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方继长篇小说《黑市夫人》、《家园》、《花雨春秋》等系列作品后的第10部作品，被誉为“一部个人记忆农村过往年代的力作”。

对历史的见证与对记忆的追寻并置，对痛感的记忆、体验和反思并存，弥补了集体记忆的某些缺损。

长篇散文《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通过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具有内在逻辑性的43件事，展现了1966年至1976年中国农村的场景、气氛，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素材，并洋溢着人文情怀，凝聚着历史反思，给现实以理性的警示。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是王荣方继长篇小说《黑市夫人》、《家园》、《花雨春秋》等系列作品后的第10部作品，被出版社誉为“一部个人记忆农村过往年代的力作”。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展现了中国农村一段特殊年代中的场景、气氛和当时人的具体而真切的感受，给人们留下了一段真实的毫无伪饰的历史记录，发人深省地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素材，并且洋溢着人文情怀，凝聚着历史反思，给现实以理性的警示。

自序

引言

第1章 因为值饭

第2章 鲜艳的红领巾

第3章 大字报

第4章 破四旧

第5章 要求革命

第6章 恐怖的斗批会

第7章 红宝书

第8章 早请示，晚汇报

第9章 游街示众

第10章 母亲哭着摔碗

第11章 复课闹革命

第12章 宣传毛泽东思想

第13章 忆苦思甜饭

第14章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第15章 斗批“李戚黑爪牙”

第16章 “九大”风雷急

第17章 斗私批修会

第18章 社员评论共产党员

第19章 办学习班

第20章 上初中后

第21章 学习金训华

第22章 打击投机倒把

第23章 政治学习雷打不动

第24章 申港朝北台

第25章 我们村通电了

第26章 大寨式评工分

第27章 人性论的被批判

第28章 坊间秘闻

第29章 都是日记惹的祸

第30章 为上高中而奋斗

第31章 加入共青团组织

第32章 对林彪的批判

第33章 对资产阶级的批判

第34章 开门办学

第35章 殴打贫下中农事件

第36章 师道要不要尊严

第37章 爱情与龙江

第38章 农村干部

第39章 移风易俗

第40章 转弯子

第41章 割资本主义尾巴

第42章 建设大寨县

第43章 父亲宣布退休

结语

自跋

在我们学校红卫兵深入写老师大字报、开始“文斗”老师的同时，破“四旧”也随之开始了。

何谓破“四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那么，什么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决定》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和界定。但这恰给红卫兵的破“四旧”立“四新”留下了想象和创造性的破坏空间。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的破“四旧”，是从砸桌椅、砸窗玻璃开始的。红卫兵们，有的手拿铁榔头，有的手拿木榔头，有的手操没有脚的长凳板，有序地，一个一个教室砸过去。课桌椅、窗玻璃砸完了，再砸教师的办公室、办公椅。接下来，红卫兵就是焚书：学生的课本，老师的教本、参考书、备课本、图书，学校里的图书，只要是书，统统堆放在操场上，点燃火，将其付之一炬。

不仅学校在破“四旧”，社会上也在破“四旧”，而且范围比学校更广，力度比学校更大。每个生产大队，成立了以青年基干民兵为主体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造反派先是砸坏庙宇的屋脊，砸烂庙宇里的菩萨塑像，驱赶和尚尼姑，逼其还俗，接着是抄家：先抄贫农、下中农的家，后抄上中农、中农的家，再抄地主、富农的家。

一天晚饭后，天比较热，母亲就把大门关紧，叫我们3个大孩子不要出门去乘风凉，说要开个家庭会，有重要事情要给我们说。我，哥，姐，感到很有趣，长这么大，家里从未开过什么家庭会，也不知道家庭会怎么开，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开家庭会。因为如此，我们都正襟危坐地坐在凳子上，屏住呼吸，在摇曳如豆的灯光的映照下，注视着母亲的脸。

“下面，有你们爹先给你们说说。”母亲主持家庭会议时说。

爹很享受地猛吸了几口旱烟，然后将烟嘴里的烟灰磕掉，左手拿着长烟杆，清了下嗓子说：“今天下午，大队造反派开了个社员大会，主要说了破‘四旧’的事。什么是‘四旧’？造反派说了，只要是祖宗留传下来的老东西，都是‘四旧’。造反派说了，贫下中农的自查，把自查出来的‘四旧’交给造反派就没事了。但不交‘四旧’的，一旦被造反派抄出来了，除没收‘四旧’外，还要被斗批。我跟你们娘商量了，我们家的‘四旧’有：两只盆底画有龙的盆子，一对插蜡烛的铜制大烛台和一对锡制小烛台，还有我和你娘咽的大床的床前架上雕刻的龙凤。我们家里的这些‘四旧’怎么破？你们说说。”

“爹，以前家里的事，都是你和娘说了算。”哥说，“家里怎么破‘四旧’，我们听爹娘的。”我和姐附和哥，说：“哥说得对。我们听爹娘的。”

“不是什么都听爹娘的。”主持会议的母亲说，“破‘四旧’，不是一般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革命的事，是天大的事。所以，我们全家要意见统一，对外一个说法。”

“所以，我跟你们娘商量好了：两只盆子和一对锡制的小烛台交给大队造反派；大床前架上雕刻的龙凤，我想办法用凿子凿掉；一对铜制大烛台藏起来。”父亲说。

“藏起来？”哥惊怵地问，“爹，你不怕被造反派斗批吗？”

“没事。”爹说，“咱们家穷，‘四旧’很少。再说，那对铜制大烛台有四五斤重，可以浇铸两只铜脚炉（冬天取暖用的器具），过几年芳娣（我姐）出嫁时，可以派上用场（姐出嫁时，作为嫁妆之一的铜脚炉，就是用那对铜烛台浇铸的）。”

“要是，要是被人检举揭发了，那，那……”姐因害怕而哆嗦着说。

“割头碗大的疤，怕什么？”母亲说，“再说，没人知道我家有一对铜制大烛台。只要我们嘴巴紧，没事的。老三（指我，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你机灵，你想办法把那对铜制大烛台藏好。”

因父母交办的艰巨任务在身，那天晚上，或因激动，或因害怕，我怎么也睡不着。我设想着几种可能性，但每一种可能性都使我小腹胀痛，老想着要尿尿，怕得我周身颤抖，脚有点抽筋，手心里出汗不止。我想不干，但转念一想，我不能违背父母的旨意。我展开想象，想象着用什么妙法把那对铜制大烛台隐秘地藏起来。我终于想到了办法和藏匿大烛台的地方。

我悄悄地爬起来，点燃煤油灯，端着走出房间，来到外间，把那对铜制大烛台放进一只黑色的塑料袋里，再用细麻绳扣系好。我轻轻地拨开门栓，打开门，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乘着子夜时分的黑暗和宁静，快跑到村东的东沟头河边，走下码头（我们村后村的人家都在这河的码头上淘米、洗菜、洗衣服），跳人河中，在水中摸了好长时间，才摸到可以放的地方。我将那对铜制大烛台塞在搁码头的条石底下，沉没在水下，并将细麻绳系在顶住条石的一根木桩上。第二天，我把藏匿那对铜制大烛台的地方悄悄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放心地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利用工余时间，用借来的凿子凿着大床前床架上雕刻的龙凤，每凿一凿子，父亲嘴里就骂一声造反派“不得好死”。龙凤凿完，父亲哭了。父亲说，当年雕这些龙凤，花了好几斗的米钱，现在被强迫凿掉，作孽呀。家庭会开过没几天，大队造反派真的挨家挨户搜查了。搜查到我家时，造反派首先查看了我家大床床前架上雕刻的龙凤有否凿掉？当他们看到龙凤已被凿掉后，其中一个造反派就问我母亲：“听说你家还有一对铜做的大烛台没上缴？”我在一旁听后顿时吓出了一身汗。

我母亲则说：“听说？听谁说的？我家就这么大的地方，能把那烛台藏到什么地方？你们可以搜。搜到了，我被你们斗批。若收不到，你们赔我一对大烛台。”

见母亲说得不慌不张，三四个年轻的造反派就信了母亲的话，没搜就走了。等破“四旧”的风头过后，我才把藏在河边码头一块条石底下的那对铜制大烛台拿回了家。P28－31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实质上写的是1966年至1976年这一非常历史时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一“三农问题”。至于读者读了该书后是怎么认为的，那是读者自己的事。

1966年至1976年，年年有政治运动，一场运动还没完新的运动又来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共同要求是：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人人过关。这些政治运动的共同特征是：一刀切。一边倒。折腾。为什么会搞这么多的政治运动？因为不停地搞政治运动，是阶级斗争思维的使然，是人民战争思维的使然，是革命党思维的使然。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政治运动？因为不停地搞政治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路径选择和手段选择。那么，搞这么多政治运动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效地掌控和领导国家政权。

然而，这10年中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给农村、农业、农民带来了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书中通过43件事的记述，已作了回答。如果在这篇自序中还要说的话，我就只能概括之：这10年，非但没有解决好“三农问题”，反而使“三农问题”更复杂，更糟糕：农村旧貌难变，农业效益低下，农民不能温饱。更甚的是，这10年的政治运动，给农村社会造成了难以治愈的最大隐痛：农村传统文化的断层和农民价值观的扭曲毁弃。

我常想这样一些问题：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老解放区农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砸锅卖铁也要支援解放军？1950年代初，农民很穷，为什么会热情高涨地捐粮捐物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80年代初期的短短三四年，为什么就解决了建国后长时期无法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进入21世纪后，农民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什么接连不断？

答案就在于：土地。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老解放区农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支援解放军？因为作为革命党的中共摸准了农民的心思，把准了农民的脉搏，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同样，刚执政的中共，在新解放区及时地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广大的新解放区农民也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积极热情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忠心地保家卫国。然而，在长达20多年的人民公社化时期，为什么始终解决不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而在1980年代初期的短短三四年中，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根本还在于土地。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既没土地的所有权，也没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农民与土地无缘，不搭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虽不拥有土地，但农民可以自主地经营土地，种什么，怎么种，怎么管，完全由农民做主。这样，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地也种得好了，温饱问题也就很快解决了。

那么，进入21世纪后，为什么农民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根本仍在于土地。为了建设开发区，为了加快城镇化，土地被低价征用，农民住宅被低标准补偿拆迁，千百万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据媒体披露，在一些所谓的新型农村社区里，竟然出现了“楼上养猪养鸡，天然气灶旁烧柴做饭”的荒唐景象。你说，把土地视为命根子的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无地种，无工作，无社保，面临着生存危机时，他们能不“造反”？能不“闹事”？

“三农问题”，对中国而言，太重要了。要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由国内消费、服务、创新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要点在“三农”。要在2020年左右使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在2050年左右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三农”。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长盛不衰，根本在“三农”。那么，中国“三农”的现状怎样？概括之：农村落后，农民贫困，农业脆弱。因此，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精心设计和有效施行能确保农民持续增收致富的全新的土地改革制度。

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资本精英，一切有识之士，所有想对社会有担当的人，应该而且必须多想想“三农问题”，务必处理好“三农问题”。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一个民族的良心。

最后，让我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扉页上援弓l的题词，作为这篇自序的结束：

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2012年11月6日于江阴

近30年来，我的300余万字的作品，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很传统的“爬格子”。我虽有电脑培训的这证那证，但很少使用电脑，因为我只要一坐在键盘面前，脑子就会顿时“短路”，一个字也记不起来；在电脑面前最多看30分钟，我就会两眼泪涟涟，所以我与现代化的电脑“无缘”。

写下《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的最后一个字，我抬起头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写字台上的台历，是2012年10月23日。这一天，为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又是秋季里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的第一天。我又习惯性地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下午3时40分。

从2010年1月开始动笔，屈指算来，《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写了近3年时间，可算是写得比较慢的，原因有二：一是我是业余的，周一至周五要忙于工作，只能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有时连双休日和节假日都不能用于写作）进行写作。二是往事不堪回首，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情绪激动，有时哭，有时怒，有时既哭又笑……这些波动的情绪，常逼得我放下手中的笔。我写得很累。

我感谢好友、文汇出版社编辑乐渭琦兄。在这3年中，他时刻关心着我的创作进度，时常打电话给我，给我以鼓励、支持和必要的指导。若没他的关心支持，这部书可能至今还不会杀青。

动笔写这部书前，对于这部书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和章法，我颇费思量。我琢磨再三，反复斟酌，最终借鉴了史学著作的结构和章法：以“自序”作为全书的开篇，以“引言”为全书的导读，以“叙事”作为全书的主体，以“结语”作为全书的收官，以“自跋”作为全书的殿后；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事件，然后采用“文史式”的写法，具体“横述”事件始末。

结构和章法确定后，我就开始匠心编排所要记述事件的顺序，并以章的次第和章的标题，表明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爬梳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这部书中记述了我记忆深刻的43件事。这43件事是我或亲见或亲历或亲为。当然，对一些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或者是人名等，可能记忆有误。同时，这43件事是发生在1966年至1976年这一非常时期，所以，无不刻上难以抹灭掉的时代烙印。

这部书的体裁是散文。全书用“章”来结构，这种看似小说的结构，又似史学著作的结构，是否恰当？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种形式能尽可能地表达我所要表达的内容，书中记述的43件事，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紧密关联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递进关系，又是因果关系，有点情节性，也有点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这部书的体裁是散文。散文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文学性。当然，散文的文学性有别于虚构类作品的文学性（虚构类作品的文学性，我认为，一是想象性，即作品本身具有的想象空间度和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度；二是虚构性，即作品营造的世界既源于客观的世俗世界，又是对客观的世俗世界的某种颠覆和反动；三是隐喻性，即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某种忽隐忽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现实社会的某种有针对性的影射的东西），其文学性的要素主要是文采、史识（学识、见识）和思想。两是写实性。写实，就是说真话，叙事实，写实物、实情。当然，散文的写实，决不是对生活的机械临摹，而是需要运用剪裁、取舍、提炼和象征、比喻、拟人等方法，但运用这些方法，不能将其称为“虚构”。实际上，这是散文作家真实生活感受之后，在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上精心酝酿的艺术之晶体。散文应当是对绚丽的大地风物的描绘、生动的社会生活的抒写、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与情感的记录。那么，我这部书中的文学性有几何？写实性有几许？我交给读者评判。

2012年11月26日于江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