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索》是著名作家黄蓓佳女士儿童文学新作“5个8岁”系列中的第三部。

作品里的“我”，是一个名叫小米的8岁男孩。1967年，“我”、4岁的弟弟圈圈、即将出生的小婴儿妹妹、外婆、文化馆“写书的”爸爸、做中学老师的妈妈，生活在一个平房的小杂院里。我遇见了“猫眼叔叔”——一个混血的印尼华侨，来自南京，会吹口哨《星星索》。猫眼叔叔带来了外面许多的新鲜事情，也陪伴青阳城里的“我”，一起度过了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份。猫眼叔叔最终没有找到他的同学李仁和，却在一场大型的文艺演出彩排之前，和潘姐姐私定终身……

《星星索》是黄蓓佳2010年最新倾心力作“五个八岁”长篇儿童小说系列中的第三部。

1967年，八岁男孩小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爸爸被关进牛棚，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妹妹，弟弟圈圈调皮捣蛋，全家的生活变得更加混乱和忙碌。

小米的八岁充满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周围充满了紧张慌乱的气氛；他的一位老师被逼疯了；爱养鸽子的曹叔叔的脚被枪打伤了；爸爸被迫去导演一场革命晚会；在“文攻武斗”中小米还差点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一个偶然的机会，小米认识了神秘的“猫眼叔叔”，猫眼叔叔是印尼华侨，会吹悠扬婉转的印尼民歌《星星索》，能讲生动的童话故事，会弹一手漂亮的钢琴，能写动听的交响乐，他帮小米推开了一扇了解广阔世界的窗子。但在当时的环境中，猫眼叔叔却不知所终，与小米永远失去了联系……

1　我的名字叫小米

2　妈妈在医院生了小妹妹

3　猫眼叔叔住在地堡里

4　猫眼叔叔来保卫我们的家

5　外面刮风下雨．我们躲进了艺术天地

6　猫眼叔叔要找的人不?了

7　曹叔叔把鸽子分给了我们

8　妹妹在照片中酣睡着

9　恋爱中的人像飞蛾扑火

1　我的名字叫小米

早晨六点半，摆在我爸妈房间五斗柜上的闹钟准时响起。不是“嘀铃铃”的像鸟叫那样的清脆声音，是鸭子一样的沙哑的“嘎嘎”声，仿佛发条的年纪太老了，胸闷气喘，带不动藏在钟摆里的同样年老的齿轮。

我妈妈好几次发狠，说要买一只新的闹钟，换掉这只老掉牙的老爷货。她生怕老家伙有一天实在支撑不住，躺倒不干，拒绝工作，耽误了全家人上课、上班、上学。可是她每回都不过是说说而已，真的站到百货公司钟表柜台前，隔着玻璃板端详那些亮晶晶的铃声动听的闹钟时，她就改了主意，认为还可以再缓一缓花这笔钱。她指着标价签上的数字对我说：“看到没有？太贵了，要花去我五分之一的工资。”

我不太懂得“五分之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可我知道我妈妈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四块二毛，闹钟的标价是十二块四毛。我还知道我妈妈的工资比院里所有小朋友妈妈的工资都高，因为她们常常会用嫉妒的口吻对我说：“你妈妈有钱。”我回家问过我妈妈，她到底有没有钱？妈妈说：“千万不要相信别人。”

我爸爸很高兴家里有一只老掉牙的闹钟，因为它的存在满足了爸爸永无止境的探索欲望。每隔十天半个月，他就会借口给闹钟的发条上油，毫不手软地把它大卸八块，螺丝啦齿轮啦分针秒针啦摊满一桌子，而后他满怀欣喜地逐个拿起那些零件，端详，把玩，吹去表面看不见的灰尘，擦掉一点点有可能存在的锈迹，必要时用一把很小的锉刀改造和修正某个部位，最后再将他玩腻了的东西装配还原，搁回到五斗柜上。

“很好，还能再用十年！”他搓着手，把沾了机油的手指送到鼻子下面闻一闻，用劲地吸上一口气，很有成就感地说。

每天，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我不喜欢等着我妈妈一边把左手伸到腋下扣她的衣服扣子，一边过来掀我的棉被。在她没有漱洗之前，她身上有一股热烘烘的隔宿被窝的气味，闻起来怪怪的。我在心里喊：“一二三，起！”然后我一个鲤鱼打挺，猛地坐起身，甩一甩有点迷糊的脑袋，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先穿一件杂色斑驳的毛线衣，再穿棉袄。毛衣是套头的，可是棉袄和外面的罩衣都有扣子，一共十个，大约要花去我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不小心扣错了，上下错开一个纽扣洞，就要解开重来，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两分钟，也许还不止。我总是穿着袜子睡觉，这样可以省去三十秒穿袜子的时间。我妈妈给我做的棉裤非常宽大，腿伸进去轻轻一滑就穿上了身，缺点是肥大的裤管漏风，到晚上睡觉时，我的双腿和双脚总是冰冷，有时候大半夜都不能暖和过来。

棉鞋热乎乎的，因为我外婆帮我把鞋子绑在煤球炉的外壁上烤了一夜。煤球炉夜里要封火，余温恰好能把鞋底烤热。有时候我弟弟尿了裤子，夜里就要把湿裤子绑在煤炉壁上烤，我的棉鞋只好让开位置。这样，早晨我伸脚进鞋子时，鞋底冰凉，像踩在铁板上。

我下了床，站在床边，最后系上裤子的背带。外婆已经把炉火捅开，热一锅昨天晚上煮好的米粥。妈妈俯身在我弟弟床边，手脚利索地帮他穿衣服。我弟弟圈圈还小，才4岁，还不能独立照顾自己。他是个傻乎乎的家伙，妈妈凉凉的手一碰到他的胳肢窝，他就以为妈妈跟他逗着玩，会前仰后合笑得站不住脚，结果乐极生悲，被妈妈不耐烦地在他屁股上拍一巴掌，转眼间哇哇大哭。每天早晨，我们家里几乎都要上演这么一幕先喜后悲的闹剧，弄得外婆再也不能在厨房里装聋作哑，匆匆忙忙地从炉子上端下粥锅，坐一壶水烧着，赶回屋里接替我妈妈，把圈圈身上的事情做完。

我自己从水缸里舀半杯冷水，对上一点热水瓶里的开水，往牙刷上挤一截花生米那么大的牙膏，到院子里刷牙。左边三下，右边三下，不多也不少。我喜欢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地上吐牙膏沫，吐出我想要的图案来：圆的太阳，弯的月亮，或者是方方正正的房子。吐泡沫不仅有趣，重要的是能够延长时间，让妈妈认为我的刷牙过程足够长久。尽管如此，妈妈还说我刷牙纯粹是做给她看的，因为我的两颗大门牙越刷越黄，嘴巴一张，像两扇旧漆斑驳的门板，很煞风景。可我觉得长牙齿就是为了能够咀嚼食物，白与不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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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让我如此牵挂

——黄蓓佳自序

一九七八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的开篇之年。之前我也写作，写的却是成人文学。

那一年我进人北大中文系读书。那一年也是“文革”噩梦彻底结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始。我的世界观、文学观随同新时代和新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深陷彷徨之中，不知道往下的路如何去走。我尝试换一种创作状态，刚好又收到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老师的约稿信，就给他写了一篇儿童小说《星空下》。

小说很快发表，并且紧接着在江苏省获奖。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寄去的第二篇作品是散文，叫《化妆晚会》，刊物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稿。就这样，一来二去，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地夸赞。那时候我年轻，年轻是听不得表扬的，读者一喜欢，编辑一欣赏，再获上几个小奖，劲头就像高烧时的体温表，噌噌地上去了。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两篇我的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笔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四十来岁的为人父母者，他们牵着孩子的手来买我的最新作品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颤，是发自心底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说。

北大毕业，回江苏工作。结婚了。做母亲了。进江苏作协当专业作家了。顾宪谟老师退休了。我不再写儿童文学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写成人的短篇、中篇、长篇。写散文和随笔。写电影剧本、电视剧本。偶然地，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竞有点恍然如梦的错觉。

一九九六年，我的女儿小学升初中。身为母亲的我，和孩子共同经历了一场算得上惨酷的升学大战（那一年小学升初中是要凭成绩录取各等级学校的）。考试结束，尘埃落定，我在整理家中堆积成山的复习资料和模拟试卷时，心中感到了酸涩：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举步维艰地跨人人生的吗？他们必须要这样过关斩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能被社会发一张“许可证”吗？

很随意地，我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谈起感想，竞得到一致的赞同和怂恿，他们说，你写出来吧，写成小说吧。

就这样，我用了大概二十天的时间，写下了《我要做好孩子》。平均日写万字。对于人到中年又家务缠身的我，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狂奔速度。不是我自己在奔，是我的文字、我的人物、我的故事在引领我疾走。写的就是我女儿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女儿在学校的生活。太熟悉的内容，简直不需要编排，不需要想像，只需在书桌前坐下来，无数生动的场景便争先恐后要涌出笔端，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酣畅。  小说完成后，又以最快的速度出版。大概也是一个月吧。记得我是十二月初才决定写这本书，春节刚过，漂亮的样书已经送到我的手上。女儿先看。她是自己在看自己，连看三四遍，一边看，一边嘻开嘴巴，一个人偷着乐。然后，我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听到了孩子们惊叹一句同样的话：金玲跟我真像啊！阿姨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呢？

我当然不知道他们。可我知道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千千万万个“他们”中的一个。我写好了女儿的故事，自然就写好了“他们”的故事。

同样是受编辑和读者们的鼓舞，同样是一发不可收的热情，我接着又写了《今天我是升旗手》，写了《我飞了》，写了《亲亲我的妈妈》，写了《你是我的宝贝》和《五个八岁》。我惊喜地发现，当年写作儿童文学的感觉还在，当年的快乐也还在，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一次飞翔。

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对自己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不有趣不行，仅仅有趣更不行，得让我的文字和人物在孩子心里留下来，很多年之后还能记住一部分，在他们回想童年时，心里有一种温暖和感动。

我时刻都在问自己：我做到了吗？

生活是如此丰富，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生活的过程。无数次地，当我给我笔下的孩子划出一个生活圈子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隐身的成员，呼吸着他们的空气，偷听到他们的对话，也感受着他们的痛苦，最后又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可以同时变身为几个孩子，时而张三，时而李四，他们的快乐和忧伤我都能懂。我和他们之间有一条秘密的心灵通道，一旦变身，我就能够进出自如。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揣摩儿童心理的？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奇怪：我干吗要揣摩呢？我真的不需要揣摩，因为我的人物和我自己成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知，感同身受。

这就是写作的魅力：每一部书都是一段生命，一种面孔，一些梦想。我写了，我就代替我的很多人物生活过了，享受过了。我自己的生命在这其中日益丰富。

谁在让我如此牵挂，多时不见就魂牵梦绕？是我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孩子们。离开他们的目光，离开他们的鼓励，我的心中会空荡荒凉。

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漫长，可是实际上却又短暂，短暂得好像一回头就可以看见我当年扎着小辫子去邮局寄稿件的样子。

在我刚刚提到的几部小说中，《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亲亲我的妈妈》都已经多次获得国家大奖，人选教育部门和出版部门开列的必读书目，但是我个人比较心爱的却是一本《我飞了》。我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打印”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这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笑地陪伴我三两个月之后，倏忽而去，从此便无影无踪。我心里留下的全都是快乐，那种带着忧伤带着想念带着祝愿的快乐。

我也写过一些从前的故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比如《漂来的狗儿》，比如《遥远的风铃》，比如《黑眼睛》。我已经替别人写过很多童年故事，也应该替自己写一点，留下一个纪念。书中写到的梧桐大院是我儿时生活时间最久的院子，书中主人公小爱的家庭差不多是我的家庭，那个长满芦苇花的美丽小岛，是我度过青春时光的插队地点，还有八十年代的“青阳”小城，实际上是我最熟悉最难忘怀的故乡城镇。这一类的作品，可能以后我还会写得更多。我不担心现在的孩子能否读懂从前。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历史、年代、背景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古往今来人性是相通的，人的灵魂的改变不会如城市风貌的改变那样快捷、果断、挥挥手不带留恋。灵魂总是要恋旧，要回顾，要一步三叹，要徘徊低惋。灵魂总想知道自己的历史，还想知道自己的父辈、祖辈、祖祖辈辈的历史，想知道他们从哪儿走过来，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欢乐和悲伤过什么，激动和郁闷过什么。读这一类的小说，其实是读从前孩子的生活状态，读出那个时代的尖叫、追寻和梦想。那些昨日的影像，已经泛黄，可是并不破旧，更不破碎，相反，因为积淀了岁月的沉渣，反倒散发出怀旧的温暖，有大地深处的气味，有旧棉衣柔软的手感。

我笔下的孩子们：金铃、肖晓、单明明、狗儿、弟弟、小芽、艾晚、梅香、小米……他们的诞生之日，就是离开我生命的时刻。离开我的姿态是同样的：我的手一松，他们就如鸟儿一样扑棱棱地从我的键盘上飞起来，眨眼问不见了踪影。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

可我喜欢看到他们的飞翔。我知道他们已经飞遍全国，飞到了亚洲各地，还飞到欧洲的不少地方，和蓝眼睛黄头发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我祈愿他们能够保持体力，一直飞到未来。

我知道我是努力的，我把孩子当上帝一样尊敬，从来都没有低估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我努力追赶孩子们前进的步伐，像夸父追日一样辛苦。这样，孩子们进步了，我的作品也就进步了。

还要努力。写作的快乐就在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