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转型时代，江山无语，人物犹存。

傅国涌道出中国穿越历史“三峡”的艰难曲折，让历史的还给历史。

《无语江山有人物（精）／百家小集》通过大量史料，爬梳考证期间的人和事，写慈禧的垂帘时代，写鲁迅的演讲、胡适与白话文、张季鸾与《大公报》、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傅斯年对抗战进程的判断，还有郁达夫、竺可桢、胡政之等知识人的在民国时代的心路旅程。深刻展现百年中国转型中各路风流人物“激流勇进”的独特风骨。

《无语江山有人物（精）／百家小集》收入著名文史学者傅国涌近年来读史札记十五篇，全书各篇从史料出发，对中国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名人经历往事进行回顾和评述。全书文字延续了傅国涌历史散文作品一贯的叙事风格，文字深沉有力，字里行间饱含感情，体现出对历史人物深切的温情与理解，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可读性。

一九〇六年：慈禧垂帘听政时代的宪政萌芽

孙中山：“革命不忘读书”

鲁迅先生的讲演

新语言和胡适的“得寸进寸”社会演进思路

邵飘萍：幸还是不幸？

张季鸾：大变动时代的报人典范

郁达夫，别了“风雨茅庐”

“三度挽危亡”：王云五自命“野牛”

傅斯年对抗日战争进程的判断

竺可桢怎样当大学校长

“于子三运动”与浙江大学

胡政之，一个报人记录的一个时代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几乎被文学史遗忘的周文

唐德刚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一八九八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齐刷刷地砍下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血花四溅，老迈帝国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徐徐落下十九世纪阴沉的帷幕。纪元更始，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开始于八国联军铁骑进京的烽火狼烟，垂帘听政、主宰中华大地的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万乘之尊一路饱经流离之苦。这才有了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那道以光绪帝名义颁发的变法谕旨，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出现的第一线微弱之光，这是曾经长期被遗忘的“清末新政”的起点。它意味着慈禧开始接过戊戌变法染满鲜血的衣钵，尽管她的出发点只是要挽救摇摇欲坠的宝座。当年十月二日，慈禧再次下达懿旨，表示“变法自强”的决心。在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推动下，清末新政开始启动，尽管步履缓慢。

到一九〇五年七月之前，朝野上下要求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清廷决定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枝枝节节的变法这才逐渐指向政治体制的层面。我们可以把此举看作是清廷决心改革政治的信号，当然这个时候慈禧还没有下决心实行立宪。九月，也就是清廷下诏废止运转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后不久，五大臣大张旗鼓地出国考察，结果上火车时遇到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吴樾当场取义成仁，五大臣有惊无险，但出国的行程被推迟了几乎半年。十一月，清廷颁发上谕，要督办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同年十二月和一九〇六年一月，鉴于上次的教训，五大臣悄悄地分两批出国考察，他们的足迹遍及日本及欧洲许多国家，重点是考察君主立宪制成功的英、德、日等国。

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五大臣之一的载泽归国后，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明确主张立宪，效法日本。另外两位大臣戴鸿慈、端方不仅当面告诉慈禧“立宪利国利民”，而且联名递呈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宪政变革的初步方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学习外国，设立议会，地方自治，做好实行预算决算的准备等等。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民智未开、教育不普及，反对宣布立宪，袁世凯、岑春煊、徐世昌、孙家鼐、张百熙等人则赞同立宪，皇族中的奕勖以及年轻的载沣也都抱支持的态度。当然也有很多反对立宪的声音，包括荣庆、铁良等人在内。对此，皇室贵胄载泽对反对立宪者的反击最为坚决有力。慈禧太后则对立宪没有什么太深的成见，她所在意的只是君权不受损害，服制不可改，辫发不可变，典礼不可废。

当年八月二十七日，应慈禧之召进京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主张从改革官制人手，预备立宪。他的立宪热情空前高涨，声言“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谁反对立宪，谁就是“吴樾”，就是“革命党”。他因这些言论一时博得了“倡导立宪”的名声。二十九日，慈禧召见大臣会议宪政之事，只有两个人默然不吭气，一个是军机大臣王文韶，一个是督办政务大臣鹿传霖，其他人都表示应该实行立宪。最后慈禧态度明朗了，王、鹿也只好勉强表示同意。九月一日，清廷正式发表“仿行宪政”上谕，提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提倡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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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六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这个消息带给中国的震撼不亚于八年前的戊戌变法。二十三岁的宋教仁却不相信清廷真有诚意，当年十月八日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写下大段日记，议论此事，认定清廷不可能走上开明专制和立宪之路。在他眼中，清皇族连普通知识也不具备，有的甚至不通汉文，游荡淫乱，依靠他们，中国永世无刷新之一日。到一九一一年春天，他在《民立报》执笔，更是直接喊出了“宪政梦可醒矣”“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不是他反对立宪，而是不相信在清皇族治下会有真立宪。所以，他笃信中国必须经过一场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他那一代年轻的留日学生推动的。鲁迅的一句“上野的樱花开了”，让我们想起新兴的邻邦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鲁迅、蔡锷、范旭东、张季鸾、胡政之、蒋介石、汪精卫、阎锡山们那时候都在日本，或习军事、法政、经济，或学医学、化工，救国之志则是一致的。在投身革命的一群中，更多的人思考的重心只在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上，像宋教仁这样留意政体问题，并有深入研究，旨不仅在破坏，更在于谋永固之建设的人并不多。所以，当革命的大潮一起来，清帝国之局崩解，他便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今日看他当年政体之主张、政策之主张，条分缕析，清晰有序，与只会拿炸弹、喊口号的志士不一样，难怪他在日记中藐视清皇族子弟，说他们不识外交如何下手，内政如何下手，实业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备如何下手，理财如何下手，“皆长安之轻薄儿而已”！

自一九〇四年亡命日本，他没有放松自我建造，他的努力从他翻译过的这些著述或可窥见一二，《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日本宪法》《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这些知识的装备，而今看来或许算不得什么，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只知子日诗云、《资治通鉴》和《三国》《水浒》的民族而言，他领略了崭新的近代文明常识。一扇朝着人类公共生活的窗口向他打开了，他看见了完全不同于旧书、旧小说中的一个世界。他也曾想做一个小说家，《红楼梦》激发他的这一心愿，要写一部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最终他以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将来之希望”。这希望就是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八日，他被暗杀前两天在上海演讲时指出的：“今者吾党对于民国，欲排除原有之恶习惯，吸引文明之新空气，求达真正共和之目的，仍非奋健全之精神一致进行不可。……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这些思想就与我们熟悉的千年不变的“恶习惯”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宋教仁是超前的，也是孤独的，他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仅他追求的理想和他的生命一起被折断，真正理解他的政见、能切实体会他对政体问题灼见的人，当时也并不多，即使在他所处的革命党阵营内。百年之后，他依然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感他当年在日本就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九〇六年十月五日，一个万籁俱寂的雨夜，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辗转难眠。窗外雨声时滴，他想到孤身一人在异国患病，万感交集，“又思考吾一身究竟结果如何？吾一身结果与吾祖国时势之关系如何？”他又想到自己孤身漂泊海外，所谓朋友虽甚多，而真正志同道合的甚少，“自顾此身，仍是孤怀独行，俯仰天地，恐终侧身无所耳！”想到这里，他一时泪下如雨，几至失声。他当然没想到自己将来的结果，更不知道这一结果与时势、国运的关系。但他对这种孤独感已有深深的领悟。

相隔仅仅五年，他就亲历了清廷解体、民国诞生，不到三十岁的他成了举国瞩目的民国元勋。这一切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却也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对政体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其主张或尚可以商榷，但他“吸引文明之新空气”的努力则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容否定。他的横遭暗杀给中国留下的伤害至深至痛，国运之转移有时竟系于一人之身，这是我们常常无法明白的。中国史上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建设性人物，古老民族总是陷于“原有之恶习惯”中，难以自拔，而“吸引文明之新空气”则难之又难。历史让我们看见的是深深的无奈，即使宋教仁这样的新人物出现了，也是昙花一现，迅速凋谢。以鲁迅的冷峻，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中国事的难办，“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因此，尤其要珍视不流血的思想资源，宋教仁寻求的就是一条不流血的路，尽管他本人为此而流血。

二〇一二年深秋，我到他的故乡湖南桃源去寻访他的故居。其实他的故居早已无存，我看到的是新造的旧庭院，空空荡荡，飞满了蜻蜓。通往他故乡的小道坑坑洼洼、曲曲弯弯，村庄里安安静静，人烟稀少。宋教仁曾生活过十七年的村庄已与他无关，他的乡人无法理解他，他在自己的故乡是孤独的，他走的就是一条孤独前行的路。传说中的桃花源与他的故居相去不远，我去得不是时候，只看到一片光秃秃的桃林，没有夹岸桃花，落英缤纷。

每一代人都只能在时代给定的条件下尽力，思想、发声、行动、挣扎乃至牺牲……在无情的时间河流中，我们渐渐看见进化论史观的不可靠，历史总是千回百转、无比曲折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胡适之、竺可桢、傅斯年等人有幸到美英留学，学哲学，学科学，学史学，他们大半生致力的也不过是要“吸引文明之新空气”，将这个国家带上一条自我更新的道路。无奈“原有之恶习惯”太深太重了，有时候，往前迈出一步，却要以往后退几步为代价。

江山无语，唯活在期间的人物代代更新。从一九一三年宋教仁在上海遭暗杀，至今已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中国变了，中国没有变，历史就在变与不变之间，我看见的是刻骨铭心的无奈，回天无力的无奈，翅膀折断的无奈，孤独前行的无奈。

二〇一五年二月一日杭州正飘着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