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一书主要阐释三种曾被视为绝症的疾病，肺结核、癌、爱滋病，全书包含了〈疾病的隐喻〉与〈爱滋病及其隐喻〉两篇论文，苏珊·桑塔格剥除掉疾病千百年来在文化中被误解的种种迷思，呈现出它们的真正意义。〈爱滋病及其隐喻〉更将她的评论范围延伸到与爱滋病相关的种种隐喻，揭露真相，让病患免于罪恶、羞耻和恐惧。本书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对医学专业人士，以及成千上万的患者与照护者，造成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苏珊·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出版，《疾病的隐喻》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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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疾病一直以来都引人注目地同样为隐喻修饰物所复杂化，这就是结核病和癌症。①

结核病在十九世纪②所激发出来的和癌症在当今所激发出来的那些幻象，是对一个医学假定自己能够包治百病的时代里出现的一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神秘莫测的疾病——即一种人们缺乏了解的疾病——的反应。这样一种疾病，名副其实地是神秘的。只要这种疾病的病因没有被弄清，只要医生的治疗终归无效，结核病就被认为是对生命的偷偷摸摸、毫不留情的盗劫。现在，轮到癌症来成为这种不通报一声就潜入身体的疾病，充当那种被认为是冷酷、秘密的侵入者的疾病角色——它将一直充当这个角色，直到有一天，像当初的结核病一样，其病因被查明，其治疗方法变得有效。

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因此，数量惊人的癌症患者发现他们的亲戚朋友在回避自己，而自己的家人则把自己当作消毒的对象，倒好像癌症和结核病一样是传染病。与患有一种被认为是神秘的恶疾的人打交道，那感觉简直就像是一种过错；或者更糟，是对禁忌的冒犯。光是这些疾病的名称就似乎具有一种魔力。在司汤达《阿尔芒斯》(一八二七)中，男主人公的母亲拒绝说“结核病”，因为她担心一旦说出这个词，儿子的病情就会迅速恶化。卡尔·梅宁格也发现(见其《活力平衡》)“单是‘癌症’这个字眼儿，据说就能杀死那些此前一直为恶疾所苦、却尚未被它(立刻)压垮的病人”。他作出这番评论，是为了支持在当代医学和精神病学中大行其道的那些具有反智色彩的虔信态度以及廉价的怜悯。“患者之所以找我们，是因为他们遭受疾病之苦，感到灰心丧气而又无能为力。”他接着说，“他们不想被贴上那种使人身败名裂的标签，他们当然有这个权利。”梅宁格医生建议医生们不妨丢开“名称”和“标签”(“我们的作用是帮助这些病人，而不是加重他们的痛苦。”)——而这实际上可能强化了疾病的神秘性和医学的权威性。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是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

仅仅几十年前，一旦获悉某人患了结核病，就无异于听到了他的死刑判决——正如当今，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癌症等同于死亡——人们普遍地对结核病人隐瞒他们所患之病的真相，在他们死后，又对他们的子女进行隐瞒。即便对那些已获悉自己病情的患者，医生和患者家属也有顾虑，不想多谈。“人们并未明确告诉过我什么，”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四月从疗养院(两个月后，他死于该疗养院)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因为一谈到结核病……每个人的声音都立刻变了，嗓音迟疑，言辞闪烁，目光呆滞。”隐瞒癌症病情的惯例甚至更为牢固。在法国和意大利，医生们仍坚持这一成规，即向癌症患者家属通报癌症诊断结果，但对患者本人却讳莫如深；医生们认为，除了那些极其明事理、知天命的患者外，其他癌症患者全都承受不了真相(一位顶尖的法国肿瘤专家告诉我，在他的癌症患者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在美国——部分原因是医生们担心因治疗失当而招惹官司——如今对患者要坦率得多，但这个国家最大的肿瘤医院在给门诊病人寄常规通知和账单时，却不在信封上注明寄信人，其假设的理由是病人可能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所患何病。因为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当作一桩丑事，会危及患者的性爱生活、他的晋升机会，甚至他的工作，所以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对自己所患之病即使不是三缄其口，也往往表现得极为谨慎。一九六六年通过的联邦法律《知情权法案》将“癌症治疗”作为不得公之于众的事项列入排除条款，因为这些事项一旦公之于众，就可能“无端侵犯个人隐私”。癌症是该条款提到的惟一一种疾病。P18-21

译者卷首语

本书有一个主角，那就是“疾病隐喻”，但它却是一个反角。本书是一本文集，为两篇篇幅很长的批评文字(作者自己有时称之为“小书”)之合集。之所以合为一集，是因为它们的主角是同一个。《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二月九日、二十三日)，后略作修改，由纽约的法拉尔一斯特劳斯一古鲁出版社于同年出版。《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由同一家出版社于一九八九年出版。此合集由纽约达博迪出版社于一九九。年一月出版。虽然两篇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在时间上相隔近十二年，但主题及处理方式相同，都是考察疾病(尤其是传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及恶性的肿瘤病，如癌症)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

作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女士在发表于一九六四年的文章《反对阐释》中曾把“意义的世界”称为“影子的世界”，而她通过眼下这两篇文章所要做的是将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那些隐喻影子进行彻底曝光，还疾病以本来的面目——以她自己的话说，是“把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为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可以说，构成姊妹篇的这两篇文章是米歇尔·福柯所倡导的知识考古学的具体而微的实践。它们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政治运动业已偃旗息鼓之后的七八十年代，共和党人里根和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的所谓“新保守主义”时代，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所谓“自由市场”时代。像历史上所有中途受挫的政治激进运动一样，未完全耗尽的革命能量被迫转入象征领域的斗争，即从街头转入书斋。然而，激进派很快意外地发现，原来象征领域的斗争远比街垒战更加大有可为、更加触及根本(其实也更安全)；此外，他们越来越陶醉于革命联动效应的幻想，仿佛只要一砖一瓦地拆除了象征领域这座顽固的作为基础的堡垒，那么具有压迫性的权力秩序就会随之轰然坍塌，公正而自由的世界就将来临。他们从经济基础领域退入上层建筑领域，从现实政治领域退入文化象征领域，却又把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作了一番修改，变换成以福柯为其代表人物的那种“权力／话语”模式，作为利器带进了文化象征领域。这样，象征秩序被设想为权力秩序的基础。他们绝不是布朗基那一类身着黑色披风的革命密谋家，而是革命的鼹鼠：他们在象征领域的历史地层深处四处打洞，到处啮噬权力等级制的大树盘根错节的根茎，直至地面上的大树因象征水分和合法性养分的枯竭而衰萎败落。

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的桑塔格之所以突然对疾病隐喻产生兴趣，有其个人体验。她曾身患癌症，在持续数年的治疗中，她不仅得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而且更得承受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重压。在她看来，后一种痛苦远比前一种痛苦致命，因为它以道德评判的方式使患者蒙受羞辱。《作为隐喻的疾病》发表于桑塔格癌症康复之后，而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艾滋病成为一种新流行病时，桑塔格从中发现了那些古老隐喻的幽灵重现，便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这两篇文章不是有关疾病的医学专业论文，而是有关疾病的意义和隐喻的文化批评论文(考虑到桑塔格反感那种高堂讲义式的论文，而更乐于使用片断式写作，“论文”一词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名称)，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批判，或者说它们通过揭示附着在疾病之上的隐喻来揭示有关疾病(当然，不仅仅止于疾病)的那种隐喻性思考方式。正如桑塔格在书尾所说：“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揭示、批评、细究和穷尽。”因而，患者及其亲友、道德家、医生、卫生官员、意识形态家、诗人、小说家以及其他普通读者，将带着不同的心情阅读这本书。他们中有些是疾病隐喻的制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些是传播者，还有一些，则是受害者。

这两篇文章当初之所以不是发表在诸如《柳叶刀》之类的专业医学刊物上，是因为它们的潜在读者不仅仅是医学圈子中人。毫无疑问，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一个政治事件，此外，还是一个经济事件。刚刚过去(它还会回来吗？顺便说一句，译者翻译此书时，适逢SARS肆虐北京，而本书为译者观察流行性传染病的社会层面，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视角)的SARS，像是历史上任何一场大规模传染病的重演，那是一系列的戏剧——只不过，在一个科学已发展到足以准确预测一颗与地球遥隔霄汉的彗星到达地球的确切时间的时代，一个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大规模传染性流行病一去不返的时代，SAR$病毒却像一个来去无踪的幽灵，这强化了它的神秘性，而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同时，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又是一个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因而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奇特地显示出一种非科学的态度。

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义的科学性思维，一方面是竭力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前者试图创造一个只有事实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以一八五一年伦敦世界博览会的玻璃大展厅为喻，称之为“无人居住的水晶宫”)，后者却试图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文学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界。当然，“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并非是近来才有的一个现象。两者的分裂可追溯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到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代，这两种文化就分别找到了各自最雄辩的意识形态家。然而，“两种文化”的分裂的背后，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分裂，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在与资产阶级进行的政治领导权和经济领导权的争夺战相继失利以后，贵族发现自己的真正社会优势在于“文化修养”，尽管这种修养仍旧是贵族自身阶级的美学理想和伦理寄托，充满了种种从道德和美学上贬低其他阶级的等级制陈见，但为了赢得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争，它却以普世主义的面目出现，而不那么有阶级意识的人或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的人就把这些陈见当作了不言自明的东西加以接收，他们脑袋里大抵就塞着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于是，结核病成了具有贵族色彩的浪漫病，而痛风则成了资产阶级的病，更不用提中风和癌症了，仿佛疾病也具有了阶级性和不同的美学等级(疾病当然有阶级性，但这只不过是经济方面的阶级性的医学表现，与道德、美学方面的阶级性不是一回事，却偏偏被认为是一回事)。但疾病隐喻还不满足于停留在美学和道德范畴，它经常进入政治和种族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对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

桑塔格曾就“两种文化”的分裂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见其文集《反对阐释》之最后一篇)。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从(《反对阐释》到《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这一系列文章可以说构成了资产阶级文化向贵族文化夺回领导权的宣言文字，是一直被拖延了近两个世纪的一场文化战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决战。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桑塔格那一代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自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不肖之子，而且也的确为其资产阶级父辈们所深恶痛绝，但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事业其实是当初老资产阶级革命的未竟之业，那就是为资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以多元化的新感受力对付“惟一的一种阐释”，或者说以“反文化”(罗扎克语)对付“文化”，就是以文化民主制对付文化等级制。资产阶级文化不是它自以为的前现代文化，而是后现代文化，前者的等级制显然与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经济领域的自由市场处在非同质状态。老资产阶级把前现代文化当作资产阶级自身的文化，犯了一个历史错误，落入了被它取代的那个阶级(贵族)布置下的一个圈套。尽管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孩子们的造反似乎是在造老资产阶级的反，但老资产阶级不过是“高级文化”(谁都知道这指的是什么)的一个无意识的代理人而已。

《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是六十年代那一场文化大战沉寂后乱糟糟的战场上出现的那种零星的追逐战。“文化”这支庞大的军队遭到了大溃败，可它的散兵游勇却仍四处滋扰。桑塔格选择“疾病隐喻”作为自己穷追猛打的对象，一直将它们撵到了其出发地。这种零星的追逐战远比那种大规模的阵地战更需要耐心，更需要洞察秋毫的眼力，也更容易失去目标，因为这是桑塔格在某个时候所说的那种“一头扎进去的批评”。我们可以看见，在这片大局已定的战场上，到处都有这种大大小小的追逐战，雷蒙‘威廉斯和特雷。伊格尔顿追击“英国文学”，罗兰·巴特追击“资产阶级写作”，萨义德追击“东方主义”，福柯则四处追击……这些，构成了关于历史的无数的小叙事，使以前那种单一的大叙事再也难以取信于人。大叙事只是一种世俗神话，是权力压迫集团的政治修辞学(意识形态)，同时也是被压迫集团的政治修辞学(乌托邦)。正因为如此，一旦昔日的被压迫集团获得了权力，它就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显然，到这个时候，当初的乌托邦就与这个集团自身的利益开始发生冲突，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方案：一方面，它仍试图从当初的乌托邦那儿获得一种来源于历史却已快耗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了既得利益，它又不得不把曾经被自己驱逐掉的那种意识形态偷偷塞进乌托邦的空壳中。它惊恐地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矛盾的因而脆弱的政治修辞学中。要想让别人相信连它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它显然就不能利用劝说，而只能利用催眠术。词与物、现象与本质在这里发生了两次分裂，以致词越走越远，再也找不到物，而现象再也不是本质的再现，而成了一些语言泡沫。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不是用来说明什么的，而是用来掩盖什么的。

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小叙事，才使六十年代的那种宣战式的大文章获得了一种历史的深度。历史，曾经被六十年代的反叛者们视为一道深渊，里面埋葬着无数沉默的死者，而它的上方则是一座用大理石构筑的辉煌的教堂。它的合法性、正义性和自我正确性建立在他人的不合法、非正义和荒谬上，而评价他人不合法、非正义和荒谬的尺度正好是它自身的合法性、正义性和自我正确性。这是一种循环论证法，它诉诸人们的政治无意识，而且有意识地培养人们的政治无意识(或者说，非常理性地培养人们的非理性)。按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说法，批评出现在现象与本质发生偏离的时刻。当桑塔格在《艾滋病及其隐喻》的开篇引述亚里士多德关于“隐喻”的定义(“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时，她想表达的正是同一种意思。正如隐喻是以他物之名取代此物，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分裂也常常是以现象取代本质。隐喻性思维和神话性思维只是同一种思维的不同名称而已。

《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正是这样的小叙事，它们的目标正是一切真正的批评的目标：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

本书中译本依据的是纽约达博迪出版社一九九○年版的《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Newr York Doubleday)，平装本第一版。中译本书名改为(《疾病的隐喻》。在翻译过程中，作者苏珊·桑塔格女士寄来勘误表，对该版中少数几处地方作了一些修改。这些改动，译者在中译本相应处都已一一标注出来(见脚注部分的“译注”)。读者在对读原文时，务必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