要优点。散文需要的是思想，思想，舍此任你妙笔生花也毫无用处。”

普希金主张散文的语言应该言简意赅，明白晓畅。他反对空洞无物、堆砌词藻的散文，他希望俄罗斯的散文具有丰富的“思想”，而不是丰富的“词藻”。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至于手法，则越简洁越好。要紧的是真实和真诚。事物本身就很精彩，无需任何粉饰。粉饰只会对它有害。”

普希金很早就开始了他的散文写作。俄罗斯的普希金专家的研究表明，普希金还在皇村学校学习期间就已经在尝试写作散文了。不过专家们同时也指出，直至上世纪20年代中叶之前，普希金的散文写作还属于探索、试验阶段，自20年代中叶开始他的散文才真正进入了成熟期，并成为俄罗斯散文的典范。

普希金散文创作的最大特点，也正如他本人对散文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无比丰富的思想。这一特点特别突出地反映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断想录”里。收录在这里的44条“断想”，不啻是44朵熠熠闪光的思想的火花。它们谈文学，谈人生，还谈政治。如果说，作者推崇维亚泽姆斯基公爵的散文“极为生动”，还只是为了提醒作家们学会“独辟蹊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学会“思考”的话，那么，当他援引阿尔诺在“名噪一时”以后“被人遗忘殆尽”的教训时说“凡是为了观众而写，取悦观众，迎合观众的趣味，而不是为自己，不是因为有了独立的灵感，不是出于对自己的艺术的无私的爱而写的诗人，其命运就是如此”时，他的话所涉及到的就不光是对个别几个作家的针砭，而是对文学的使命、作家的人品等大问题思考了。至于当我们读到他说，对某些作家来说，“读者不多不要紧，只要有人肯买他们的书就行”，我们简直要怀疑，普希金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我们当今中国文坛上的某些现象才发出如此评论的了。而类似这样深刻的、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在“断想录”里，在“文学散论”里，甚至在本书的其余两个部分里，比比皆是。

本书第二部分“人物漫记”所收的12篇文章总共描写了12位俄国与西欧国家的人物，从俄国的浪漫主义诗歌先驱杰尔查文、俄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卡拉姆辛、俄国早期革命思想家拉季舍夫……直到英国大诗人拜伦、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和斯塔尔夫人，等等。但是，在这些文章里，与其说普希金在描摹上述这些人物的形象，在揭示上述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不如说普希金是通过对这一个个人物形象的描写在展示他自己的性格特点，在阐述他自己的思想观点，在倾诉他自己的感情爱憎。因此，这一幅幅人物群像，不是简单复制的照相，而是既反映人物本身行为思想、又能折射出作者本人思想感情的艺术画像。

譬如，他写卡拉姆辛，他高度评价后者八大卷的《俄国史》，因为这部书打开了许多对自己国家并不了解的人的眼界；同时，他更对卡氏的精神推崇不已，因为后者在自己的声誉“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在“其他人早已弃学而去，为谋求自己的一官半职而四处奔走”的时候，“他却依然枯坐自己的书房”，“默默无闻地笔耕不已，为这部著作奉献出了整整十二个春秋”。

他写拉季舍夫，他同样是赞赏拉季舍夫的精神。在当时俄国书刊检查制度下，革命思想家拉季舍夫的名字是根-本不能见诸报端的。所以，普希金在写这篇文章时煞费了一番苦心。普希金是这样写的：“……拉季舍夫的罪行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发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靠山的小官吏，竟然挺而反对公共的秩序，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叶卡捷琳娜！”他接着又写道：“因此，我们从不认为拉季舍夫是个伟人。我们始终觉得他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罪愆。他的‘旅行记’也是一部平庸之作。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具有非凡精神的罪人，一位狂热的政治家，当然，他误入了歧途，但他是怀着一种令人惊讶的献身精神、带着某种骑士的良知去行动的。”在“罪愆”、“罪人”、“发疯”等字眼的掩盖下，普希金曲笔传达的其实是拉季舍夫的“非凡的精神”，“某种骑士的良知”，“令人惊讶的献身精神”，所以，难怪此文在送交书刊检查官审查时，不能通过。

他写罗蒙诺索夫，他没有讳言后者向权贵们写过“谄媚”的赞美诗，但他也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些表面现象上。他援引了罗蒙诺索夫写给当时权倾一时的大臣舒瓦洛夫信中的话：“尊敬的阁下，别说是在达官贵人面前，即使在我的上帝面前，我都不想充当一个傻瓜。”从而让读者看到，“当事情涉及到他(指罗蒙诺索夫)的名誉，或是他心爱的思想能否成功时，他也会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时，无论是他的庇护人的庇荫，还是自己的高位厚禄，他都视若敝屣。”他还描述了罗蒙诺索夫跟这位达官贵人的一次精彩的争吵。当舒瓦洛夫恼羞成怒，大声吼叫：“我把你从科学院开除出去”时，罗蒙诺索夫反唇相讥，傲然答道：“不，还是说把科学院从我这里开除出去吧。”听着这样掷地有声的回答，读者不由得与作者一起发出衷心的赞美：这才是罗蒙诺索夫的真正面目！

与描写自己的几位同胞一样，普希金在描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时同样并不讳言自己的立场观念，同样寄寓了自己的感情思想。他几乎是怀着一种惊喜描述缪塞对道德说教的“嘲弄”，对“庄重的亚历山大诗体”的“破坏”。他不厌其烦地转述了伏尔泰与布罗斯之间的通信，揭示了这位伟大的法国哲学家身上世俗的一面——小市民式的贪财和狡狯，但他对这些弱点取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认为“这一切并没有损害他在我们脑中的形象”。但是当叙述到伏尔泰对德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卑躬屈膝行为时，普希金显然无法掩饰自己对这种行为的轻蔑，愤然责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独立变成对君王的献媚？对一个异国的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他这样做的君王去献媚呢？”并由此对作家发出了忠告：作家的真正的位置是在他自己的书房里，只要有独立与自尊，就可使我们高踞生命之剑和命运风暴之上。普希金的宽大胸怀和高尚情操，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深受拜伦影响的俄国诗人，普希金论述拜伦的文字理应是最为精彩的。事实上，普希金也确实打算写一篇长文来探讨这位伟大英国诗人的生平与创作。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刚刚触及到了这位英国诗人的性格特点及其根源时，便戛然而止，再也没有写完，从而给读者留下无限的遐想。

对普希金的研究者来说，本书的第三部分“文学散论”当最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这里辑录并翻译的二十篇普希金有关文学批评和文艺思想的文章，文笔犀利，锋芒毕露，展现了普希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面貌。在这些文章里，普希金谈文学的社会功能，谈作家的社会责任，谈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区别，谈文学的人民性，谈文学作品的语言和风格，等等。他批评当时的俄国文坛，“不仅没有想过使我们的诗风趋向高尚纯洁，而且把散文也搞得虚饰浮夸”；他认为，“批评是揭示文艺作品中的美与缺陷的一门科学”，“没有对艺术的爱，就没有批评”；他指出，“学者和作家，不管他们是何许人，他们总是站在一切教育进军和文明攻势的前列。他们注定总是要首先遭到攻击和忍受苦难，但他们应当豁达大度，而不应当为此而怨天尤人”；他分析作家的人民性，说这是“只有他的同胞才能充分理解其价值的优点；在这些文章里，他甚至还对文学翻译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要求译者更多地忠实原文，而不要卖弄词藻，取悦读者”，他“希望看到但丁、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本来面目，看到他们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并带着他们天生的不足”。普希金的文学批评文章，都不是什么鸿篇巨制，长的不过几千字，短的甚至只有几百字，但都充满着普希金特有的睿智，闪烁着普希金特有的文学思想的光辉，并对今天的读者仍然富有教益，予人以启迪。

本书第四部分“游记”收录的三篇文章，都是记叙普希金的东方之行——从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直到俄土边境。其中，尤其是第三篇，即《一八二九年远征时的埃尔祖鲁姆之行》，不仅是普希金本人的散文创作中篇幅最长、成就最高的作品，而且还被誉为“全部俄罗斯散文创作中的巨大成就之一”，“世界游记体裁的突破”。这部作品，形式非常自由，有些部分像是旅途札记，有些部分像是回忆录，有些部分像是人物漫记，有些部分则像是一篇篇题材各异的议论文和短评，但各个部分又全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随着普希金那简洁明快的笔触，我们欣赏到了高加索山区的旖旎风光，我们领略到了俄国东部山地民族独特的风土人情。无论是暮色苍茫之中在群山簇拥之下的雄伟的别什图山的轮廓，还是在万丈峭壁之间汹涌激荡的捷列克河，无论是风俗奇特的沃舍特人的出殡，还是那神秘的土耳其贵族的后官……无不激起人们浓厚的阅读兴趣，且令人读后久久不能忘怀。而他融合了史学和文学笔法的人物描写，如文中对叶尔米洛夫将军和俄国剧作家格里鲍耶陀夫的描写，对后世的俄国作家赫尔岑、柯罗连科、高尔基等都有巨大的影响。至于他在这篇散文中对战争的描写，尤其是把激烈的鏖战与平静的日常生活场景相结合的描写，更被认为是“托尔斯泰之前的真正托尔斯泰式的战争描写”。

普希金的散文是一个内容丰富、充满魅力的世界。

最后，不无必要说明一下的是，中俄两国文艺学界对散文的定义是有差异的。俄国(还有其他欧美国家)的文艺学界在文学作品的分类上多采用三分法，即把文学作品分为诗、散文和戏剧三大类，而我国文艺学界则采用四分法，即把文学作品分为诗、小说、散文和戏剧四大类。因此。俄国文艺学家在谈论普希金的散文创作时，他们实际上还是在谈论普希金的小说创作，如他的《上尉的女儿》、《别尔金小说集》等，而普希金本人所谈的散文创作，实际上也包括小说创作在内。然而，本文所引的普希金关于散文的观点，似乎更多的是着眼于与中国文类学相近意义的散文。

正是上述中俄两国文艺学界在有关散文定义上的差异，给译者编选这本《普希金散文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在俄罗斯没有一本中国文学意义上的《普希金散文选》或《普希金散文集》，译者只能在十大卷普希金全集里，按照中国文体学有关散文的定义，一篇一篇地寻找、挑选。最后，才编成了目前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普希金散文选》。本书共收录普希金的散文35篇(其中一篇书信)，外加44条断想，分为“断想录”、“人物漫记”、“文学散论”和“游记”四个部分，基本上反映出了普希金散文创作的面貌。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普希金的散文选，编选和翻译上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和专家指正！

谢天振

1995年6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终于编成并译完了这本《普希金散文选》，心中有一种似了却夙愿般的喜悦。

确实，60年代四年的俄语本科生涯加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三年的俄苏文学研究生经历，使我与俄苏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后来由于工作需要，自从研究生毕业后我就一直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和教学。这期间除了零星翻译过几篇俄国和前苏联的中短篇小说、文学论文和从俄语翻译过一本比较文学专著外，基本上没有做过较正式的俄苏文学的研究与译介。但我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却丝毫没有减弱。不仅如此，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从俄苏文学中所受到的教益实在太多了：从文学趣味、审美标准，直到我们的道德观念、人生理想，等等，等等，无一不受到俄苏文学的影响。因此，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渴望能为俄苏文学的翻译与传播一尽绵薄之力。这个愿望，说它是出于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也好，说它是想对饿罗斯文学进行“回报”也可，反正，这是我心中的一个“俄罗斯文学情结”。

正是由于这个“俄罗斯文学情结”，所以两年前一天，当贾植芳先生受谢大光先生之托向我征求“外国名家散文丛书”的选题时，我当即报了《普希金散文选》。当时我报这个选题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普氏的散文在国内一直没有系统的译介，二是在我的印象中，普氏有不少好的散文很值得译介。

但是，当我于去年年底开始真正着手编选并翻译这本《普希金散文选》时，我这才意识到我给自己出了一个多大的难题。原来，我印象中的俄文版普希金散文集(选)，实质上就是普希金的小说选，我印象中的普希金的好散文，有些也属于小说范畴。因此，要编一本中国文体学意义上的《普希金散文选》，就没有现成的俄文版蓝本可依，而必须自己从洋洋十大卷的普希金全集(主要集中在后五卷)中一篇篇地去找。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吧，整整一个寒假，我反复阅读普希金全集的最后几卷，终于挑选出了目前奉献给读者的这些篇目，并逐篇把它们译出。现在，如果这本小小的《普希金散文选》能对中国读者全面认识普希金的文学创作有所贡献，并且能够博得读者的喜爱的话，那么这将是对我作为一个编选者和翻译者的最好的奖赏了。

本书的翻译遵循的也是普希金本人对翻译的要求，即“更多地忠实原文，而不要卖弄词藻，取悦读者”，让读者“看到但丁、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本来面目，看到他们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并带着他们天生的不足”。为此，译文尽量选用符合普希金原作风格特点的简捷明快的语言来表达普希金原作的意思。普希金原文中经常插有法、英、西、意、拉丁语等词句，译文也基本予以保留，仅在文末作注，这样可让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读普氏原文相似的感觉。原文中的俄国度量衡单位，译文把它们转化为中文中的相应单位，如10俄里就译成“20里”(因为1俄里等于1．06公里)，而不是如有些译本那样译成“十俄里”，我觉得这样中文读者会摸不着头脑，也不译成“十里”，因为这样会传达错误的距离概念。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著名的普希金作品的翻译家冯春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在获悉我要翻译《普希金散文选》一事时，立即把他此前翻译出版的《普希金文集》中的“小说、散文”卷慨然相赠，供我翻译时参考。事实上，本书中《一八二九年远征时的埃尔祖鲁姆之行》一文，在翻译时从冯春先生的译文中获益甚多，他的译文素朴而又优美，深得普氏文章的真味，给我不少启迪和借鉴。这里，我还要顺便向张铁夫、黄弗同两位先生致意，本书“断想录”和“文学散论”中的部分译文也从他们翻译的《普希金论文学》一书中得到借鉴。

有人说，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话说得真是不错。此刻，当我把这本译稿打印出来邮寄出版社时，我心中确实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我多么地希望能有充裕的时间让我把整部译稿从头至尾再仔细地校阅一遍啊。但是，出版社的发稿计划已不允许我这样做了。

显然，翻译将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作为一个译者，我的愿望只能是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热情指出本书翻译中的错误，从而把翻译的遗憾减少到最小，最小，最小。

谢天振

199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