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古典悲剧》由周先慎著，在这本书中将向读者介绍的，是中国古典悲剧中四部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作品：《窦娥冤》、《赵氏孤儿》、《长生殿》和《桃花扇》。四大悲剧中，前两部是杂剧，后两部是传奇；有公案戏、政治戏、爱情戏；有历史题材，也有现实题材。总之，无论形式体制、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悲剧中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希望通过对这四部作品的分析，能够帮助读者欣赏悲剧作品，获得审美享受，并对中国古典悲剧的特色和艺术传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悲剧作品是人类审美活动的高层次精神积淀，在我国古代艺术理论中，没有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概念，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古代就没有悲剧作品。《中国四大古典悲剧》由周先慎著，集中介绍中国古典悲剧中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四部作品：《窦娥冤》《赵氏孤儿》《长生殿》和《桃花扇》。前两部是杂剧，后两部是传奇；有历史题材，也有现实题材。

王国维曾说，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元曲中“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并且“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中国四大古典悲剧》从文学史的角度切入，用作家、作品分析建构扎实的知识体系，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帮助读者欣赏经典作品，获得审美享受。

序言

窦娥冤

 （一）一个关注下层人民命运的戏剧家

 （二）窦娥悲剧的历史必然性

 （三）层层递进的悲剧冲突

 （四）悲剧主人公窦娥的性格特色

 （五）历史意识的积淀和思想的升华

赵氏孤儿

 （一）一个古老历史故事的成功改造

 （二）崇高美和悲壮美的统一

 （三）尖锐紧张、惊心动魄的悲剧冲突

 （四）主次分明、虚实相映的人物描写

 （五）关于大报仇的结局及其他

长生殿

 （一）作者洪昇的生平和思想

 （二）《长生殿》题材的演变和创作过程

 （三）“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

 （四）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五）难以克服的思想矛盾

 （六）杰出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

 （一）作者孔尚任的生平和思想

 （二）关于“权奸亡国”思想的评价

 （三）《桃花扇》所表现的民族意识

 （四）光彩照人的下层市民形象

 （五）艺术结构和人物塑造

 （六）关于悲剧的结局

政治黑暗的时代是人民经受苦难的时代，也是激起人民普遍反抗的时代。生活在这样时代的艺术家，如果他是与人民息息相通、热切关注人民的命运的，他就会通过自己所熟悉的艺术形式，去反映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斗争精神。《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正是这样一位戏剧家。他以杂剧的形式，反映出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精神，以及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崇高美好的品德。

关汉卿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也是元代杂剧作家中最优秀的代表。

关于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资料非常少。但从他自己的作品和后人有关他的零星记载，我们仍然可以约略窥见他的生活风貌和思想风貌。据元末钟嗣成《录鬼簿》的记载，他是“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有太医院，但没有“太医院尹”这样的官职。《录鬼簿》有不同版本，孟称舜本的“太医院尹”作“太医院户”。因此有人怀疑“尹”字为“户”字之误。元代户籍中有一种“医户”，属太医院管辖，但医户中的成员并不一定就是医生。关汉卿可能是元代太医院所辖的一个医生，也可能只是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而自己并不懂得医术的人。这样的身份或这样的家庭出身，是有机会同广大的下层人民接触的。

关于关汉卿的里籍也有不同的说法。学术界一般认为他是大都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有“关汉卿故里”条，称：“汉卿，元时祁之伍仁村人也，高才博学而艰于遇。”祁州即今河北省安国县。据说河北安国地方流传着许多关汉卿的传说，很可能安国是他的原籍。不论他的里籍在何处，他一生生活和戏剧活动的主要地区在元大都，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他的生卒年难于确考，各家推断也不尽一致。据元末朱经《青楼集·序》载：“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知道他生于金末，由金入元，年代大约同杜善夫(即杜散人)、白朴(即白兰谷)相近。《录鬼簿》中将关汉卿称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录鬼簿》成书于1330年，此时肯定关汉卿已不在世。又关汉卿作有《大德歌》，其中有“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德歌”的句子。“大德”是元成宗年号，证明他在大德初年仍在世。金亡于1234年，关汉卿的剧作《拜月亭》，以蒙古灭金的战乱时代为背景，对乱离生活写得十分真切，显然有作者切身的生活体验作基础，这证明蒙古兵围中都(后改大都)时他已懂事。据此推断，关汉卿大约生活于1210至1300前后的八九十年间，有可能是一位高龄的作家。

关汉卿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元大都，元灭南宋以后曾到过临安(今浙江杭州)，写过[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套曲；还到过扬州，写过赠著名杂剧演员朱帘秀的套曲。

关汉卿是一位生活落拓不羁而不肯仕进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多才多艺而又性格刚强的艺术家。《析津志·名宦传》中概括地描绘过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主要特征：“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关汉卿在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这样描述自己：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撷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花阵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梁州第七])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们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鞠；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尾])

P3-5

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心理活动。艺术欣赏中的某些现象，如果以日常生活中的常情常理来揆度，有时就显得似乎有些难于理解。人们对悲剧的欣赏和喜爱就是一个例子。悲剧常常描写社会生活中带有震撼力量的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由于种种原因，悲剧主人公遭受巨大的痛苦和不幸，以致最后失败或死亡。悲剧是艺术家以严肃的态度，描写人的痛苦、不幸、死亡或者失败，表现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人们在看悲剧的时候，不像看喜剧的时候那样开心，那样轻松愉快，相反，随着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展开，内心将受到巨大的震动，体验到巨大的痛苦，产生强烈的恐惧感和深切的同情心。读悲剧和看悲剧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人们仍然十分喜爱悲剧，这是因为欣赏悲剧同欣赏别的艺术(包括喜剧在内)一样，能产生一种审美的愉悦，能使精神得到一次陶冶。欣赏悲剧所产生的审美愉悦，是欣赏喜剧和别的艺术所不能代替的。

悲剧带给人的审美愉悦是独特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不应要求悲剧给我们多种快感，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①悲剧所引起的审美快感，是从悲剧情节触发审美主体而产生的怜悯和恐惧心理中转化而来的。悲剧积极的审美效果，不是使人沉浸于痛苦和悲哀之中，使人消沉和沮丧，相反，悲剧能使人认识到产生悲剧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正视社会和人生的严酷，去同命运抗争，争取美好的、正义的、进步的、有价值的事物的发展和胜利。作为审美对象的悲剧，能使欣赏者在体验到痛苦、悲伤、恐惧和怜悯等沉重感情的同时，使精神得到陶冶，促进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考，从而得到振奋和鼓舞，提高精神境界。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从悲剧欣赏中得到真正的审美享受。这就是社会需要悲剧，而人们也喜欢欣赏悲剧的原因。

艺术中的悲剧，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的一种集中，一种艺术概括，一种能动的反映。任何时候，生活并不总是完美和谐的，除了胜利、欢乐、幸福，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失败、不幸和痛苦。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在任何历史阶段，都会有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冲突，因而社会生活中产生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现实中存在产生悲剧冲突的社会基础，艺术中就一定会产生反映现实悲剧的悲剧作品。但是，生活中的悲剧不同于艺术中的悲剧，并不是任何挫折、不幸、痛苦、死亡和毁灭都具有美学范畴的悲剧意义的，只有反映出历史的必然性，反映出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揭示出生活发展的本质，悲剧才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当历史的必然要求、人民的正义要求不公正地遭到压制和扼杀的时候，悲剧就具有了它客观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因此，我们对于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悲剧作品，都必须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和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去进行分析，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论作品的悲剧价值。

在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中，没有作为审美范畴的悲剧概念，但这不等于中国古代没有悲剧作品。事实上，中国古代不仅有杰出的悲剧作品，而且有自己的悲剧艺术传统。产生于宋代的早期南戏剧本《赵贞女蔡二郎》和《王魁负桂英》，虽然已经亡佚，但从明人所叙录的内容来看，无疑都是悲剧作品。以后元明清三代的戏曲中，又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悲剧。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曾指出，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元曲中“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并且说“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其他如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高则诚的《琵琶记》，明代冯梦龙的《精忠旗》，孟称舜的《娇红记》，清代李玉的《清忠谱》，洪异的《长生殿》，孑L尚任的《桃花扇》，方培成的《雷峰塔》等，都是中国古代悲剧中的优秀之作。以上十部作品，由王季思先生主编，经过校勘、评点，汇成《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中国的古典悲剧，既具有世界各国悲剧共同的本质与特征，又具有由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民族性格和心理以及审美趣味等因素所决定的民族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悲剧主人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上。

与西方古典悲剧中的主人公多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王公贵族不同，中国古典悲剧中的主人公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被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例如《窦娥冤》中的窦娥，就是一个穷知识分子的女儿；《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是一个下层歌伎；《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是一个草泽医生，公孙杵臼虽曾任中大夫之职，但在戏剧情节中已是一个“罢职归农”，以耕种自食的平民。即使一些以帝王将相、王公贵族为主人公的悲剧，人物的性格、命运和悲剧结局，所反映出的理想追求、爱憎感情和思想倾向，由于社会斗争(特别是民族斗争)所决定的共同利益，也常常表现出与被统治阶级的下层人民有相通的一面。例如元代孔文卿的《东窗事犯》和明代冯梦龙改编的《精忠旗》中的岳飞，是一个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但他的活动及其悲剧命运，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反民族侵扰和反民族压迫中的根本利益，以及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李玉《清忠谱》中的主人公周顺昌，是一位忠臣和清官，曾任吏部员外郎，他同魏忠贤奸党的斗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清廉、刚直、疾恶如仇等高贵品质，又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之中，是广大人民群众美好品德的集中和概括。因此，在剧本中周顺昌的斗争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剧本还通过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面，同时塑造了颜佩韦等几个下层市民的悲剧典型。即使像洪异的《长生殿》，完全是描写皇帝后妃的活动和悲剧命运的，但它所表现的爱情理想，也还是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通的，是封建社会后期人民群众反理学和反封建礼教思想的曲折反映。

悲剧主人公以下层人民为主，以及总是浸润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中国古典悲剧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遭受种种压迫和残害。人民为自己的利益和命运不断进行反抗斗争，表现出崇高的品德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但他们的遭遇和结局常常不免于失败或死亡，是悲剧性的。下层人民在社会历史中普遍的悲剧命运，决定了他们更多地在古典悲剧作品中成为主角。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悲剧许多都是下层人民参与创作的，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般都吸收了民间传说的成分，反映了民间艺人的创作成果，因而较多地反映出下层人民群众的悲剧命运以及他们的愿望要求和思想感情。

第二，中国古典悲剧表现出更加鲜明强烈的伦理态度。

一般说来，悲剧对人的陶冶、净化作用，主要是通过伦理功能来体现的。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冲突中，总是贯穿着一种伦理精神，因而悲剧的结局能激发起观众鲜明的伦理态度。这本是中外悲剧的共同特点，但中国古典戏曲同古典小说一样，都具有一种惩恶劝善的训诫传统，因而悲剧的伦理态度就显得更加鲜明强烈。为反抗黑暗和压迫，或为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而斗争，因此而遭遇不幸甚至牺牲的悲剧人物，作者总是赋予他们以崇高美好的品德。这些品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如善良、勤劳、勇敢、正直、无私、克己助人、自我牺牲等等。在中国古典悲剧中，体现了如此崇高优美品德的悲剧主人公，往往成为善和正义的代表。鲜明强烈的伦理态度，使得善、正义和美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悲剧感时，强调悲剧作品能激发起审美主体的怜悯与恐惧，这主要是根据古希腊的悲剧来概括的。而中国的古典悲剧，由于突出地表现善与美的统一，悲剧作品对审美主体所激发起的感情主要是同情和崇敬。“惩恶劝善”，成为中国古典悲剧作品的主要思想特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仅是一种民间广泛存在的迷信观念，而且也是中国古典悲剧伦理态度的鲜明表现。中国古典悲剧对人的精神的净化陶冶作用，亦即它的思想教育作用，都与此相关。当然，古代的伦理观念，由于种种社会原因，有着比较复杂的内容，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在人民群众中也会有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即使在最优秀的作品如《窦娥冤》和《赵氏孤儿》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第三，在中国古典悲剧中往往包含着喜剧作品的因素。

这有多方面的表现。

一是，在悲剧结构和悲剧情节的构成中，常常是悲喜相间，哀乐相生，而不是一悲到底。悲与喜交互发展，构成对比，相反相成，不是冲淡而是加强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二是，在庄严肃穆的悲剧气氛中，并不排斥喜剧手法的运用，不少悲剧作品都有丑、净角色的科诨插入。这种艺术处理，有时可以调节悲剧气氛，不使观众感到过分的沉重和压抑，而是在一种较为舒缓的节奏和平静的心境中，去对悲剧的意义作出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当然也有为了迎合观众的庸俗思想而堕人恶趣，以致破坏了悲剧气氛和效果，减低了悲剧作品所特有的震撼力量的。

三是，喜剧因素还常常表现为悲剧结尾的理想化倾向。

悲剧结局纵然无可避免(悲剧主人公遭遇到包括死亡在内的不幸命运)，但在戏剧的结尾，作者也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形式(包括超现实的幻想)而给予观众以不同程度的宽慰。或死而复生，或升人仙界，或借助人间特殊的社会力量(如皇帝下旨或清官的公断等)，甚至起用超现实的神鬼力量，使冤仇得以昭雪报复，使美好事物或正义事业，得以发展或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古典悲剧以大团圆结尾成了一种常例。这跟中国人民的善良性格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分不开。观众善恶分明的伦理倾向不能不影响到悲剧艺术的格调和风貌。善恶报应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迷信思想，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人们对美好事物和正义事业必定会胜利的一种信念。当然，大团圆的结尾有时也跟中国国民性中的落后面，诸如妥协、调和、不敢正视缺陷、不思变革等思想分不开，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悲剧的艺术效果了。

第四，同整个中国古典戏曲一样，中国古典悲剧富于诗的意境和诗的情韵。叙事性与抒情性的结合是其突出特色。不论从戏剧体制的形式或内质来看，中国古典悲剧都是一种诗剧。它的唱词是由富于诗意特质的语言写出的，优美的曲词完全可以当作一首一首l的抒情诗来读。语言的诗化，再加上情节和场面的诗化，就构成了中国古典悲剧诗的意境。观众在欣赏悲剧的时候，可以进入到一种诗的意境和气氛之中，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即令是最惨烈的生活场面，经过诗化的艺术处理，也能消除很容易在观众心中引起的血淋淋的恐怖感。《窦娥冤》中窦娥被斩时的血不是洒满地上，而是飞溅在高悬的丈二白练上；《桃花扇》中李香君抗暴时鲜血染红了诗扇，被杨龙友点染成绚丽夺目的折枝桃花。不仅恐怖感消融在优美的诗情诗境之中，而且人物的美好品格和斗争精神也同时得到了一种诗的升华。中国古典悲剧的这一特点，使得悲剧情节和悲剧人物格外富于艺术魅力。

我们在这本书中将向读者介绍的，是中国古典悲剧中四部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作品：《窦娥冤》、《赵氏孤儿》、《长生殿》和《桃花扇》。四大悲剧中，前两部是杂剧，后两部是传奇；有公案戏、政治戏、爱情戏；有历史题材，也有现实题材。总之，无论形式体制、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悲剧中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希望通过对这四部作品的分析，能够帮助读者欣赏悲剧作品，获得审美享受，并对中国古典悲剧的特色和艺术传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