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陈独秀是一个最具争议的人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背负着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罪名，顶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开除党籍。在中国革命的功劳簿上，名字被抹去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似乎也不存在这样一个总书记。但历史终究还给了他公道。《陈独秀传》描述了陈独秀如何从一介书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又如何从权力的顶峰跌落至谷底的坎坷经历。这部传记意在为陈独秀正名，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形象。本书作者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陈利明先生是国家一级作家，长期致力于写伟人长篇传记。

他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又曾经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汉奸”等大帽子，成为党内最早、最大的反面人物，被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案”。

陈独秀的革命史迹惊天地而泣鬼神，催人泪下。《陈独秀传》作者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陈利明先生是国家一级作家，作为一名良知不泯的作家，陈利明先生在《陈独秀传》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正名，恢复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第一章 家乡岁月

 001.书香门第中的叛逆者

 002.从被动读经的少年到接受新学的康梁派

第二章 不安分的年轻人

 003.东渡日本求学

 004.藏书楼演说

 005.《安徽俗话报》

 006.组建“岳王会”

第三章 封建婚姻叛逆者

 007.痛失兄长

 008.妻妹高君曼

第四章 辛亥风云中的革命党

 009.任都督府秘书长

 010.讨伐袁世凯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主将

 011.创办《新青年》

 012.提倡白话文

 013.结识“二十八划生”

第六章 五四运动总司令

 014.巴黎和会引发五四运动

 015.98天狱中生涯

 016.赴武汉演讲

第七章 创建中国共产党

 017.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018.缺席中共“一大”

 019.再次入狱

 020.中共“二大”

 021.马林唱“主角”的西湖会议

 022.“看云楼”中的中共“三大”

第八章 中共中央局总书记

 023.国民党左右派分化，国共关系趋复杂

 024.1925年5月30日

 025.共产党的“三次退让”

第九章 上海三次武装起义

 026.支持北伐

 027.指挥起义，迎接北伐军进上海

 028.蒋介石叛变革命

第十章 建党初期的艰难

 029.中共“五大”上瞿秋白的小册子

 030.晚到的“五月指示”

 031.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032.白发人送黑发人

 033.自命“撒翁”

第十一章 创建者被开除出党

 034.拒绝赴苏联

 035.1929年，被开除党籍

 036.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首领

 037.倡议：与中共联合反蒋抗日

第十二章 四年零十个月又八天：牢狱之苦

 038.潘兰珍：年轻三十岁的妻子

 039.上海被捕

 040.自写辩状

 041.法庭激辩

 042.囚室？研究室？

 043.只有两章的自传

 044.与“托派”决裂

 045.减刑出狱

第十三章 反蒋抗日终不渝

 046.为抗日救国奔走

 047.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48.“已不隶属任何党派”

 049.陈独秀：汉奸？间谍？

第十四章 流落江津度余生

 050.亡命人川

 051.友人资助度日

 052.痛失亲人

 053.晚景凄凉

 054.《陈独秀的最后见解》

第十五章 生命尽头

 055.一杯蚕豆花水

 056.“老先生，你走了，让我一个人怎么活下去！”

 057.夫妻合冢

后记

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不安于现状，向往新鲜事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独秀跳出康梁维新思想的牢笼，转而投身于激烈的反清爱国活动。夫人高晓岚感到惶惑和恐惧，想想自己将终身无所依靠，还要为他的安危担惊受怕，不免暗自垂泪。她劝说丈夫做一个好好百姓，不要干那些抄家灭族的事情。陈独秀本想得到妻子的理解与宽慰，没想到回到家，听到的竟是没完没了的数落和怪罪，心中很不满意。

1901年，他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可是，手头没有足够的资金，只得求援于妻子。这天，他以少有的温柔抚慰妻子。

“大众(高晓岚)，我就要远行了。家中的事全仗你照应……”这个倔强刚烈的人，好听的话还未讲完，便开门见山地说：“大众，我去日本需要一笔钱，可是，我手头很紧，你可否将你的金镯子借我一用。”

高大众用手拍打着怀中的孩子，细声细语地说：“乾生啊！”她一直用官名称呼他，“你已是有家小的男人了，在外闯祸，是要杀头的。你就是不想想我，也要想想子女啊。”见他默然无语，只得小声嘀咕：“我不能把金镯子给你去闯祸，它可是我高家的传家宝啊！”

“不借就不借。”他未等她把话说完，便呵斥道：“没有见识的女人！”说罢扬长而去。陈独秀已无法忍受这种夫妻生活，决心挣脱封建婚姻的羁绊，去寻找自由的广阔天地。

1901年11月，在一艘从上海黄浦江吴淞口驶出的海轮上，英姿勃发的陈独秀，双手叉着腰，站在甲板上凭舷眺望东方，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海水，盘旋飞翔的海鸥，令他心旷神怡。他不时地张开双臂，拥抱那夹着凉意的海风。这是他第一次自费留学日本。

近在咫尺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成强国，从而也成了中国人尤其青年学习的样板。那时，到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约有一二百人，且一年比一年增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就只有学习日本。一时间，东京成了中国先进青年荟萃之地。陈独秀到达日本后，在留日学生造册登记上写道：“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在入学之前，他不得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学习日语和上普通课。

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走出来到维新富强的日本，陈独秀顿觉一切新鲜，思想豁然开朗起来，对缠在头上象征大清的辫子，早已深恶痛绝。于是，在人高等师范学堂的当天，他便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并浇上煤油，当众焚烧成灰，令同去的中国留学生目瞪口呆。敢作敢为的陈独秀，还即兴发表演说：“誓与封建天朝彻底决裂，不留任何尾巴！”

陈独秀东渡日本分为三期，1901～1903年为第一期，中间返回一次。1906年暑期，陪苏曼殊赴日省亲，此属旅游。1907～1908年再次赴日深造，这是第二期，中间亦返国一次。第三期是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失败后1914年与1915年之间，应章士钊之邀，赴东京襄编《甲寅》杂志，同时在雅典娜法语学院接受法国文明洗礼。1910年陈独秀留日感怀诗云：“东邻有处子，文采何翩翩；高情薄尘世，人海求神仙。”

陈独秀本想“到各国，查看一番”，结果5次都去了同一国家——日本。综观他的一生，日本是他思想启蒙的起点，无论从反面还是正面来观察，都是如此：从反面来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刺激和教育了他；从正面来说，他从日本找到的政治理论学说，就是他为中国找到的救亡之路，也成就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

所谓条件限制，一是从地理上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来回费用比较低廉；二是当时中日两国政府订有互派留学生的协定，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手续简便；三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向国内翻译传播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中有陈独秀的朋友。

当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实现了一个“脱亚入欧”的战略转移，即原来向亚洲(特别是中国)学习，转变为向欧洲学习，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全面引进欧洲的理论、制度和方法。所以，反映西方各种思潮特别是批判封建思想的新思潮的论著，在日本都可以读到。陈独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内带着对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朦胧向往来到日本留学的。

陈独秀首次赴日的头一年，正值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了一个“励志社”。陈独秀在年底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一次，清廷派官员到日本，“励志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一班人争着当翻译，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他对张继说：“原想参加励志社，多交朋友，多学习新思想，没想到这班乌合之众，只知道逢迎拍马，有什么交头？”

张继也很鄙视这班人，两人商量后，决定不再参加“励志社”的活动。冬去春来，1902年3月，陈独秀与安徽老乡潘赞化(桐城人)等一行乘海船回到上海，随即回到安庆。这时他的家已从大南门培德巷东口1号搬到南水关道院内，隔壁是李鸿章公馆。养父陈昔凡看上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在这里建屋造园，颐养天年。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便和进步青年来往，向他们宣传在日本的见闻。这些青年中有安徽大学堂学生郑赞丞、房秩五，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南京陆师学堂学生葛襄(葛涓仲)，此外还有潘赞化、何寿艺等人。他们欢聚一堂，兴致勃勃地翻阅陈独秀带回来的《教育世界》、《国民报》等报刊。当陈独秀提及“励志社”时，他说：“这个团体虽然是乌合之众，但宗旨是‘联络感情，策励志节’，值得我们效仿。”

陈独秀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人。他决定在安庆成立一个“青年励志社”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P21-23

著名传记文学作家陈利明先生是国家一级作家，长期致力于写伟人长篇传记，先后有《陈明仁将军传》、《程潜传》、《谭震林传奇》、《王首道传》、《胡耀邦传》等传记出版。

2008年5月，我们在安徽安庆召开的“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相识，得知他正在撰写《陈独秀传》，非常高兴。读了他题为《秉笔直书写伟人，敢当华夏太史公——从写(胡耀邦传>想到写(陈独秀传>》的文章，对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敢于秉笔直书的精神与胆识，更为钦佩。

对于陈独秀，很多年轻人已经感到比较陌生。在2004年11月于安庆召开的“《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我曾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陈独秀至少有六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就，并为后人做出了一个杰出的表率。

他的六大历史贡献是：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仍然是中国在努力实现的目标。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和影响是分不开的。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这个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至今没有一份刊物能与之相比。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现在很多地方仅仅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是很不够的，应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功劳，陈独秀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集体的核心。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并且尖锐地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完全是由苏联的独裁制产生出来的，应该从根本制度上来解决民主政治的问题，并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不可分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晚年的民主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依旧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他的五大杰出成就是：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第二，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一生虽然主要从事政治斗争，但他在音韵学、文字学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如果不是后来转向政治斗争，无疑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之一。第三，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诗人。关于陈独秀的诗，李大钊早就赞扬其“意境本高”。王森然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中，也盛赞陈独秀的诗“雅洁豪放”，说他是“20年前，亦中国最有名之诗人也”。第四，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关于他的书法，一般不为人所知，但不管篆、隶、行、草，他都有很高的造诣，受到很多人的高度赞赏。第五，他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学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于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起，为当时的文学革命树起了两面鲜明的旗帜。对于他在这方面的功劳，连胡适也推崇备至。

除了历史贡献和学术成就以外，陈独秀还在很多方面堪称楷模，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其一，他志存高远，坚强不屈，百折不挠，视死如归，为主义和信仰奋斗终生。其二，他一心为公，从不以权谋私。其三，他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其四，他思想解放，从不迷信，敢于怀疑那些“最高指示”。其五，他不食“嗟来之食”，即使在年老多病、穷困潦倒的晚年，他仍然洁身自爱，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其六，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的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的良心，我们应该学习和弘扬陈独秀精神。

以上这六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就和一个杰出表率，要做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很不容易的，但陈独秀兼而有之。毫无疑问，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政治家和杰出的编辑出版家、政论家、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书法家。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也曾高度评价陈独秀。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及自己的经历时，就说1919年和1920年，他曾在北京和上海两次拜访陈独秀，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正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到1920年夏天，他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想见，当时这个地位低微的湖南青年造访一代青年宗师时会是怎样的激动。

在陈独秀逝世后的第三年，即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郑重地提到了陈独秀，说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并明确地说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明确地指出是陈独秀“创造了党”，李大钊是排在陈之后的“周围的人”，而他和在座的其他中共领袖们仅是学生。这和后来的提法大相径庭，这是后话。

然而，随着后来阶级斗争的升级、路线斗争的强调、个人迷信的突出，陈独秀这个世纪伟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首位创造者，却被戴上“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九顶“大帽子”，成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最大的反面人物，以致沉冤数十载，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案。其实，那些所谓的“罪名”，或者似是而非，或者根本不能成立。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断落实，共产国际、联共(布)党史档案的逐渐解密，陈独秀研究的禁区才逐步被打破，出现了陈独秀研究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30年来仅书名中含有陈独秀三字的各种著作就出版了六七十种，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陈独秀的学术论文有六百多篇。正是由于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戴在陈独秀头上的那些“大帽子”才逐步被摘掉，加在他身上的那些“罪名”才逐渐被洗刷，部分地恢复了陈独秀应有的历史地位。

但是，陈独秀研究仍然受到很多限制，他的历史地位还远远没有恢复，他的历史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关于研究陈独秀的路，还很长很长，还需要学者们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陈利明的《陈独秀传》的撰写和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他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著作，会是一部上乘之作，定会受到良知不泯的广大读者的由衷欢迎，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

2009年1月25日(夏历牛年除夕)

(作者原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客座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哲人云：“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笔者经过近10年的勤耕苦种，“三更灯火五更鸡”，1.74米的个头，体重由148斤减轻到130斤，由此《陈独秀传》终于脱稿。我如释重负，感到难以言状的轻松和愉悦。

作为一名良知不泯的作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正名，恢复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是我创作该稿的目标之一。为此，多年里我积极收集陈独秀的有关史料和文献资料，沿着他的人生轨迹，先后到安庆、合肥、南京、上海、北京、俄罗斯、武汉、重庆、江津等地，广泛采访陈独秀的亲属、研究陈独秀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知情人，全面征集有关资料逾千万字。

在采访、征集过程中，受到当地党史研究室、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文物局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教授的热忱接待和大力支持。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研会”会长李银德、安徽大学教授、省“陈研会”会长沈寂、执行会长、教授徐承伦、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陈研会”会长奚金芳、南通大学教授丁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主编余昌谷、安徽省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庞国祥、湖南工业大学学报主编骆晓慧等专家、学者，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照片，他们将自己主编的论文集及专著及时寄给作者，并对如何写好《陈独秀传》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尤奚金芳教授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拨冗为笔者收集、购买《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2辑、《陈独秀生平幻灯片》及自己主编的各种《陈独秀研究论文集》若干本，悉数寄给作者。在此，对他们的鼎力相助，特致谢忱。

陈独秀的革命史迹惊天地而泣鬼神，催人泪下。要客观、公正地记录和评价陈独秀的一生，不仅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更需要宽松的环境和学界的支撑。

该书的出版与其说是本人的撰著，不如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要特别感谢任建树、石钟扬、唐宝林、姚金果、李颖、丁弘、祝彦、朱洪、袁亚忠、张宝明、罗学蓬、陈璞平、朱文华、刘云飞、唐振南等专家、学者、教授，他们不仅毫无保留地提供自己的人物传记、专著、论文集乃至照片，还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建议和见解，使作者获益匪浅。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要感谢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李锐，原国土资源部部长、曾任株洲市委书记孙文盛，中共中央委员、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局长、曾任湖南省省长周伯华，湖南省副省长、全国青联副主席陈肇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总参管理保障部原副部长姜永兴少将，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李微微，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汀明，原株洲市委书记程兴汉，《文艺报》原总编郑伯农，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和创联部主任孙德全，《文艺报》主编阎晶明，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著名桥梁专家、中共十五大代表陈明宪，湖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作家侯清麟，湖南省高管局局长、著名作家冯伟林，广州局铁路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兼长沙铁路办事处主任曹建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王淑娟，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洪溪，《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钱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董保存和原编审何念选，株洲市委巡视员、原市委副书记赵湘珍，株洲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阳卫国，株洲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程绍光，株洲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雄，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长王果，国家税务总局处长唐学军，中央文献室原编审高风，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吕芳文、李仲凡，株洲国税局局长杨宏莲，湘潭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高谦，株洲市新闻出版版权局局长吴安浩，株洲文联主席黄勇，株洲市卫生局副局长周伦祥，株洲市人大原秘书长邓岩山，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聂鑫森，株洲天元区政协原副主席王一鸣，株洲汽车齿轮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何宗鉴，湖南省委党校原机关党委书记王昌国，市民建葛玉英、卞武宗，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资深律师陈革，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援陈斗给予的大力支持。尤中共中央七大代表、原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年逾90高龄的新四军老干部左英，为本书的采写工作给予热情支持，本人不胜感谢。

当此书定稿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湖南省社科联主席郑佳明等都来信表示祝贺和鼓励。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生为本书作了精心审查、修改；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原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为本书作序；团结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对本书的编审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致谢忱。

由于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不少讹错之处，企盼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书作者陈利明

2010年10月于潜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