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是一个纯粹的散文家，他懂得用各种各样的题材来吸引读者；将自传成分纳入随笔中，使得文章引人入胜。他以明晰有力的语言独创出一种论人论事不讲情面而节奏又快速的风格，他的散文以直言不讳，富于论辩性为特色，剖析事理常见锋芒，无论在题材上或风格上都独树一帜。

哈兹里特是19世纪英国文坛上与兰姆齐名的散文作家。

哈兹里特兴趣广泛，个性倔强。他的散文以直言不讳，富于论辩性为特色，论人论事不讲情面，剖析事理常见锋芒，无论在题材上或风格上都独树一帜。

本书所译18篇散文系哈兹里特的代表之作，也是第一次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这位作家。

谈绘画的乐趣

谈过去与未来

谈只有一个信念的人

谈有学问的无知

印度杂耍艺人

谈孤独的生活

谈思想与行动

谈旅行

谈大事与小事

谈性格中的娇气

远处的物体为何令人喜悦

谈对性格的了解

谈怕死

我和诗人的初次相识

谈青年人的不朽感

谈努力

谈妄自尊大

谈日规

译后记

一般说来，长期习惯于抽象思维的人是不适于做实际事务的，反之亦然。我这个人在意见上十分坚定和武断，但在行动上却像女人或小孩那样笨拙。做一桩极不要紧的事，不经过二十次的努力是动不了手的，所以我宁肯写一篇本书中的这种文章，也不愿去粘贴一封信。我试把一顶帽子或一本书掷到桌上，但总是掷不准，它刚到达桌子边缘就掉下去了。本来有意要完成的动作没有完成，而一心要避免的动作却成功了。思想取决于思维器官的习惯运用，行动则取决于意志的坚定性。前者是搜寻事物的道理，后者则是将理由付诸行动。亚伯拉罕·塔克曾说起自己的一位朋友，他是个专门充当辩护人的老律师，有一次从他在法学协会的房里出来跟塔克去散步，刚走到下面楼梯口就踟蹰不前，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好——塔克建议两个不同的方向，或往且陵十字街，呈往圣保罗教堂——他发现往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反对的理由，终于转身回去了，因为缺少一个至关重要的动因，无法作出最后的决定。塔克举出这件事作为一个例证，说明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拿不定主意，或者说明一个人的头脑由于长期习惯于准确地衡量事物的道理，所以简直不能在当时当地，或在抉择上毫无明显的重大的理由下作出任何结论。卢维在其《记事》中告诉我们，当布里索党的几个成员被召集到巴巴鲁的宅邸(我想是那里吧)聚会，准备从罗伯斯庇尔统治下逃走，这时他们当中有一人走到窗前，发现有一场阵雨即将来临，便严肃地劝大家留下来到第二天清晨再走，理由是：这么坏的天气，政府的密探是不会想到来这里搜查他们的。有些人仔仔细细考虑了这个聪明的建议，险些儿上当受骗。这就是具有推理习惯和哲学家气质的人表现出的优柔寡断。相比之下，实干家却是行动敏捷，而且精力充沛！正是在这种不相等的条件下，这些在可能的善恶问题上过于讲究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家要跟大胆而无情的对手展开争论，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一般说来，讲究推理的人都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疑心重重的，或者最终还是听命于一个极不充分的动因，因为这跟他们脆弱的精神习惯最为合拍。

有些人仅仅是机器。他们被安置在职业的学步车里，于是套在了该职业上——跟命运的车轮连结在一起。他们埋头苦干，获得了成功。他们的事业指导着他们，而不是他们指导着事业。他们只消听任事业自行发展，不让它越出旧日的轨道就够了。一个人可以在他祖祖辈辈同一块地上按同样的原理从事农业生产，而无需任何特殊的才能。全国每个郡、每个区天天都在进行这样的生产，就是明证。这里还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不要自以为比邻居更聪明。如果他比他们多有一点点聪明或见解，如果虚荣心驱使他的贪婪开始增长了半寸，如果他曾想到过或读到过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那么十之八九他就会因此而倾家荡产。他将变成一个理论上的或实验方面的农人，下文如何就不必多说了。科贝特先生是个十分精明和讲究实际的人，他的眼睛总是盯在赚钱的机会上。他对播种萝卜的方法曾(根据塔尔的《耕作法》一书)想出了一些主意。为此，他不仅愿意牺牲他在博特莱的产业，而且乐意把他的家乡汉普郡也全赔上，然而要他放弃他的理论却是半点也不行的。“呸！一个人要按他的脾气办事，你愿意去阻拦他吗？”所以，一个人若不致为了脾气的缘故而倾家荡产，那就应该迟钝得毫无脾气。他绝不能有“数字概念或奇怪念头，这些都是一刻不停的思想在人的头脑里引发出来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个人的聪明或判断力能够相等于全世界所有人的智慧，因为这种智慧是全人类经验和才能的果实。即使一个人的某个具体意见是正确的，他也会很容易过分强调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以致有损于他的事业。行动是需要合作的，可是一般说来，要是你强烈反对传统习俗的话，那人们就会强烈反对你。他们说不清究竟你是正确还是错误，但却知道你犯的错误在于自以为在实用方面胜过了他们，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所不喜欢的。毋庸置疑，一个人如在两百年前业已预见到而且试图实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套最受称赞和最成功的耕作方法，那么他的声誉和财富早就会遭到致命的打击了。所以，个别人私下进行的实验和改良虽然随时都在逐步丰富着公共的知识积累，改革着通常一般的方法，可是这样做多半也会导致这位创造发明者破产，因为他把部分当作整体，而且过分强调他发现了别人那唯一的一点错误，却忽略了别人在其余的整体中，就本质和惯例而言，是正确的。由此可见，经营普通的生意要想兴旺发达，必要的条件就应该是缺乏想像力，或缺乏规模极小的主意，而只有习俗和利润的观念。既然世界上的事必然是由普通老百姓来完成，那么事情应该如此似乎就是老天爷的巧安排了。假如一个人没有发明机器的天资就不能种地，没有宽宏的慈悲心肠就不能经商，那我们这个伟大的(一度繁荣过的)国家在商业利润和农业收益上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不愿意被人误解，以为我在说不存在可以称为经营企业的天才，这种人具备搞事业的特殊才干，他们行动迅速，理解也快，他们洞察人的性格，他们熟悉许多特殊的情况，他们手中有各种权宜之计，他们具有下一步怎么办的机智；以上这些我都承认(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人们会说服你相信他们那里的商人和工厂主才是唯一的绅士和学者)——然而，在充分考虑到大大方方的商人和偷偷摸摸的店老板之间的区别的同时，我仍不免怀疑：获得极为惊人的成功是否就是因为具备上面所说的那种非凡的才能，或者一个人赚钱赚了50万是否就证明他具有一般的思维能力。其实，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眼光和愿望皆局限在某个具体的目标上，而且须臾也不离开的缘故。要获得成功，就应当把目标瞄准在成功上。命运之子应当听从命运的安排。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常常弄巧成拙，一个深信自己有办法、会算计的人总要去参加风险很大的投机活动，这种活动犹如比赛，多半取决于机遇和事先预测不到的因素，而不完全取决于智力的发挥，所以到头来无一人不遭受惨重的失败。经营的规则在于获取你能得到的东西，然后保持你已经到手的东西；或者急忙抓住每个到手的机会以增加你的利润，并埋头苦干，坚持经营以充分利用你已经取得的效益，这是构成商人性格的最有效和最安全的两个要素。世界是一本书，其中偶然事故一章绝非最不值得考虑的一章，或者说世界是一各机器，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让它自行运转。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充其量只能是恭顺地接受传统习俗，并时时刻刻留心着意外的收获。真心信奉这个办法的人等待着命运的启示好比诗人期待着缪斯的灵感，并不急于盼着她的恩赐。他既不可贪得无厌，亦不可随心所欲。我认识这样一种人，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不拘一格，可是对自己的利益却非常敏感，因此一见到蝇头微利的机会就抓住不放，以为万无一失。他们过分贪婪和追求暴利的习性驱使他们犯错误，就像他们不加思索地大肆挥霍一样。——我听见有些人大喊大叫，说天赋很高的人缺乏什么判断力。这倒并非缺乏什么判断力，而是因为其他的事情太多的缘故。他们犯错误，心里是明白的，而且还故意视而不见。他们的知解力是不成问题的。那些较清醒的人自夸他们具有深刻的判断力，其实是缺乏激情和想像力的表现。只要让他们对某件事感到兴趣，对生平的癖好突然产生幻想，只要设置一个诱饵，那谁能比得上他们那样如痴如狂呢？只要把他们的情感激发起来，他们的谨慎就会完蛋！知解力能起行为推动力的作用只是在激情保持沉默的时候。我曾听见乐观自信的人受到责备，说是他们赌博时只按他们的愿望，而不按他们认为谁该赢的意见办事；同时我也曾看见发出这种责备的人，一旦涉及自身的虚荣或偏见，马上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来。顶循规蹈矩的人，一旦失去了他们的平衡，就会变成顶奢侈挥霍、顶想入非非的人。还有什么样的激情能像贪婪本身那么毫无意义、毫无理性？荷兰人为了郁金香会发狂，某国人为了爱情也会发狂！言归正传，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思想涉及事物和兴趣的各个方面，而商业只局限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即局限于一个人关于自己的事务和如何发财致富的知识，那么在后一种情况下，一般说来是否存在着一种与他狭隘而粗疏的思想相对称的才能，而任何事都不能把他的注意力从他的圈子里引开，或使他产生兴趣，除非是他能够实现并能以确凿无疑的形式使他深切感受到的事情？对事业家来说，全世界就是一部神话，只有股票交易所除外。对贪财者来说，凡是他能变成可摸得着的东西，凡是他承认是财产的东西，凡是他能够“用一只两英尺长的尺子加以测量，或用十个指头加以计算的”东西，统统都是真正存在的。由于缺乏思想，缺乏想像力，所以实干家们不得不重视眼前的现实：对诗人或哲学家来说，凡是真实的或可能的东西，凡是结果能影响到其他事物的东西，或能变成他个人好奇地加以思索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和有趣的！

P103-108

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是19世纪初期英国文坛上的一位评论家和散文家。他出生于一个思想激进的家庭环境里。他的父亲是个牧师，尽管曾受过长老会教派的教育，却改信了唯一神教派，而且在布道会上曾公开为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辩护。由于唯一神教派是遭歧视的小教派，所以老哈兹里特感到自己处境不妙，便于1783年带领全家迁往美国，并在波士顿创建了第一个唯一神教派的教会。4年后，全家重返英国，在希罗普郡威姆镇的一个唯一神教派教区定居下来。哈兹里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他父亲有意培养他当唯一神教派的牧师，因此他在父亲的指导下自学了大量神学著作和有争议性的书籍，同时也凭自己的兴趣反复研读古典和近代的文学名著。这给他以后从事文艺批评和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793年，他就读于哈克尼神学院(Hackney Theological College)，可是他却以极大的热忱埋头于哲学的研究，以致使身体大受损伤。1796年，科尔律治(Samuel Faylar Coleridge)来威姆镇讲道，他在哈兹里特家里进行的谈话和说教，他带着哈兹里特一道散步时的交谈，都使这位爱思考的年轻人懂得，如果他把自己的思想表述出来，也可以发挥作用，对世人产生影响。哈兹里特后来还专程去湖区拜访科尔律治，并在那里结识了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 Worth)。他跟诗人们的结识和友谊对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不无关系。

这时他脑子里虽然有不少思想在起伏翻滚，但他手中的笔却迟迟不愿去写，因为他一心要成为肖像画家。他的绘画才能早就有所展露，而他哥哥约翰(John Hazlitt)这时在伦敦已是一位公认的袖珍肖像画家了。因此他便去伦敦他哥哥那里研习这门艺术。他进步很快，成绩斐然，以致有人委托他去法国卢浮宫临摹一些世界名画回来。1802-1803年，他在巴黎度过了4个月幸福的时光，顺利完成了这项差事。返回英国时，他俨然以肖像画家自居了。在他自己创作的绘画里，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幅是他的朋友兰姆(Charles Iamb)的肖像画，这幅画至今仍陈列在伦敦国家美术馆里。不过在绘画艺术上他为自己悬了一个目标，要在刻画人物性格上达到荷兰大画家伦勃朗那样惟妙惟肖的境地。后来他很快就发现，而且坦率地承认，他的绘画才能是有局限的，要完全实现他的抱负是不可能的。1805年，他毅然绝然放弃了当画家的心愿。

在伦敦期间，他跟许多作家、编辑交上了朋友。在他们的影响下，再加上他本人平时的阅读钻研和生活经历，他手中的笔似乎获得了解放。于是他的第一部著作《论人的行为准则》于1806年问世了。这本书并未获得成功，但他因此成为伦敦出版商的一名雇佣文人。自从他初次离开威姆镇以来，他曾经恋爱过好几次；1808年他跟兰姆家的一位女友萨拉·斯托达特(Sarah Stoddart)的恋爱终于得到结果，成为伉俪。他妻子在温特斯洛拥有一所小屋，婚后他就住在那里从事思考和写作直到1812年，此后他迁居伦敦，决心在首都当个文学家，并且靠写作谋生。

他曾担任《晨报》驻议会的采访记者，还为报纸期刊撰写戏剧评论。这时他的朋友利·亨特，创办一份星期日周报《审查者》，预备在报上辟一个题名“圆桌谈”(Round Table)的专栏，刊登像过去《旁观者》报上那样的散文随笔，并约请一批作家为它撰稿，其中包括哈兹里特。这些作者未能如期交稿，只有哈兹里特一个人供稿不断。结果，《圆桌谈》上的文章，除开利·亨特的几篇外，其余全部都出自哈兹里特的笔下。这样，到1813年，当他36岁时，他终于发现自己生来最适宜写作，并开始为期刊报纸不断撰写评论和随笔。由于他多年来的广泛阅读和刻苦思考，所以后来的20年显示出他在讲评伊丽莎白时期戏剧以及英国诗歌方面是一位颇受听众欢迎的演讲人，在剧场演出和绘画方面是第一流的行家；他还是随笔写作的一位大师，他跟科尔律治一道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两位文学评论家之一。他的戏剧评论和关于他同时代的作家的论文后来辑为两本专著：《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和《时代精神》，而他的讲演稿也陆续出版，一共3本：《英国诗人讲稿》、《英国诙谐作家讲稿》和《伊丽莎白时期戏剧文学讲稿》。这些著述充分显示出他的评论才能——准确的鉴赏力，深邃的理解，训练有素的推理能力，以及犀利有力的文笔。作为一个具体分析作家作品的评论家，他善于把他所说的“印象”，也就是第一手的直接的感想体会传达给他的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哈兹里特还有一个极大的兴趣就是绘画评论。在同时代的散文作家中，就天生的爱好或懂得绘画的意图而言，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他。他并非提出系统的绘画原理；他只是酷爱这门艺术，而他所评论的绘画作品亦即是他所热爱的东西。他对绘画的意见和见解，除了散见于随笔中，主要集中在3部有关绘画的论著里：《英国主要画廊概述》、《旅游法国和意大利的笔记》和《詹姆斯·诺思科特谈话录》。最后这本谈话录内容丰富而有趣，充满着不少对人生和艺术的精辟论断。

除了戏剧评论和绘画评论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这类文章主要辑为3集，即《圆桌集》(Round Table)、《闲谈集》(Table Talk)和《直言集》(The Plain Speaker)。他死后还陆续出版了好几本其他的散文集。在这类作品中最主要的莫过于《闲谈集》和《直言集》了，因为他的名篇佳作大都包括在这里。哈兹里特曾为法国读者编选了另一个版本的《闲谈集》，所选的文章便出自原书和《直言集》，于1825年在巴黎出版。

哈兹里特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他妻子是个做事有条理但缺乏浪漫气质的女人，他自己却是忽冷忽热、喜怒无常、没有生活能力，而又不能容忍任何约束。夫妇俩度过10多年不和谐的生活后，终于不得不分居。几年后他在伦敦的寓所疯狂地爱上了房东的女儿萨拉·沃克(Sarah Walker)。这样就导致他同妻子的离婚。他设法取得妻子的同意一起去苏格兰办理离婚手续，因为那里对离婚的批准比英格兰容易得多。返回伦敦时，他发现萨拉·沃克正准备嫁给一位地位跟她相同的男人。这位年轻姑娘曾无情地挑逗过哈兹里特，随后又冷酷地抛弃了他。他立即像写忏悔录一样以对话、书信和叙事的方式论述了他这段痴情颠倒的恋爱经过，书名《自由的恋情》(Liber Amoris)。这股狂热的爱情发泄出来后，哈兹里特也把她忘怀了。两年后，他跟一位年轻寡妇结了婚，她每年有300英镑的进款。但不久她发现他们的婚姻是重婚，同时她跟哈兹里特前妻所生的儿子不能相处。那时他们正在欧洲大陆旅行(费用自然是由寡妇负担)，她因此拒绝返回伦敦，而哈兹里特再没有看见她。就这样，他虽然两度结婚，而他的妻子还健在，可是他自己却过着孤单的生活。

哈兹里特在性格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很容易跟别人发生争吵。我们不应忘记，无论在宗教或政治上他从小都是在不受欢迎的少数派中长大的；他对法国革命始终不曾动摇，但是原先赞同法国革命的朋友们后来大多背弃了革命；他还在杂志上遭到政敌的公开的攻击，所有这些都助长了他易于激动的脾气。他一生中，无论在私下里或在刊物上，几乎都跟他曾一度最钦佩和热爱的友人们激烈地争吵过，其中包括科尔律治、华兹华斯和利·亨特；甚至友谊最持久的亲密朋友兰姆有时也不免遭到他的尖刻讥刺。尽管如此，兰姆仍然认为哈兹里特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可以信赖的。“我认为，就威廉·哈兹里特的本质来说，他是当今最聪明、最优秀的一个人物……我想我将来进入坟墓的时候再不会找到或期望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对于赞赏他本人和喜爱他著作的读者来说，哈兹里特最有吸引力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敢想敢说的勇气，始终不渝的信仰，而最重要的则是他对生活的各方面都怀有一种极大的热忱和兴趣。他能发现和欣赏种种事物的不同寻常的特性，无论是一个人、一首诗、一幅画、一片风景、或比赛中漂亮的一击，他都能用准确生动的语言，无与伦比地传达给他的读者。他一生勤奋的写作为后世留下约6千印刷页的著作，可是他本人却始终过着贫困的生活。临终前躺在病榻上还不得不写信向出版商索要10英镑以便支付房租和药费。当出版商给他寄来50英镑时，他已经离开了人世。不过，他在临死回顾过去时仍能说：“唔，我这一辈子是幸福的！”

哈兹里特是个纯粹的散文家。他没有写过小说、剧本或诗歌。他的散文作品，上面已经说过，分为评论和随笔两大类，随笔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随笔写作中，除了同时代的兰姆外，似乎还没有其他作家能超过他。现在试将他的随笔的特点概述如下。

他的随笔所以具有魅力，奥秘之一在于他有各种各样的兴趣。书籍、政治、体育和游戏、拳击、杂耍、艺术家和绘画、演员和舞台等等——所有这些他无一不懂，无一不爱，而且能阐明他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对于墙手球(fives)冠军的热情不亚于对大诗人的热爱。他对那些把兴趣只局限于书本的人的缺点很敏感，因而尖锐批评“有学问的无知”。他喜欢讽刺只有一个信念的人。他本人虽然钻研过哲学，但和普通人一样清楚地看到拿哲学概念硬套在日常生活上的荒唐可笑。此外，他还爱谈论人物的性格、绅士的外貌、天才的力量、文人中的贵族、咖啡店的政客、罪犯的心态、青年人的不朽之感和老年人的怕死，等等。所以，就题材的多样性来说，他的随笔似乎比同时代的兰姆更为广泛。

他深深懂得随笔作品里的自传成分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因素。几乎他的每篇文章或多或少都反映出他生活中的某个片断或侧面。他描述他父亲，讲他在威姆镇度过的童年，谈他学习绘画的体验，在绝望中的恋爱，跟诗人们的友谊与交往，他自己的生活习惯、写作方式等；他生平最崇拜两个英雄，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是卢梭，他们常常出现在他的笔下。因此，即使我们对他的事情知道得不多，也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知悉他的思想感情、经历遭遇，从而增加对作者的了解。当然，如果我们熟悉他的生平事迹，那么读他的随笔就会理解得更深切。

他像培根一样善于以格言警句的形式来表述他的观感、体会和识见。试从本书中略举几个例子：

希望的季节总有个尽头，可是对它的回忆却永远长留。(《谈过去与未来》)

凡是仅在生前才显得伟大的人物，皆非真正的伟大。(《印度杂耍艺人》)

一个纯粹的学者，倘若除书本外一无所知，那他准定连书本也是不能领会的。(《谈有学问的无知》)

哈兹里特以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思想时，往往还带着讽刺的语调或偏激的情绪，让读者觉得他的文章有如带刺的玫瑰一样，例如：

积攒财富的人似可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类——一类是身体瘦削、满脸吝啬相的人，一类是决计占有世上的好东西以供自己享乐的快活人。(《谈思想与行动》)

我们若要了解人类天才的力量，那就应该阅读莎士比亚。我们若要看看人间学问的毫无意义，那就不妨研究一下注释莎士比亚的那些注家吧。(《谈有学问的无知》)

老朋友好比频频端上桌的佳肴，次数太多就失去了它的滋味和有益身心的好处。(《谈孤独的生活》)

哈兹里特不像兰姆那样好用古雅的词藻，也不像利·亨特那样无节制地使用粗俗的口语，他能把书面体和口语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他以明晰有力的语言独创出一种论人论事不讲情面而节奏又快速的风格，他称之为“开门见山、直言不讳的谈话”；这种风格可以产生能言善辩的显著效果。的确，他写文章几乎跟他讲话一样快。他坐下来提笔一写就能写完10或15印刷页，而且几乎很少改正。尽管文章里引经据典，充满不少古今作家的名言佳句，他也不参考一下原书或笔记。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只是因为他的随笔相对说来缺乏计划性的缘故。他的写作特点似乎是这样的：先拟好一个题目，然后用直率的、相对地不太复杂的句子把有关的感想、体会和事例逐一罗列出来，借以展开这个题目。所以，与其说是在发挥，不如说是在堆砌，结果往往没得出结论就戛然而止。不过，要是题目以叙事为主的话，他就十分注意谋篇布局的原则，例如他的名作《我和诗人的初次相识》就是一篇很完整的艺术品。

总之，哈兹里特的随笔无论在题材上或风格上都是独树一帜，富于特色的。尽管评论家认为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不如他的朋友兰姆那样高，但是他对以后的评论家麦考利(T.B.Macaulay)、罗斯金(J.Ruskin)以及小说家狄更斯(C.Diekens)、萨克雷(W.M.Thackeray)、史蒂文生(R.L.Stevenson)等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史蒂文生甚至把他的作品奉为典范，放在枕边，天天阅读呢。

哈兹里特的散文作品介绍到我国来的似乎不多。本书的翻译就是对介绍这位作家所作的一次努力。为了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译者对文章里出现的不少专名和引文，根据有关辞书和参考书并参照其他英国散文选本中个别篇目的编者注，都加注了说明；此外，对作者的原注只是有选择地保留了一些。但遗憾的是仍有少数专名和引文出处无法查明。译者诚恳地希望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译文力求忠实原著，而又明白易读。但主观意图跟客观效果还不一定完全吻合。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