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对革命的贡献，一是创建和领导了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他由此而成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驱。这在当时和后来都一直受到高度评价。二是他在狱中写成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死》等自传性文稿，对中国革命做了抒情的论证和理性的探索，赋予革命以一种诗性的、神圣的光芒。一九八四年，方志敏的全部文稿由人民出版社收集为《方志敏文集》出版，一九九九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
一、纪实与抒情
典型的革命者面对的是刀光剑影、牢狱刑场，其生命寄托是理想与信念，其作品是狱中书简。中国革命的狱中书简，就现在可见的而言，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与方志敏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可爱的中国》等最有价值。前者沉思的是革命者的人性，后者发掘的是人性中的革命性，都是体验和理解革命的必读书。
不是每个下狱的革命者都能写书作文，即使是具备写作才能的革命者。方志敏之所以能在一九三五年三月至七月写下十三万字的书简，很重要的条件是他住在狱中的“优待号”：“房子很宽敞，每室住一个或两人，都有玻璃，都用纸裱糊过，与其说是囚室，不如说是书房。住在优待号里的人，除了不能走出大门外，其余都如在旅馆里住着一样，十分自由方便。”（《方志敏文集》，第一六四页，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入狱之前，方志敏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另外，他还得益于四个被他争取过来的看守的帮助。
参加革命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研究后树立革命理想的，二是在革命洪流中随大流的（包括投机者），三是个人无路可走逼上梁山的。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二月就在浙江说过：“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一一二五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方志敏属于第一类，他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对其行为有清醒的意识与反省。一旦成为革命者，他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一个革命者全部命运，包括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被俘的当天晚上，他就坦然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方志敏文集》，第三页）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主要内容，一是政治汇报。他对革命极度忠诚，又是割据一方的领导人之一，其成败得失需要有一个政治交代，如总结赣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检讨皖南行动失败的原因等等。他不讳言，“我们因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方志敏文集》，第九九页）而招致失败。二是个体抒怀。对可爱的中国、对掌握着绝对真理的党、对一定会胜利的革命，方志敏都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他的爱；其中对自己错误的严厉自责、对牺牲者的深切怀念等都真诚动人。政治汇报曾经是令人反感的材料，个性抒情一般是艺术家的专利，方志敏把党性和个性、政治和诗情融合在一起，以其滚烫的文字令人血脉贲张。
不过，这些周转无数、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的文稿并非政治抒情诗，而是革命纪实。作为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方志敏从一九二七年回到故乡后就组织革命，不但艰苦卓绝，且多次“重起炉灶”，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其革命生涯与赣东北革命已血肉相融。他具有从事党政军工作的全面才能，在赣东北的顺利时期，只要有方志敏的参与，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打开新局面。“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叶剑英）狱中文稿既是一个革命者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根据地的兴衰史，这里没有政治修辞，没有刻意剪裁，具有高度的主观真实性。
P75－P78
这是我前些年写作的有关文化人物的文章选集。我原来学中文，后来转向更大的文化范围，偏重在历史与理论，对个性鲜明、贡献各异的中外文化人物始终兴味盎然。这要追溯到一九七九年秋，那时我在扬州师范学院读中文，一次在扬州汽车站等公共汽车回家时，遇到两位在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同乡，他们正对着一本当代文学史教材谈论一些作家的生平事迹，我至今记得是李准、王汶石、杜鹏程、茹志鹃这些人。两位同乡入学前就是中学语文老师，虽成绩甚好，却因年龄较大而只能读大专，但他们对文学、作家、当代中国的了解却非常丰富，他们所说的这些作家的人生经历、成名及后来的状况等，我觉得非常新鲜。从此，不管研究什么问题，我总是对这个领域的人抱有最大的兴趣。现在想来，我个人的成长，多得益于那些年长的同学。我是七八级学生中年龄较小的，同学大多为一九五O年代出生，他们一些不经意的闲谈，对我很有启发。记得一九七八年秋入学不久，我就从同宿舍的同学中知道了一些“右派”的名字，然后我便到图书馆借来他们的作品。刚刚读完，这些人就平反了，很快成为一九八O年前后中国作家中的主力。我此前的阅读恰逢其时，而当年的阅读经验至今仍是我的思想资源之一。
前年秋天，我和我的同事、人文学院院长王杰教授一起到香港，回来时在机场停留，在书店看到一些有关“文革”人物的书。王杰说他当时在武汉大学读书时，一位北京来的同学就说过“××是冤案”之类的话，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不敢想象的，我也是多年以后才有所认识。王杰只是随口一说，却使我想到，如果我当年就知道或听说过这些，可能会节约许多阅读理解的工夫，可以在文化、历史研究方面有更好的成果。可惜其时我所在的是地方性学校，同学多来自苏北乡村，见闻总体有限。此时我再回想此事，也就更加明白了为什么年轻学生都喜欢到重点大学、中心城市学习。一九七O年代末的几年，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刻，某些信息、观点、政策等可能会对一本教材、一个学科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对一个学生来说，在哪个学校学习、和什么人在一起学习就很重要，小地方和大地方、乡间少年和权贵子弟，在学习资源和知识起点上毕竟是有明显差别的。幸运的是，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有了很大的改观。至少对文科来说，资料、信息等都很容易获得，学生对环境的依赖要小得多。至于有些人希望利用各种学习的名目上下其手、拓展人脉资源等，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说到人物问题上来，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发展文化产业的时代，一个落实公民文化权利的时代，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都不再只是传统所谓“知识人”、“文化人”的专利，政策、机制、企业可能更为重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个别的人物似乎也不如整体性的民族传统、叙事方式、符号结构、风尚潮流等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我始终认为，即使在今天的文化形势下，文化创造依旧需要杰出的个体，他们的品位、能力、经验仍然是我们研究文化所不能回避的。在文化上。不能搞一人一票，总是有少数人更有发言权。这也是本书文章写作的动机。
初冬的江南天朗气清，我怀念温暖的南国，也特别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还记着我这个曾在广东工作的人。
单世联
2014年11月2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
单世联所著的《一个人的战斗（精）／百家小集》精选录入了单世联对方志敏、丁玲、朱光潜、梁宗岱、夏济安、贺麟、何炳棣等历史文化人物及其相关历史事件的精彩评述，从对人物及其著作抽丝剥茧的解读中，钩沉出一个人、一群人和一个时代的森罗万象。命运无常，雁过留声，唯阅世方能明智。
当代文化思想名著《革命人》部分文章首次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单世联所著的《一个人的战斗（精）／百家小集》以随笔方式探寻方志敏、丁玲、朱光潜、梁宗岱、夏济安、贺麟、何炳棣等名人的时代命运。
百家小集，名家云集。百家小集第二辑收入钱理群、萧默、单世联、王学典、十年砍柴、傅国涌、来新夏、陈行之、程映虹、周志兴等名家思想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