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他被媒体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自谓“百岁学人”/他是个“快乐老头儿”，期颐之年连获三个奖项。他的故事“好玩儿极了”！《走读周有光》，周有光最新传记！

全书行程上万公里寻访八城故地，精选二百七十佘幅图片，百年岁月娓娓道来……

在《走读周有光》这本书中，作者陈光中采取“走读”的方式，从周有光的出生地常州起步，先后走访了他生活和工作过的苏州、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北京以及当年下放劳动过的宁夏西大滩等城市或地区。《走读周有光》力求在追寻周有光百年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探求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演化的脉络；把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投射在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下，与读者一起领略诸多更深层次的感悟。

自序

一、初识周有光

二、常州：礼和堂

三、常州：青果巷

四、常州-苏州：中学时代

五、上海：从圣约翰到光华

六、苏州-上海：九如巷与吴淞口

七、上海-杭州：温柔的石堤

八、上海-苏州：鸟鹊桥弄

九、重庆：观音岩葫芦

十、重庆：唐家沱

十一、成都：华西坝

十二、上海：东照墅

十三、北京：沙滩后街

十四、北京：《汉语拼音方案》

十五、北京：风暴乍起

十六、宁夏：西大滩

十七、北京：从沙滩到后拐棒

十八、“上帝把我忘掉了！”

附录一：周有光年谱简编

附录二：周有光部分著作书目

后记

插图索引

而为姐姐和妹妹的婚事积极奔忙的张允和，自己的夫婿却来得很从容，那就是周有光。

张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叶圣陶说过：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他与张允和并肩走过了将近70年的人生之路，那可真是一段悠长的故事，需要舒缓精神，慢慢道来。

由于战乱动荡，张家姐弟陆续走出家门，天各一方，甚至有数十年中断了音讯，但这九如巷始终是他们眷恋的地方。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系全家人感情纽带的，是一本特殊的刊物——《水》。

受父母影响，姐妹都喜好文学，于是组织了一个“家庭文学团体”——“水社”。几个弟弟看着羡慕，也组织了一个“九如社”。相比之下，还是“水社”显得更加兴旺，她们的社刊《水》办得红红火火的，连“九如社”的成员也不由自主地参加进来了。《水》的“发行范围”虽然只限于张家的成员以及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但办得十分“正规”，大家都踊跃地为它投稿，并十分积极地刻版、油印、装订、分发，忙得快乐而有趣。直到1937年，因战乱的影响，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

要说一个家庭刊物也并不算什么稀奇，据我所知，一些文化人的家庭同样有过以孩子们为主体的家庭墙报、家庭“报纸”什么的。但《水》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停刊近60年之后，居然又更加红火地复刊了。那发起者，就是张允和。

这真是一份十分有趣的刊物。用“自封为主编”的张允和的话说，是“世上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复刊后的第一期《水》只印了25份，但它的读者越来越多，传阅范围已经穿越了国界，远及欧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变化的时候还及时打电话通知“编辑部”，以免收不到。著名出版家范用称《水》的复刊为“本世纪一大奇迹”。

从第七期开始，已是“二八年华”(对自己88岁的戏称)的张允和“退居二线”，改由“副主编”张兆和主持。由于后来张兆和身体欠佳，从第13期起，《水》的“编辑部”从北京移至苏州，由张寰和继续主持。

张寰和送了我一本2002年4月30日最新出版的“复刊第19期”，是用复印纸单面“印刷”的。封面照片是位于苏州书院巷的江苏巡抚衙门旧址，由张寰和摄影。我在来他家的路上刚刚经过那里，但不知道那正是他们祖父张树声当年任职的衙门。这刊物虽然只有26页，内容却包罗万象。有关于张树声、张冀牖的生平介绍，有政论文章，有诗词歌赋，有日记摘抄，有报刊文章汇编，有绘画作品……

我随手翻去，最先看到的是周有光写的那篇《走进世界》。文章针对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历史性的大事，由《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谈起，说到中国传统的“出世”思想直接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巧妙地把加入世贸组织的“入世”与走进“尘世”的“入世”结合起来，阐述了“入世”的重要与必要。他说：“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从‘入世’之难，我们看到了自己离开世界还有多远。……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视角独特，笔锋犀利，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97岁的老人笔下。这使我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见到那“二姐”夫妇。

张家姐弟现在北京的有三位：二姐允和、三姐兆和与三弟定和。我向张寰和许下了一个诺言：回到北京后，逐一拜访他们，把他们近来的状况用相机拍下来，让他们姐弟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见面”。

不过，我的诺言未能实现。16-17

我曾有意询问过20位朋友，算是一次小范围的调查。提出的问题很简单：“知道周有光吗？”

有18个人茫然反问：“周有光是谁？”

还有一个人做思索状：“周有光？是不是和沈从文有什么关系？”

听到这个回答，我不知应当感到欣慰还是悲哀：周有光的名气，居然还要从沈从文那里“借光”？

只有第20个人很坚定地回答：“知道。不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嘛！”

这回答还算靠谱，但不完全对。现今人们动辄授人以什么什么“之父”的名号，既不客观，也太俗气，周有光本人并不认可。

说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创始人之一，基本准确些。

作为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只要你使用手机、只要你使用电脑，只要你查字典……你就离不开周有光的成果——《汉语拼音方案》。

但是，仅凭这一点，还无法涵盖周有光那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更何况，他还在不断做出许多让人惊叹的新事情呢。

说到这里，人们一定更要追问：“周有光到底是谁？”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如前面那位朋友所说，周有光的确与著名作家沈从文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连襟。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出身名门，叶圣陶曾说，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沈从文同样幸福，娶到了张家三女张兆和。张家四女的婚姻，本来就是相当动人的故事。

张允和不愧“才女”称号，晚年出版了多部文集，她撰写的《昆曲日记》，堪称研究昆曲历史的“教科书”；张家十姐弟早年创办的家庭刊物《水》颇有名气，在停刊近70年后由张允和主持复刊，被戏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刊物、最老的编辑”，至今仍由张家的成员继续编辑，海内外的许多名人都是它的忠实读者。所以张允和曾得意地拿自己的夫君打趣：“我比有光更有光！”

然而周有光无须借助夫人或连襟的名气，自己本身就相当“有光”。

周有光于1906年生于常州，经历过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不同的时代，百年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早年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颇有建树，50岁时却突然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70多岁了还参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出版，是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三位成员之一。家中小辈与他调侃，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合起来是一个○。周有光笑答：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说：“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

1991年，“5岁”的周有光正式离开工作岗位，他自命“学人”，把重新学习称为“自我扫盲”。他的“扫盲”成果是，20年来，基本每月发表一篇文章，每年至少出版一部著作。百岁以后——在他算来是“20岁”以后，还陆续出版了《百岁新稿》、《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见闻随笔》、《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周有光百岁口述》、《朝闻道集》、《拾贝集》等新作，内容涉猎广泛，观点相当尖锐，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2010年的第十一届深圳读书月活动中，《朝闻道集》入选“年度十大好书”；2010年12月15日，周有光获得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南京市政府、凤凰卫视联合评选的“中华文化人物”称号；12月19日，他又入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被誉为“大音之魅”而获得“中国魅力人物”称号。如此业绩，堪称文坛奇迹。有趣的是，2010年6月，已经进入人生第105个年头的周有光，还在网上开辟了博客；更有趣的是，他的博客不仅引来大批“粉丝”追捧，还招致许多恶言辱骂，而他对这些追捧和辱骂均付之一笑；他的口头禅是：“好玩极了！”  这样一位“好玩极了”的老人，是不是很值得一读呢？

我自2002年与周有光、张允和夫妇结识，屡经交往，自有许多感触积存心头，几经踌躇，终于经不起诱惑，贸然下笔写了这部书。自知文笔拙劣，只怕未能“有光”，反倒减彩，所以先把丑话说在头里：这书只是一幅技法欠佳的速写，要想真正品味“百岁学人”的文风，还是得去看他自己的作品。

在这本书中，我依然采取“走读”的方式，从周有光的出生地常州起步，先后走访了他生活和工作过的苏州、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北京以及当年下放劳动过的宁夏西大滩等城市或地区。力求在追寻周有光百年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探求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演化的脉络；把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投射在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下，与读者一起领略诸多更深层次的感悟。

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也不是游记随笔或采访手记，它似乎是一种“杂烩”，说不出什么明确的体裁和章法。笼统说来，它只是将我的“走读”过程及具体感受掺杂于故事的叙述之中，力求使读者能有“身临其境”、“心临其境”的触动。如此尝试，希望能够为读者所接受。

本书一共使用了270余幅图片，并依然保持我以往的习惯：其中的景物照片均属实地拍摄；那些人物画像、速写、地图等，也由我亲自绘制。同时，还选用了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家庭相册以及所著书籍中的部分照片，作为珍贵的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历史照片，多是直接摄自有关的博物馆或专题展览。图文相辅，也可算是本书力求达到的效果之一吧，所以在书末特地编制了相应的“插图索引”。

闲话少叙。这书是否值得一阅，还是等待读者评价吧。

陈光中

2011年2月于北京会城门

在计算机上制作完成的最后一幅插图，是沙滩后街55号的地理位置图。

巧得很，这天是2011年1月10日，距去年去有光先生家的日子，恰为一年。

365天的时间，就这样悄然无息地过去了，实在让人感慨。

绘制地图有一个特殊的效应：在重新接触那些地名的时候，会勾起许多具体而亲切的回忆。

一年以前，我对其中的不少地方还是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和事情。而一年间，下江浙、去西南、走西北，屈指细算，仅乘坐火车所走过的路程，累计也有9985公里了。如今回想起来，在这“行万里路”的经历中，还是有许多收获和感动的。

对于那些曾经给予过诸多指点和帮助的人们，我心中多有感激。最先想到的是张晓颖女士，当年正是由于她的建议，我贸然闯进了苏州九如巷张家，如此才有了这本书；她的夫君曹宁先生，作为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直给予积极的帮助，巧的是，此次去成都，我偶然得知他的父母抗战期间都在重庆，专程前去拜访，听两位老人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实难忘怀。至于苏州九如巷的张寰和先生，已是多次交往，那对坐恳谈的情景，历历在目。还有北京作家庞旸女士，常州青果巷的潘再生先生，周氏族人周蔚春先生，兰州的老朋友邵笑女士，以及许多偶然相遇不知姓名的好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妻子小敏，作为“第一读者”和“首席校对”，付出了与我同样多的劳动。

当然，最应当感谢的还是周有光、张允和夫妇以及周晓平先生。这书中所引用的大量资料，源自周有光及张允和先生所著的《多情人不老》、《朝闻道集》、《拾贝集》、《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张家旧事》(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写)、《最后的闺秀》诸多书籍以及家庭刊物《水》等；其中的许多照片，摄自他们的家庭相册。正是由于他们的信任与坦诚，才使我的“走读”得以顺利进行。

如此，除了“后记”，这本书的所有文图已经基本完成。

于是下笔写这“后记”。

1月13日是有光先生105周岁的生日，本想前去祝寿的，更何况前段时间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先是肠胃不适，继而感冒，接着又持续咳嗽，让人很是惦念，早有探望之意。按常规，我自然是要事先打电话询问的，不料，连续几天，保姆小田接电话的时候口气都有些为难：这两天家里来人太多了！从电话里就听到那边人声鼎沸十分热闹，我想，还是等等吧。

几天里倒是办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领导以及王文运先生，决定出版本书。这应算是送给有光先生一份特殊的寿礼吧。

等到周家消停了一些，我终于得到上门的机会。

仍是那间熟悉的小屋，仍是那张熟悉的小桌。见我进屋，他笑着挥手打招呼。此前他显然正在工作，那台熟悉的电子打字机就摆在桌上。他让我稍等一会，关上打字机的电源，用一块花布包袱皮裹好。我想伸手帮忙，被他拒绝了：“你不知道怎么放。”他自己把包袱塞到小柜旁的角落里，回身坐好，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好了！我们可以说话了！”

时间是下午3时，有光先生该喝他那始终不变的下午茶了。我端起小柜上的杯子递给他，发现杯子是凉的。他解释说：“这个是酸牛奶。酸牛奶本来就是吃凉的，不煮的。因为我吃饭吃得很少，保姆说我营养不好，就吃一杯酸牛奶补充。”

看来他已经痊愈了。

听到我说书稿即将出版的消息，他很高兴，我乘机提出请他题写一个自己的名字，将来可以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在请名人题字这件事上，我一向有些胆怯，一旦遭到拒绝，难免感到尴尬。不料有光先生欣然应允，还嫌我带去的纸张太小，要保姆另取几张大的来。他说：“我写得大一些，你将来可以缩的。”

在落款的时候，他停笔跟我商量：“我还是写1月13日，我生日那天？”

我当然同意。

此时我得寸进尺，又提出一个要求：“您能不能再写一个题词？随便写些什么，比如对未来的展望、对历史的思考，对人生的回顾、对故乡的记忆……”

他说：“好的。”

他摊好纸，下笔就写。

他写的是：“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他说：“我最近常常写这句话。这是整个世界观的改变。”

在回来的路上，我始终在琢磨有光先生的题词。

我想，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深思索。

2011年2月于北京会城门